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二二） 政治视野（一）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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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视野

哲学终将关注人类命运。人类命运在“神”的领域，人类或许并不能获知真相，但应当打开真实视野。

与自然领域不同，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社会领域找到可供还原的“本体”，即独立的人格。科学的发展，视同人的进化，并未影响人格独立。如果人类社会是一艘巨轮，那么科学时代只是带它驶入了更广阔的水域，船上仍然是人的相处：只是有可能不再困于渔获的不足，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格局并未改变。

应当确信，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总原则，并未因科学时代的到来而改变。当代人的面对，与轴心时代以及之后的思想者的面对是相同的：都是人以及组织的相处。在政治的视野中：

①船上乘客的最小单元是独立的个人；

②船本身即国家应当作为主体，国家拥有意志；

③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④政治是它的实践本身，没有世外的判定和指引；

⑤战争是政治的上限，战争塑造国家；政治和战争在人类的理性之外。

如果认同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政治就是战争（或避免战争）的准备。勿庸讳言，人类的历史就是斗争史。最初是与自然斗争，族群达成团结、协作的共识；之后是部落（邦国）之间的争斗，达成共尊公权力（国家）的共识。世界各国相遇之后，战争始终是历史乐章中或急或缓但未曾中断的节拍（尚在达成共识途中）。可预见的未来，人们不敢假定战争风险即将归零。

从战争的视角看待政治，并不代表好战。相反，战争准备是实践有效的止战之策，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安逸，大概率会成为战争的诱因。以战止战，或者说“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是历史和现实的已有结论。中国人支持与人为善，人与人、国与国均是；但底线是“不把安危交由他人掌控”，人与人，国与国均是。任何不以自保和反击能力为前提的与人为善，都不能作为政治家的选项。

政治的视野必定涵盖战争，如果说战争以摧毁（敌方战争能力）为目的，那么政治就是吓阻（战争冲动）为目的；战争诉诸武力，政治则是桌面上的手谈（棋战）。棋战规则要求把棋子摆在明处，政治要求展示决心和实力（决心也是实力）。怎样的决心和实力，以及如何展示，就是国际政治。

政治是国家治理和国家的相处。战争在政治的视野之内，但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政治的目的是战争以及吓阻战争；另一方面，战争不可控，战争可能塑造或摧毁国家。宣战的政治意义是不再承认对方的权力，意味着国家之间可能转向存亡之争，意味着交战国的内部秩序可能崩溃。在一定意义上，战争应当视为政治的边界：战时政治不是可以讨论的一般政治形态。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同欲、不危”都是政治之要义。

天下神器

《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儒家（借由孔子或他的弟子）定义了理想和现实层面的两个“国家”，前者谓之“大同”，后者谓之“小康”。大同之世，收储是为了免于浪费，强健是为了出力，没有算计和窃夺…，是天下为公。小康之世，君子率先垂范，以礼为政，着其义、考其信、宽刑罚、示有常，承认私产但取之有道，是人世可寻的公正。

部落、城邦、联盟、天下，历史的演进之路是席卷般的规模增长。当体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国家的内涵将发生质变。一方面，关于共识的叙事，将从世间之物（实物之图腾）转向世外的象征，比如天、道、神…。另一方面，各族群差异的普遍性，使得具体的兼顾或协商成为不可能，唯一的选项是和而不同。当“和而不同”本身成为目的时，“天下为公”作为理想呈现。公权力作为“天下为公”的形而下之器，就有了明确定义的载体：天下共主。

人们并非没有尝试联邦或邦联，但“联合”并不容易！因为责权不对等：登上最高位置的那个人，不代表共同利益!轮流执政确是理性的公平，但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走入“囚徒困境”，因互相伤害而走向解体。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演化，证明了松散的联合不是长久之计，历史最终选择了统一。

“公平切分蛋糕”、“无知之幕”是理性的公平，但不是现实可及的公平。它们都需要前提：所有人都遵守规则。但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规则：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当两个部族或邦国决定联合时，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力主持，那么，联合就只在共同利益或共同对敌的情况下成立。失去外部或上位制约，它们走向“囚徒困境”的可能性更大。政治现实排斥理性的公平！

就像公司合并的结果是成立集团，邦国联合（通常是以联合之名的吞并）的结果是中国：规模与级别是同步的。于是，天下共主的地位不断推高，终于到达人间的极限：天子。同时利益和责权关系被绑定：以“天下奉一人”为代价，定义天下共主！以后哪里出问题都是她的问题，并且不能厚此薄彼！因为由此导致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中国历代的内部争霸，都会在某场“决战”之后，呈现摧枯拉朽之势，原因就在于此时天下共主已出，再做顽抗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分久必合”之势的背后，是对天下共主的认可与期待。

大国终将走向天下关怀！两千多年的演化，现实中的皇帝已不重要，“天下为公”的理想则渐渐脱虚向实，显影为国人心中的实存：天下神器！她既是权柄，也是责任。（可以想象传国玉玺，只不过上面刻着的不只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还有无限责任，以及“毁器等于自毁”的警示铭文。）

人心所向，大一统的中国必须打出天下为公的旗帜，才能于现实中带领人民追寻人世间的公平与正义。中国的国家正义必须锚定“天下为公”，她描绘的理想国就是“大同之世”。大同之世与共产主义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并无分别。与其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如说马克思完成了中国政治文化在西方哲学话语中的表达。

理想不一定能实现，也不是‘绝对正确’，它只是指引。理想国，甚至不能量化表达，何谈可验证的实现！‘绝对正确’不在人间！理想，是儒家所说的‘无所为而为’，是义不容辞之‘义’。

‘义’是树木的顽强向上，不是注定的参天！也许大同之世的后果是人口过度膨胀进而社会崩溃，但那不是否定大同理想的理由，就像必将死亡不是人生沉沦的理由，终将衰朽也不是树木倒伏的理由！

国家的正义性叙事必须形成闭环，否则就失去了“灵魂”。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国家的正义性构建，至秦汉终于完成：君主受命于天，天意自我民意，五德始终，其命维新等等，构建了中华大地上国家的正义性，也就定义了“天下为公”的理想之路。中国的国家正义性论证闭环是：人民->官僚体系->皇权->人民。其中，“皇权->人民”是一个不能只在人世间完成的论证，中间必须有一个世外的担保者。于是，人们把皇帝定义为上天之子。

“天子”之位在尊贵之余，也是个“大坑”，皇权于是被固定为上天派来统率万民的凭据，是天命也是责任所在。如果皇帝不能让人民满意，那么他家就会逐渐失去正统地位。革命经常是血腥的，尤其是对皇帝一家而言。

皇家的种种特权，大部分是围绕“稳定传位”而设（皇家的礼仪排场，更像是牌匾上的鎏金，以示庄重；三宫六院，则直接是为了后继有人，至少初衷如此）。“以天下奉一人”充其量是你情我愿，奢靡无度的昏君是特例。

除了厚养宗室的明朝之外，皇帝一人一家并非世间不可承受的负担，不至于因‘奉一人’而横征暴敛。真正使得税负成为不可承受之重的，是与皇权共天下的欲壑难平的官僚权贵阶层。家天下、昏君、无能、乱政…等等，不是封建帝制必然消亡的原因。

帝制消亡的原因是‘权力’脱离了土地，‘共天下’的权力架构不再成立！

中华大地上，每一位开国之君身上都附会着大量的传说。汉高祖起大泽、斩白蛇（斩为两截，头化王莽尾变苏献）；光武帝有神牛救驾（太上老君的青牛）化卧牛山；唐太宗乃紫微大帝降世，玄凤救驾、拔槊成泉…；宋太祖有扳倒井故事（这个有时会算给汉光武）；朱皇帝被蜘蛛吐丝结网隐蔽；清帝逊位时，民间担忧“宣统再不济也是人间的真龙，天下可怎么办？”。这些附会的意义在于民间“确证”皇帝是区别于普通人的“天子”。“确证”本身不值一驳，但要义就在这是世人的合谋：事涉自家安危，皇帝们没法不同意（反正在坑里也出不来）；官僚也同意，“捧上天”才能用大义制约她；老百姓当然认为结束乱世之人是上天派来救苦救难的菩萨。

毛主席在民间也有被神化的趋势，比如有人在家供奉《选集》，比如主席像的种种神奇、关于8341的传说等等。政治角度，这并不是迷信，而是愿望！如果有哪个学者非要站出来考证其伪，只能说他吃饱撑的！反倒是学者们非要编造华盛顿、英女王的故事教给中国的娃娃，那倒要问问他想干什么了。

神化伟人，中国人自有边界：不以“神意”干预政治。这一点，与西方教会中的“神”有着根本区别，西方的“神”有神谕，是主观能动的！中国的“神”则只代表旗帜或愿望，不得参与世事。谶纬之事，以及种种白莲、弥勒、上帝、无生，都是人间事，这是历代政治家最基本的共识。

在想到“祖国”的时候，每个中国人内心感受都是复合的：没有哪个论述可以涵盖心中的那份情感。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基因之中，“国家”一词同时包含了现实和理想，既是现实中的此地此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又是亲切的人居人文（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船上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还是形而上的精神寄托（心灵的家园、灵魂的居所），似乎在人间之外，却又在每个人的心中。

当代中国已不再有皇帝，但仍须完成国家的正义性叙事，这是中华文化自带的光环，也是中华文明所以生生不息的纽带。叙事中的枢纽，必须秉持“天下为公”，因而不得属于任何局部，因而必须高于并独立于任何权力。当今中国的正义性闭环是：人民->政府->国家（党）->人民。中国共产党用信仰（共产主义）和宗旨（为人民服务）完成了新中国的正义性闭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党指挥枪”**的政治内涵即此。

没有国家的正义性建设，就不会有人民军队、正义之师。

由人民出发再回到人民，形成国家正义性的闭环，那个形而上的担保者是“天”，无论有没有皇帝，“天意”不会缺席。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中华文化中所谓“神器”，是人民信仰所构建的形而上正义的“国家”，常以“鹿”、“鼎”代指。“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仍在，只是“去秦”，待有道者得之。老子的意思是：（国家）权柄不是想拿就拿的，神器自有意志！人间的代行者不得强加个人的意志，否则只能败之、失之。“天意自我民意”，如果让人民绝望，革命的正义性就会成立。

国家的正义性构建，是最大的政治，其实质是“神器”的认可。认可的标志就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的确立。神器无为，消灭它的方法很简单，民心不再凝聚时它将消散；神器有柄，得民心者执权柄；神器不言，只能摸石头过河，并始终保有清醒和纠错的能力。对新中国来说，天下神器所规定的任务如下（这当然是事后的追认，但也是政治家的高明）：

其一，国家统一。实现地理边界与人心（认同）边界重合，否则“神器”残缺，降低政权的合法程度。革命政权在立国之初，就要明确国家的主权领土主张（法理依据）：是我的，寸土不让；不是我的，分毫不取。（假如汪伪继承大统，那么百年后，‘中国’的定义可能会改变：东三省、台湾或已不在人心和地理的中国疆域之中。新清史、内亚史等史观可能上位成为正史，届时，会有大量的著述论证：自古以来，以及理所应当…）。

其二，安定民生。革命的正义性在于结束非正义的乱世，民心思安就是“神器”此时的第一意志：以革命之威，清理乱世伤痕，清除旧时代坏死的组织，打通麻痹失能的经脉，是革命的最大福利。这是最好的时机，可能也是唯一的时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新中国“打扫完屋子再请客”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表明意志。守卫国土、守护人民之责无可推卸，如果有人试图侵犯或欺压，那就要坚决反击。要展现出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否则国家不可能有完整主权。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对外作战，都是隐忍之后，不以领土或财富为目的的坚决反击，道理如此。

其四，发展是硬道理。与两千多年农业社会的王朝更替不同，新中国醒来的任务就是工业化，这是科学时代新增的规定。没有工业化，改善民生就是一句空话。想想新中国为了工业化的付出…，能源、电力、冶金、化工等等基础产能构成了强国之躯。

资源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都不是经济学问题！这些国家缺少的是：完整的国家主权，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文化中的“天下神器”，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形而上”。无论怎样解构和转置，它就在那里：天下万民的心愿，仿佛凝成了实质，高悬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这是历史和地理的合谋，已刻印于人心）。“天心自我民心，天意自我民意”就是联结政治和“神器”的丝线；革命就是“神器”祛邪归正的过程。而革命是人间事，革命是“神器”实存的人间之证。“逐鹿中原”通常是惨烈的，这背后是“神器”的实存与值得：如果民心已散或者从未凝聚，那么神器不实。

神器无形，它只是记作“天下为公”。没有任何的制度形式可以代表神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民心求安时，“宵禁”就是神器意志；民意思变时，改革就是神器的意志；稳住航向时，战略定力就是神器的意志…。这就要求她在政治现实中的护持者不被任何外物侵染！政治家“无我”，政治局任何时候不被收买或胁迫。政治核心锁定于神器权柄，毁器等于自毁！

神器不言，任何人不得以“神谕”之名行事。教条主义是政治之害，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为教条；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祖宗之法不可变”，同时也要求马克思主义自身不能成为“祖宗之法”。

政治家发动变革需要顺势而为：民意已积聚并形成势能。一方面，只有积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确认民意所指，政治上的任何轻率都是灾难。另一方面，变革需要能量，只有上下同欲并积累足够的势能时，才可能克服阵痛，达成变革本身和它的正义性的双重建设。政治，高于任何的理性，成功的实践才是判定。

神器不二，不因执政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西化或消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神器的认可，不是“天下神器”被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神器意志！

西方社会也在寻找政治的“形而上”，但自大和谎言使得这种寻找始终在歧途，比如自然法，比如民主，比如宪政。黑格尔试图用“绝对精神”来表达某种可及的形而上，但他的视野局限于欧洲；“绝对精神”的过度拔高，使得他的政治哲学成为“追认历史”的狡辩。

西方学者绝不是智力不足，他们或许只是在回避（他们并不愿见公权力呈现，并居资本权力之上，所以，他们要遮蔽‘天下神器’）。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学者非要用西方政治学来定义中国！比如宪政，比如法治，这些概念真如字面那般纯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