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八） 论公正（六）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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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形而上在自然领域的危害并不大，宗教禁锢的效用主要来自教会的政治和经济运作，而非纯粹的思想钳制。形而上的真正危害在社会领域：它创造了许多谎言，制造了许多作恶的标尺。

谎言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创建世间不存在的标尺，这在自然领域早已应用过。最典型的例子是决定论（宿命论）：只要有足够的已知条件和运算能力，那么世界就是可以推演的！于是，“自由意志”变得岌岌可危！于是，“历史终结论”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

西方哲学那些看似深刻的形而上的思考，本质上是人的“自大”。它暗示世上的一切问题都“有解”！这在自然领域并无问题，却使得社会学充斥着理性的滥用！社会是人/组织的相处，而相处意味着人/组织只是当事的一方，不是仲裁之“神”！使用“神”之标尺，意味着永远为负的读数，和对世间“正义”的抹杀！越过现实的求解，只能导致学术的虚浮，进而政治的洪水滔天！

形而上的批判路径是：问题->根源->否定->正解。王权黑暗统治，根源在于禁锢，否定这种禁锢，得到正解：言论自由。权力斗争导致血腥战争（包括内部清洗），根源在于王权贵重，否定王权，得到正解：一人一票、轮流坐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根源在于道德不是治理的良方，否定德治，得到正解：法治。违法犯罪增多，根源在于人性，否定人性本善，得到正解：性恶论->法的崇高正义。权力干预司法，法将不法（隐忧王权复辟），根源在于“强权”，否定公权力，得到正解：立宪和程序正义。贩卖黑奴是历史之耻，根源在于思想深处的种族歧视，反转歧视，得到正解：政治正确。

学术界尚有良知，一般不会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但在政客那里，形而上的批判成了万能工具。工具的应用路径是：（比较、渲染）酝酿社会的不满情绪->指定一个根源->否定它（和支持它的人）->得到正解：我想要的（这在策划引导‘不满’时已想好）！

之所以万能，是因为政客们指证的“根源”，无法证伪！不仅是因为政客的话语权，还因为那的确可能是原因之一。不是主要原因，或者甚至倒果为因，谁又在乎？政客们只需要说得通就行！于是不满的原因，可以是女巫，可以是犹太人，可以是异教徒，可以是血统，可以是领土资源，可以是心太软…！政客们想要的是新的法案或许可，而不是真去解决问题。如果问题没能解决，那就再来一轮，恰好也到了需要出台“新法案”的时候。

西学东渐，不知从何时起，‘万能论证法’传入中国。这方法很好用，因为无论怎样，总会有人不满：只需引导或渲染焦虑，或者聚焦于不足和弱项。然后就可以应用形而上的标尺，判定出‘不及格’！而导致不及格的，可以是那同一组根源：民族的奴性、劣根性，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者又可合一。

流传极广的尼莫拉的短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如匕首一般刺痛每个年轻人的心，让他们厌弃集体主义、拒绝服从任何意志，哪怕是亲人的，哪怕是国家的，哪怕是关爱！念颂诗句的人，自己站出来了吗？吟唱‘**不自由，勿宁死’**的人，奉了谁的指令？

搁置政治斗争言论，只谈学术。形而上的批判总是创造两个极端，然后痛陈A端之害，从而得出B端即为正解！反过来，若发力B端，那么A将成为正解（形而上的批判者，现实中最常见的是在野党。西方社会已免疫‘党争’中的言论，但国内仍有人执迷）。这种批判是非法的，因为它隐匿了两个条件：其一，一定有解；其二，非此即彼。前者导致形而上的标尺：因为现世的必然不完满，所以无论好坏进退，都可以判定不及格！有解，暗示着应解、可解，意味着判定者可以越过现实，合法使用“完满刻度”，合法完成对任何现实的否定！后者否定兼容，一切都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道德和法治可以对立，自由和秩序可以对立，民主和集中可以对立，市场和政府可对立，公权和私权可以对立，国企和民企可以对立，甚至科学和技术可以对立，连性别都可以对立…。

最宏大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对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神”可能在偷笑：明明都是工具，明明谁都可以用，明明两个极端之间还有无数个选点！既不是只有一件，也不是甲不允许乙用！而且明明有人在“推介”自己这一端的优点！为什么不是择而用！

西方社会学充斥着非A即B的叙事。形而上的论证是如此的好用！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结论！他们已经完成了话语体系的构建，并且随时可以缝补新出的漏洞，因为有“万能论证法”撑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听上去有理，但总感觉不对劲”的理论？因为西方社会学已经失去了锚，他们专心于“理性的滥用”。

孔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西方社会学，莫说中庸，就是中庸的前提都不成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是不走极端，前提是承认两端都是合法的！否则“度”就不可能存在，不可能拿来讨论！社会领域的讨论，必须放弃形而上的完满，接受现实中并不完满的标尺刻度！始于足下，是社会可以改良的起点。形而上之争，只会造成“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不要忘了：你我皆凡人！（形而上的‘学者’，或许期望着被‘收编’，不做凡人。）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面对社会，学术应当谦卑！人不是“神”，不可能全知，即使全知，也不全能，即使全能，也造不出举不起的石头！形而上的完满，只会造成“道德与良知”的淹没（意味着不及格已确定，意味着绝对的‘有罪’，意味着‘善’的否定）！是为不诚！形而上的标尺，用于本国，是乱政，用于他国，是挑拨。

现实政治，“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良政可能成为恶政，良法可能变为恶法，道德的重心可能迁移。转化的原因是社会的本质能动！既然这种能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把姿态放低：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而不是自大到对抗甚至斩除它！“宽”与“严”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但绝不矛盾，乱世当用重典，治世须行仁政，各有各的场景！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端”，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只看社会的需要！政治的选择是“适宜”，而不是理念世界中的“完美评分”。

“中庸”所求是“适度”，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工具论”，工具论的基本前提是：“以人为本”的不受质疑。法律、道德、制度、行政等都是手段，以人为本才是目的。锚定以人为本，才可以谈论社会，否则就只是借口！

“中庸”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它的锚定，而不仅在其“调和”原则。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不能丢掉的是人本之锚：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道，不离日用常行；道，以人为本！

附：关于哈耶克。

哈耶克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社会思想家之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有许多“叛逆性+革命性”的言论，经常被人引用，这样的言论可能很“提神”，但经不起追问。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这样说无论如何都不过分，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

如果只看表面，那么，“不服从任何人”显然并不现实：老板答应吗？

本意应当是反对“权力凌驾法律”。但是，法从何来？没有国家主权，哪来法律？法律“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没问题，但动词“保护、扩大”的主语是什么？法律由人制定，由人执行，那么他服从的是法律还是人？如何保证法律可以消除人为？消除了人为就是公正吗？

政治的最大困难，就是权与法的博弈，就是“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跳过这一困难的任何讨论，都是外部反思，都是刻舟求剑！

法治，当然定义了依法行政，但如果要求政府的任何行动都有事前的规章，那么，政府完全可以据此卸下救灾、抗疫、战争以及挑起战争的责任。法治，不能定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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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待人和试图使他人平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方式”。

本意应当是：“强制”本身意味着不平等。这没问题，但什么是“奴役”？雇佣算不算奴役？人在世间可能避开“强制”吗？警察和法官是否在“试图使他人平等”？把自由和奴役对立起来，又不给出界限，那么，这句话除了让人对公权力产生逆反之外，没有任何用处。

任何的组织，都有纪律在，都有“强制”在。法律的“效力”决不在它的条文，而在它的惩戒威慑，没有“强制”的法律只是空文。那么，什么样的制度不意味着奴役？这世间真有吗？

国际社会，以公正之名的侵犯并不少见。试问，侵犯者们是谁的信徒？正是那些满口自由主义的人。他们都是哈耶克先生的追随者！被不诚者追随并当做旗帜，是所愿还是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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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约束和奴役，如何可以联用？法律、道德都是约束，但不等于奴役。把民主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本身就是语言陷阱！国家真正的风险在于“离心”，在于公权力被私用。但这个问题没有形而上的“解”！“西式民主”是解吗？哈耶克先生没说，那么这句话里隐含了多少层的暗示！这些暗示又可以完成怎样的含沙射影！这句话，除了作为卖国的刀子，没有其他用处！

自由竞争，产权神圣，合起来必然得到贫富分化，进而阶级对立。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平等”有两种：一是作为盛筵嘉宾的平等，二是作为食材被分食的平等！“民主”也有两种：一是作为幕后操纵者的交易，二是作为演员和观众的狂欢。

（也许哈耶克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特指法西斯或者某种‘乌托邦’，但引用者并不负责分别，他们只是用来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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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大人物”们总想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

本意应当是反对“乱政”。但乱政不来自改善的愿望，而来自错误的目标或方法。前者源于“离心”，后者源于“轻率”且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如果这句话是真理，那么它的逆否命题：（政府）不作为，国家就应当是人间天堂！这完全是政治白痴的论断，无政府=天堂？历史的确有大量的关于乱政之害的显示，但如果就此得出政府之害，则是明显的“幸存者偏差”，因为人们只记得那些伤害！哈耶克先生作为统计学家，真的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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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

这句话，可以用于否定政府制定任何规划、计划的责任和权力！

承接上一句，这个社会的进步，有几个不是由国家主导完成的？如果没有国家组织，科学可能吗？有几个大公司不是政府或军方站在背后！当统计用于掩盖真相时，发布者和采纳者都是学术的恶棍！

因风险而否定国家（公权力），是因噎废食！何况，有办法让国家消失吗？“假如怎样”的结果不是“能够怎样”，而是轻信者的飞蛾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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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

这是一句废话。如果没有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那么“民主（选举）”的程序根本无法履行！手段和目标是同一件事，毫无意义的玩弄语言！病人找到医生，医生开出了药方：健康！真医生绝不应当戏弄病人！

那些照方行医的人，如何配谈学术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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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其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本意应当是捍卫个人不受奴役的权利。但把自由和保障对立起来，真的是在讨论问题吗？自由和保障是社会秩序的一体两面。问题在于“度”，想要安全，就要认可警察的权力，怎样的安全？哪些权力？都值得认真对待。但对立起来，却不是在认真对待。

这句话的逻辑和上一句相似：因为你病了，所以你有症状！没有自由，意味着没有保障，没有保障，也意味着没有自由！“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的原因，决不是“放弃自由换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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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

经济学家假设了理性人，就已经远离了政治。问题不在“善为运用的联邦制”，而在如何让各个政治实体同意组成联邦！如果启蒙了的欧洲人赞同哈耶克的观点，为什么欧洲大陆上小国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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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如果有国王，那么他知道财产意味着权力，他不可能允许内部出现比他更有权力的人。如果已消灭君主制，那么除了国家强力，还有什么可以威胁到富豪？富豪所求，无非是免除公权力的威胁，但他无法免除公权力失效的威胁。私有产权的“神圣”程度，取决于公权力的承载能力：山不能无限高！

中国的经验，改出世家垄断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私有产权“神圣”，那么西方社会永远走不出世家豪门统治的时代，因为“神意”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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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富人掌权的国家远远比一个掌权之后才能成为富人的国家好得多。

本意应当是反对公权力谋取私利。还是那个问题，如何防止公权力被少部分人获取并用于团伙私利！这个问题没有形而上的解。但哈耶克先生在暗示什么？他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富人掌权就能杜绝公权私用吗？定义一个“更烂”就能证明“不烂”？

“权力与财富”的命题被引述，成为舆论场景，是一件比命题本身危害更大的事。人们的视野将因走进圈套而蒙蔽：金钱将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尺，财富成为正义本身！这个世界上不只有财富、产权，还有道德、亲情、责任，还有美与善。话题是坑，提供者是工具的商人，滥用者是学术的恶棍！

自由主义的精神教父，是一个玩弄语言的人（政治经济领域的修辞学）。而尊其为精神教父的人，大概率是奴才或打手！

启蒙

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过去五百年是西方列强横霸天下的五百年**。列强是率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国对农业国有降维打击的能力，国家间的对抗表现为一面倒的屠杀而不是互有攻守的一般竞争形态。被降维打击惊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崩溃可想而知，他们的整个世界都是破碎的！

救亡图存的道路并不像数学问题一样可以在书房中求解，志士们的迷茫是必然的。所以，不应苛求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志士们。时代的呐喊者绝不因呐喊而有罪，无论声音多么刺耳；奋斗者们也不因奋斗而有罪，无论成败。

请见人民英雄纪念碑：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对先辈们的思想持宽容态度，不代表必须接受他们思想。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视图为积贫积弱的国家开出药方。且不说药方在当时是否对症，即便是对症的，也不能拿来当代服用，身体状况早已不同。重症当用猛药，因为已无可再失，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不能给健康人用虎狼药，这与谋杀无异。

“救亡压倒启蒙”话题一度成为焦点，固然与某人辞世有关，但话题就是话题本身，已与逝者无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度对发展道路自信不足，工业化也尚未充分惠及民生，学人有所疑惑也正常，只要他不是祸国殃民，那就没什么好鞭的。但当下的引用者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影射。

话题中的“启蒙”，特指17至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

百度百科：欧洲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的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

把“欧洲启蒙运动”简称为“启蒙”是一种“霸道”。从此，除非得到西方的认证，否则只能自认野蛮和愚昧！无论怎样的“理性之光”，如此话语霸权已是自证的“野蛮”！欧洲在启蒙运动之后，改变了什么？战争愈发激烈，直至二十世纪两场惨烈的世界大战。科学带来的只是武器的进步，思想解放带来的更是手段的解放。这样的一群人如何可以是启蒙了的文明人？欧洲启蒙运动，充其量是柏拉图主义左翼对右翼的胜利，始终未能开启以人为本的思考。

日本经过“脱亚入欧”，更文明了吗？

科学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毫无疑问，人类要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科学思想使人类摆脱蒙昧（对自然之威的恐惧）。但科学的领地是自然界，不涵盖人类社会。倒是科学的成功带来了一部分人内心的无限膨胀，以至于认为理性可以计算人心，可以运作人类社会了。

欧洲启蒙运动，是一群被科学的成功冲昏了的头脑，自大到试图扮演上帝，来整顿人心与社会。“启蒙”思想家们仍然是历史终结论者，他们只是改变了“终结者”：用理性之光替换了上帝之光！通过替换，他们挣脱了束缚，开启了热情而自信的思想和实践。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是只属于西方思想的，苏共首先是西方人，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被自大冲昏了头脑，以为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内嵌了自大的人心）。这种自大，曾经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造成破坏。

如果只谈科学思想，今天的中国有世界上最信仰科学的人民：中国有最成功的基础教育，有最彻底的妇女解放；中国没有那么多反智主义者，也不容忍邪教。如果谈工业化，今天的中国已经工业化并且惠及民生了，城市化进程也如期展开。那么，中国还欠缺什么，要有劳他们来给予启蒙呢？好像只有一件了，那就是党和国家的合法性，因为一党执政这件事是不符合某种启蒙了的精神的。

一个人民高度支持的政体居然需要一份“合同”来证明合法性，居然需要符合某种启蒙了的标准！真是咄咄怪事！中国政权的支持率甚至比西方国家选举中的总投票率都要高，你确定要跟她的人民谈合法性？国家（政权）的正义性只来自民意！

用理性来规定人和人类社会是不可能的，任何“规定”都具有预言性质，而预言都是可能的悖论！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都无法摆脱作为人的立场，所有人都是社会的参与者。这个世界没有预言家或操纵者，并不是没有人试图操纵，而是“操纵”即是参与，没有人可以置身世外。在当下的地球村时代，更是如此。

阴谋论总有流传。阴谋论的基本假设是有人可以预见未来，或者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在思想！这种假设在政治学上是愚蠢的。未必没有经过设计的话题，但取得意外结果的可能性更大。各种传说中的神秘组织不能预见（掌控）未来，只要看一看股市、期市即可，无需论证：如果有这样的能力，世界不可能如此这般。神秘组织传言的存在理由，猎奇有之，推卸有之，脸上贴金有之，至多不过是某某组织宣布对某事负责，或者某个政府宣布不对某事负责。

如果把人类社会类比为水池，那么每个人都是水分子。不存在一个可以在水池外面兴风作浪的超级分子！可能多数人选择随波逐流，可能有人推波助澜，可能有人想做弄潮儿，但没有人可以掌控水流或动力。历史由人民创造，是一个可信的论断。

政府属于人民，执政者也是人，不能获取世外的指示或助力。政府引导和约束水流的努力是一种后果自负的主体行为。可能引起意料之外的后果，这就要求政府的感知和纠错能力。任何把政府或政治家神化的行为，都隐含着恶意：塑造指责的标靶！

政府拒绝引导和约束，也是一种后果自负的主体行为。可能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就要求政府自证清白的能力：程序正义、不可抗力！任何试图论证政府责任的话题都将被合法无视！

全人类之伟力塑造了社会，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恶意者不一定能实现目标，反诸己身的风险很大；善意者也不一定能达成所愿，合成谬误的风险也很大。有为与无为、组织与无组织，是一种选择，选择就要承担后果。不禁止社会学的研究，却应当就实现的能力保持谦卑。那些为他国他人指路的人，如果是谦卑的，那就注明风险；如果是坚信的，那可能是受了蒙骗；如果是其他的，那就是作恶。

学者当然可以研究历史，研究西方国家的长处，寻找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也可以批评国事政事时事，指出其中的问题并寻找解决之道。但不能人云亦云，陷在他人的话语之中，也不能不顾中国广土巨族的现实，去攀比欧洲小国的制度或人文：湖泊与山塘，可能有着迥异的水情。

人类历史的画卷上，确有可以命名为“启蒙”的重要节点。比如用火，人类走出茹毛饮血的蒙昧，开启了专属于人的道路，仿佛握起了火把，照亮了当时的脚下。比如语言文字（造纸、印刷），知识得以积累和传承，人类仿佛点亮了油灯，照亮了书房与居室的长夜。比如科学，人类不再靠天吃饭，仿佛走进了阳光之下：这世间再无可惧的黑暗。除此之外，可称为“启蒙”的节点只有一个，已不在自然领域，那就是社会本身：确认人格平等与人性本善，使得合作可能从而社会可能。这一节点隐含了人类作为整体的“启蒙”：人类只能靠自己，人终需离开“神”的抱养。

自然领域的“启蒙”应当视为人自身“进化”之路上的里程碑，虽然每一步都是超越；而社会领域的“启蒙”才是作为人的“启蒙”。

个人的“启蒙”是认识到“他人皆我”，人与人是相处的；

政治的“启蒙”是确立人本主义之锚，“天下为公”成为世间正义；

人类作为整体的“启蒙”是放下对“神”的祈求：“神”是人的造物，是用于认同的旗帜。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自是正论！“仁者爱人”的确是照亮人心的明灯。

有了数学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积累成为可能，知识成为可能。

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相处成为可能，法律、道德、秩序、权利成为可能。

有了政治学意义上“启蒙”，人本主义不再可疑，天下为公不再可疑。

“启蒙”使得“发展、进步、文明、正义”等内置了“美与善”方向性的词汇的指向不再可疑。

有了人类的“启蒙”，形而上被置入副本，“神”不再参与世事，只用于向善的认同。

人类历史上，那些寻找方向的人，是真的爱智慧者；那些穿透迷雾，把历史展开为她的“（傅立叶）级数”，找到方位方向的人，是圣者；那些确立方向，知行合一的实践者，是真的革命者；那些引领人们冲破枷锁，让历史回归和依循她的方向的人，是王者。那些以一己之力（利），扭动了历史方向的人，是霸者。

科学思想仿佛太阳，照亮了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但阳光并不能穿透云雾，而人类社会是“云中之城”！欧洲启蒙运动，只是“科学启蒙”的异化，是被骤然射来的强烈阳光所刺痛而生出的幻觉。这幻觉助力了资产阶级革命，尔后凭着功劳上位“政教合一”。它甚至威胁了社会领域那真正的“启蒙”。

哲学应当看护人类的思想，防范“科学神教”！科学只是寻求“美与善”的手段。如果科学成为唯一正义，那么，它的延长线会冲破社会棋盘的边界，历史会硬生生转向弱肉强食的“神”之正义：殖民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侵略使得民族觉醒，杀戮实现生存的改善，战争推动进步与融合…。如果世人都按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准完成“启蒙”，那么，人间就是地狱！世间荒唐，莫过于此！

学者应当自信，站立起来，平视西方。中国曾经落后，但已经赶了上来：科学思想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绝不弱于西方；社会学领域，西方则仍在历史终结论的泥潭里。学者应当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重新理解什么是中国：她为何如此？人民希望创造怎样的未来？

小结

人与人是相处的：两方三线关系。世间公正不显，人在相处中寻求公正，并修正标尺的刻度。无人有意为恶，恶的标尺即为恶。知识是美德：更强的合作能力，以及有助于修正标尺。形而上的批判创建了形而上的标尺，读数只有一个：不及格！其结果是抹杀善恶！

以人本主义为锚，人类社会有三条线，一是法律，禁止对秩序的破坏，二是道德，准备好使合作可能，三是不朽，是道德的根据也是人生的价值（信仰）所在。道德是合作本身，它的动力是社会性对合作的奖励；道德可以也应当内化为修养：仁者爱人！教化是率先垂范，儒家的范畴在公职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治国在于治吏。

人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基本生存类需求具有否定人性的威力。公权力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人民有义务配合公权力改进生存的努力。工业化是实现时代应许福利的必由之路，市场是路上的“综合服务区”，不可或缺，但不是目的地。

秩序是第一正义，法律是维护秩序的工具。基于生产力，社会有着本质能动性，未来不可知！

“启蒙”：个人认识到他人皆我；政治认识到后果自负；人类认识到自作主张！人类必须放下“历史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