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十四） 社会组织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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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视野的打开，人们关注到了日常生活背后的“国家”，个人的安全、发展、权利、义务乃至价值、尊严等，都是国家在承载，那么，国家是怎样的存在？国家是“正义”的化身，还是“必要的恶”？地球村中为什么会有国家？

国家（组织）是前文“知识的层级”第六层中的造物，人是组织的前提。不能因进入六层而否定人的主体性，同样不能因组织由作为主体的人组成而否定组织的存在：不能回避“人在组织之中”的现实。组织拥有意志，它按自己的意志挑选、规训、淘汰组织中的人，它用符合自己要求的人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资本”可以视为企业组织的抽象，它通过资本家实现自己的意志，它是主体！

由人组成，并且通过人实现其意志的那些“主体性”，都在知识大厦的六层上。

组织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团体。组织的三要素：（复数的）人、结构（运作模式）、目标。广义地讲，组织就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简史》认为：人类靠“八卦”建立起了比动物群落规模更大能力更强的社群，开启了文化演化之路。

按照“神创论”的思路，一个可能世界的目的是智能，之后的进化方向必然是“组织”。如果不靠组织，个人的能力远不及恐龙，想看精彩表演的“神”又何苦灭掉恐龙，换上“弱小”的人呢？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为“神”上演基于智能的精彩。于是，世界的演进路径就延伸为：自然->有机物->生物->智能->组织。也许在“神”的眼里，人只是组建“社会组织”的材料！是创造“组织”这一终极造物需要用到的中间品！人的智能和社会性，以及必然到来的科学，都是为了构造出更加强大的社会组织。

从能量/熵的角度看，这条路径是能耗增大的方向：社会组织是最大的耗能主体，也是熵减（有序）最高的主体。社会组织代表了最高的秩序性：世界上可以标注“文明”的那些造物（建筑、机械、电子电气）都成于组织。

如果一定要为人类社会找一个律令，那就是：社会组织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这是哲学统观的必然结论。

利维坦

人类可见的历史中，竞争的主体始终是“社会组织”，从部落到城邦/领地，再到国家，能力和规模都呈现增大趋势。竞争成就了组织，组织的能力决定成员的存亡；组织加剧了竞争，更大的组织意味着更强大的对抗力量。国家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复杂程度最高，是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载体，人类至今尚未创生出高于国家的主权实体。霍布斯称国家为利维坦（某种怪兽），它虽然由人组成，但却并不由人控制，它有自己的“意志”。因而在国家层面，有着可以忽略个人因素的规律可循：解读那些“意志”。

历史上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主要的外患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高句丽、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策略上，和亲、长城、分化、驱逐、内附、族灭皆有之，最后的结论只能是接纳，否则后患无穷。这是气候条件（400毫米等降水线）决定的，草原白灾的毁灭性打击下，游牧民族只能南下劫掠，防不胜防。

欧洲则不同，罗马帝国衰落后，再无统一大帝国，各国始终在蛮族的威胁之下。教庭的作用很像春秋之前的周天子，凭借一定的自有实力以及高于邦国主权的教权，遥控着欧洲版图。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打出了真火，现代科学得以从欧洲起步，欧洲列强一度有了吊打世界的能力，并终于为了利益（地理大发现的蛋糕还是不够分，科学只是改变了争抢的标的，并未阻断争抢）开出了世界大战。幸与不幸，后人评说。

对于防守方来说，蛮族入侵行动当然是非正义的，这种非正义不能用“为了生存”、“蛮族的命也是命”来洗白。抗争、反击、驱逐等等都是正义！但问题在于野火烧不尽，蛮族确实也要生存。也许这就是“神”的意志，它要看大戏！国家（利维坦）的意志（现实中表现为政治家的思考和判断）就要与“神意”在同一个层面，因而不再是具体的个人的意志（比如君主论，比如帝王心术）。

现实中没有“神谕”，因而“神意”只能由政治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解读。如果国家决策层不能领悟它，就可能导致国家失败。这对“神”来说无所谓，反倒增强了戏剧性，当然也就成了后人眼中的教训。通过解读历史和现实，利维坦可以理解大势，然后选择顺应还是对抗这个大势。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来说，当北方蛮族陷于生存危机之中时，他们的人性将退隐。对野兽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何况并没有一个行使仲裁职能的绝对威权存在！接纳成为最优选项，转移支付就成为一项持续存在的内政（富裕地区的人，肯定不情愿转移支付，但又不愿或不能离开国家，只能服从国家意志）。

只要国家的整体性在，那么就必然存在一个高于任何个人的国家意志：利维坦作为一个有机体，必须学会趋利避害。这就要求它有判断能力和自律能力，以及必要的反击能力。这些能力以及为这些能力所做的准备，都体现为利维坦的意志。而利维坦所要关注的或所期望的，都与组成它的个人处于不同的层面，这就要求政治家的眼光有别于民众或任何个人（道德不再是首要的关注）。

《君主论》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将君王的政治行为和他作为个人的伦理行为截然分开，其视角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君主（政治家）的“目的”和“手段”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否则他就不是合格的君主。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统治者不应当遵守信义。君王必须习惯于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君主论》既不是秘而不宣的帝王之术，也不是教人向恶的反道德之说，它只是明确了利维坦的处境始终是丛林，国家之间的正义只来自实力，没有形而上的仲裁者或保护者。

政治、军事、历史等著作都可以看作利维坦的教科书，实际上，利维坦应当掌握人类全部的知识，只不过政治、军事和历史是首选和必修的。生物->人（智能）->利维坦，是地球生态中广义的进化链条。利维坦（国家组织）自身也在进化之中。可以类比动物进化的某种方向性，来理解国家组织的演化：比如大型化、多样性、运动协调性，以及相应的大脑（容量、能力）的增长。

大型化是可行方向，对动物来说，巨大的体型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动物竖起毛发以增大体积，人类还留有‘炸毛’的本能）。如果条件允许，利维坦会选择大型化。多样性是必然的，丛林之中的利维坦始终面对的是环境和同类，必然各有生存和进取之道。协调性也是重要的，如果它做不到，那么大型化就会因运动能力的下降而得不偿失。大脑的进化同样重要，“聪明”的动物要学会趋利避害，否则再强大的体格也不能补偿愚蠢（比如有毒猎物和陷阱）。

大型化和协调性相互制约，多样性和大脑进化相辅相成，动物的进化呈现出目的性：以大脑为核心的发达的神经系统。大型化使动物的神经组织生长成为可能，神经系统是纯粹消耗能量的；协调性是神经系统发育的结果，当然同时需要肌肉和骨骼的配合；大脑本身是神经系统的中枢，更是能量消耗大户。从能量的视角看，动物进化的方向是：用于维生的能量占比越来越小；表现在官能上，就是消化系统的地位相对下降，而神经系统的地位相对凸显。

动物进化的方向是智能。人与动物的分界是领悟数学和自知有限，越过分界线，人成为人！利维坦进化的方向也是“智能”，但这一点并不容易到达。担当利维坦首脑的政治家或君主天然已领悟数学，但利维坦所要清点和计算的东西，却并不是天然的，甚至不是轻易可见、可理解的：政治在“神”的领域！首脑们作为个人，确已天然自知有限，但利维坦的“身体”却并不界限分明！更重要的，要求首脑们以利维坦为己身（比如最基本的，感同身受利维坦的痛楚），是不容易的；而最难的，则是利维坦作为智慧生命的自律：为了将来，承受现在。如果利维坦做不到这些，那么它的智慧是有限的。

利维坦无权要求不受侵犯，因此，只能向着丛林规定的方向进化。或许“神”已经为利维坦规划了路径：大型化和智能化。国家也不能乞求世外或国际的正义，因此，只能向着国际社会“丛林”规定的方向发展。或许“神”也为国家规划了前行方向：力量与智慧。前者要求优秀的组织能力，后者要求卓越的政治智慧；二者共同使得国家的自律可能。公权力成为必然，公权力者的基本要求：以天下为己身己任，不因怒而兴师->无喜无悲直至无我！政治，是最高的智慧。于内，是组织（感知和行动）能力；于外，是识别（尺度和敌我）能力；二者共同的根基是：确认并锁定公权力。

 “无敌”并不是利维坦的追求。强力的政权，必然内生“其亡也忽焉”的逻辑：侵略性，意味着他者的被迫联合，以及内部因分赃不均导致的分裂倾向！利维坦的智慧在于自身安全，大型化、协调性的目的是安全，不只是强力。

科学之于组织

科学仍然在自然领域，并未打穿由人的主体性构筑的“棋盘”边界。科学只是改变了人的个体能力(包括讲故事的能力)，但并未改变人的主体性以及之上的社会性；科学只是改变了组织的结构和目标的具体内容，并未改变国家的主体性以及世界舞台的主角身份。

科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作为竞争主体的国家，爆发出了远超个人的能力，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剧本；技术优势转化为战争优势，于是组织间的竞争转化为对技术革新的争相投入，最终导向了科学体系的呈现。科学不是个人的思考或仰望星空就可以得到的（炮弹炸裂了地基，人们才发现了科学这个‘地下室’的存在）。真实的历史中，是国家供养了研究者以及他们的实验室，是国家规定了研究的方向。那些抛开史实谈论科学家贡献的说法，都是谎言。没有国家间的高烈度竞争，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出现。今天，科学确已改变国际竞争的态势（比如核武器）。

科学的造物延伸了人的感知和操控能力（视为人的基于智能的进化），为现代组织创造了新的可能。现代人凭借互联网，可以实现信息的全球同步，科学改变了组织的沟通方式和效率；凭借现代交通工具，地球变成了地球村，科学消除了组织的地域边界；现代人手持枪械，可以轻易致他人于死地，改变了组织的威慑方式；现代人创造了信用货币，可以兑现成持有人期望的财富，改变了组织的财务运作…。在现代科学的支持下，组织形态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因而国际局势也在变化之中。

政治家应当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至少要知道科学可以做什么（当代的科学前沿所能实现的力量和精度），不可以做什么（科学使人不疑：无需恐惧于不存在的神迹）。政治家应当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理学识，并运用科学素养重新解读已有的历史和地理：政治家应当领悟利维坦视角下的清点和计算。

应当明确，科学只是改变了组织的手段和形态，国家/组织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源，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角，因而政治仍然是最高的智慧。

组织权力

组织是人类的生存方式。通常并不是个人依据其自由意志，选择加入某种组织，而是从出生就属于某个组织（比如家庭，比如某些民族的新生儿默认加入宗教）。人当然也可能发起某个新的组织（比如创业），但并不改变他属于组织这个基本事实。

组织无时不在：有国家（秩序）时，它守序存在；没有国家时，它无序生长，并在内部产生秩序，进而可能成长为国家。组织的目标多样，但最基本的目标是生存和为了更好的生存；组织可能有长远目标，但它必须先生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能动性。组织的表现以及所实践的结果，并不一定如它的目标所描述，它始终受到环境的制约，始终处于与他者相互成就的过程中。

组织要求内部秩序（一盘散沙称不上组织）。这就要求组织内部必须分出行政阶层和功能系统，并要求“感知”和“行动”能力。打个比方，如果说个体的人是沙粒，那么组织就是聚沙而成的沙丘。有沙漠在，就必然有沙丘；人们聚居，就必然产生组织。沙丘有型，如金字塔般有基座、有塔尖，并分层次；组织有结构，也如金字塔般有基层、有核心，并分层级。不同的沙粒（粒度、形状、湿度等）是沙丘形状的内生条件；不同的人（启蒙、记忆、教化等）是组织形态的内生条件。不同的环境（风、雨、震等）是沙丘的外部条件；不同的社会生态（国际竞合、生存、法律、资源等）是组织的外部约束。

企业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组织，企业的结构（运作模式）是受到内外部条件制约的。国家也是一种组织，国家政体显然也要受到内外部条件的制约：外部是来自他国的竞争压力，内部是国家规模以及历史的传承（人民的记忆）。

组织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运作，组织的结构是手段。企业可以向先进单位学习，国家可以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别的国家或企业中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可以借鉴，但目标和基础无法借鉴。组织需要纪律，否则不能作为主体（有机体），头脑灵活、四肢协调的利维坦显然有更强的生存能力！组织能力是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组织由人组成，决定了组织首先是个“经济体”。无论组织的目标怎样设置，其中必定包含使组织生存的物理前提，即作为成员的人的生存。不排除纯粹为了兴趣或理想而成立的组织，但那应当是在人的生存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的，其成员的生存条件也是由其他组织保障的。比如长跑爱好者组织，只是本城区的联络方式，可以忽略这一类组织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组织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无论它是否注册为企业。国内某些宗教场所，政策不允许寺庙开展经营活动，但无法禁止老百姓上香。香是免费取用的，但旁边就是功德箱（可扫码支付），多少不限，不捐也可。上香者一般不好意思白拿，捐赠的数额通常大于造价。宗教场所给出的是具有安慰作用的仪式（的场所），这种仪式感对社会也是有用的。参与经济活动的组织，不是只有企业。

国家一般不会把宗教场所当作企业并要求纳税，税法关于宗教场所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则另有规定。但应当理解，这是对真正宗教人士的保护而非剥夺，真正要防范的是打着宗教活动的旗号行事的人或资本（组织）。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组织，表面是主义，内里是生意（本质是诈骗）。国家有打击邪教的责任，为了宗教信仰自由，也为了经济秩序。

无论名义上的目标是什么，组织运作的最终影响都要落脚到“物权”上来（可能并非其目的）。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以生产（服务）为手段，供产销的过程就是物权的转移过程。公益组织促成或阻止某种经济行为（比如保护区的建立、核电项目的取消），同时自身运作也包含经济过程，比如接受捐赠以及雇佣人员。传销、诈骗组织在转移货币所有权的同时，自身也是消费者，还是司法机关的猎物。革命组织如果成功掌握政权，将根据其理念改变这个国家的物权规则，革命的过程也同时是物权改变的过程（比如没收和分配）…。

社会上的各类组织，以其各自方式参与了经济生活。包括企业、事业、宗教、公益、知识付费、传销、诈骗、贩毒、黑社会等等，无关善恶，它们都首先是经济体。必然有着财富的生产（获得）和分配机制，也必然有着内部的权力（层级）架构。作为经济生活的参与者，组织也已经参与了政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个人与组织是利益关系，所谓利，归根结底是人的需求。以生存线为界，“利”被分为两个层面。生存线之上，“利”是收益，可以表达为机会成本最低的选择；生存线之下，“利”是生存（避免受害），可以表达为两害相权。于是组织权力的量值可以定义为：个人脱离组织对其自身造成的损失，也就是组织成员另谋他业时的机会成本。组织权力内在地规定了该组织的一系列性质（就像不同种类和强度的化学键，内在地规定了材料的性质），比如规模、架构、灵敏性、执行力等。

奴隶制社会，庄园（或者其他形式）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结合力主要地来自强迫（不排除个别的优待情形）。庄园主结成同盟，共同维护其统治：奴隶如果抗争，鞭刑伺候；如果逃跑，天下共捕之。当庄园规模增大时，会诞生奴隶主武装。进一步发展，类似安保公司（骑士、武士）的专业武装组织会成型…，社会因应组织的需求而发育，组织也因应社会的需求而发育。封建社会（或中国秦汉之后的农业社会）中，地主和佃农（租户）之间是表面上的自愿结合，但只能说强迫者不是地主本人，而是离开土地不能生存的现实。官僚地主结成同盟，挤压自耕农的生存空间以便增强自身力量（土地兼并），同时道德和法律双管齐下，维护同盟权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如果有人试图脱离这种由土地联结的依附关系，那么“荒野求生”将成为劝退的强制力量。而社会舆论并不同情遁入蛮荒的个人，法律并不支持因穷困而有理。权力，已从直接的“强力”转向了土地。

企业是现代社会中的典型组织。薪酬是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结合力”，雇佣关系得以建立。薪酬表现为货币。权力（载体）进化为资本！。

前期舆论的热点之一，某大型企业被曝光上下级之间性侵。且放下其中的是非，只看其意义。侵害或骚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侵害者（通常是权势者）认为受害者会选择忍受，即受害者反抗的损失大于忍受。侵害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了解其中的利害（经历或见到）。受害者选择反抗，是因为她不认同加害者的价值判断。事件的被曝光与上热搜，提示的是权力博弈的当前形势：资本权力的锋面就在那里（有些人，有些事件，正在对权力的边界做着试探）！人们希望锋面向哪个方向移动，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货币可以购买免罪券，那么侵害是否非法将取决于个人财富（货币拥有量）。如果反抗的结果是生存危机（侵害者团结起来，打击反抗行为），那么反抗也将不再发生。如何令受害者放弃反抗？绝望（官官相护或高不可企的法律壁垒）或者不以为害的价值观（自由、解放、群体斯德哥尔摩效应）。侵害与反抗，是现代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其背后是权力的博弈：资本在追求更大的权力，它甚至要追求人们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资本对价值观的改造，是时代的造山运动，它将打破并重塑社会地图上的山川地理。如果人民认为那将是穷山恶水，那就应当形成国家意志来制约它。

资本的主体性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追求雇佣关系的牢固程度，也即增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结合力（目的是提高组织的执行力）。企业对内优化管理、提高效率以及开发新产品，提高获利能力，从而用更优厚的条件加固雇佣关系，是值得鼓励的。但良性竞争只能在资本不能控制公权力的条件下成立。对资本来说，如果有办法可以从外部获得加固雇佣关系的便利，它就不可能再以内部挖潜和创新为主要努力方向，而是转向操控政治权力。（权力就像电池，驱动社会组织的运作。增强驱动力，提高正极电压或降低负极电压的效果相同。）

这是“前辈”实践过了的道路：奴隶主团结起来，创建有利于强化控制奴隶的国家机器；地主与官僚合体，创建有利于土地兼并和控制佃农的国家机器。资本家必然期望掌握政治权力，以便限制工人恰好处在生存线附近，来降低雇佣成本和强化雇佣关系。所以，经济学中那只看不见的慈善之手，有够不到的地方，而以这只手为根据的研究，无论如何的雄辩或精彩，其结果必然延伸为“用全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伪造历史”。

加固权力的追求与人品无关。对于地主来说，他本人可能善良勤劳，但如果他不兼并，就会成为更大的地主的猎物；对资本家来说，他本人可能高尚，但如果他不去争取政权的助力，就会成为更大的资本的猎物。规则如此，体现在组织上，就是组织会把违抗组织意志的个人代谢出去：个人不能脱离他的立场。于是资本的生长成为一种正反馈，如果没有外部的制约机制，必然导致它本身的野蛮生长，并终将超过社会的承载能力，引发崩塌。经济危机就是一种“自然”制约，就像森林大火或者倒塌的积木。

国家是企业的承载，也是企业的外部制约。企业家应当了解社会现实的承载能力，不去追求天花板之上的目标。社会的承载能力不是一个定值，天花板也可以升高。对企业来说，天花板并不是某个规模或者涉嫌垄断，而是独木难支（风险不仅在于木秀于林，还在于重心不稳：一旦重心偏离就可能毁于自重）。人类最高的建筑不超八百米，但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海拔超过八千米，差别在于地基。越是大的企业，越应与国家利益捆绑，就像珠穆朗玛峰扎根在青藏高原之上。当然不能要求企业去承担堆砌青藏高原的工作，这是国家的职责；企业家也无需被道德（共同富裕）绑架，只需跳出经济学家们的逻辑陷阱，认可国家与企业之间是承载而非零和关系即可。

人民并非要求把资本踩在脚下，人民只是期望不要支撑得太过辛苦（过度的资本权力，比如感恩996，比如奴役和侵害）。人民的意志集合成为国家意志，国家只是不能允许眼看着贫富分化阶层分裂导致国家内乱。对于资本的造山运动，任何政治力量都只能顺势而为（稳固的政权->海量坚挺的货币->资本的巨力->强烈的造山），只能期望造成的山川不要太过陡峭！张家界的壁立千仞（如三姐妹峰）是上佳的风景，但并不宜居！

阶层分化

整体地看，社会（国家）就像是巨大的沙盘，承托着高低不一形态各异的山丘（以企业为主的各种组织，可能有的山丘跨沙盘而立）。切面地看，社会是地图上的等高线所围成的区块，这些等高线表达的是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政治权力或财富）。

社会上的组织仿佛是沙盘上的山丘：水从山顶流下，滋润着坡上的梯田。山丘的高度取决于社会财富的集中能力，梯田的层级取决于社会总财富的多寡，于是社会结构整体上取决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层级之间的供养能力有限，上下层人数之比必须在供养关系的允许范围之内，表现为财富等高线的急剧收缩：松软的山石不可能撑起高山。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层级以及层级之间的跨度被打开，等高线变得紧密，山势险峻起来。

社会阶层的样式及其演化，都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层分化并不是社会的退步！相反，层级的展开，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意味着和平安定与人口增长。也只有充分展开的层级，才能提供庞大人口基数所需要的向上的台阶！阶层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体两面，背后的推动力是人的需求。人们总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需要发展生产力，需要释放活力，而活力只能来自对个人拥有财富的鼓励和保护。于是社会这个沙盘上的造山运动成为必然，稳定发展的社会必然出现贫富乃至阶层的分化。

个人会被他所处的阶层同化，即按照阶层的标准来校正自己的标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与圈子中的其他人形成良性连接。个人视野总是有限的，个人的交往圈子往往限于同一阶层，于是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处在阶层定制的茧房之中：他的所思源于所闻，所见印证所思，于是他以为世界就是那样。圈子使他习以为常，以为世界只是井口的那片天；组织意志使他有时不得不违背本心行事，以为那就是履行本职！阶层茧房和组织意志的共同作用，使得个人要么被组织驯服，要么被组织淘汰！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布是连续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阈值，但就是这种平缓的渐变，最终形成社会上价值观的鸿沟！

阶层分化以及相应的价值观的差异，都不是个人可以对抗的，因而不是道德问题。地主可以品德高尚，但他以土地兼并为己任；资本家可以本性纯良，但他的任务是资本的增殖；关于财产继承和税率的法典可以遵循民意，但它本身助长了阶层固化。

社会运动的主体是组织（包括国家），在这一层面上，只有胜负，不要奢谈道德。人们不能指责殖民者的后代继承庄园，不能指责地主购买土地，不能指责资本的增殖，这些行为的合法性由社会发展的正义性赋予。但不能指责并不意味着形而上的正义！

当阶层固化到令人绝望的程度时，人民内部矛盾就会转化成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大乐章的主旋律。当政权控制能力下降，各种组织形成割据之势时，庄园、土地、资本都将成为掠夺的对象。此时，继承、购买、增殖的合法性都不是免死金牌。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遵纪守法，不代表政治家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每一根枝条都遵循基因的规则生长，不代表树木可以长生（还可能毁于自重和招风）。道德和法律，都不足以论证社会走向的绝对正义，它们都在国家概念之内，它们的延长线在国家主权边界上失效：当青藏高原碎裂时，珠穆朗玛峰也会崩塌；当国家失去秩序时，企业也会消亡；当国家陷入战乱时，法与产权都将失效。（人们可以要求神圣，但给出保证的国家主权并不神圣）。

组织（意志）应有自律能力，但它的实现需要外力。复活节岛上的森林不是一代人伐光的，砍倒第一棵树的人想象不到森林损毁的灾难，砍倒最后一棵树的那个人从未见过森林！组织运转是一个长期过程，时间会改变组织的面对，也会改变成员的价值标尺。前者导致金科玉律的“祖训”可能成为后世的绞索，比如宋的杯酒释兵权和明的厚养宗室；后者导致标尺基准的漂移，比如“胡不食肉糜”。

习以为常的结果是脱离现实并且不能自觉！企业家创办企业，实现自我价值是其初心。但当企业壮大，企业家（或其继承人）登上富豪榜时，他可能会在赞许中迷失，对许多原来不可接受的行为习以为常。公职人员同样可能随着职位的升高而迷失，对许多原来看不惯的行为习以为常。政权的初心是吸取历史教训，造出更宜居的山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良政可能变为恶政，“初心”可能已沉入水下。

国家（政权）的正义性来自进步，来自人民的评分。人民包含了不同等高线上的各个阶层，人民代表的广泛性是政权不变质的前提，所以要不忘初心：勿使国家的正义性脱离人民。发展带来阶层的变迁，所以，国家要坚持改革：直面变化着的时代主题。改革并非对历史的否定，而是继承和发扬；关于各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就是发自初心的清醒。这种判断，不是谁的声音大，也不是排他性的执其一端，而是基于相互承认的协商。

​贫富差距->阶层分化->阶层固化->公权私有->阶级斗争->？？这是一条清晰的演化道路，曾经无数次真实上演。

战线越来越长，人变得越来越残暴；心已经被装甲武装起来了。

---一名曾经的士兵

国家组织

国家是终极的组织，至少目前看来尚未有超越国家的组织形式存在。所谓终极，并不是指某种模板或格局，而是说世界上不存在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力：个人或企业可以向国家（法律）寻求正义，可以选择移民，可以跨国经营；但国家无法离去，国家的生存和权力伸张只能靠自己，没有更高权力的仲裁者。试图进行仲裁的国家是国际事务的参与者，无论它以什么名义介入。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承认并尊重各成员国主权是联合国存在的前提，而不是国家的主权需要联合国背书。联合国更像是主权国家的议事场所，兼有召集职能。安理会在大国一致原则下，可以授权军事行动，但行动的主体仍是各主权国家而非国家主权之上的力量；国际法庭的职能是仲裁而非司法，前提是相关主权国家同意交由国际法庭仲裁。

以气候峰会为例，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峰会的议题。无论议题本身是如何的“科学”，都不能强制主权国家执行，而只能在联合国框架下协商推动。即使关于气候变暖的结论“公认正确”，这也是个国际合作问题，不是科学问题。“圣母型”的“合作”，就是放弃本国的基本人权以实现他国福利，这与自杀无异。既然是为了全人类，那就不能以牺牲自我为选项！

国际政治关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默认的前提是国家无论大小，国格平等。可以想象：世界就是一片丛林，其中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利维坦怪兽，每个怪兽都是主体的、非他的。而“神”在世外看着的就是丛林之中这些怪兽们的本色出演。

“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区别在于秩序，而秩序必须在主权之下。国家（利维坦）所处的环境是丛林，丛林之中没有秩序，这是任何国际关系讨论的前提，因为国家主权的定义就是排他的！国家主权就是其主体性的表现。人们可以站在“神”的视角去研究历史和现实，但那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代表世上真有其位；可以借助这样的视角做出评价和预测，但采纳与否是后果自负的主体行为。人们可以评价某人不道德，可以看不惯甚至教训他，但评价是基于对方也是主体的人，看不惯和教训，出手的也是主体的人。国家行为可能非正义，但那是它的自主行为，无论它是否被胁迫；干涉他国，也是国家自主行为，无论以什么名义。国家作为主体，像人一样始终处在成为它自己的途中，国家的所作所为都是其“存在”的本意，只不过“所作所为”的意义不由自己而由他国评价。

既然评价由承受者完成，那么国家就已经被赋予了同阶的意志，无论它的政府如何界定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争论，只在主权之内）。公民在他国的行为对他国造成影响，这笔账要算到这个国家头上，与政府是否宣称个人自由无关（白求恩为他的祖国增光，无论是否政府派遣）。公司跨国经营，对他国造成的影响也要算在国家头上。擦枪走火（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会被认为是国家行为，指挥失灵或操作失误不能成为脱罪的理由。内部错误或被误导的情报，同样不能成为理由。媒体、政客所为都是国家行为，“（反对党）只代表个人”或“言论自由”不能成为免责的根据。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要求另一个主权国家“理解”其苦衷，那么只有一种可行性，就是提出者向对方让渡自己的部分国家主权！丛林中的利维坦（想象一只章鱼）触手的任何动作，都会被他的同类看在眼里并判断利害；除非亲缘关系，否则如何可以要求对方解读为善意！

确认这种丛林关系，并不是某种悲观或厚黑，而是对事实的认可。国际社会，仍然可谈正义与非正义，比如被多数国家接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联合国平台上的大国一致原则。但国家无法把主持正义的职责交给任何组织，那样的话，国家主权就残缺了，而人民不相信做亡国奴会更幸福。人类无法知道未来怎样，但当下各国人民的信任程度还未达到成立地球联邦的要求：贩奴、殖民、热战、冷战、霸凌、干涉…埋下了太多的隔阂。

在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不等于政府（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更像是企业与经营团队之间的关系）。国家是它的行为的积分：时间是横轴，影响是纵轴。执政团队可能变更，理念可能改变，政体也可能改变，但只要它继承权力，关于国家（对外影响）的积分就是连续的。积分曲线上的取值是由他国决定的，而非本国意愿或预期。一国政府，不可以要求或声称“有限主权”，以便只承担有限义务。“永久中立国”是一种壁垒，增加了侵略者的道义上的代价，但也仅是代价。

无论政府如何宣称，国家的主权都是标配的所有国家的同阶取值，因为参与“定价”的国家使用的指标来自各自对主权的理解。无论政府是否愿意，它都要占有国家完整主权和全部义务，这是国际关系本质决定的。乐队可以不要指挥，但不能逃避演出失败的责任，观众是来听音乐的，不是来面试乐手的。政府可以不要求纪律，但不能逃避外交事故的责任，其他国家没有义务去分辨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如果一个人在公路上闭着眼睛开车，那么他要为事故负责，否则就是否定受害者的人格；如果一个政府允许成员自主行动，那么它要为其造成的影响负责，否则就是否定受到影响的国家的国格。政府可以任意宣示主权，但答应与否是他国的事；政府可以有限责任，但放任的后果仍由本国承担。

无法完整列举人格的内涵，因为世界是发展的且发展是不均衡的。在照相技术未普及的时代不存在“肖像权”，电话号码是在电话普及之后才被列入“隐私权”，不同阶层的人必然有不同的权利诉求…。同样无法完整列举国家主权的内容，理由相同。比如在飞行器未普及的时代不存在“领空”；无线电技术应用之后，“频段”才列入主权；国家也是在地理上相遇之后，才需要勘定的“国界”。事务只有在越出国界时，才需要主权之间的协商。人格的这种发展性并不影响人的相处，只需遵循人格平等原则，在需要承认的时机，大家都会默认地知晓；同样道理，只需按照国格平等原则，在需要某项权力划归主权的时候，各国都会约定列入。

国家主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中讨论权利，必须在主权之内。法律的基础在于权利的确认，权利只在主权之内有意义，因此，国家主权就是法律的边界。国际法不是法律，本质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约定。国际法与法律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利认定者的实体性。前者没有认定者实体，即不存在一个高于国家主权的“世界政府”；而后者有认定者实体，即国家主权。

世界已经处在“地球村”时代，无论历史如何演变至今，世界各国已经相遇。为保障国际事务运转，各国之间经过协商形成约定，并进而组成跨国组织。国际法（包括外交礼节）和跨国组织要对各国主权一视同仁，这是它存在的基础。政府可以不以其礼待他国元首，不会受到世外的惩戒，但你的国家要承担后果；可以不把国际法当回事，可以把国内法律强加给世界，但你的国家要承担后果。后果不来自世外（没有世外的正义），来自其他主权国家。

当发生大规模战争，当各主权国家组成集团宣战时，国际法将名存实亡。战争会摧毁原有国际格局并重塑它，这一过程不受国际法约束，因为宣战意味着对敌对国家主权的否定。从“神”的视角看，利维坦之间发生了争斗，弱小者可能被吞噬或肢解为更弱小个体，强大者可能吞并弱小者，变得更加强大或因消化不良变得虚弱。这正是“神”所愿见，人们并不知道“神”是否期待某种格局，比如利维坦们全部完成合并，或者可能“未知”才是它的趣味。

战争状态，仍然有一些国际规则被遵守，视交战的烈度不同而不同，“礼崩乐坏”所言即是打出真火后的不断突破下限。国际规则并非世外的正义，但这些规则的打破却是文明塌陷的标志。比如日内瓦公约，目的是防止战争走向种族灭绝。公约的约束力不仅来自受害国的同等报复，还来自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因恐惧而联合。报复与联合同样不是世外的正义，但始作俑者已不能指责返诸自身的非正义。“神”未必愿意剧情平淡，但一定不希望失去演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以被视作“神意”，虽然这神意是通过人们对残暴的恐惧而联合来实现的。

与人的相处类似，国与国之间也是相处的（国际社会），所以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人在本质上是自利的，但人与人可以在交往中建立信任；国家在本质上也是自利的，但国家之间一样可以形成互信。人可以把道德内化为自己的修养，即使看清道德的所谓“本质”，仍然如此；国家也可以把道义上升为文明，即使理解政治的所谓“本质”，也仍然如此。政府是否以及如何定义强国之策，取决于政治家们对政治的理解：大国需要胸怀。

不负责任地猜想：“神”愿意看到利维坦向着更强进化，更强健的身体意味着竞技场上的更高难度动作，意味着舞台上的更高艺术造诣。政府（政治家）应当领会这样的“神意”，为国家着想而不是只为个人或本阶层着想。虽然政府无需担心世外的神罚，但需要担心同处在世界中的他国因恐惧或憎恶而联合，历史已经作证。

以国家主权为界，政府可以在国内行使权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法律可以以国际法为边界条件，也可以不受约束；法律可以规定涉外事务，但它以国家主权为界，超出国界的诉求都是国际事务，不因有“法”可依而不同：国内法条可能延伸至国际事务，但这是大国强力的外延，并且必定在他国主权边界线上折断。政府可以牵头（各国政府）协商对国际法的改进，可以为世界提供公共平台（比如SWIFT），这些都会为国家加分，赢得尊重。但如果政府利用本国的国际地位，或者以公共平台的准入为要挟，胁迫他国接受利己的条款，则会造成国家失分，动摇原有的国际地位。如何做，只看政治家的理解和选择。唯一不变的是后果自负。

如果把国家类比成一个星球，法律就是这里的物理法则：重力、大气、温湿度、风雨、地质等等。不同的物理法则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生态，有的星球遍布岩石构成的崇山峻岭，有的则唯有砂砾堆积的缓坡丘陵；有的星球只生长灌木，有的星球则生长参天巨树；有的树木涵养水土，有的则破坏水土。当本地沙漠化发生时，殖民另一个星球成为选项，于是演化的结果是：通过加重殖民星的沙漠化，来延续本星球的生机。这意味着不可持续。国家也可以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在物理规则之下尝试改造本地生态：防护林、水利…。

如果国家是果园，那么法律就是园中的规则：树种准入条件、剪枝规则、摘取（税收）比例，以及果园灌溉、养护、除害手册。不同的规则可以导致面貌迥异的园林。园丁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制定和施行，他人不能干涉。但当果树枝叶遮蔽邻家果园阳光时，当根系汲取邻家的营养水分时，邻家园丁可能按照他的规则来处理。园丁可以偷懒，可以偏爱某棵树，或者坐在大树下乘凉，可以宣称果树的“自由生长”，可以寄希望于生态的自我修复，但丰俭由己。

联合国的宗旨：维持世界各地和平；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帮助各国共同努力，改善贫困人民的生活，战胜饥饿、疾病和扫除文盲，并鼓励尊重彼此的权利和自由；成为协调各国行动，实现上述目标的中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宗教组织

宗教不只是社会组织，但宗教（教会社团，下同）首先是社会组织。宗教具有组织的一切特征，包括成员、目标和组织结构；宗教参与经济活动，可以具有法人资格并拥有物权；宗教作为主体参与政治活动，政教一体可以是国家形式；教众在世间行走，也要遵守人间的法度。宗教在政治的视野之内。

政治可以不理解宗教。宗教之于政治，可以类比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政府受限于认知能力，只能得知宗教“放散”出来的影响。但无论是否被理解、被说透，宗教在政治的视野中都表现为社会组织。如果有人以宗教的名义在人间行事，那么此事是人间事，在政治的视野之中。国家主权是一切权利的根据，所以在政治的视野中，教权基于主权。这不是来自世外的规定，而是政治学本身的直观：国家主权是一个“无外”的概念，否则政治学不可能。

政治视野中的宗教组织与企业或社团并无差别，只看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形而上地讨论：宗教所求是“天国、极乐、净土”等世外的处所，只在精神领域而与世间（物质世界）无涉。世外如何，不在政治的视野之内，但入世所行却是人间事，要循人间法，而人间法由合法政府制定和颁行。教会当然可以视国家为布道的场所，可以按地域（中东、远东…）来划定教区，但教区与国家主权无涉。

无需展开关于宗教、信仰的话题：利益相关，或太多人的不愿，足以作为回避的理由。或许可以有所期望：如果“世界和平”算是人类最大的共识，那么，愿见宗教（的教化和认同）能够与政治的努力一道，止于消弥仇恨之善。

小结

人属于组织，人类聚居则组织自发产生。组织作为主体，有感知和行动能力，并有意志；组织权力的度量是人脱离组织的机会成本，组织权力决定它的架构；科学作为手段，使得组织更加强大。国家（组织）是这个世界的终极造物。

国家是竞争主体，国家主权相等且无外。政治学在人类知识大厦的第六层，是最高的智慧：不是否定人的主体性，而是在政治的研讨中，可以忽略人的主体性。这是血的教训，不是理论的推导。

雇佣关系是现代社会中的合法关系，企业是现代国家承认的合法组织。国家是企业的载体，国家有责任加厚地基以承载，企业有义务配合国家以改善自身以及被雇佣者的生存。公权力的权限和定位，将决定国家的性质，以及政治和经济生态。

国家是地球村舞台上的主角，国家拥有意志。受限于认知，国家只能视宗教为一种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