周总理的人性光芒与人格魅力_风闻

作者：李景贤 曾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

周总理以其盖世伟业和高风亮节，给世人留下了数不尽的感人故事。他那人性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渗透到一个又一个细枝末节。1963年9月，我入外交部工作，听老同志讲过总理无数的“最”，其中“三最”在脑海里的印痕最深：全中国睡眠最少的人；作风最切合其姓（周）的人（指待人最周到，想事最周全）；记忆力最强的人。

做苏联人民的工作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我国访问，由当时的对外文委负责接待。那时，我在外交部翻译处工作，被接待单位借去当陪团翻译。该部门的领导打算请周总理见一下这位苏联客人，但感到没有把握，于是，便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试探。

“总理办”很快就做出了答复：总理说，这几年，来我国的苏联人少多了，他要见一下这位作曲家，这是做苏联人民工作的好机会嘛！总理还特别交代，国庆节那天，要请这位苏联客人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礼，还要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这是我第一次陪外宾登上这座闻名于世的城楼——新中国的“名片”，感到十分兴奋。

国庆节一过，周总理就在北京饭店会见了这位苏联作曲家。会见前，苏联客人感到有点紧张，对我说，他出访过十几个国家，从来没有被外国领导人接见过，这样的荣誉真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他又说，不知道周总理会问他些什么，他该怎么回答。我告诉他，周总理十分平易近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听我这么一说，紧张的心情才得到了缓解。

• 周恩来总理在赴苏联的专列上

周总理会见这位苏联作曲家之前，先与中方陪见人员见了面。他老人家神采奕奕，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交谈。他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是否在对外文委工作。我告诉总理，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和翻译班学的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问：“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说，“这一两年来，中苏间人员来往已经很少了，每年才几起，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总理说，“这种办法好。”

周总理会见苏联作曲家2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听完音乐会准备离场时，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李-景-贤。”我转头一看，原来是这位苏联朋友从老远的地方认出了我，便顺嘴叫了一声：“谢尔盖·谢拉西莫维奇（其名字和父名，尊称）！”两人见面时都很激动，感慨不已：20年过去了，他竟然还记得我那相当难念的姓名；我也记得他那很不好记的名字与父名！在简短的交谈中，他深情地回忆起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说这是他一生“莫大的光荣”。

记忆力惊人的好

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周总理经常参加外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各国使节广泛进行接触。当他与使节们交谈时，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的译员们都紧跟其后，当需要时（周总理懂英、法、俄语）就上前翻译。我曾有幸多次参加了这项工作。

有一次，周总理见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一名临时代办，边握手边说：“拉兹杜霍夫同志，今天很高兴又见到了你。”又说：“夫人好久没有见了，她好像不太像俄罗斯人。”原来，这位代办夫人那天把头发吹得很高、很松，像只大鸡窝，即使按当时的国际标准看，也相当超前。苏联代办用汉语夹带着俄语进行解释：“总理，她是俄罗斯人，是的。不过，她来自俄罗斯东部，是东方人，所以，总理才觉得，她有点不太像一个纯俄罗斯人。”

还有一次，周总理与苏联使馆另一名临时代办边握手边说：“莫初黎同志，拉宾同志（苏驻华大使）回去有两个星期了吧？他现在好吗？准备什么时候回来？”还问：“今天为什么没有见到你的夫人？”苏联使馆的代办算不上什么人物，顶多是个公使衔参赞，司局级干部，而且这个“代办”还是“临时”的，又经常换人，但周总理碰见时一眼就可认出，还能直呼其名。连人家大使因事暂离使馆回国的时间，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在我们外交部高翻们的心目中，周总理是位“超人”。**其“超能力”之一是记忆力特别神奇，借用季羡林先生赞一友人的话来说，周总理所见过的每一个人，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个点，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

• 1960年9月，周恩来总理接受英国作家、记者菲力克斯·格林电视采访，这是他首次接受电视采访。

另有两个例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

有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个日本考察团前与中方陪见人员交谈时，发现有位新同志，便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在外交部哪个司工作。原来他是从事日本工作的，叫江培柱。过后不久，周总理会见了另一个日本考察团，江培柱也参加这次会见，坐在会见厅的后排，准备当总理问问题时，好立即做出回答。总理在与外宾交谈时发现了他，便说：“江培柱同志，请坐到前面来，这样，谈情况就可以听得更清楚。”

有一次，周总理给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敬酒时，指着身边并不太知名的女译员说：“这位女同志是外交部苏欧司的，有一女一子。”然后小声对她一个人说：“可不要再生啦！”原来，总理在另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宾之前，与在场的中方陪见人员逐一交谈时，了解到这名译员的家庭和工作情况。

我的女儿晓梅常给我讲她所看到的有关周总理神奇记忆的故事，并与我一起探讨这种“神奇”的原因。记得她曾说过这样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归根结底，这源于总理对人，对他所见过的每一个人的尊重。”

对译员的关怀无微不至

周总理对译员们关怀备至，开会研究重大的外事问题时，让译员也参加，以便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有好几次，他发现译员没有在场，就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让翻译同志来参加会？人家不了解情况，怎样给你翻？！”

周总理对译员体贴入微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外国领导人正式宴请外宾时，不让译员上正座，而是让其坐在其至站在身后翻译。总理早就说过，这个例我们新中国要破，宴请时，请译员也上正座。

朝鲜语翻译前辈张庭延谈起给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告诉我一个感人细节。周总理有一次在宴请朝鲜外宾过程中，几次为他夹菜，亲切地说：“你也吃嘛。”有时甚至还有意停顿一两分钟，好让张庭延能吃上几口。

•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会见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董宁川（中）为翻译。

法语翻译前辈，百岁老人董宁川先生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又讲给自己的亲人们、朋友们听，他们也特别受感动。

有一次，一位刚果特使来访，周总理亲自陪同他乘坐小轿车，从长沙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宾主交谈时，坐在车子前排的董宁川总是转过头来翻译。过了大约十几分钟，总理觉得译员这样做太累，便提出他自己坐到车子的前排，请译员与外宾坐在后排。

这位译员感到，总理如果坐在前排与外宾交谈时，他也得转过头来讲，心里就想，累我可别累总理，于是，怎么也不肯改坐到车子的后排。但总理执意要换座，这位高翻只好服从。结果老人家真的不断地转过头来与刚果特使交谈，董宁川多次提出要坐回到车子前排，总理就是不答应。这一路走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位高翻一路念叨着：“可别把总理给累着啦！”董老先生每每向我忆及此事总是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说：“世上哪个国家的总理会这样做啊！？”

有一段时间，在我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稿中一一列出中方陪见人员的姓名，总理特别交代，译员的名字可别漏掉！

周总理对译员的关怀，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他一再强调，翻译必须准确。他说严复讲的“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他还说，翻译外交文件，给领导同志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不要随意发挥，也不能妄加解释。与此同时，周总理还要求译员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他说，对领导同志所讲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变通甚至纠正，“帮着把把关”。

•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与前往迎接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右）在飞机舷梯前握手。

译员在翻译时，周总理总是认真地听。在一个夏日的中午，来华访问的缅甸首脑奈温将军在缅驻华使馆的草坪上举行答谢招待会，刘少奇主席、周总理等多位领导人应邀出席，领导安排我给刘主席当翻译。周总理致答辞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轮流走到麦克风前翻译。每位译员在翻译时，他总是掐着手指头在数。一开始我还真有点纳闷，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当俄语译员刘莎译完一段话之后，总理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还在掐着的几个指头，问道：“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给翻过去了没有？”刘莎“噢”了一声，赶忙把总理所点出的那层意思给补译上。

招待会进行的时候，空中乌云密布，时不时地飘着丝丝细雨，经过多个闷热天之后，令人感觉特别之爽。周总理在讲话之初就高兴地说，今天天气“蛮好的”。刘莎把“蛮好的”直译了出来：“奥庆-霍罗沙亚。”（“很好的”。）周总理听后略带微笑，对着她摇了摇头。刘莎立即改译为今天的天气“蛮舒服的”，周总理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

•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访问加纳时拜会恩克鲁玛总统（左四）。左三为冀朝铸。

我国翻译界的顶级人物，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冀朝铸当年给我们这些年轻译员传授翻译经验时，“开篇”总是讲自己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出“洋相”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1956年秋天，周总理设宴招待一位外国领导人，他在致辞过程中脱稿讲了一段话，这位高翻当时思想却开了小差，照念翻译好的英文稿，周总理听了几句觉得不对，便小声打断：“小冀，不对，这是我临时加的话，你怎么还照念原来的英文稿！”还说：“小冀太紧张了，一个高级翻译怎能这样！请换一名译员。”这位高翻当着我们这些年轻译员的面，给自己揭“丑”时，脸上显露出一片真诚和对总理的无限崇敬。他恳切希望我们从他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还告诉我们，总理对他这个疏漏并没有怪罪，说知错改了就好，第二天仍旧让他当翻译。

周总理与外宾谈到日本问题时，常常提起日本的人名、地名，问题在于，其汉语发音与日语发音往往相差甚远，对此，译员们都甚感“头疼”。有一次，周总理与朝鲜外宾交谈时，用了“佐藤”“名古屋”等人名、地名。译员一听就懵了，翻不出来。周总理只好亲自把这些日本名称，用日语发音告诉了外宾。会见后，周总理批评了这名译员，说日本的人名、地名，下次如果再翻译不出来，那可不行！

他还对陪见的外交部负责人说，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指示外交部要尽快编出一本日本人名、地名中日文对照小册子，并在日文之后再注上英文译法，好让各语种的译员认真地背，牢牢记住其英语发音（各大语种的日本人名、地名发音与英语相同），这样口译起来才不至于出问题。

周总理要求译员们不断扩充知识面，多学点历史，多读点古文。他知道冀朝铸是在美国长大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得少一点，便一再建议他下功夫通读《资治通鉴》，说“这本书主席都那么熟了，天天还在翻阅”。这位翻译前辈告诉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资治通鉴》他认真地读过，增长了许多历史、文化知识，这对日后给主席、总理当翻译大有裨益。

风度、仪表、言谈举止

周总理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言谈举止超群，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传为美谈。

法语高翻杨桂荣有一次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上，回忆起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对这位伟人的风度做出如下精细的描述：“我头一次见到总理时，一下子就产生出三点直观印象：一是，他的目光深邃而明亮，充满着智慧与信心；二是，他端坐在那里，让人产生一种威严而沉稳的感觉；三是，他行走时脚下生风，使人感到他的精明与活力。”我们这些当年跟随总理当翻译的人也深有同感。

• 1964年3月8日，周恩来出访回国途中，在飞机上阅读。

我们翻译处的人都知道，周总理生活很节俭，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件衬衣，可以穿得补丁上打补丁。他身边总共只有两套中山服，一件灰色的，一件黑色的。在招待会上，当我与翻译室另四大语种的译员跟在总理后面做翻译时，每次都发现，他所穿的中山装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

周总理以浓眉著称，他的胡子也长得浓且快，一日得刮两三遍。会见外宾之前，他往往先到卫生间，拿出刮胡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每当我有机会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时，总能看到那刚刮完脸所留下的墨绿色痕道。

据我在多种场合观察，周总理与外宾握手时，绝不像某些人那样敷衍了事，甚至双目走神，而是目光炯炯，直视着对方，手握得非常有力。我每每在想，单从总理一注目一握手中，就可以感悟到他的人格魅力。

周总理特别注重言谈举止，有几个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会见外宾之前，他总是先听中方陪同人员汇报。有一次，汇报完后，礼宾官向周总理请示：“总理，现在可以去叫外宾了吗？”周总理一听此话，就马上把脸沉了下来，严肃地纠正说：“什么‘叫’！？应该说‘请’！请你现在就去把外宾请进来！”周总理见到自己人时，总是以“同志”相称；需要别人做什么事时，总是先说一个“请”字。

周总理经常找外交部人员去研究重大的国际问题。在这些人员中，除了部、司、处三级领导外，根据总理指示，还必须有主管科员和高级翻译。一见面，他就按照部里提供的名单点名。被点名的人员一个个站起来应声报“到”，周总理总是用慈祥的目光一一注视，随即说一句“请坐下”。对于不认识人员，他往往还与之聊聊家常。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外交部一份请示件中，看到“小国语言”这种说法，立即用笔把这四个字划掉，改为“非通用语言”。他严肃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小国语言’这样的说法，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改用‘非通用语言’才好，请通知各有关部门：无论在书面上，还是在口语中，都一律不许用那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说法！”

替人代过

1954年7月21日晚上（日内瓦时间），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周总理兼外长向一位负责新闻工作的官员交代：为了赢得时间，尽早把会议最后宣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会上每通过一段，就立即发回国内。于是，这位官员在下榻的旅馆，把各方已初步商定的宣言稿摊在办公桌上，一段段剪了下来，等候着发回国内。

在会上，每通过一段，身在会场内的中方人员就打电话告诉这名新闻官，他便把该段话发回北京。10点钟左右，会议最后宣言的全文就发完了。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子夜刚过，周总理的秘书陈浩打来电话说：“你快过来吧，国内来电话说你发回的宣言稿漏了几段，总理正在发火呢！”

总理见到这名新闻官时，面部仍有怒色，但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气生过了，火也发过了，现在不想说什么了。你去看看我写的电报。”他看了总理亲笔写的电报后，感到无地自容，亦被其高尚人格感动不已：总理这是替他代过啊！原来，总理在电报中说，对所发的宣言稿漏段一事，他自己应负失职之责，请求中央处分。

• 周恩来总理步出日内瓦会议会场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第二天，即7月22日晨六七点钟（北京时间），新华社总编室把上述新闻官一段段发回的宣言全文播发后，与西方几大通讯社所发的稿子进行核对，发现少了几段，感到前方发回的稿子很可能有误，便打电话请我代表团核实，同时请《人民日报》立即停印，而此时，该报已印出了20多万份。

**从前方发回的稿子竟然会漏段，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个中原因很简单。我新闻官把宣言稿一段段剪下来摊在办公桌后，因为桌子临窗，当时又有点小风，有几段就被风悄悄吹走了。结果，阴差阳错漏发了几段话，他竟然还稀里糊涂被蒙在鼓里。7月22日的《人民日报》，因为前方新闻官的过失，只好部分地拆版重排，迟至中午才出版发行，真可谓欲快反而慢！

由于这个不可饶恕的大过失，上述那位新闻官心情极为沉重，怯生生地等着周总理处罚。没曾想，总理反而安慰他说：“犯了错误吸取教训就好，你不必背什么思想包袱。”这位以大度著称的中国总理，继续让他参加原定的各项工作。

• 1964年11月，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图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机场迎接。

有个例子更是让我感动与感慨。1964年11月，周恩来同志受毛泽东同志之命，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以期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与苏共中央新任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会谈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插话说，苏共中央的对华政策与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差别”。此话引起毛泽东同志极大不满，他指示周恩来同志下次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时严正指出，苏共新领导奉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周恩来同志立即严格按照这一指示办。**但我代表团工作人员在发往国内的会谈简报中，却没有写上这句极为重要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一般会指出撰写简报人的不是，然后再补上漏写的话。可是，周恩来同志并没有这样做，审改简报时就想：这是主席指示要讲的话，我怎么会忘记对勃列日涅夫讲呢？但又一转念，既然记录人员没写上，也许我当时真的没有讲，便没有把这句话给补写在简报上。

事后，经查阅我方俄文速记稿，发现周恩来同志确实把这句要紧的话对勃列日涅夫说了。试想，在发往国内的简报中，不写上毛泽东同志特别指示他讲的这句话，可能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周恩来同志当时并没往下深想。他一生中，忍辱负重、令人潸然泪下的例子不胜枚举。

“周恩来”这三个字，在众多海内外同胞的心目中，是高尚人格和崇高境界的化身。追忆一段段已经渐渐远去的岁月，重温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们可以不断感悟到，甚至触摸到这位伟人那渗透到细微之处的人性光辉与超人魅力，体验他那成为万世师表的不朽一生。

-End-

文字 | 《回首前行路》 

作者 | 李景贤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