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12章：汪精卫遇刺，红一军会师，刘志丹走出牢房_风闻

1935年10月30日上午，张学良登上自己的私人飞机，一同蹭他飞机的还有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和他女儿邵伟真，前文曾出现过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和秘书应德田也挤在这架飞机里，卫队跟其他随从早几天就大包小包坐火车赶往南京准备去了，他们这一趟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几个小时后飞机在南京降落，张学良走出机舱，看到军政部长何应钦带着手下几个人在机场迎接。张学良挤出笑容寒暄了一番后钻进车里，南京城的一草一木从窗外闪过，一切都沉浸在湿冷的秋天里。

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和冯玉祥派来的人几乎踩烂了门槛，但是他们开出的条件远不如南京方面诱人，张学良最后带兵10万支持蒋介石，阎冯联军一夜溃败，事成之后蒋介石派人邀请张学良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那次张学良带着上千人的卫队，从沈阳坐专列南下，沿途每个车站都是人山人海，大家手举五颜六色的标语欢呼。小站一律不停，大站提前协调停靠，当地最高级别的官员被安排跟张学良握手，其他人则被军警拦在远处。专列最后停靠在南京浦口站，一大半南京高级官员在站台上迎接，张学良被簇拥着乘军舰渡长江，一路上军乐声不停，江上的民船、商船和军舰纷纷鸣笛致敬，那场面和排场蒋介石自己都没享受过。

1931年的5月，张学良第2次去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同样的路线一路南下到浦口，出了专列依旧是大量官员迎接。坐船过江时军舰和狮子山的炮台礼炮齐鸣，炸得人心潮澎湃眼眶湿润。船靠了岸又见军政大员们齐聚下关码头等待，个个点头哈腰说着阿谀奉承的话，听着如弦乐入耳如美酒入喉。坐车穿过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但见墙上贴满了标语，上书“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或者“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虽然这都是临时安排的面子工程，可是人不就是活一个面子嘛？

（何应钦1934年欢迎张学良）

再往后是“九一八”事变，4个半月东三省丢失，1933年热河也被占走，张学良身背“不抵抗将军”的荣誉称号出洋躲避风头。如今又来南京开会，负责接待的只有寥寥数人，前后不过三四年时间，享受到的待遇天上地下，这就是权力中心，这座城市的每个部门每个官僚甚至门口的卫兵都是如此，那些势利且现实的嘴脸在接下来的会议期间还会一再出现。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为随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暖场。擅长演讲的汪精卫主持了开幕式，尽管会场上闹哄哄的，他还是慷慨激昂地完成了任务。开幕式结束后，按照惯例全体中央委员要合影留念，汪精卫作为行政院长站在第一排最中间，其他人按照职务级别和年龄大小找位置，张学良在第三排。摄影师们指挥他们摆姿势看前方，围观的记者也纷纷举起相机给自家报馆抓拍素材。

记者群里有个人今天拍不了照，因为他的相机是个空壳子。几分钟前他钻进厕所从这个空壳里掏出了一堆零件，按照事先反复练习的顺序拼出了一把左轮手枪，枪里压着4颗子弹，相机壳子不够大，否则可以塞进来更多。这名记者叫孙凤鸣，今天他抱着一去不返的决心来刺杀汪精卫，此刻他死死盯着眼前这些达官显贵，右手在大衣口袋里握着那把左轮手枪，握得手心里汗津津的。

原本在汪精卫身边的人是蒋介石，但是爱发脾气的他当时正在发脾气，他对刚刚结束的开幕式不满意，因为“山西王”阎锡山出场的时候大家热烈鼓掌，而行政院长汪精卫出场时大家却交头接耳。蒋介石认为秘书长叶楚伧安排不到位，所以就在过道里开骂了。蒋介石并不喜欢汪精卫，但那时候他需要亲日的汪精卫稳住政府自己好专心打仗，他不希望因为照顾不周出现什么意外。由于没人敢去打搅正发脾气的蒋介石，所以那边就不等他直接开拍。

（某次就职时宣读誓词的汪精卫）

照片拍完刚刚解散的时候，孙凤鸣掏出手枪朝着汪精卫快步冲了过去。除了行政院长这个身份，汪精卫同时兼任南京政府“亲日派”的精神领袖，《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都是他把关拍板跟日本人签的，凭借这两个协议日军突破东北四省“合法”进入华北地区，他这就给自己惹了杀身之祸。孙凤鸣口里喊着“严惩卖国贼”，手指就扣动了扳机。

第一枪命中的地方俗称“后心”，子弹穿过西服、马甲、衬衫、背心进了皮肤，如果力量够大走直线的话就奔心脏去了。汪精卫的感觉是有人从背后捅了他一刀，疼痛从后背直达胸口，他立马回头去看，刚一侧身第二颗子弹飞进了他的左胳膊，这条胳膊想抬也抬不起来了；当他完全回过头后，第三颗子弹飞进了他的脸颊。看到眼前这个举着枪的年轻人，望着周围仓皇逃命的同僚，汪精卫意识到自己要完蛋了，他泄了气一样瘫坐在地上，血流如注、无比难过。

枪声响起后礼堂里的人拼了命往外跑，跑出去后顾不了西装革履往花丛里钻，顾不了长袍马褂往汽车底下爬，连现场的军警也跑没影了。第一个没跑的人是站第一排的国府委员张继，他冲过去拦腰抱住了孙凤鸣，作为一个53岁的行政官员也只能做到拦腰抱了。第二个没跑的人是第三排的张学良，十多年戎马生涯近距离开枪的事他见多了，口里大喊着“危险”人就跳了过去，对着孙凤鸣扫了一腿把他扫倒在地，张继整个人扑在了孙凤鸣身上，枪也掉了人也控制了，逃走的警卫人员从四面八方冲过来，包围了这3个人。

汪精卫的警卫跑得快来的也快，对着孙凤鸣拳打脚踢还朝胸口开了一枪。这就把张学良惹火了，他大喊“人都按住了你开枪干什么”？他当时觉得这名警卫身份可疑，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还特意提到此人需要好好调查，估计这个警卫那几天没少被军统拷问。55年后90岁的张学良回忆这起刺杀事件时，依然耿耿于怀地表达了对那名警卫的鄙视。

汪精卫洁白的衣领被染红了，漂亮的西装沾着血污和尘土，他靠在柱子上大口喘着气，认为自己即将离世。死亡到底还有多久才来：是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这最让人难过和害怕了。得到消息的陈璧君飞奔而来跪下来搂住自己老公，看到妻子后汪精卫情绪崩溃嚎啕大哭，眼泪变成血水顺着下巴往下滴，嘴里喃喃地说：我完了，我完了，我这次要死了。大人物将死心里那是真的难过，手握大权事业未竟钱没花完遗书没准备，脑子里的诗稿也没写到纸上，现在却要离开人世，还有比这更让人难过的吗！

（1941年广东海门的汪精卫和陈璧君塑像）

然而陈碧君出乎意料地冷静，她既没有哭哭啼啼更没有呼天抢地，厉声对老公喊道：汪兆铭你哭什么？坚强点好不好，咱们干革命的早晚不都有这一天吗！站在人堆里的张学良听后对她肃然起敬，55年后他连很多大人物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这句话却记得清清楚楚。突然响起的枪声救了叶楚伧，蒋介石在侍卫的簇拥下走了过来，看到眼前这个血人，他突然觉得很对不住叶楚伧。蒋介石单膝跪下抓住汪精卫的另一条胳膊说“你不要动少说话，医务人员马上到”。汪精卫泪眼婆娑地说：兄弟我这次怕是要挂了，以后政府可就靠你了。蒋介石还想安慰几句，陈碧君目光如剑地打断他说：蒋先生，不想让汪先生干，也没必要这么搞吧？

眼前这个女人是反问还是疑问呢？蒋介石被怼得哑口无言，他很想说天地良心啊这不是我蒋某人做的！可是他又不能确保身边的人会错了意，把他某一天对汪精卫的抱怨当成了最高指示。捕捉到蒋介石瞬间的犹豫后，陈璧君提高嗓门开始哭闹，“蒋介石是幕后主使”的谣言不胫而走。在侍卫的保护下愤愤离开现场后，蒋介石喊来了军统负责人戴笠，发了当天的第二通脾气，恶狠狠地指示尽快破案，经费要多少批多少。戴笠立马领着兄弟们进去了，在他查清真相之前，校长暂时背上了刺杀汪精卫的这口锅，一想起这个蒋介石就想发脾气。

汪精卫挨了三枪：后心一枪、胳膊上一枪、脸上一枪，按理说应该当场毙命，可是被送往医院时他神志很清醒。好奇心很重的张学良打听到了调查细节，原来张凤鸣用的子弹弹头小，跟左轮手枪不匹配，子弹没有紧贴膛线所以威力小，三枪都不致命。汪精卫的御用医生是德国人诺尔，好巧不巧的是那几天他跑去西安打猎，就由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开刀，取出了脸上的碎骨头，但是汪院长失血过多脸部红肿，只能先包起来等恢复。一周后诺尔背着猎物从西安返回，重新开刀取出了脸上的子弹，胳膊被打穿只需要消毒包扎，后背那颗子弹进入身体后拐了弯，钻到脊椎那边去了，以当时的技术诺尔不敢轻举妄动，否则要么人没了要么人得坐轮椅。每一颗子弹都有它的归宿，这一颗就留下来终身陪伴汪精卫，在此后折磨了他很多年，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南京治疗了3个月伤口初愈也过完了年，汪精卫从上海坐轮船秘密启程，去欧洲接受进一步治疗，顺便来个欧洲一年游。那一年游历了德国、法国、捷克、英国和意大利，直到12⽉12⽇张学良把西安事变整出来后他才从意大利坐船匆匆回国。本以为蒋介石必死无疑最高位置空着等他，结果船开的太慢等他靠岸时事变已经和平解决。汪精卫在场面上说了很多关心蒋公的话，回家关上门气得只想摔碎所有的盆盆罐罐。

刺客孙凤明虽然只挨了一枪，但是那一枪近距离击中了肺部，破损太大无法修复，除非把整个肺换掉，这个放在今天也很难办到。好奇心很重的张学良一路打听到医院，医生和保安也不敢拦，他就坐在病床前对张凤鸣来了个面对面采访。张学良说老兄你这咋回事啊？张凤鸣一心求死倒也无所畏惧，激动地大谈国土沦丧、对日投降、政客腐败、政府无能，一席话让带着东北军四处流浪的张学良无言以对，想想自己还在陕西打内战还吃了几次败仗，想想会场上那些争权夺利的官员，心情也跟着不好了。1957年被软禁在台湾清泉的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写下了《西安事变忏悔录》，特意提到了刺客孙凤鸣的行为和言词“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

（晚年张学良）

孙凤鸣早年跟着父亲“闯关东”在东北长大，“九一八”事变后家财尽失流落到上海加入十九路军，最高做到了连长，他枪法准心态好具备狙击手的潜质。刺杀汪精卫那天枪声一响所有人四散奔逃，孙凤鸣在一片混乱中继续射击且枪枪命中，绝不伤及无辜，那画面像电影慢镜头一样有质感。张学良对这人非常敬佩，90岁高龄的他回忆此事时还把他与荆轲相提并论。

孙凤鸣供职的“晨光通讯社”是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的暗杀据点，王亚樵拿钱办事不认情理非常专业，这次他拿了胡汉民的钱，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孙中山创业时的左膀右臂，结果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然后含恨离开南京，他恨总理的产业被一介武夫把持，又恨汪精卫居然去配合这个武夫，于是拨款给王亚樵去做掉他。王亚樵的计划很完美，他找的杀手孙凤鸣枪法好仇日心强且痛恨卖国贼。但是蒋介石意外背锅是这个完美计划中的最大意外，得罪了蒋介石后王亚樵亡命天涯，最后在胡汉民的庇护下从香港潜回广西。然而他得罪的可是最高军事统帅，1936年10月他被戴笠的人乱枪击毙在广西梧州的一家旅馆里，那天晚上他秘密约见情人婉君，而婉君已被军统收买却不自知。

1932年，汪精卫和张学良之间爆发过一场电文大战，两个名人制造了当年最大的舆论事件，那场“骂战”的结果是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张学良辞去了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对骂期间，汪精卫给张学良扣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帽子张学良戴了一辈子，一直戴进了历史。所以那天他飞身踢倒刺客挽救汪精卫的行为，被人称颂说他胸怀大不计仇。张学良90岁的时候回忆说当时没想那么多，那种时候还记私仇，那就太不讲究了。

就在张学良飞往南京开会的那两天，红一军动身向陕北腹地转移，打赢了吴起镇战役后他们修整了一个礼拜，恢复了心情和体力。吴起镇虽然是长征的终点但不是以后的驻地，那地方小容不下太多队伍。动身之前，中央发了一封名为《告红25军和陕北红军全体指战员书》的电文，表达了与红15军团一起干大事的心愿。提炼一下电文的内容就知道，那是红一军给自己写的介绍信。电文发出后，中央还派了一个连队带着电台骑着快马，由负责情报工作的陕西籍党员贾拓夫带领，赶在大部队之前跟红15军团接洽。

（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红一军的介绍信抢在先遣队之前到了红15军团，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甘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立刻带队往吴起镇方向迎接，走到甘泉县的下寺湾的时候，遇上了前来寻找他们的先遣队，双方在激动和兴奋的气氛下举行了一次见面会，完事后先遣队向中央发电汇报了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情况，当然也汇报了首长们很关心的陕北肃反问题。第二天中央赶到甘泉县附近的红15军团，毛泽东让保卫局执行部长王首道带着电台和一个连的人马紧急赶往瓦窑堡解救刘志丹等人，同时让程子华送信给前线作战的军团长徐海东前来会面。

听说毛泽东到了军团部，徐海东快马加鞭3小时跑了70公里路，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毛泽东。经过一番紧张的寒暄后他汇报了长征和来陕北的战斗情况，特别提到了东北军的战术、武器装备和军官的指挥能力，完事后徐海东腼腆地表示还要去前线打仗，毛泽东鼓励他好好打，临出发前还送了部电台并让操作员同行。那年头送电台好比现在送手机，联系起来比骑马送鸡毛信快捷和安全的多。

徐海东匆匆回去打得那场仗发生在富县西南的张村驿镇，那里总共300多民团武装，这些人平时刺探情报骚扰红军，和富县王以哲的东北军保持联系。红军包围起来准备攻打时才发现，两丈多高的土围子里粮草充足武器弹药精良，这些人坚守不出抱着一副等待过年的架势。徐海东把中央红军到来的消息带到部队后，大家士气高涨也不研究对策，半夜抬着梯子直接爬上两丈多高的围墙硬拼，第二天中午之前就把活干完了，徐海东立即启动电台给毛泽东发去捷报，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条电文。

打完这一仗红15军团主力北上甘泉，在象鼻子湾与红1军见了面，战士们在雪地里握手、拥抱和交谈。那天寒风凛冽天降大雪，身着单衣的红一军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开完了欢迎大会，徐海东找各部门负责人商量，决定让供需部长查国桢解决一下红一军的棉衣问题。这个问题查国桢分两步来解决，首先从缴获的东北军物资里凑出一批现成的棉衣，其次筹集布匹和棉花发动群众日夜赶制了一批。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派人找到徐海东，说中央现在资金紧张需要现款2500元，能不能想想办法？徐海东再次找到供需部长查国桢打听卡上的余额，查国桢说账上还有7000元，徐海东就下令把5000元交给来人带走，中央红军的供需部长叶季壮接过这笔雪中送炭的钱眼泪快下来了。

（甘泉县下寺湾会师纪念地）

在两军大部队会师之前的几天，中央就在甘泉县下寺湾镇开了个会，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把红1军从之前的“陕甘支队”改回“红1军”，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还决定让中央兵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带大部队到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汇合，而张闻天和博古等人到瓦窑堡处理肃反问题。这些规矩提前定好就避免之后的纠纷，因为两军会师必然涉及军队的整编和指挥权的分配，这一次也不意外。在会师第二天的整编大会上决定，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由林彪指挥的红1军团和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构成，并派出十多名干部到15军团任职。经过清点红军总人数是1.1万多人，此时红15军团7000多人，做减法就知道红1军只有4000来人，一年前从江西出发时总人数有8.6万人，最后到陕北的只剩二十分之一。

话说王首道等人11月5日就赶到了瓦窑堡，立刻以中央的名义接管了主持肃反工作的西北保卫局，抓捕和杀人的残酷游戏终于被喊停了，但是想把关在黑窑洞里的同志们放出来并不容易。在他们到来之前，戴季英领导的肃反派们做了充足的准备，琢磨出了无数条理由，确保自己过去几个月的行为经得起考验。当王首道团队表明要重审肃反案件时，肃反派们搬来了成堆的卷宗搁在桌上，暗示对方想否定我们没那么简单。王首道一看头都大了，好在他和队友们属于“钦差大臣”，人身安全和自由不受限制，困难再大工作也得做，这不止是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那么多同志还在窑里受罪呢。在正式工作之前，王首道表示要探望一下刘志丹，确保他人还活着。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和开锁声，木门打开一阵冷风夹着雪花飞进了窑洞，一团白光刺得刘志丹等人睁不开眼，看不清来人是谁。彼此适应了一番，王首道这才认出蓬头垢面的刘志丹，作为首犯他戴着手铐脚镣，衣服单薄精神状态不佳。表明了来意后，刘志丹稳住心态说：那么多干部被关，我是有错误的，错在政治水平不高，远离中央却没有及时请示汇报，但是我本人光明磊落，中央来了我很高兴，希望你们认真调查，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离开窑洞后大家心情沉重，王首道立刻提出要求，给关押人员送上棉衣并提高伙食标准。回去后他们立即开工翻阅卷宗，弄清楚每个人的“罪行”，然后到小黑屋鼓励当事人讲出真话，同时外出走访群众取证，晚上回来点上油灯整理发言材料。王首道等人的级别只能调查取证，想要重审和翻案并释放刘志丹，只能等更高级别的领导。

在王首道一行人到达瓦窑堡的那一天，张闻天和博古等人刚刚从下寺湾出发，动身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讲了他思考肃反问题时想到的“韭菜理论”，他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再也长不起来了，要是错杀了革命同志，那可是犯罪行为，你们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行事。这一行人里有女干部刘英、老干部董必武，以及身负重伤的王稼祥，所以赶路的速度并不快。他们顶着茫茫大雪，跌跌撞撞风餐露宿，绕过了被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一路上经过高桥、安塞、蟠龙，徒步走了200公里终于在11月10日赶到大后方瓦窑堡。

（陕北地区的普通窑洞）

此时的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政治局的主导者，是党内级别最高的官员，戴季英、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陕北肃反派们至少低一个级别以上，这一下就给震住了不是。中央完全接管了原来西北保卫局，撤掉戴季英的保卫局长换上王首道，同时成立了由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和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委员会”重新审理之前的案子。在王首道团队前期调查的基础上，“五人委员会”跟肃反派们当面开会对峙，发现绝大部分材料中的口供属于屈打成招的“逼供”，同时推翻了关于刘志丹“富农路线、梢山主义、投降主义”的罪名，并经过反复开会讨论给被关押的人员平反。经过8天的忙碌，首批30人在11月18日被释放并恢复了工作，其中包括刘志丹，以及我们现在最大领导的父亲。

那些被关进黑窑洞的人并非全部是被冤枉的，历史不是电影画面，不是“好人”到来后砸开锁链释放所有人，然后快意恩仇地惩处“坏人”。平反是一个调查取证然后开会辩论的漫长过程，虽然很多人满足了释放条件，并不意味着就没有问题，比如“五人委员会”给刘志丹的评价很高，说他从1925年入党以来，对革命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屡建功勋，逮捕他是犯了机会主义的“狂热病”，但是对他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政治定性却没有改变。法律问题一旦涉及到政治，就没办法做到黑白分明，因为平反一个人意味着否定另一个人，彻底的平反意味着彻底的否定，肃反派们在党内也有地位和支持者，如果将他们彻底否定，将引发另一场内部斗争。

对于犯下这场错误闹出很多人命的肃反派们该如何处理呢？到了11月底，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一场平反会议，中央高级领导、原来的肃反派和被关押的同志全部参加，会上宣读了《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关于戴季英、聂洪钧所犯错误的决议》，前一个文件肯定了肃反工作的必要性和成绩，只是方法不当造成了严重后果；后一个文件对戴季英的处理是“最后警告”，对聂洪钧的处理是“严重警告”。由于这次会议本质上肯定了肃反，导致受害者长期背着罪名处处受排挤，同时肃反派们也对自己被处分不服气，引发的问题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高干会上，刘志丹才被彻底平反，那时候他已经牺牲6年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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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庆德/李红娟.一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战斗—张村驿战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J].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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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德平.“陕北肃反”争论始末研究.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J].2016年第2辑

8、魏德平.从“右倾机会主义者”到“正确路线代表”——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境遇探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J].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