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二四） 政治视野（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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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图景

“过上好日子”是每个中国人的祈愿，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只不过国家作为整体，要在前面加上“平衡”与“长久”。于是，“可持续发展”成为“天下神器”当前意志的更为准确的表述。以此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是经世济民。它首先是经济，但不只是经济。

经济决定着一国的民生、国防，任何时候都是核心事务，但全球化时代，经济只是政治的局部。国际社会的政治博弈是经济学无可回避的外部性，经济学因而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或者说，回避政治的主流经济学，要么无用，要么是骗术的一部分。

国家安定，可以用有限的物资营造出供销两旺的全面富足，国家动荡，则多少物资都架不住囤积。世界和平，各国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封锁制裁，则所有的优势都毫无意义。优点可能成为致命的弱点（封闭，意味着无法以长补短，而不平衡正是弱点）。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的外部性能量巨大，经济学家从边际处求证的改良远不能对抗这些外部的冲击：摇晃的船上，再好的技法也完不成作品。经济学那些精致的模型，作用可能是让人沉迷，以至于忘记了操船。

作者不反对经济学，但反对掩耳盗铃的经济学。那些以翻船为目的的成果或共识，只是政治行动借来的名目。经济学，因而有着双重的“新装效应”，既有内部的自我增益，又有外部心照不宣的奖赏。经济学在社会学领域，不能作为（自然）科学；掩耳盗铃的经济学甚至不能作为“知识”，掩耳盗铃的手法才是。

经济学通过“模型”实现与数学的联结。建构模型是一件需要良心的事，对“外部性”的裁剪本身关联着政治，可能形成遮蔽。其分析结论也基本不具备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象棋中有许多精彩的“排局”，它们增加了象棋的趣味性，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残局功力。但“排局”不是真实对奕，“正解”并不导向实战的胜利，对手并不配合着走向我期待的局面。

经济是一个复杂体系，任何的模型都不能反映完整的经济图景。只能用于显示某个切面或脉络。显示的目的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找到问题，经济的问题通常不是经济。

想象一个果园，果园中有各种果树，果树上结出“水”果。园丁定期摘取一定比例的水（果），存入果园的水塔中。剩余的水，一部分汇集到果园的水塘中，另一部分滋养枝叶后渗入泥土中。树枝可能会脱离母树，成为一棵新树；树根上也有可能长出新树苗；树下的泥土中也可能长出新树。新树的成活需要从水塘中获取一定量的水。于是果园面积随着果树的增多和长大而扩张。

园丁负责从水塔取水养护篱笆、平整土地等；有时会根据各处干旱情况从水塔中放水灌溉。随着果园面积的扩大，园丁可能要抽取地下水补充。果园中并不是只有果树，还有一些其他树种。比如冬青，不结果，但却是园中的景观或分隔；地上也可能生出毒草。

上述场景中，政府是园丁，果树是企业（典型的组织），冬青是非营利组织，毒草是非法组织，叶落归根的泥土是人民，水塔是财政资金池，地下水泵是央行，水塘是商业银行，水代表货币。水有两种形态：水塔和水塘中的水是“高处”的水，含有势能；泥土中的水是“低处”的水，不包含势能。高能的水可以用来做功，低能的水不能做功但有利于水土保持和植物生长。果树就像是潜水泵，通过根系把分散在泥土中的水吸取并提升上来，成为高能的水。果园中的水始终处在循环之中，若不计损耗，那么总量保持不变，除非园丁抽取了地下水，或者把水塘中的水放掉一些（防止漫堤）。

对园丁来说，水是储能方式，也是调节果园环境的手段，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用处。园丁可以根据需要抽取地下水补充进果园生态中，也可以在湿度过大时选择排放部分蓄水。园丁要保持果园的整体平衡，有利于作物的生长，既不能旱，也不能涝。

某个时段，果园各项条件适宜，大量的新树成长，果园面积扩大，园中的植株密度也增大，果园一时兴旺起来。果园总蓄水以及水塔、水塘的容积都急剧扩大（可能数十百倍扩张）。园丁抽取地下水并无外来限制，但地下水本质上是果园中的水渗入了地下，不是凭空而来的，过度抽取只会导致地陷。园丁认识到：果园的生态平衡是极其重要的，只有水循环顺畅了，果园才能长久兴旺。

对于国家来说，货币是驱动社会运转的能量。财政资金不是为了占有，而是要花出去，花不出去反而是问题。财政资金与企业资金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可以用财政资金来驱动指定的任务，比如基建、国防、教育、医疗等；企业自有资金则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包括成立分子公司，或创立新企业。信用货币时代，央行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货币总量，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总规模。

园丁要定期拔除毒草，因为毒草破坏生态，导致寸草不生；要防止景观树种变异为果树，因为景观破坏也会紊乱果园生态。传销、诈骗、赌博、邪教、黑社会等等非法组织是社会的毒瘤。非法组织的真正危害不在逃税，而是对社会风气的破坏：如果承认非法所得，那么相当于鼓励盗窃和欺骗。政府肯定要追求干净的营商环境，但却很难做到防患于未然（只能亡羊补牢）。

附带正告某些人：在中国搞非法组织是一件风险大于收益的事！道理很简单，打击非法组织，不仅是顺应民意为民除害，还是公安、司法机构的业绩，市长还希望能增加财政收入，想不形成全社会的合力都难！

园丁要及时处置朽坏的果树，轰然倒下的巨木是果园生态的灾难：周边的小树可能被拔起或碾碎，尘土飞扬还留下巨坑。不同国家对企业破产的处置方式不同：有限责任国家选择依法行事，一套有言在先公平合理的切割、变卖、理赔下来，完事各回各家；无限责任国家选择政府亲自下场（托管），财政承托防止危机扩散。

企业破产，可能成为一桩生意。假如一家企业不关注生产经营，只管以高薪或者关联交易等方式输送利益，就可能走向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进而形成大而不能倒的态势。这种企业制造了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这种情形无关国企私企！某些人把企业当作了提款机，其本质是诈骗。政府托管面临倒闭的企业，必须分辨其中的差别，并依法追究诈骗行为和非法所得。无限责任的国家不可能允许破产成为生意，损失绝不仅仅是财政负担，更大的损害在于人心和社会秩序。所以，国家绝不可以把“破产法”当作目的，“交给法律”意味着推卸责任！

就实现国家功能而言，企业（组织）的作用是为货币赋能，即通过生产经营行为把个人手中的货币抽取上来，以税赋形式上传财政资金池。我国近年的财政收入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约占三分之二。政府的作用是用好财政水池的能量，建设安全、美好家园，就像园丁对果园的管理：肥沃的土地和适时的灌溉，是丰收的保障。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健康，就是要看货币的循环是否顺畅，看政府对高能货币的掌控能力。就像看一个人是否健康，要看血液循环是否正常，从心脏泵出的血液中蕴含的能量能否驱动身体各项机能。

不同的果园可能气候不同、土质不同，也可能园丁的理念不同，因而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生态。如果果园的池塘与外部的水域是连通（自由交换）的，那么果园生态会进一步表现出差异。

假定园丁只有管理水塔的权力，另有一个管家负责管理水泵和水塘，那么园丁的职责将发生变化。此时，他可能只负责摘取水果、养护篱笆（假定是毛竹做的）和按计划浇地。这在果园初建时并无问题，因为土地肥沃，果树可以在任何地方茁壮生长。但随着时间推移，某些地方的土地肥力下降，于是一部分果树移植到了邻家果园，另一部分逐渐聚拢在几块维护上好的土地上。

园丁总是面对水量不足的问题，于是只能保障重点区域。他已经控制用水了，没有果树或者不结果的区域已不再浇水，但还是不够！园丁很无奈：其一，如果园中的毛竹长成了，那么他就要更换篱笆（不用更是浪费），他还不能砍掉毛竹，因为管家不答应：水塘需要看护！其二，许多果树已移植到了邻家果园中，原因要么是那边土地更肥沃，要么是邻居园丁收的少，他想移植回来，但种不活：土地已经沙化！其三，管家好像五行缺水，唯一的爱好就是收集更多的水，水塘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深。园丁想让管家放水浇地，但管家忙于戏水（包括水漫别家金山），根本不理会他。于是，果园大部分区域还是持续干旱，园丁的水塔水量还是不够。

这家果园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区。几块养护很好的土地上，果木茂盛，枝叶参天（但摘取水果较有难度）；大部分区域则干旱贫瘠，只有一些类似沙棘的带刺植物。好在毛竹林还长势良好，水塘堤坝也有一些奇怪的两栖植物能为水塔补充一点水。

园丁试图改善水塔缺水的处境，他发现沙棘也能结果（虽然有刺）。终于有一天，园丁决定承认沙棘也是果树，这样多少能改善一点缺水状况。当然他也知道，沙棘这种植物有可能导致土质进一步恶化（它的根系几乎可以强迫土壤释放最后一滴水）。沙棘有刺扎手，要想摘水果必须戴手套，于是他要种植亚麻。

园丁之所以下得了这种决心，是因为管家早就示范过了。管家认为果园生态的关键在于土质，于是让园丁定期把园中的泥土过滤一遍，以便清除其中的致病因素。土质是否改善不知道，但管家水塘中的水却是稳定增加的（增加的幅度可达20%每年）。

随着管家所属的水域面积增大，水塘变成湖泊。大部分邻家果园的水塘都和湖泊相通。管家要求邻居园丁打开闸门，水的天性要自由流动，谁敢不开放，他就是违背“水性”的！邻居家果园规模较小，稍微有点风浪，水塘就会漫堤。管家发现了这一点，有时会应园丁的要求给邻居们漫一下堤，他家果树就有可能移植到自家来。

（以上，毛竹、沙棘、亚麻等都是胡乱借用的。）

果树移植的意愿主要取决于生态。养护不好的果园土质沙化，存不住水和养分，则生态恶化。果树要有汲取能力，但过度汲取不行；土地要涵养水分，但沼泽化不行。这就要求园丁具有对果园生态的感知和干预能力，并负起维护果园生态的责任。

现代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企业，但最终要落脚到居民消费上。居民消费取决于人口数量、收入水平、消费习俗等。如果看主要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情况，会发现居民的许多消费理念都是被灌输或被引导的，各种软硬广告充满视野，潮流、时尚、娱乐甚至某种生活理念都是莫名其妙的兴起。这背后都是资本的盛宴，也是经济繁荣的推手。这种趋势是工业社会生产过剩的必然。

如果政府是负有无限责任的，那么她会本能地排斥这种消费观念，因为那不是真实需求。供给过剩是富裕国家的常态，表现在社会思潮中就是推动天性的解放以及之上的各种多元化。这种经济模式肯定会造成浪费，但它总要发生，或急或缓而已。国家意志无法与之对抗，只能疏导和教化，并关注风险。

果园生态的恶化往往是园丁的失职造成的：沙漠化和沼泽化都是灾难。社会风气的恶化往往是从政府（公职体系）开始的：如果政府把某些组织合法化，那就意味着承认其行为逻辑。比如毒品交易，毒品的成瘾性会榨干吸毒者的每一枚硬币，消费的需求是强劲的。如果政府只管收税，那么毒品交易合法化将会开出极为可靠的税源。比如医疗，需求也是刚性的，以营利和税收为目的的国家医疗体系必然双重地增加国民的负担。比如黑社会组织，注册企业并正规纳税（洗白），政府会不会对其非法手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假如你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城市的市长，你发现了一个疑似诈骗团伙，那么你是否会选择等到这个团伙诈骗成功并挥霍之后再动手打击？你真的能抵御充实财政的诱惑吗？同理，如果你发现了传销、邪教、黑社会组织呢，你是否会选择养肥再杀或者合法化？如果不考虑社会危害，这类组织毫无疑问地提升了本市的消费！如果政府只在意GDP或税收，那么她很难抵抗“发展本地经济”的诱惑！在资本做主的国家，你无法做一个好官员，你也在人性必须接受考验的悬崖边上，何况资本豢养的各种专家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借口，比如“法治”，比如“自由”。

无限责任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社会影响。被骗的群众，以及这些非法组织的成员，身后是一个个的家庭。政府不仅要设法为群众追回损失，还要对走入歧途的人员进行救治，还要为社会风气变坏带来的隐性损失负责！打击不力，将是各级政府的失职！

判断政府责任有限还是无限，只需看关于政府“失职”的定义。

园丁可能被管家牵制甚至剥夺权力，园丁的专业和努力，不能挽回生态的恶化，果园可能不得不废弃。或许园丁早已知道结果，他只是假装不知道；或者园丁是管家的同伙，水塘是两人共有！但为什么没有人管？果园的主人在哪里？

果园原本是有主人的，但已因失职而被剥夺了权柄。园丁最初的想法一定是“要做得比有主人时更好”，管家也曾为此作出承诺，果园也的确曾经兴盛。但由于失去了约束，两人行事逐渐变得放肆起来，渐渐成为和（他们曾经憎恶的）果园主人一样的人。

地球上的果园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果园主人自任园丁，但不怎么关心果园的生态：收成足够好，至少对他自己来说足够好；或者有心无力，尝试浇灌也不见起色，就放弃了；但如果有人试图抢夺或者承包，他总是反对的。一种是没有主人（或放弃、或剥夺），但管家已自居主人，园丁只好投靠管家，两人共享了果园。一种同样没有主人，但园丁包揽了全部权力；他不能承认管家的特权，果园中矗立着图腾柱，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干不好的后果很明确（已多次上演）：图腾柱的倾倒将伤及园丁。

无论哪种情况，果园的管理者（主人、园丁、管家）都没有直接的“上司”，没有人或意志可以在现实中约束他们。果园无人管理肯定不行，杂草、毒株的生命力总是强于果树的，失序的果园将退化为野蛮丛林。于是，再怎样担忧，果园也要任命园丁。约束园丁的可行方法是共同的利益，以及果园崩塌先伤园丁的警示。管家暂时无法约束，他拒绝利益共享，并且总有办法免于果园崩塌的伤害。除非所有的果园联合起来，禁用或制衡，否则只能任其逍遥。

地球村时代，所有的果园早已接壤，所有的水塘已经连通，管家的水域越发广大起来。管家仇恨那些设置了堤坝的果园，因为他的水流受到了阻挡。

​世界其实很需要一个大管家（甚至可以默许部分特权），但不需要一个总想兴风作浪的法外之人。

地球村有成为一个大果园的趋势。这并不是哪个人的愿望，而是“合作”确实有赏：村中有大量的闲置耕地，若能利用起来，村子将更加宜居！园丁们可以联合起来，兴修水利、轮耕轮作，他们甚至设想着果园的自动化、风调雨顺，每个人都将有更多的闲暇…。

园丁委员会面临的最大阻碍是管家。管家的势力来自他掌握的巨型水塘，数百年来，管家已经换了几任果园合作者。在果园兴盛的时候，管家是园丁的助力；当果园衰败时，他总是能找到新的果园，开启新的篇章。园丁们不是不知道管家的品行，但又有谁能拒绝这凭空而来的助力呢？何况，如果园丁拒绝，管家会以他为敌，动用全部的势力来威胁和利诱！

“神”的视角下，金融已经成长为地球村中的巨兽。它不同于普通的利维坦，它甚至没有实体，但它已觉醒。它的意志可以左右利维坦的行动：利维坦们争斗的背后，总能找到它的影子。“神”在注视，人类将会怎样驯服这头巨兽？如果成功，人类将获得它的助力，演出全新的精彩；如果不能，至少过程惊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驯服金融巨兽的一次机会。但机会也意味着巨兽的负隅顽抗：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历史的潜流

国家是地理和历史的合谋。参与合谋的是一组“势能”，它们或急或缓，或隐或显，合力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前行。政治的视野中应当包容这些“势能”，或顺势，或遏止，或旁观。

首先是聚合之势，在中华大地上表现为统一的大趋势。道理很简单：统一之后的国家运行代价最低，分担到每个人身上的压力最小，使得这片土地的承载（容量）最大。聚合之势只受地理限制：交通、通讯决定着中央权力辐射的半径；天堑、贫瘠决定着边界。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将改变半径和边界的可能性。

聚合之势在历史和地理未能造就中央之国的区域，同样在起着作用。表现为和平时期域内各国法条的互认、趋同，仿佛某种力量在侵蚀着国家的既定边界，使之模糊。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抵消，那么聚合之势最终将消弥人为的边界（全球化因而具有持续性）。

两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统一或谋求统一的历史，已经把“国家统一”四个字刻印在了人心上，这就使得聚合之势在这片土地上尤其强大，几乎成了“天下神器”上镂空的铭文：统一是不变的目的，不谋求国家统一的政权，其合法性也不完整。

聚合之势的背后，是“社会”的本意：认同和互助，社会性就是公共性带来的互利。理论上讲，如果所有人都守法，那么“国家消亡”的社会将提供最高的容量（最低运行代价）。

无组织（国家消亡）的可能性位于“想象的历史轴线”两端：一端是老子推崇的“小国寡民”。但小国寡民只是理论上的曾经！组织会在人群聚居时自发产生，到达一定规模就会形成国家。理论上纯水可以成为过冷水（低于0℃但不结冰），但自然界不满足这一条件：杂质、扰动不可避免。只要有一点杂质或扰动，结冰就是必然。只要有一个人的想法不同，组织就是必然，进而国家必然。另一端是孔子勾勒的大同社会（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阶级消亡进而国家消亡，于是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自动用于改善人们的生存。

现实可以期望的，不是“人心复古”回到小国寡民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是在“轴线”上找到那个适宜的点，使得组织（国家）的费效比最高。既然国家总会产生，那么哲学就可以且只能追问：人们当下可以期望什么样的国家。仅从运行代价来看，聚合是当然之选。对中国来说，现实可以期望的就是奉行“天下为公”的统一大国：跳过要不要完成统一的讨论，关注如何实践“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意味着国内一家，转移支付成为常态，国家机器必定要表达“抑强扶弱”的一面：并不是真的“抑”，而是确有倾向的“扶”！但在感受上，这就是“抑强”。

总有些人试图制造对立，仿佛国家政策取决于意识形态，仿佛只有两个极端可供选择！事实上，政策“倾斜”的力度是一个连续量，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国内时常出没的“国进民退”之论，与其说是讨论，不如说是代言：希望政府听到那一侧的呼声。权力的博弈始终存在，但内政就是取舍，因而尤其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政治就是审势，前人总结的道理，现代人没有理由不懂！

上述（关于统一的）结论并不绝对，这只是势能之一。不能把视野限制在“理论上的最低运行代价”这一个维度上。第二项的生产力（社会的本质能动，不只是技术，还包括人口增长）也是强力的，并与“运行”直接相关。

生产力是社会领域最活泼的能动性和最本质的推动力。生产力进步的最直接和最强动力来自国家之间的竞争。人们可以谴责春秋无义战，可以谴责欧洲近代的战火连绵，但不能否认战争和对抗是最大的推力！现代科学绝无可能从“小国寡民”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纵观世界历史，野蛮往往和侵略相伴。入侵往往由相对“落后”的一方发起，安定富足的一方则通常怀璧其罪。“落后就会挨打”现象反倒是只在科技形成代差的近代才出现的，落后也只是战争水平的落后而不是文明程度的落后。抛开事由和是非，野蛮意味着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艰难求存，优胜劣汰的生存压力使得人们身体相对强健、杀伐相对果决（人命如草芥）、道德感相对匮乏（生存压力剥夺人性），因而有更强的战力。与之相对，文明意味着生存环境改善，人们相对平和、武力相对趋弱。

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不能用于正义性叙事，但却是一种真实存在。西方经济学宣扬的“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是必要的恶”，也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化，背后的根据就是竞争能够激发活力，于是政府只要管住市场秩序使之不发生暴力的外溢，就可以收获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生意人总是“很文明”的，所以国家机器的责任，就合理设定为防范暴民对市场的冲击。

无论西方学界如何粉饰，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就在那里。活力，多么正能量的经济学词汇！但在市场经济中，活力就是鼓励竞争，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法无禁止即可为）；活力就是完成销售，可以是民众不得不买（哪怕借贷，哪怕昧上良心：医疗、毒品、枪支合法化，以及囤积、投机）。等到法律补上漏洞时，“非法”已经发生，所以“法律健全”不仅是勋章，还是耻辱柱。市场经济所提倡的，是心照不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意识形态只是一面旗帜，并非来自世外的律令。并不谴责或鼓吹什么，只是试图展开视野，提醒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取舍的倾向性，总要显现国家的性质：国家是为了谁的！在不得不运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时代，是否应当兼顾公平？天下为公，要求兼顾：要求时刻提防政权被利益集团绑架；要求政府不能只听谁的声音大，而应有自己“居高临下”的判断；要求政治家代行国家自律所需的“否决权”；要求国家机器保有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能力。

无论哪种社会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都是必负的责任。共产主义所要求的阶级消亡，其前提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在“达标”之前，没有人可以忽略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央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也就不可能改变。那么，某些人在担心什么？无非是中共中央的政治权力！各路言论所求证的宪政与法治，不过是想要解除头顶上（不能俘获）的公权力的“威胁”，这在西方社会已经实现！因而西方的社会学都在论证解除公权力威胁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对公权力的警惕：防止它脱离“天下为公”所授予的权柄。但警惕（甚至保持一定程度的敌意）不能越过“为公”的边界：以纠缠或否定公权力为目的。公权力是社会的必然，打倒一个政权的全部努力只会得到乱世或另一个政权。

公权力是“善”本身，它包含了“顺应”。政府应当敏感于生产力推动的社会思潮的变化，及时修正因时势不同而变得不合时宜的恶法恶政，这是真正的担当而非错误！历史由人民创造，政治家可以引导（担当她的自律），无法逆势。

第三项潜在之势是“纠错”：总结前朝失误，避免重复犯错。从更长周期来看，政权更替可以视为“拨乱反正”，开国者的任务之一就是纠错！在中国古代，会以“祖训”的形式向后传递，于是“纠错”会成为一项长久的事业，于是各种可能的僵化与挣扎…。“纠错”的势能可能会递减，但通常会一直延续下去。

选举政治（多党执政）的初衷，必定包含了“纠错”：期望可以在政权和平交接的过程中，实现政策的纠偏。但当政治和资本合流时，纠错机制就变质为利益集团的争斗，政治的视野被各种焦点话题吸引并约束，变得不再“真实”。而此时，失效的政治制度本身，已经成为某种不可违背的“祖训”。

如果因此得出“灵活性、适应性”就是政治的正确，则未免过于简单！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僵化固然有问题，灵活同样有其不利的一面：“朝令夕改”的帽子并不好戴。“变革”需要形成共识、合力，而共识如何形成？必然涉及反思和批判，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变动（无法避免否定，对前人的否定，也是自我的否定）。

政治家总是要“担当”：不能变的时候，要有战略定力；需要变的时候，要敢于决策。而问题在于，“神器”不言，没有让所有人满意的决策（包括不作为），何况所有人都满意也不见得就是“神器”的意志。无论怎样，中国需要政治家的“无我”，需要政治家“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纠错”本身无可指摘，但其中的度很难把握，“矫枉过正”往往难以避免。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错误”的土壤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当初的措施本身成了某种Bug，并且由于是“祖宗之法”，所以很难消除。从利维坦的视角来看，新生的利维坦已在基因中植入了“纠错”的片断，即使环境改变，基因的刻录仍在。

关于纠错机制，不是对错或优劣，也未必需要找到解决办法（因为并不是错误），但应当在视野中容纳它。无论是自我的审视，还是对他国的观察，视野的缺失将造成误读。

第四项是“生命周期”。没有千年的帝国，无论如何昌盛、怎样预防，“疾病”总是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和时机到来（未来不知，但历史已如所见）。就像生命体的基因之中已经内置了衰老，国家也在起伏轮回之中，仿佛宿命：统一，蓬勃、兴盛、安逸、锈蚀、板结…，等待内忧外患的爆发。以中国历史观之，周期不超过三百年。厚重的历史让人悲观，周期律可能并不容易克服。都知道官商合流、阶层分化是国家走衰的主要原因，但“克服”却并不容易。

但就算明知道生命总要走向死亡，人们不会也不能停住长大的脚步；就算有“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觉悟，人们也不愿停下追求幸福的脚步。没有人能想到消灭公交扒手的是毫不相干的移动支付，没有人能预见周期律将怎样上演！忧惧并无意义，讨论周期律只是为了不使视野被遮蔽，不是为了裹足不前。

可以期望的是，科学时代和工业化，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人口负载的天花板已经打开；调整、适应的余地已经远大于农业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得生产力（发展性）被纳入视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未必不能成为现实！事在人为、遇事做事，守好“天下为公”的正道而已。

第五项是“思潮”。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之中，思潮（人心倾向）是一个短周期变量，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思潮涌动的周期约为三十年，三十年为一世！这种涌动与第三项（纠错）有某种相通之处：两代人之间在代沟之外，还可能有某种“纠错”的意向。

思潮上涌，成为政治的诉求，其所承载的周期波动，往往表现为政策或路线的摇摆。可以观察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艺术和审美的潮流、学术方向、教育理念等等的起伏或摇摆。只要是科学还不能给出断言的领域（几乎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有可能跟随思潮起伏。而这种起伏具有周期性，峰尖或谷底都不是真值。不必憎恨或谴责什么，只要不走向极端，思潮的波动起伏无需也不可遏制。

在上述周期性分量之外，思潮中还包含一个持续上升的分量，可以作为第六项。它来自人“求变”的本性，取决于积累，周期通常不固定。砍倒岛上最后一棵树的人，并不以为自己是森林消失的罪人，因为他从未见过森林；为和平的骆驼压上最后一根稻草的人，也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妥，因为他从未经历战争（可能有些好奇，甚至会为‘终于打破的僵局’感到荣幸）。前人的告诫（战争不可控）随着时间而消磨，而改变的冲动却越发强烈。战争是所有人应当反对的，但它总会到来！…政治的“墨菲定律”。

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那么上述几项是已知的“潜流”。科学的作用，只是让人们可以更清晰的分辨，并不能消除它们。已知之外，还有一些偶然（或自然）因素在发挥着影响。比如气候，等温线、等降水线的迁移，无疑会深刻地影响历史的走向；比如新资源、新大陆的发现，无疑会改变国际的格局。

生产力的本质能动通常是缓慢发生的，但有时会突然加速，仿佛堰塞湖冲破了它的堤坝。假如人类实现了可控核聚变（取之不尽的资源，极低的成本）！那么，由煤炭、石油、天然气构成的国际能源格局会怎样？汽车行业会怎样？中东会怎样？上述影响以及对影响的预判，都在政治的视野内，它们都是强力的影响源。

人类或许不能改变那些既定的以及偶发的流向，但不能忘记或遗漏它们。视野不全，将导致判断失误，前路可能因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