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证明自己是个穷人_风闻

我们家从未买过房，我对买房这件事也没什么执念——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十年祛魅（上）一蓑烟雨任平生》中写过缘由：

“在上海买房毕竟不是买菜，这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都算是非常重大的人生决定，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后，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又不是投资者炒房客，肯定得要靠工作还房贷。如果那时候真买了房，我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经历了，因为甚至都没法在当时迈出第一步——辞职。

……我心底对买房这件事最大的恐惧在于，感觉在上海贷款买了房，自己一辈子可能就被绑定在上海了，会一下子扼杀掉人生90%的其他可能性。

……我完美地错过了所有在上海买房的机会，因此也错过了一些姻缘，所以才遇到了我现在的人生。”

我从2012年开始租房住，一转眼已经2023年了，我依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尽管不曾后悔没在当初房价低的时候把房子买好，但我还是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对房子的需求毕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前我只是个孤家寡人，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哪怕只是一张沙发一个地铺，都能悠然自得地过日子；当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之后，对住房的需求依然没有太大变化——我太太直接住进了我原来租住的公寓，多一个人同住无非是多放一张书桌，吃饭时候多添一双碗筷，一套两居室就能住得很宽裕了；当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之后，对空间的需求稍微多了一点——我太太带着孩子睡，沙发变成了我长期固定的床，两居室的房子堪堪够用。

如今三个人又变成了四个人，随着孩子们越长越大，衣服和玩具越来越多，他们所需要的空间也越来越多，可家里却连一张小桌子小椅子都无处安放……就好像栽种在花盆里的一棵小树，随着开枝散叶茁壮成长，原来的花盆终究是不够了。因此回到上海定居之后，由于住房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日益凸显。下半年很可能还要再搬一次家，换个大点的房子。

但老搬家也不是个办法，我太太作为一个女人吧，终究有种筑巢的本能。以前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没把房子看得太重；随着家庭成员越来越多，自己的房子成了她安全感的来源。更要命的是，我太太在老家拉达克，从小是住惯大房子的。拉达克总的来说是一个农耕文化社会，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就跟中国人一样安土重迁。在拉达克广袤的土地上，只有30万人口，这种空旷与印度的拥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地土著不管有钱没钱，多多少少有些祖传的田产地产，有独门独栋的房子，住房从来都是不愁的。拉达克人家里最大最重要的房间就是客厅，这相当于他们的门面，其他房间都可以破破烂烂家徒四壁，但客厅一定要好。他们倒是可以没有卧室， 一切起居都在客厅里。

并且拉达克人还有一个传统，亲戚朋友来访都会邀请人家住在家里，不请别人住家里是一种很失礼的做法。这事实上是拉达克当地社会发展程度的必然——首先，在旅游业出现之前，村庄里根本没有旅馆，走亲访友本来就只能住家里；其次，拉达克人所谓的邀请亲友住在家里，事实上只不过是给条毯子让别人在厨房、客厅里的垫子上和衣而睡，反正他们本来就不用换衣服洗澡什么的。

一间阳光充足的大客厅是拉达克家庭住房的标配，这里也能直接用作客房让客人过夜睡觉

我太太不依不饶地参照他们“拉达克习俗”，觉得她爸妈来上海也一定得要住在家里，但我们家里显然没有地方。因此她经常会责怪我——正是由于我们现住的地方太小，成为了她没法儿也没脸邀请父母来中国的原因。每次有朋友上我家来，我太太也都会特别不好意思。她说要是被拉达克人看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会觉得我们住在贫民窟里。我们住的老公房只有一个很小的饭厅而没有那种可以放沙发的大客厅，这种房屋设计对于极端重视客厅的拉达克人而言是不可理喻的。

我说你怎么不告诉他们上海房子的价格？我们租住的50平的小房子，都能在列城买一个庄园了。她说这个拉达克人不懂的，他们只看房子大不大……我觉得这事儿未必是拉达克人不懂，而是我太太自己不懂——按照我太太的标准，上海那些没有大客厅的老公房大概都算贫民窟，在她眼里比孟买那些贫民窟好不了多少。

她会有这样极端的想法，也要怪那些请我们去家里做客的土豪朋友——要知道一般只有住大平层或者别墅的人才会邀请别人来家里做客，像我们这样家里连客厅都没有的话，除非是特别熟，否则根本不好意思请人来啊！一来二去我太太有机会去做客的大都是“沪上豪宅”，这种“幸存者偏差”让她感觉似乎在上海拥有大房子很容易，导致她眼高手低，把180平的大平层甚至别墅当做了标配，搞得我压力山大。我跟她说，能在上海有房子的人，不管房子大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算是有钱人；而能在上海有大房子的人，那绝对是金字塔顶端的有钱人……可她还是整天抱怨住的地方太小，梦想着要住大房子——少说也要140平以上才行！

当然，我太太并没说非要住在上海。假如能够跳脱出上海这个地域，住上大房子其实并不难。所以我回国之初曾认真考虑过去云南、四川定居——我们甚至都不用住城里，在有山有水的乡下找个院子就行了，让小朋友时刻亲近大自然多好。

但回到上海跟父母比邻而居了一年多之后，越来越觉得现阶段住得离父母近很重要——一来有时候难免需要有人帮忙看会儿孩子、接个娃，有父母在左近方便得多；二来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住得近一点有些什么突发状况终归好照应。于是乎，我的想法从“去大理定居”变成了“带着父母去成都定居”；当发现到父母完全离不开上海之后，又变成了“最近几年暂时先在上海定居”。另外带娃的残酷现实我意识到，在家里的娃们都上幼儿园之前，家附近有一所负担得起的托班，实在是太重要了！（详见《馒头入托记》）从前所幻想的“在有山有水的乡下让小朋友时刻亲近大自然”完全是一种自找麻烦的浪漫主义情怀。

另外我也意识到，不管我愿不愿意，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成为了一种刚需。过去我们两个人每次搬家都能累掉半条命；想到今后四口人举家搬迁，那简直就是一场“浩劫”。且不说别的，我首先就迫切需要一个地方能够长期存放家里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的好几十箱图书由于无处摆放，至今都只能临时存放在土豪朋友的别墅地下室里。

关于这个迫在眉睫的置业问题，我之前在大方向上考虑的一直都是成都——成都是我国内最喜欢的城市，不仅美食众多，当地的朋友亦众多；不仅生活便利，交通亦十分便利，有直飞印度的航班，去藏区也非常近……唯一不如意的就是四川盆地潮湿的气候（我比较喜欢干燥的地方，这也是我不喜欢海边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成都的房价终究还算负担得起，让我能看得到置业的希望。

至于上海的房价大家都懂的，动辄上千万的房价，根本看不到买房的希望。最关键一点在于，在我看来花那么多钱在上海买房完全不值得——有这样一笔钱，我完全可以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因此我之前从未考虑过在上海买房——直到最近有朋友提醒我可以去申请经济适用房。

由于过去常年不在上海，我对于上海政务方面的事情向来不怎么关注；再加上我没有在上海置业的打算，从未认真了解过经适房的相关情况。上海的经济适用房现在其实叫做**“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由于习惯上大家还是叫“经适房”，因此本文继续使用“经适房”一词。经适房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按照保本微利原则，近两年上海这边的基准房价大概都在一万多一平，三居室的房型一百来万的总价，还是可以接受的；产权份额跟政府三七开（以前有过四六开），所以买房时的房价还能打个七折，可以等以后有钱了再把政府的份额买下来获得完整产权。

上海的经适房基本上每年放一批，一般都会在2、3月的时候开放申请。2月份有个小伙伴给她妈妈申请经适房的时候想到我们家的情况，于是赶紧来通知我，叫我也去申请。我研究了一下申请条件，果然全部都符合。除了年龄和户籍之外，以下是最主要的几个条件——

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5平——我的户籍在我爷爷奶奶留下的57平老公房里，他们过世之后户口簿上只剩我跟我嬢嬢两个人，本来是不够资格的，但馒头和妹妹随着我落户之后，人均面积就达标了。

最近一年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低于7.2万元——我们是四口之家，有28.8万额度，月均2.4万，显然高于我最近一年的月均收入。实不相瞒，我这两年最大的一笔收入来自于2021年底发表的《集中营六记》系列的打赏，那笔钱一半用来还债，另一半用来付了买车的首付，这些支出刚好都早于追溯的时限（2022年2月）。

人均财产低于18万元——我们有72万额度，我跟我太太除了一点存款之外，名下都没有任何其他资产，倒是有不少负债；回国后买的车也在我爸名下，因为车牌是他在我回国前拍好的，其实即便在我名下，也不会超标。

我发现吧，正是妹妹的出生使我在各方面都符合了申请经适房的标准——也就是说生完二胎之后，我便妥妥地跌入了上海的“贫困线”。难怪国家再怎么鼓励生育，大家也都不肯生了，真的是越生越穷啊！按照政策我们四口之家可以申请到三居室，这点倒是挺合我意——假如只有两居室对四口之家就有点太鸡肋了。

然而我在申请经适房之前依然有些犹豫——一想到要把自己跟上海绑定在一起，就让我有点恐惧；许多人挤破头都想要来上海这座城市，我却始终找不到归属感。但几乎每个人都来给我洗脑——你给国家生了两个娃，经适房是国家给你的福利，既然符合条件为啥不买？买到就是赚到，你不想住的话大不了五年以后再卖掉。有个搞了大半辈子房地产的朋友还把我臭骂了一顿，觉得我放着上海的房子不买非要跑去什么成都（即便不是经适房，上海新开的限价楼盘我也有现成的摇号资格），绝对是**“脑子瓦特了”**。

客观来讲，现在肯定已经过了买经适房最好的时机，如今的房子不但地段更远，定价也更高。而且2017年之后上海的房价实际上在下跌——尽管名义房价没变甚至小涨，但考虑到持续通货膨胀的大背景，房子事实上就是在贬值。但如今这世道本来就很难找到保值的资产，即便错过了最好的机会，今后也不见得会有更好的机会。理论上上海是全中国相对而言房价最为坚挺的几个城市之一，上海房价崩盘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假如连上海都沦陷的话，中国其他地方就更没法儿买了。更何况，我买的是经适房，属于刚需住房，本身也不用考虑升值贬值的问题。

一定有人会问，你们为什么不到印度买房呢？我倒是想，但我老婆不愿意，经历了集中营事件后，她对定居印度存在极大的阴影，在中印关系转好之前都不愿回去定居。而且印度政府对购买房地产的资金来源查得特别严，首先，我太太作为“海外印度人”接收转账时如果不能出示足额纳税单，会被印度政府强行征收30-45%的税；其次，鬼知道哪天会不会因为买房的钱是从中国汇来的，房子就被扣上一顶“敌国资产”的帽子给充公了。

总之吧，我算是被周围的人洗脑成功了，决定不放弃这一国家福利，于是正式进入了上海经适房申请流程。

经适房申请是有窗口期的，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申请受理时间是2月22号到3月21号。正在申请经适房的那个小伙伴一直催我早点去，因为经适房的材料一次肯定搞不定，跑个两三次都很正常——最终我一共跑了三次。

第一次过去，主要是听街道办事员跟我讲解需要递交的材料清单。

那个材料清单说复杂也简单，说简单却也复杂，五花八门的材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如何证明自己是个穷人。

按照我原来的设想，“我是穷人”这件事是不证自明的——作为一个长期自由职业者，我的住房、经济状况不但清白而且简单，别说倒查一年或五年了，就算倒查四十年也不需要隐瞒或者伪造任何材料；不炒股也不买基金，除了余额宝、零钱通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理财产品，连社保都已经十年多没缴了……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不仅需要证明我自己是个穷人，还得证明我太太也是个穷人。

我在申请经适房之前就想到过我们跨国婚姻的特殊性——考虑到我太太没有中国户籍，我一直担心她没法儿作为我的共同申请人，并将其视为申请经适房最大的不确定性。假如我太太不能作为共同申请人，那么我们就从“一家四口”缩水为“一家三口”了，无论是资产标准还是选房都有很大的不同。

跑去一问才知道，申请经适房的时候，夫妻是捆绑的——我太太不但是、且必须是共同申请人，甚至都没有办法排除掉她。她什么国籍完全不影响，但在审核我经济状况的同时，也必须审核我太太的经济状况。这种做法当然是很合理的——毕竟谁知道我有没有把资产都转移到了印度我太太的名下，然后在国内假装穷人骗取国家福利……

于是跨国婚姻就让这件事变得复杂了——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太太在国外也是个穷人呢？

有人可能会说，用你在国内证明自己是穷人同样的方法再证明一遍不就行了？问题正是在于，这件事几乎是没法儿证明的——从来都只可能证明自己拥有某些东西，怎么可能证明自己没有某些东西？只要有点法律常识的人应该都听说过所谓的“无罪推定”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假如你觉得我隐瞒了资产，应该由你来找证据证明，证明不了那我就是清白的；你让我自己找证据证明自己没有隐瞒任何资产，这相当于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要求一个人自证无罪，从法理上来讲是非常荒唐的。中世纪的“猎巫”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被认为是“女巫”的人需要自证清白——你证明不了？那就只好被活活烧死。

经适房审核部门当然也知道这是无法自证的，因此他们将审核分为了两大块——先是由社区服务中心审查住房、婚姻、户籍等情况，然后再由专门的经济审查部门通过大数据来核查你的经济、消费、资产情况。我所需要提供的仅仅是一份自己填写的经济状况声明表，以及过去一年的银行流水、余额宝和微信零钱通的基金对账单（余额宝和零钱通都属于基金资产）。资产核查会有个追溯期限，如果一个人有心要隐瞒，在追溯期限之前将某些资产进行转移，总有办法瞒天过海……这种事情永远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方说假如某人提前一年把资产转移到海外账户，就是查不出来的；更简单一点，假如某人在追溯期限前把钱都转给自己父母，也是不会去查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不可能有任何政府部门敢开一个证明，保证某人没有或仅有某些资产；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大数据系统核查你提供的经济状况声明表是否属实。

大家想想，中国已经是全世界大数据信息集中管理程度最高的国家了，要查明一个人的资产都如此大费周章；搁在高度散装的印度，又如何能够核实得了一个人究竟有多少资产？更何况，印度还是一个以黑钱泛滥闻名于世的国家，2016年莫迪政府为了打击黑钱甚至不得不一夜之间将全国的纸币作废……可见印度政府对公民的资产掌握情况是非常有限的。

于是我问街道办事员，我太太的证明到底要怎么开，结果她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可能只有像我这种跟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结婚的上海人，才会“沦落”到需要来申请经适房吧……办事员也算是开了眼界。

经过街道办事员的一番联络和讨论，最后告诉我说——我太太需要提供一份由印度领事馆盖章的资产情况证明文件，他们只认印度领事馆的盖章。他们的逻辑是——我太太作为印度公民，印度领事馆应该查得到她的资产情况，这其实相当于把资产审核的工作丢给了领事馆。我问他们这一先例从何而来，他们说之前日本人韩国人就有领事馆提供的文件——真没想到跟日韩人民结了婚的人还会需要来申请经适房啊！当然我并不确定究竟确有此事，还是办事员随口胡诌的。不过我得说日韩这种蕞尔小国的领事馆能开出资产情况证明确实有可能，毕竟人家地小人少行政上易于统一管理，政府要全面掌握公民的资产登记情况并不难；可是多民族多宗教14亿人口的联邦制大印度怎么能跟日韩一样，印度人就连全国统一的身份证（Aadhaar）也才推广没几年……

另外，我估计这些街道办事员，平时没什么机会接触涉外工作，不了解外事相关的一些常识和基本原则。比方说我上一段里提到的“领事馆”，办事员原话说的是“大使馆”——她可能并不知道大使馆都在首都北京，上海这边只有领事馆；更有可能她从未意识到过“大使馆”（Embassy）和“领事馆”（Consulate）是两个不同的外事机构概念。

这些措辞概念倒还只是次要的，更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对文件的要求上。在中国国内使用的外国文件，理应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来进行认证盖章（之前要先经过该国相关的行政和外事部门认证）；否则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普通的国内行政部门如何分辨得了从未见过的外国文件的真伪？我这里只能假定——第一，这并非是一份正式使用的文件；第二，经适房审核部门人员有他们自己的渠道和办法去鉴定材料的真伪。

当然，我才不会自找麻烦地去跟他们解释这些问题，既然街道说要印度“大使馆”的盖章，那我就硬着头皮去找找看印度领事馆吧——毕竟找上海的印度领事馆总比找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容易。

那天从街道出来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了印度领事馆，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国小姑娘。我用中文无障碍地跟她把情况沟通解释了一番，结果还是把那个小姑娘整懵逼了——只见过有印度人为了办贷款办签证，来开证明自己有某些资产的文件，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要证明自己没资产的……对于这种从未有过先例的情况，她当然不好随便承诺，于是让我们写邮件给具体负责这类事务的印度官员，看看官员的说法。

在跟官员邮件沟通的档口，我动用了一个逆向思维：假设我是一名海外华人，现在定居在国外，出于某种原因需要该国的中国使领馆为我出具一份资产情况的证明，那么中国使领馆有没有可能提供呢？

为此我去问下某位曾经在中国驻外领事馆专门从事文书认证工作的朋友，她表示从来没听说过也不知道要如何提供这样的证明——而且她也觉得，这种文件不应该是由使领馆提供的。如果我太太需要一份这样的文件并且在中国使用，正常的流程应当就跟“无犯罪记录证明”一样，找我太太老家当地的相关行政部门出具，然后进行公证、外事认证，最后由中国使领馆通过领事认证使之成为一份在中国国内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无犯罪记录证明”可以去警察局开，可是“无资产证明”能去哪里开呢？

我琢磨了一下，在不确定能否拿到这样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印度领事馆，得要尽可能多准备一些能够“自证”的材料。我太太的资产证明比我还少，我好歹也算是在余额宝、零钱通里买过基金的人，我太太除了一张银行卡就一穷二白，所以不管怎么样先搞个银行流水出来吧。我太太打电话给印度国家银行上海分行要流水，人家问她干嘛用，她如实告知。没想到银行的印度工作人员矫情地说不能给她，因为这份东西是要提供给中国政府部门的，可能会泄露“国家机密”……由此可见印度对中国的防备和敌视已经自上而下深入人心了。事实上她的银行账户在印度，上海这边的海外部门本来也调不出流水，最后她还是托印度的朋友去当地银行搞到流水账单扫描发了过来。

除了存款之外的其他资产方面那就比较麻烦了。大家想想，中国有很多政务信息都尚未实现异地跨省联网，印度这种每个邦都各自为政的联邦制国家，政务的信息化程度非常低。我看很多政府办公室里连个电脑都没有，还在用殖民时代祖传的铁皮档案柜，怎么可能查得了你在全印度范围内有没有车子、房子以及各类有价证券？当然，假如你是一个非法藏匿了巨额资产的重大经济罪犯，政府或许还愿意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来调查一下你的资产情况；像我太太这种小老百姓，我甚至很怀疑她老家的“车管所”、“房管所”是否愿意翻箱倒柜找档案去开一个她在当地“无房无车”证明——因为这是一份不存在的档案啊！中国这边的数据全都信息化联网登记，有什么没什么电脑上一查就知道，车管所房管所查无此人，那你就确实是没车没房；可铁皮柜里的文件谁说得清楚？找一份存在的档案容易，一份从未存在过的档案要从哪儿找起？

所以没有任何地方会给我们开这样的证明——还是那句话，人家只见过要证明自己“有什么”的人，没见过要证明自己“没什么”的人。找了印度那边专门办文件认证的中介，中介亦是闻所未闻，对此语焉不详。有的中介一开始表示，只要给钱什么证明都有办法开，但后来一听说我们要的是“穷人证明”，顿时没了方向；也有的中介表示，由于我太太人不在印度，需要她先签一份声明书，先由上海的印度领事馆认证，再到印度这边找相关单位来核实……

我太太一看这个事情这么麻烦，打起了退堂鼓，觉得要不就别申请这个经适房了。我说你这个人啊，平时为了省几块钱可以绞尽脑汁，现在有机会可以省下几百万倒说要放弃？咱们好歹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试试看，材料实在搞不出来那说明老天不想让咱们在上海落户，到时候再作别的打算好了。

我把我们这个特殊而又复杂的情况，也汇报给了最早劝我去申请经适房的小伙伴，她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你跟你太太离婚的话，明年可以申请吗？

为了获得购房资格，转移资产、假离婚、假结婚在上海乃至全国很多地方都是公开的秘密，我自己认识的人里头就有这样干的。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上海的一套房子，但我从来都没把上海看那么重，自然不可能去考虑这样的建议——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容身？借这个机会，我跟我太太“科普”了一下国内某些人为了获得户籍、拆迁补偿、购房资格搞出的种种奇闻轶事，譬如我看到过有个新闻，为了多拿拆迁款，女婿跟女儿假离婚后再跟丈母娘假结婚……我太太自然是觉得匪夷所思，毕竟“户籍”、“限购”均为中国特色，外国人会很难理解。

正当我们束手无策之际，印度领事馆的官员回复了邮件，让我们去领馆面谈。

官员之所以约见我们，其实就跟其他人一样，不能理解为啥会有人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穷人。我跟他详细解释了上海的“共有产权保障房”制度及其审核方式，以及这份材料证明将会提交给的街道居委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类比了印度的Panchayat）。这位官员对中国社会情况还是挺熟悉的，专门问了一句：印度人没有“户口”也可以申请吗？——“户口”这个词他用的是标准普通话。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中国的“户口”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顺便跟他讲解了一下户籍制度的起源（古代为了征兵收税设立的军户、民户），以及在计划经济、计划生育时代的具体应用——比方说以前的人不能随便迁徙，有当地户口才能有“粮票”，超生的孩子不交罚款会上不了“户口”……为了让他能够理解经适房这种限量供给的资格审核，我给他举了印度**“配给卡”**（Ration Card）的例子——印度穷人能够从政府这里得到一张“配给卡”，拿着这张卡可以去专门的政府商店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粮油糖之类的生活必需品。“配给卡”当然不是谁都能拿，先要进行资格审核确定你是真的穷人……

印度穷人的配给卡，有点像国内以前的粮油本

傲娇地说一句，当时那个官员被我的知识面之广所震惊，可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通过中印文化类比的方式向他解释这些事情。聊到后来他自己都笑着对边上的助理说：“你看，他什么都知道！”（See！He knows everything.）总之，官员对这场面谈还是很满意的，也很愿意帮助我们。但问题在于——“穷人证明”这种东西他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要稍微有逻辑推理能力的人都能意识到“没有资产”这件事根本是无法自证的。

他说他们领事馆确实可以去查询我太太在某个印度银行有多少钱，也确实可以让印度地方上的警察局核实一下我太太在当地是否有某些不动产，但他们不可能查遍每一个角落，没法儿保证我太太在印度只拥有列出的这些资产。比方说印度光是大银行就有好几十个，他们只是一个驻外办事机构而已，不可能找所有这些银行一一核实……这种事情恐怕只有高度信息化的政府部门通过大数据干得了。

最后的折中方案是，由我太太出一份资产声明，他们根据声明上列出的资产——诸如银行存款多少，有无房产地产、注册的机动车——会联系我太太印度老家的警察局进行核实。印度政府查证资产，不是通过文件档案的，而是通过让基层民警实地走访——例如跟街坊邻居打听一下这家人有多少地产、几台车，然后再查一下这些地产、车子都在谁名下。总而言之，印度领事馆终于同意给我太太的资产证明盖章了，但由于他们无法对未列出的资产进行保证，在盖章的同时会备注一个免责声明——比方说我太太要是在家里某个地方藏了一百万现金或者一大堆金条，这种资产如果不主动申报怎么可能查得出？谁都不敢替我们打包票啊！

去印度当地核实显然需要时间，而递交经适房申请材料需要截止在3月21号之前，领事馆承诺的返回文件日期刚好也是3月21号。可我对印度人的办事效率终究是有些不放心，于是又跑了一趟街道，把其他材料都备齐了，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先把我的申请报进去，我太太的资产证明作为补交材料晚点再给——按照经适房申请的章程，本身有50天的材料补充期。街道这边也给了一个折中方案——在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肯定没法儿帮我报进系统，但可以先帮我核对好其他材料，把复杂的申请表填好，到时候拿到了领事馆的证明直接交过来就行；就算截止时间超了那么一点点，只要系统能够录入得进去，就能帮我报上去。

3月21号我们上午、下午都去了印度领事馆，最后在傍晚五点终于拿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穷人证明”；在与街道电话沟通后，22号一早过去把申请材料交了进去（后来又补了一个“穷人证明”的公证翻译件）——申请经适房这件事算是暂告一段落。至于申请结果会如何，那就不在我的掌控中了。

在跟我太太结婚之初，我就预见到将来会面临各种比一般人繁琐得多的paperwork，需要花费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搞定这些状况。一些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一旦涉及到跨国婚姻都会变得复杂——就好像“我们是穷人”这件事，本来应该是由经适房调查部门来证明的，现在得要我们自己来证明。

中印关系的不稳定，也让我们这场跨国婚姻变得更加复杂。我有时候会想，假如我们不是在2018而是2020年结婚，按照中印边境那形势，哪怕没有疫情，这婚很可能也结不成。尽管3月15号起中国全面恢复了外国人出入境签证的审发，但印度却是个例外——中印之间的人员流动仍然受到政治因素的阻碍。关于此事我还专门问了印度领事馆的官员，他们也不知道中印何时会恢复两国公民的旅行签证审发。

国与国之间相互折腾，我们作为夹在当中的老百姓也只好跟着折腾，这几年对此感受犹深。但人生吧，正是需要借由诸如此类的折腾，才有机会体验到更多层次的不同生活，进行更多角度的深入思考，意识到一些事并不像我们原以为的那样“理所当然”。

所以我依然相信“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尽管我太太常会抱怨我们没房子的问题，而我则会很平静地告诉她——亏得我没房子，否则你、馒头、妹妹都不会在这里。

假如我从前就买好了房，就不会遇见现在的人生，他们仨也就不会在这里了

就我这几十年的经验而言，我相信世间的得失大抵是公平的——当命运为你关上一扇门时，总会在别处打开一扇窗。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是总有些人太过执着于被关上的那扇门，从而忽视了打开的那扇窗，以至于驻足不前。

倘若这次能申请到经适房，固然可以离父母近一点，但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选择和迁徙的自由；假如申请不到我亦不会感到失望和气馁，想必命运对我们自会另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