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丨英国的极右传染病_风闻

英国优先党在伦敦举行的一次集会活动。图源：Daniel Leal/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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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极右传染病 

理查德·西摩尔（Richard Seymour）

2月10日晚，大约四百人聚集在默西塞德郡诺斯利市（Knowsley）的 Suites酒店外，向政府在那里安置的难民发起抗议。一些游行者手持大锤到场，抗议活动最终沦为一场骚乱。

令人担忧的是，诺斯利骚乱虽说是献给右翼的一件礼物，但并非由他们组织。新纳粹性质的爱国新选择党（Patriotic Alternative）成员出现在骚乱现场。此前数周，来自爱国新选择党和法西斯性质的英国优先党（Britain First）活动分子一直在这座酒店煽风点火。但在一段据称显示一名被认为是寻求庇护的年轻男子试图与一名15岁女孩搭讪的视频流传开之后，自由派的反种族主义慈善团体“要希望不要仇恨”(Hope Not Hate)表示，这场骚乱是“由地方人士发动的”。

这并非近年来针对寻求庇护人士的不满第一次发作。在多佛，极右翼人士已多次游行。去年11月，一名“孤狼”种族主义者用燃烧弹袭击了在多佛港等待的寻求庇护人士，然后开车到附近的加油站自杀。他在推特上写道，他的目标是“清除穆斯林儿童”和“那里(原文如此)令人厌恶的妇女”。

英国政府已开始将寻求庇护人士集中安置在紧急酒店，而非普通住房。这些酒店成了法西斯分子攻击的目标。2020年8月，英国优先党活动人士进入布罗姆斯格罗夫（Bromsgrove）一家酒店。在伦敦、埃塞克斯、伯明翰、沃灵顿（Warrington）和维冈（Wigan），类似冲突也有上演。

2020年3月至2022年9月间，被安置在旅馆的寻求庇护人士从2577人增至37142人。地方当局已请求政府停止这样做，它们声称这正给地方的服务带来压力，但无济于事。哪怕是大约两百名阿尔巴尼亚儿童从这些旅馆失踪，也没有停止这项政策。据《观察家报》报道，其中一些儿童被犯罪团伙绑架了。因此，当爱国新选择党的积极分子在诺斯利市散布传单，声称“英国人正在受冻，可移民住在五星级酒店!”时，寻求庇护的人士被丢弃在了贫困地区的紧急住所，儿童失踪了。没有人为那些孩子闹事。

根据我们的愚蠢评论家的意见，诺斯利抗议活动是“由地方人士发动的”，这一事实必定意味着骚乱者被诽谤了。如艾莉森·皮尔森（Allison Pearson）在《每日电讯报》所说，他们只是“普通的正派人士”。这不可思议: 通常情况下，一些男子挥舞大锤砸向警车的场面会叫右翼专栏作家暴跳如雷，而不是同情地告诫说暴力“不是英国的方式”。只有种族骚乱分子才能从全国性媒体那里收获这样的和蔼对待。

声称诺斯利骚乱分子不过是关切儿童安全，这荒谬绝伦。对儿童的性侵犯在英国经常发生，犯罪者多数是英国白人男性: 这不会引发骚乱。正如皮尔森其余枯燥文字所生动说明的那样，从关于“黑人强奸犯”的刻板印象，到全国性报纸传播关于穆斯林“性侵团伙”（grooming gangs）的不可信说法，到高呼“真主是个恋童癖”的种族主义街头帮派，这一最新说法利用了对变装男同性恋者、巴基斯坦人和移民的妖魔化，是将性犯罪种族化的卑鄙传统的又一个例证。就在该骚乱以及引发骚乱的一些事件发生几周前，当英国优先党发放的传单称Suites酒店“挤满了男性非法移民”时，他们是在利用这一种族主义恐慌。

这次骚乱缺乏组织的特性也不足为奇。英国的绝大多数种族主义暴力都是没有组织的，但仍在增长。自2013年以来，英国记录在案的仇恨犯罪数量每年都在上升，其中绝大部分出于 种族动机。仅在有记录数据的去年，违法行为的数量就增加了26%。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去年，学校中的种族主义事件数量增加了50%。“要希望不要仇恨”组织报称，2022年，极右翼的“移民猎杀”事件增加了一倍。假如这是一种社会传染，那么我们肯定处于 S曲线的上行斜线上。

但假如极右翼政党没有组织这次骚乱，它们扮演了什么角色? 它们如何与现代右翼街头政治融为一体？考虑一下最近法西斯活动人士在更广泛背景下实施的一系列活动: 反疫苗抗议，“匿名者Q”组织（QAnon）的集会，针对“变装男同故事时间”组织（Drag Queen Story Hour）的犯罪活动，针对“十五分钟城市”(一种平庸的城市规划理念，但变成了试图永久封锁城市的全球主义或社会主义阴谋论的证据)的抗议。许多这样的抗议活动吸引的参与者远远超出了现有的极右翼。如同德国的“ Querdenken”运动（一个反封控、反疫苗的联盟）那样，他们体现了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和威廉·卡里森（William Callison）所称的政治“对角线风格”。对角线坚定地指向右边，但吸引了许多以前会投票给左边的人。（奎因·斯洛博迪安，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卫斯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威廉·卡里森，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人文地理学系博士后研究员。——译注）

这些活动背后固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但涉及一种以数字方式组织起来的网络集群，而非传统的政党。政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纪律严明、忠于职守、思想一致的干部。在英国政治的细分场景中，因为存在无数单一主题的政治力量、游说团体、政党、党派、Telegram和YouTube 频道、潜在战斗组织，哪怕是小团体也可以发挥远远超出它们规模的影响力。但就目前而言，法西斯政党并没有显著的组织影响力。它们是嗜暴的煽动者，等待着血腥的“种族战争”机会，并基于更广泛的右翼思潮背景展开工作，利用着其他人提供的机会。

要理解这些开口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办法是重新审视“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s）这一概念。从消费品到社会运动，许多观念和行为以一种传染的方式四散传播。正如社会学家达蒙·森托拉(Damon Centola)所论，它们扩散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吸收的门槛。在“简单”传染如梗（meme）的传播中，门槛很低。观念通过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那种“弱关系”传播得最快。在“复杂”传染中，门槛更高。可能的参与者在加入之前往往需要来自他们熟识之人说服或确认。所以，传统的运动，如争取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是通过紧密联系的社区，在地理波动中传播的。种族主义激化也是如此，在英国，种族主义激化在西约克郡等地区已有一浪高过一浪的扩散。但在英国，多年来，政府和媒体宣传的结合，系统性降低了参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街头行动的门槛。（达蒙·森托拉，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译注）

在罗瑟勒姆（Rotherham）的一次极右翼组织的抗议活动中，一条横幅上写着: “结束入侵。”这与内政大臣苏埃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描述抵达英格兰南部海岸的移民时使用的语言遥相呼应。相应的是，她无疑意识到她的话在美国右翼话语中的血统，以及在英国退欧（Brexit）到来前的“离开欧盟运动”（Leave.EU）的竞选语言中的血统。退欧显然使用了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将极右翼的痴迷融入主流也不是特别的新鲜事。

将一封据称是伊斯兰分子所写的伪造信件当成圣战分子图谋接管伯明翰学校的证据，这么干的并非某个外围极右翼政党，而是保守党政府。认为比萨快递（Pizza Express）暗中将清真肉喂给了顾客，从而将伊斯兰教输入到了这一全国性代谢系统中，宣扬这一阴谋论的不是某个狂热网站，而是《太阳报》。有关罗马尼亚“犯罪团伙”的神话，是媒体和向他们提供“情报”的警察的成果。那种认为大都市里的自由派因为惧怕被称为种族主义者而无视穆斯林“性侵团伙”的说法，并非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发明，而是《泰晤士报》和一群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专栏作家的成果。

这其中的绝大部分说法早在英国退欧之前就开始有了。在自由主义的人类堕落后话语中，退欧成了绝大多数现代弊病的替罪羊。但退欧在英国催化了这些趋势。这一点，再加上左派的制度失败，将我们置于一种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在两党之间竞争的局面。官方反对派谈到给寻求庇护的人士贴标签，以及让英国企业摆脱对移民劳工的依赖。政府提出了利用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击退难民船只的计划，好像那确实是一次 “入侵”，且政府正将我们置于种族战争的境地。此外，留欧派错误地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将使这一可怕的趋势文明化: 欧盟推行自己的包括非法抵制在内的血腥边境政策，这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中禁止“集体驱逐外国人”的第四条。本月，就在土耳其发生地震几天后，政府批准了针对“非正常移民”的更严厉规定。欧盟限制措施的整体结果是，自2019年以来，超过8400人在试图乘船抵达欧洲时死亡。在欧洲，只在极少地方，极右翼种族战争的元素没有被纳入主流。

极右翼被纳入主流的不只涉及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变性恐惧、性恐慌和千禧年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它们的驱动力得到了政策、全国性媒体、部长和后座政客声明的助力和怂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见利忘义的，表明了政治建制派的空虚。

例如，保守党副主席李·安德森(Lee Anderson)解释称，假如没有英国退欧作为一个凝聚人心的议题，保守党就需要“文化战争”煽动政治上有益的仇恨，并赢得下届选举。安德森对诺斯利骚乱的反应是，指责难民慈善机构、左翼律师和人口贩子组成了一个“数百万英镑的产业”。关于寻求庇护的人士，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怎么做的就怎么说，这一点没有疑问，这是因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以赢得传统上支持工党的选民的支持。至于评论家，他们不是去思考，而是每周写同样的东西，只是做些小改动，由此获得酬劳: 当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说“人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的幸福”时，他可能是在描述这位英国大报专栏作家的自满情绪。但总的后果是，将政治体制与少数人的共识捆绑在一起，同时使更边缘化的主张合法化。（基尔·斯塔默，生于1962年，是现任英国工党领袖。——译注）

考虑到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现实背景，这是一种危险的组合。生活水平十多年来一直在下降，政府正在压低工资，英格兰银行正通过加息限制消费，而且，假如英国最贫穷的人生活在东欧的“贫穷”国家，他们会更富足。公共部门尚未从紧缩政策的恶意攻击中恢复。公共的污秽和私人污秽正在融合。人们怒不可遏、情绪低落、极度无聊。这些暴力的爆发点不只为那些挥舞大锤的人，还为那些帮助通过在线网络驱动愤怒的人，提供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形式。

这样的兴奋，在社会崩溃的驱动力和法西斯权威复兴的驱动力之间摇摆。想想这次骚乱中展示给警察的侵略性，以及大锤砸向一辆警车的事实。正如多年来的政治和媒体机构一样，警察正在失去公共权威，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从 Wayne Couzen 到 David Carrick，从拘押期间的死亡案件到对Stephen Port谋杀案的处理不当，人们认为警察部门存在制度性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腐败。但因这一权威的当然崩溃恰逢暴虐、威权能量的传递流通，这为那些想要自行维持治安的人提供了机会。事实上，那不就是一群私刑暴徒吗？（Wayne Couzen，伦敦警察，因在2021年3月绑架、强奸并谋杀一名女子，而于当年7月被判终身监禁。David Carrick，伦敦警察，因在十七年时间里犯下包括强奸、性虐等85宗罪行，而在2023年2月获判终身监禁。Stephen Port，2014至2015年间于伦敦地区犯下系列强奸、杀人罪，2016年获判终身监禁。——译注）

危险在于，伴随这些趋势的汇聚，右翼可能正在接近社会学家鲁德·库普曼斯(Ruud Koopmans)所称的“机会瀑布”。街头右翼正效法多条战线，在这些危机中，追随者似乎正为他们失去的力量和福祉做些什么，甚至短暂地享受到了同志情谊。这使得主流右翼更加大胆，与此同时，令人沮丧的中间派则有妥协，并软化了立场。那使得进一步的爆发更容易发生。

这是英国政治的一个危险时刻，而且迄今为止，对新兴右翼带来的虚妄亢奋，尚不存在有效的反制。在选举中失败的左翼人士士气低落，被动应对。工会再度展示了昂扬的斗志，这带来了希望。工会代表的是持久的制度性权力，而非网络狂热。但罢工可能被击败。而且，围绕薪酬的斗争本身，不足以抵消被动应对所具有的末日般的魅惑。

假如说过去几年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人们需要的不只是面包: 他们需要有渴求的对象，需要有奋斗的目标。而且，因为政治精英并不急于提供这些，左派就必须提供。

（作者是英国作家、活动人士。近著为The Disenchanted Earth: Reflections on Ecosocialism and Barbarism。本文原题“Britain’s far-right contagion”，由英国《新政治家》杂志网站发布于2023年2月21日。译者听桥，对个别地方有多分段，且无法保证准确理解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