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十九） 国家正议（五）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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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养成

在奔向太空之前，历史、地理是国家形态的决定因素。

历史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生产力总是在发展的。人口增加，开垦、育种、养殖、工具、知识、水利、交通、救济等等方面都会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方向进步。于是必然出现发展的不平衡，率先“组团”的部落在更大的人口基数上就可能取得更大的进步。这种进步的社群会逐渐向周边浸染，以接纳、征服、驱赶等各种方式扩张。于是奴隶制国家的规模大到了碾压周边的程度，于是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向外开拓成为必然：“奉旨”拓边，于是基于土地的封建制国家建立。进而优势扩大成天下大势，于是滚雪球般成长为帝国，直至某种极限。

其二，历史是有记忆的。对于战乱的恐惧使得人们优先选择合作，于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优势一方不得不放下高傲的征服者心态，“上善若水”成为中央帝国的必然选择。领悟到“处卑”的帝国必然是向心的，仿佛堤岸在水流的冲刷下不断崩塌，终于周边的湖泊与中央之海汇成一体。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和制约，那么“天下”有“合一”的趋势。帝国、处卑、反击等等选择，也造就了文化，于是中华之地政治高于宗教，独尊儒术、王道天下。文化也反过来要求后来的王者要完成天下一统，否则就不完整。

其三，历史需要时间展开。无论是人口增长，还是技术进步，还是合作的达成，包括形成可以确信的记忆，都需要时间。如果中央之国始终不能形成明显的文明优势，或不能领悟“处卑”（仇恨、搅局者、地形等因素），那就无法形成“合一”的趋势。纵有豪杰一时雄起，也会被周边当作“鞭子”而非目的。豪杰也就只能选择征服而不是合作。即便他有意合作也不可能，抢劫者最要防范的就是合伙人。西方自罗马帝国开始，就有着与中华不同的性格。中华帝国是中央之海，周边的水域顺势融入；罗马帝国则是高山溶雪，水流到处就是它的泽国。中华分久必合，中央之海不可能长期干涸，后继的帝国又必须继承上善若水的品格；西方则没有这样的传统，泽国的边界不稳定（因为雪水的供应不能保障），水流到处只能是新拓而不是继承，帝国于是只能另起炉灶，无论它如何描述法统。

地理的影响也包含了三个方面：

其一，农业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上限。发源地所处的纬度、大洋的位置（气候）、灌溉条件、天赋的物种以及矿产（冶炼）等等因素，都影响着一个族群发展的可能性，甚至合作的方式。人口密度有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就像不同浓度的硫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至少在科学时代以前，国家的形态受到地理和气候的强约束。

其二，山川海洋沙漠等形成帝国扩张的边界。科学时代以前，地球上有很多不宜居的区域，人类族群被这些区域分割，形成相对独立的“天下”。对中央帝国而言，继续扩张失去了动力，因为不值得，既因地理，又因生产力，还因为暂时构不成威胁（比如荒凉）。

其三，居高临下的霸业之基。《过秦论》：“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崤函之固、雍州之地”就是天下形胜、霸业之基，这使得秦国可以犯错误，而其他国家不行；使得此后的帝国中央集团相对安全，国体相对稳固。相反，欧洲没有这样的先天条件，而生产力又制约着“合”的可能性，还有教会作为政治组织所起的外部平衡作用，于是版图如当下所见，当然文化也如所见。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相遇之前，连边界都是模糊的），是社会组织的终极形态（如果将来国家消失，人类社会仍可存在，但国家组织已不是舞台主角）。除此之外，并不能从“源头”处得到国家的定义和性质。类比关于河流的研究，人们可以追溯黄河直到卡日曲，但那里的水文可以无关黄河中下游的治理。黄河在成为它自己的过程中，有太多复杂的影响因素，超出人类的评判能力；国家在走向当代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不可知因素！史书是人的书写，凡是人在参与的事情，应谨慎得出“必然”。

最初的国家（政权）无论怎样的“出身”，在被民众认可（或强迫认可）时，已经代表了公权力。政府的执政过程就是考试过程，主考官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统治者可以武德充沛、严刑峻法；也可以与民生息、以德治国。百姓可能麻木，可能认命，但当他们发现有更好的答案时，醒悟可能会瞬时发生。历史上的“顺民”面对蛮族入主时所搭建的“入华夏则华夏之”的台阶，可以解读为懦弱，也可以解读为历史的真相：（不入华夏则）胡虏无百年之运。入侵者可以“捞一票就走”，坚决不参加人民的命题考试，那就等待“顺民”们被培训成“武夫”，重建国家武力并“远征漠北”；入侵者可以相信自己的武力，用任何方式打消民众出题的“妄想”，但无非是另一个政权在自证其非正义，革命未完成而已。

历史确实可以解读为“胜者王侯败者贼”，但背后是新政权完成“华夏之”的过程：开始承担管理国家的职责，接受人民的考评。人民并不关心乱世之中的是非，你起家可以是盐帮、马帮，可以是白莲、圣火，只要你完成国家统一，并承担主权和治理，那就随你怎么洗白我都认。对于新政权来说，历史可以一定程度的“打扮”，组织的惯性却难以改变。但要想开始政权的合法性积分，那就要完成组织目标的转向：由打天下转为治天下。若转向失败，则政权内斗，天下重新走向纷争；若转向成功，意味着转不弯来的开国将士要淘汰一批；转向的代价，取决于惯性和目标之间的偏差。

人们经常称历史为“老人”，但历史老人有时更像一个顽童：安定富足久了，大伙开始找点刺激时，他看着咱们闹；闹久了想安定时，他让咱们自己选一个当头的（林子里忽然冒出来的也行）；选上的家伙不愿意，或者大伙不满意，那就接着闹；闹不动了，那就再挑一个出来…。直到某一天，大伙彻底怂了：爱谁谁吧，我没意见；被选中的小伙开始乖乖上课，让拐弯就拐弯绝无二话。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修史的意义在于扬弃，扬弃本身包含了肯定和否定（历史老人留的作业）。过程中的取舍（可以解读为‘打扮’）也意味着新政权的承诺：将按如此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不要对“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悲观，恰恰相反，应当盼望这个小姑娘美丽、善良，愿见岁月和成长抹去她脸上的疤痕。至少在她因老朽而变得面目可憎之前，不要用以讹传讹的所谓“真相”破坏美好，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子，爱她就呵护她！

如果民族有性格，那么这个性格是历史、地理养成的。荣耀和苦难是民族成长的关卡，它们会刻印在民族的性格上。民族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她与邻国的相处。中国历史上蛮族入侵的经历不少，犬戎之于周，匈奴之于秦汉，五胡之于两晋，高句丽之于隋唐，契丹、女真、蒙古之于宋，蒙古、女真之于明。每当国内虚弱之际，蛮族就会乘虚而入中原，但中华民族每次都能在更高的水平上站起来。仅从结果上看，主要来自北方的蛮族入侵者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成就者和成员。若永远聚焦其中的罪行，则中国不会有今天的版图。

中华民族选择了宽容，因为只有宽容才能消弭仇恨。不能要求别人宽容，那就要求自己：不追求等量的或变本加厉的报复。但宽容是建立在中国重新强大起来的现实之上的，中华民族不是忘记了仇恨，而是放下了仇恨。放下的理由只有一个，以更强大的姿态站起来，原来的加害者或衰微或消散或归顺，已不值得当作敌人。

不知道硬撑着的日本将来会做何选择，但中华民族当下还未能放下！上善若水，自强而处卑，中国不主动加害，但也必将雪耻。与人为善、有限反击、可信宽容，已经准备了必要的国家正义！

从古至今，国家（部族）之间的仇杀几乎不曾间断。如果没有一种机制能消弭仇恨，那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联合：要么敌对，要么灭绝。如果加上一个外部的平衡势力，那就是解不开的仇疙瘩，欧洲、非洲的历史和现实足以为证。中华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对蛮族采取灭绝策略，但结局往往适得其反。典型例子是明朝五征漠北，把草原过成了筛子。旧敌可以消灭，但边界之外必然会产生新敌（事实上，扫清了的草原反倒更利于新势力的成长，明成祖客观上帮草原完成了革命），加上朱家全员硬刚，于是终明一朝边患不断。所以，优势地位的中央帝国的选择只能是与人为善和有限反击。也就是说，中央帝国必须有消弭宿怨的胸襟：只要你敢真心融入，那我就敢真把你当自己人，哪怕是拖累。华夏正统，是中华民族的旗帜，也是财富，觊觎者多有，但无论怎样的粉饰，都无法替代这份胸襟！

国家养成表现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帝国事业，但其底部是生产力这一本质能动。战争状态的人口容量（密度）显然是最低的，其次是割据。容量最大的状态是“天下（在科学时代以前是由地理决定的）统一”。很显然，国界阻隔了交通、交流、交易，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关税、边检、地方保护、信任（守约）甚至语言和量具都是障碍。换成“能量”的角度看，战争状态显然是能量消耗最大的；割据其次，割据就要备战，备战必然消耗。于是统一就有着巨大的优势：国土面积与边界长度是平方关系，国土面积越大，个人分摊的边防压力就越小，于是“天下”就成了山川形胜围起来的历代中国的版图，因为据险而守是最省力的。

中华大地上的兴亡成败有很多偶然，但包含着的总体趋势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地理和历史的合谋。人口增长是其内生动力，虚怀若谷的中央之国是其可能性。

除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多是非稳态的。拿二战结束时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相比，已经改变很多了：有多少个新生国家？有多少国家消失或分裂？国家之间的边界也在变化之中。这背后既有现代科学所带来的原有地理边界的模糊化，也有民智渐开的反殖民浪潮的作用。但无论怎样，背后再背后的东西，人民关于历史的记忆，以及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才是国家稳态的内核。

欧洲错过了统一的机遇，欧盟是一种统一的尝试，各国精英们肯定认识到了合作共赢，但欧洲的人民缺乏关于统一的合理性的记忆，反倒是族群之间越积越深的仇恨（缺少消弭机制），欧洲也没有国强不霸的传统，外部还有各种离岸平衡势力…，几乎看不到欧洲统一的可能性。

英美的离岸平衡技术早已炉火纯青，也取得了不少的利益。但这样做并非没有代价，只是时候未到。政治最大的忌讳就是低估他人，这不仅是愚蠢的，更是招人恨的--把他人当作棋子。没有真傻的政治家，人民也都有记忆，做过的恶终将回馈自身！

中华大地上有周期律，有王朝更迭，但中央之国的种子却早在秦汉即已生根，所制约者不过是交通、生产，以及疾病的克服（开荒等），版图的扩张不过是实现它生根时即已确定了的那棵树的样子。**中国的历史研究应当确立一个时间分界，大约在沙皇俄国扩张至与清朝相遇时期（十七世纪末）。此前的中国是努力长成种子所规定的那棵树，主题是人与自然的斗争；此后的中国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才有了“国际关系”。**与世界史相遇之前，生存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人，都认为只有一个天下，争夺的是同一个正统，挑战者只是“地方势力”而非外国。所谓边界（人与自然）也是模糊的，直至与其他帝国相遇。也只有在国家相遇处，国界才有意义。

反观世界其他地区，尽管欧洲有多个国家曾经一度以弹丸之地位在列强，但他们既没有一个中央之国，也没有稳定的疆界（每次战争都有变化）。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缺失中央之国及其上善若水的品格。各帝国的国家意志始终不是兼容并包，而是掠夺和消灭，这可能与教会和外部平衡有关，但最终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是历史和地理的合谋。于是欧洲的近现代史正如所见。工业革命率先从欧洲起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欧洲有了统一的愿望（统一的市场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拿破仑战争以及一战、二战，客观上都可视为某种尝试，只不过地理答应了，但历史不答应（民心不认同：人民尚未克服对记忆中的征服的恐惧）。

国家的权力架构取决于她的人口与土地规模、科技水平、自然禀赋以及人的素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是说可以根据一组经济基础的描述性指标，定量地推导出上层建筑的模板，而是说上层建筑总是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人曾列举中国历代的官吏（行政人员）与生产者之比，以此论证当代中国政府的低效。这种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道理很简单：政务的内涵是发展的，农耕社会与工商业社会生态所需的维护工作量天差地别！何况科学时代，世界各国已经相遇，政府所要承担的对外职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按照经济学家们的建议限制政府权力，那就必然导致政府的责权不对等。政府应负的责任不由它自己决定：对外，是国际关系赋予它的国家主权；对内，是经济发展所需的生态和秩序的维护。

经济基础是能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国家形态的演变提供了动力；人民有记忆，任何国家行为都有刻印于人心的后果，改变记忆需要时间（的积分）；国家之间是互动的，仇恨的消弭需要相处的验证和时间的沉淀；这种互动是不断深化的，因而所需的国际规则也是不断演化的。以上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形态的演变，演变必然是过程的而非目的的。

未来不可知，历史终结论都是呓语。

其命维新

《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国家衰落肯定有征兆，并且不难发现。征兆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内忧和外患。内忧就是失去民心，人民对政权漠不关心，甚至只恨不能逃离（洋人给钱就当带路党）。外患就是敌强于我（冷兵器对上坚船利炮），或者树敌过多。如果非要分个轻重，那么内忧重于外患。既因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也因为“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改变别人”。

世界历史上，没有永生的帝国。华夏虽然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但两千多年的王朝兴衰把周期性演化成了定律。西方则由于文明的断代而表现出离散性，仿佛新旧帝国之间没有继承关系，各自都是孤例。如果国家是一个生命体（利维坦），那么她一定要走向死亡吗？人们无法预言未来如何，但历史却是已知的。但即便周期律是“神”的意志，我们也总要努力一把，万一成功了呢！难道甘心同样的姿势再摔倒一次！何况中国人不信神。

如果生命的老化是刻印在基因里的客观，那么当人类打开基因技术大门之后，能否找到并清除这些刻印？如果不能，能否减缓衰老的速度，或者至少在天年（无病无灾的寿命）之内相对的健康？如果国家必定遵循周期律，那么造成国家（组织）老化的基因是什么？能否清除它们？如果不能，能否减缓衰老的发生，或者至少相对平和的过渡而不是付出数十上百年的惨烈？

王朝新立，万象更新，仿佛生命的新生，有其根据。其一，原有的上层建筑被摧毁，新的权贵阶层尚未成患；其二，人口下降，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其三，关于战乱的记忆，民心思安；其四，吸取前朝失败的教训，有所改革；其五，武力惯性强盛，外患相对低潮；其六，天灾过去或减轻，或技术进步减灾。经历一段欣欣向荣的上升期、兴盛期，王朝逐渐走向衰颓，有其表现。其一，皇帝养在深宫，“胡不食肉糜”成为常态；其二，官员结党，自成一体，侵夺财政；其三，土地兼并加重，贫者无立锥之地；其四，武备废弛，国无可战之兵；其五，积弊难返，改革加速衰朽；其六，外患或天灾触发。流民、囤积、失措等进一步加深危机，终至倾覆。

忽略各种偶然，王朝的生长周期中似乎有一些力量在推动其腐化、僵化。这种力量主要来自官僚体系，其他的各项都与官僚体系有关或者影响较小。

先说皇帝。晋惠帝不常见，“不思蜀”的那位据说是装傻而不是真傻。不能指望皇帝们都天资过人，但中人之资还是可以保证的。“昏君”们的养成大约与官僚体系脱不开干系。与开国之君不同，后继的皇帝往往缺乏人生历练，这是事实。皇帝肯定希望励精图治，但他所获取的信息，他的决策执行以及执行情况的反馈信息，都主要来自官僚体系，于是他的“执政经验”就是经过官僚体系过滤了的。就像新上任的船长驾驶巨轮，他的面前是仪表盘和船舵，他根据仪表盘的指示来判断航行参数、调整航向，再根据仪表指示来判断调整效果，形成并积累自己的掌舵经验。但问题是，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船员们打造的一个游戏仓里呢！所以，皇帝肯定斗不过百官。大概率讲，愚蠢不是成为昏君的理由，蒙蔽才是。于是，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比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唐明皇），否则皇帝只是名义上的权柄。但凡有几个不服的皇帝，也会成为某种笑柄，比如嘉靖，同他的内阁和言官斗了一辈子，有啥好处！比如崇祯，直接亡国，还被后世定性为微操和多疑（游戏仓中的种种异常不疑才怪）。

再说武备。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财政资源有限，除非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否则军事开支必然会压缩，训练也会倾向于仪仗（花架子）。原因既有人的惰性，也有国家建设重心的转移，还有（或许更重要）文官体系对国家武力的警惕。强军和名将都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储备。真实的历史，武备废弛确实存在，但并不是亡国的原因，往往穷兵黩武才是衰亡之路。如果孟子的话是“预言”，那么预言就已成为原因：总有人想着抵抗武备走弱的大趋势，于是资源不足而强化武备的行动变成了对武人的压榨。外患尚未发生，士兵先乱了。历史上的起义之所以能席卷成势，要么是军人发起，要么是军人选择加入。如果武将地位高，就会形成藩镇割据之势；如果武将地位低，就会形成武将贪腐行贿文官成为压榨底层军士的工具。所以武备废弛基本无解，除非战争。

既然无解，那就顺势而为。并不是解散军备，而是根据国内外形势投入并经略，是急也没有用的稍安勿燥，是按自己的节奏行事。“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其中的“度”要由以国家为己任的政治家来把握。过度的重文轻武，或者另一个极端“没有敌人就创造敌人”的做法都不可取。中国历来重视战争的正义性，不主动生事，甚至不主动威压，知雄守雌是为正义性所做的准备，这正是大国的气度。对于小国来说，再怎么强兵也挡不住大国雷霆一击；但对于大国来说，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只要民心不散，最多遭受一时之败，持久战之下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的原因。对于大国来说，“仁者无敌”或许可这样理解：内施仁政所以得民心，民心不散就打不垮，敌国总要掂量一下；外行王道所以少树敌，即使有几个不讲理的国家，他们也难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敢轻易动手。

再说改革。船长发现各种不对劲的时候，就会有改革的愿望。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虽然以大臣的名义标注，但本质上还是皇权推动，至少皇权是赞成的，所谓君臣相得。改革往往加速王朝的灭亡，就像现代企业所面临的“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之所以难以成功，或者成功之后执行走形远离初衷，是因为改革多数时候本身就是个悖论：改革的执行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改革要动他们的利益简直难于登天！不必展开宋、元、明、清的改革过程，只需看改革后王朝的延续时间即可有上述结论。实际上，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无时不有，皇帝与他的百官的斗争也无时不在，其中未必没有皇权直接推动的历史上未留下专有名号的改革，比如外戚、宦官的得势。但最终都没有改出周期律，主持衰老的那条主线未变。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反倒是加剧了社会矛盾。

再说土地兼并。农业社会，土地就是权力。举人（或等效功名）不纳税（或减免），指向的是皇族与士族权力的分享。不必怀疑制定这项国策的皇帝和大臣们的智力，他们都是人杰，肯定能推算到权力分享的后果！应当反过来说，是皇帝和大臣们决定分享权力，所以才有了士大夫免税的国策。这就是常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其中的道理在于：想要江山稳固，就要有牢靠的利益同盟。这并不是说统治者们看不到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风险，而是受生产力制约的不得已：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支撑不起太多的同盟者。国家意志总是要努力扩大同盟的范围（人数的和阶层的），所以，科举制的组织意义在于稳固和扩大统治集团利益同盟，附带着增强治理能力（人才）和引入新鲜血液（流动性）。

税收的目的是为国聚财，但征税需要成本（实物税则成本更高），税率又受到农业生产模式的本质约束。于是必定存在一个极限：到某种程度，征收成本会高于所得。历史上由封建而郡县，皇权到县再到乡，都是这个征税极限所规定的。既然皇权下不了乡，只能采取某种代理人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土地的兼并。

国家承平日久，原设计的基层组织逐渐老化变质：地主乡绅与官僚体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终至合为一体。可以类比肺功能，表现为土地兼并的官绅合流就像肺里的大泡，这些大泡挤占了正常肺泡的空间，从而减小了气体接触面积，降低了交换效率，导致整个人体的供氧不足（无论怎样努力呼吸）。土地兼并必定侵蚀国家的税收体系，从而导致国库不足。于是用于民生和武备的财政不足，于是官绅更加需要抱团（抵抗兵、匪、皇权）。于是官僚体系逐渐成为国家的病灶。历史上不是没有消除或减轻病灶的尝试，比如改革，比如“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比如官绅一体纳粮，比如有意无意促成的党争（倒一个就能缓解一时），但终究抵不过大势。

组织总有长大的内生动力，就像树木总是努力向天空伸张。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能抵抗这种趋势，你面临选择：要么不做组织的首领，要么实现组织的利益。受儒家思想教化的官员们，尤其是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贪腐、奢靡、打击异己等有违良知，不可能不知道终将被组织绑架，但又有什么办法？如果他拒绝奢靡，那么团队就会离心，不打击异己，团队就会跌倒。树冠控制不了树的生长，他要为下面的枝叶留出空间。首领控制不了组织的长大，他要为下面各层级的人留出空间。他要坐十二人抬的大轿，是因为助手们想坐八人抬的！他想靠拢皇权（并不是暗示皇帝都是好人，而是皇帝和国家一体，无关好坏），关键要下面人的支持，否则分分钟下台甚至身败名裂，而且必定是真材实料、合法放倒。

组织就像一个生命体，有自身的免疫能力，它会把试图改变组织意志的个人代谢出去！不否认各个时代都有官居高位但仍有良知的人存在，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但他们同时也是其所属组织有机体的一部分，没有了手脚，只靠脊梁又能如何？

综上，国家衰败的主线是官僚体系的腐化变质。只要权力与财富的载体合一（固化为统治阶级，它的意志就是与民意为敌），这种趋势就无可避免！教化可以延缓这个过程，但并不能改变它。从组织的视角看，国家组织被从内部生长的食利组织架空，国家有机体原有的机能被削弱甚至失去。有没有皇帝反倒不那么重要，皇帝一家人同这个国家一体，顶多有些笨的或者胆子大的，于是早早领盒饭的很多。武备问题也不是关键，只要财政充裕，对于大国来说恢复武力不难。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只是表现，并不是根源。至于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人口上限，则已被现代化投送到了较远处。

现代中国，封建帝制早已落幕，公有制已经禁止了土地兼并的可能性，工业化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口供养问题，国家武备至少现阶段可以保障国家安稳。与农业时代不同，社会权力的载体已经由土地转为资本，所以即使推动农田集约耕种（农民只是名义上拥有土地）也无关国本。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目的早已与农业时代不同：其一，耕地红线的坚守；其二，土地资源有限，零和关系使之不宜私有化；其三，限制资本的权力。

所以，仍然不能对公职体系腐化堕落的风险掉以轻心。现代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土地兼并问题，也不再有无立锥之地的赤贫者和流民，但官员的品行代表着政府的形象，直接决定民心的向背。如果人民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任（蛀虫讲什么为人民服务），那么，新中国作为政治体、经济体的一切优势都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开辟出资本主义之外的国家道路。

刷新吏治，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宣誓和信仰上，而是始终保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清除腐化分子的免疫机制。官员也是人，并且也是人民的一员（也是我们的亲友）。只要是人，就无法实践形而上的承诺。国家强调惩治贪腐官员，并不是暗示他们是敌人或坏人，而是他们担任了直面诱惑但又不可或缺的岗位：寻求社会进步，追求美好生活，就要设置相关职能，包括税收和分配，这些与资本/利益直接打交道的岗位必须存在，因而风险无可规避。所以，反腐是常态！希望常态的反腐，可以营造出不能腐、不敢腐的从政环境。追求形而上的指标，只能成为忽悠人的口号，不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那些宣扬形而上指标的人，反倒可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决定国家兴衰的基因在于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的合体：公权力与资本，构成了国家有机体的DNA双链。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这条锁链。应当清楚，这条锁链是自发生长的，一旦失去外力制约，公权力和资本就会合体！外力只有人民（代表人民的政党）：只有政权来源于人民并且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两端合力行使监督职能，才能确保国家公器不被资本绑架。

总的原则上，国家应建立机制，防止公职体系与资本合流，同时推动以德治国。前者规定了公职人员的行为界限：公职必须远离资本，绝不允许类似旋转门的存在，绝不允许以权经商。后者在社会上营造不从属于资本的价值体系，让真正的人民公仆得偿所愿，享有共和国给予的荣耀和福利。人民寄予厚望，期望优待和荣誉，可以营造不想腐、不愿腐的从政环境。

《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给出了国家的正义性：革新政治，服务于她的人民。政治家面临国家的两种前途：其一，保有自我实质革新的能力，以履行守护国家和造福人民的职责；其二，任其腐化衰朽，等候人民的革命。

人民革命的正义性不容质疑，它与国家的正义性同在，这是历史的论证：失去生存条件，意味着失去人性，而失去人性意味着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起义（叛乱）造成割据和生灵涂炭，人民陷于乱世。于是期望强者出来收拾局面，恢复国家统一，达成维新使命。也就是说，革命的正义性是腐朽政权（以及无政府）的不义性反衬的，是由天下无道反证的正义。只要历史进入了乱世轨道，一切就不由道德和法律评说了，责任只在那些合力把社会推下悬崖的人！革命，内莫谈私有产权神圣，外莫谈形而上的条约执行。天下无道，本国政府和外部势力都不是无辜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革命可以完成政权更替、社会革新，但往往充满暴力和血腥（血腥和暴力反过来提醒新政权：革除弊政，匡正过失）。人们反对战争，不愿见到人类文明的塌陷，不愿让人性在生存的边缘接受考验，历史上不乏高明之士，他们也肯定想过“和平更替”，但周期律确如所见。那么，跳过革命的洗礼，可行吗？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