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十六） 国家正议（二）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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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人权

契约说联结着人格与人权。

人格，是一个复合概念，有多种含义。道德上的人格，指一个人的品德和操守；法律上的人格，指享有法律地位的人。以下讨论社会学（法律、经济等）意义上的人格，即作为社会一员的人的资格，它使得财产权可以被标注。

人的主体性构筑了社会棋盘的边界，这既是物理的规定，也是人的约定。社会学意义的人格显现：相处意味着共享，意味着“相互承认物权”。人类聚居形成社会，财产权已经同时可能，人格是财产权的载体，只待公权力的背书和生产力的赋值。

人格是产权的唯一标识，就像一个带有ID的托盘。社会学意义上的“平等”，是指人格的平等，是这个托盘的性质不因人而异：托盘不能嵌套。与“平等”相对立的概念是“特权”而不是贫富差距。现代社会的“平等”，首先是人格的平等（去依附）。

生命权和自由意志统一于人的主体性之中，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就是生命权+自由意志。在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中呈现其人格时，生命权和自由意志已经携带进入社会。也就是说，社会的“接纳”已包含了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意志，只看社会进步如何标识。生命权和自由意志是托盘本身，不是可以放入托盘的“物品”，不可以被标注产权。任何的相关讨论都是“争夺”，不具有哲学意义。

生命权

生命权不是国家（政府）赋予个人的权利，也不应以“权利”一词冠名，却是政府必须拿出态度的面对。生命权与人性（及社会性）同在，生命权受到威胁意味着人性将退隐，意味着对社会性的否定，而国家以社会性为前提。因此，生命权不是国民权利列表上的第几项，而是确认该表格有效的那个签章：保护人民的生命，是一项刻印在国家本体上的责任！这并不是形而上的律令，却是国家的本职：拒绝就意味着政府自身合法性的缺失。

政府（换届无关）必须确立“生命至上”的信条并实践它。由此而生长的法律体系，应当体现：生命无价、杀人偿命、命案必破、挽救生命免责、大医精诚等原则。

人们曾经一度热议废除死刑。既然热议，说明异见双方都有说得通的道理。而既然法学家们的意见也不能统一，那就说明道理在法律之外！要放到国家主权框架下讨论。

巴丹戴尔说服陪审团的关键段落：“你们的孩子将来会知道，你们曾经将一个青年判处了死刑，到那时，你们再看一看他们的目光吧**！**”陪审团成员都是普通市民，不可能全部泯灭良知，被打动是正常的。律师的话不是在激发良知，而是在发出威胁：你愿意承担将来被孩子们质疑（正义性）的后果吗！该律师的行为已事实上超出了法律的框架；也意味着，陪审团制度本身就包含了缺口：通向政治。这就是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根本区别。

政治上，死刑去留是一个责任问题，即有没有一个承担判定和执行死刑（剥夺生命）的责任主体。把这一责任交付市民，是因为应当承担的那个主体不愿承担！“代大匠斫”就是社会的必然趋势：既然政府不当“大匠”，那就要有人持刀！而“代大匠斫者，稀有不伤其手矣”，操刀者为了自身安全（安全是主观的），可能选择斩草除根（过度报复），于是操刀者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斫者。这是一条可以无限延展的链条，链条中断条件是：斩草除根成功，或者放弃报复。前者指向家族乃至种族灭绝，后者指向亲情淡漠。

如果政府承担剥夺生命的责任，链条就在这里截断。好处是政府成了背锅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民间的仇杀链条可以被斩断；坏处也很明显：当权者的放纵可能导致草菅人命；人民可能会越来越依赖政府，失去血性。

人们面临选择。若保留死刑，就要有一个责任主体。如果政府承担，那么人民要时刻防范政权的变质，防止公职体系过度地行使权力。如果政府不承担，那么生杀之权将落入律师和搅动社会思潮的幕后势力手上（陪审团承担不起死刑之责）。若废除死刑，则“代大匠斫”事件将成为因果链条上难以消除的节点。普通人可能站出来“主持正义”，他们可能被称为英雄！---安保业可能兴旺。

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从最朴素的良知出发，都会赞成保留死刑，当然同时也支持少杀、慎杀。同样，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死刑的责任主体只能是国家。许多国人可能会困惑于法系的选择，毕竟大陆法系的灵活性不足，经常面临法条滞后性带来的无法可依的场景，似乎普通法系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并且可以产生精彩的控辩。但法系选择的背后，是国家性质、政治立场，以及可期的未来。这一点上，请相信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以及历代君王重臣）的智慧。

对生命的敬畏，不是靠口号和说辞体现的。废死派用敬畏生命来做辩护是无效的，因为杀人者已不知敬畏。人类并不能从纯理性中得出无立场的正义！唯一的共识是生命无价。

敬畏生命，政府首先要在防灾救灾方面负起责任，那么，“小政府”的合法性是否充分？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是政府合法性的根基，也是政府敢于背锅的底气，也是政权高于法权的根据（司法只能相对独立）。手握生杀之权，与无条件的人民生命至上，是一副对等的责权：没有生杀之权，政府无法清除局部的失序，已经备好推脱责任的借口；政府脱离人民，人民如何可能托付生杀之权？人民心中的账本在实时记录着政府的得分，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接受保护生命和死刑判决这两道只有负分的考题！无可推脱罢了。

无限责任政府是“听话”的实在孩子，有限责任政府是“会说”的顽皮孩子。前者是真被历史老人教训怕了，后者则还在历史老人面前耍着小聪明。历史老人并不生气，该你的就是你的，绝不会因调皮或听话而有所偏向。有人坚称历史已经终结，有人冒充历史老人指点江山，历史老人也没有生气，只是在自言自语着：后果自负。

自由意志

与生命权一样，自由意志不是政府授予的权利，而是生而为人的自有福利。因此，自由意志无需讨论。社会学中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要么是混淆视听，要么是偷换概念。

自由意志在物理上不可剥夺，科技发展并未使人类掌握操控他人思想的能力；自由意志在人性上不可剥夺，因为共同的不愿。人的思想（价值观）可能被影响甚至被塑造，可以表述为钳制、洗脑，但不是操控或剥夺。那么，社会学上的“自由”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如此重要，以至于经常要以“自由之名”？

以自由之名，可以讨论“自杀”吗？生命权和自由意志同为人性的前提，如何可以在相互纠缠和否定中得出理性的结论？对历史上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慷慨赴死的英雄，后人只有缅怀和敬仰，不敢论证他们的行为在哲学上的合法性。但最基本的良知告诉我们，人不应当自杀。或许不应就自杀问题展开人性的追问，可以确认的只是：在社会性那一层面上，人的生命不只属于他/她自己。

相关的，可以讨论“安乐死”吗？作为个人，我希望在生命只有痛苦无可留恋的时候，我的孩子可以协助我结束生命，因为我信任亲情。但若作为立法者，我不能支持将“安乐死”合法化，因为不能承担处置无辜生命的责任。

进入社会性层面，可以讨论“自由”，但此“自由”已非彼“自由”，康德称之为“实践的自由”。法律、法规和道德共同构建了行事规则体系，这些规则的总原则是人格平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可以不遵守规则，但代价是他人对我同样不遵守规则；我可以不承认他人的私有产权，那么他人也可以同等不承认我的私有产权。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互相伤害，所以人们选择妥协。

只要是在社会层面谈论，那么上述规则已在。不承认人格平等的总原则，就不具有讨论社会问题的资格！妄谈得出的结论也没有任何社会学意义：丛林生态中，没有私有产权（权利），只有武力占有（权力）；也没有自由（权利），只有求生（权力）。关于权利的讨论不能踏足法外之地，在国家权力不及之地，没有法律支持的权利。

社会层面（法律支持）的自由，是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怎样的人，即在社会中塑造自己的自由，也即按存在主义哲学“存在”的自由，也即最朴素的“后果自负”做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权利，也是自由意志在社会领域的唯一投影。

为了区分不同层面的“自由”，不妨按康德的方法，把这种后果自负的自由称为“自律自由”：我将沿着合法的赛道攀登。自律自由是社会实践中唯一真实的自由：他人会成为你的助力，当然你也会成为他人的助力；你可以在路口选择方向，只要不翻越栏杆；可以坐下来与人攀谈，可以扶一把将要倒地的行人；也可以边走边骂，或者推挤同行者，可以抄近路，只要不被抓住…。

理想的社会，应当是：自律的个人+宽广的赛道+无特权的秩序。

言论自由

当代主流话语体系中的“自由”，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冠名的自由，已远离自由意志（及其投影）的本义，可以称之为“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言论/表达自由”是权利，同时是法律规定的个人或组织“表达”这一行为的边界。公权力承诺不加罪于“表达”，但不承诺不追究其后果，也不承诺制止他人的反对和事后的追究（如果造成损害）。

“言论自由”更像是一份契约，民众依此契约之规定，可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表达自己（或组织）的观点。“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据传是伏尔泰的名言。这句话影响很大，至少国内知识界几乎人尽皆知。如果真有一份《关于言论自由的合同》文本，那么伏尔泰的名言可以作为《合同》的副标题。

但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份契约？契约的签字双方分别是谁？人群中挥舞着契约的那个人属于签字的哪一方？

把镜头对向一个广场。广场很大，中央设有一个（或多个）高台。广场上的人可以在下午四点至六点之间，自由登台演说。演说音量不限、内容不限，可以批评政府、点评时政、抨击某项政策或法律，可以质问总统、议员、法官、狱警。如果有人试图阻止他人登台，那么人群会高呼“言论自由”；如果有人指责演说内容荒谬，那么众人会要求他念一下副标题…。一切似乎激昂而有序。

把镜头拉远。在更大的视野中，可以看到广场的围墙，围墙上布有电网，每隔一段距离设有岗亭，岗亭中设有岗哨。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六点一到，哨声响起，人群有序散去，走向各自编号的房间；如果有人恋恋不舍，那么警察会依法进来清场…。

喊出“言论自由”的那些先辈们想要的，不可能是这样一份契约。在“朕即国家”的黑暗统治面临资产阶级挑战的历史切面，言论自由是打破民众认知黑幕的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就是利用这些武器开启了民智并最终完成了革命。最初的革命者心怀未来，为后继者定下了“言论自由”的祖训，一如明太祖的“不杀言官”。但无论是谁，都不能预见到国家会因阶层分化而重新陷入黑暗，而编织黑幕的人就是他们的后继者。历史的悲剧在于，新的黑幕编织者是旧黑幕的打破者的后继，而后继者们坚信自己的编织是正义的事业，一如那个“胡不食肉糜”的皇帝决不相信人民会饿死，更不相信饥民竟然仇恨自己这个正义与善良的化身。

当代那些高呼“言论自由”的人，不可能都是井底之蛙。不可能所有人都没有将镜头拉远的尝试和持续观察的耐心。当**“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但请尊重我不听的权利”、“我为表达你们的心愿而登台，因此顺利摆脱了你们”、“如果继续为你们发声，我将失去为你们发声而设的这个舒适的座位”**…这一切都不让人感到荒诞，并且以契约形式固定下来时，世界是荒诞的。

一份契约总是要双方满意的，至少是签字代表们要满意。不妨试问：签字代表是什么人？高举契约满世界挥舞的又是什么人？不惜制造仇恨也要分化族群，以便保持广场上的演说热度的又是什么人？朱皇帝没有想到后世的言官们把犯颜直谏和廷杖化作了晋身之阶；资产阶级革命者也不曾想到后世的演讲台变成了名利场。纷纷登场的不过是走狗罢了！或许有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别。

私有产权

财产权也是社会的（因而也是国家的）应许，在全人类实现按需分配之前，财产权必定存在，这是事实，也是作为人的共同的选择（人们选择了相互承认物权，并用法律和道德约束这种承认，只不过法律相对于道德增加了公权力的公证）。财产权的认定、继承、守护等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学可以承载的。关于产权的法条是这个社会运行的基础规则，将最终影响社会的生态。

比如继承，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长子继承制，将产生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封建领主的产权（主要是土地）有自然增长的趋势，这是领主阶层占据政策主导权时的必然选择，通常王权暗弱；二是社会整体的扩张态势。其余男丁只能在父兄的帮助下另寻落脚处，于是开拓和冒险精神被提倡。与长子继承制相对的平均继承制，将导致领主的势力趋向分割而走弱，有利于王权集中，开拓的责任也主要地交付王权。如何选择，既有内部力量对比因素，也有外部威胁因素，唯一不需担心的是政治家们（立法者）的智力。

推恩令是继承制的转变，汉武帝极大推进了中央集权。总有人拿”罪己诏“与”推恩令“并论…。汉武帝的功过，后人当然可以评说，但功不能掩其过，过亦不能抹杀其功！汉武帝是让”汉“字能顶天立地的关键几人之一。

比如税率。税率过高，将助长富豪们资产转移的倾向；税率过低，则国家财政不充足，甚至单算守护其产权的成本都不够。慈善基金或中立海外注册地是妥协的结果，既能体现合理的税率及其梯度，又能让大富豪们安下心来。如果社会是个果园，那么这种妥协将有利于果树的大型化，至于是否利于提高果园总产量，则不一定。如何选择，取决于内外部综合因素，同样不需担心立法者的智商，那是他们相要的结果。

比如财产的守护。如何保证个人“托盘”中的东西不被他人占有？要么是里面根本没什么东西，要么是别人难以够到，要么是伸手到别人盘中的代价过高。“不贵难得之货”确实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但同时也就只能小国寡民下去，国家将难以在地球村时代自存。守护财产的职责交给个人，则必然导致兼并和集中，走向阶层分化、固化，产生与政府分权的组织/势力（比如领主）。交给政府，则政府运营成本增加，警察、税务、行政、司法等部门要相应扩张：“大政府”成为必然。

关于产权的规则，既没有世外的指导意见，也没有理性可以推导的最优解。人们找不到一个既怎样又怎样的方法，只看如何选择。选择权就在立国之时，之后就只是修正。所谓选择，就是各方利益代表博弈的结果，于是国家有了阶级性。社会财富就在规则的约束下生产、分配、继承和守护。

个人财富可以量化为货币，是因为这个时代已默认货币可以购买所需的物品和服务。超市中面包的价格是5元，我有10元，可以等价地认为我有2个面包，因为我可以随时实现￥10和2个面包之间的转换。但现实生活中，这种转换并不总能实现，可能涨价，可能缺货，还可能是非卖品（比如货架和收银员）！物品不等于商品；货币不一定能购买到服务，比如买凶杀人。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可以转化为商品（含服务，下同），商品的价值是凝结于其中的劳动。于是，以货币表达的个人财富就等价于一定量的劳动，而可以计价的劳动就是“权力”。财产，是储存起来的“权力”；政府，是“权力”的银行；财产权，是“存款”的凭据。人们希望凭据是神圣的，希望银行永不失信，还希望存款不贬值。

普通人辛勤积累，所求不过是未来（失去劳动能力时）能够兑现属于我的（或许更好的）东西，即可以在未来兑现的权力。所以，不高于“温和”的通胀，以及适度增长的退休金，既是应当，也是善政。而不断提高的健康、医疗保障以及生活水平（让储存的‘权力’增值），是这个时代（科技进步以及国家强盛）应许的福利。

富人的财产远远超过其基本生活所需，超额的“权力储备”是客观存在。如何应对，是国内政治的大课题。任何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都不可避免，（以货币计价的）贫富差距也必然拉开。只要财富是合法取得的，那么政府就要一视同仁地保护，否则国家的规则体系就可能崩溃，这是不可承受之重。但贫富分化以及阶层固化的后果同样不可承受，人们始终面临两害相权！国家当然可以选择掩耳盗铃，但社会动荡的根源不会因选择而自行消失。

常识（历史和现实的）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不能容纳富人，意味着社会财富总容量受限，国家不可能富强；如果富人不能学会与社会相处，意味着他将要成为社会之恶：阶层固化之后，任何的努力都是把社会推向悬崖的助力（无关道德，无关理性）。

文明曲线

财产权是“社会文明”本身。有恒产者有恒心、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没有财产权，就谈不上守护，也谈不上承认与尊重。

承认私有产权，就要承受贫富分化，这一点无可回避。但现代社会的负载终究有个底线：不能容忍特权。特权的典型有二：一是特供，只有哪个级别（或阶层）才有资格；二是官商合流（包括政商旋转门），官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特权，意味着万劫不复！前苏联倒下的教训不可或忘。所以，宪法对公民私有产权的保护承诺是相同的；公民可以买到的东西是相同的；公民获取财富的路径是开放的；而对官员贪腐、以权谋私是零容忍的。

这个社会所追求的，无非是一组标注为文明的指标。一个纺锤型的社会贫富结构或许是现实可寻的理想：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合法的社会财富总量正相关，同时与财富的合理分布正相关。于是，文明内涵了社会的安定富足，以及权利的相互承认。承认，可以是法律（惩戒）划定的藩篱，也可以是道德（风评）奖励的辞让；可以是藩篱内化的契约精神，也可以是道德内化的个人修养。贵族精神、君子之风的内涵是相同的：对人格平等的坚守（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如果“承认”的土壤流失（特权或过度分化），文明将下沉。

人类社会之中隐伏着一条文明曲线。曲线升高的那一端，是社会的安定与富足、人民知耻而有教养，对应的是合法财产品类的丰富、合法路径的宽广以及免于过度辛劳。曲线下沉的那一端，是社会的贫困与纷争、人性在生存的悬崖边上承受考验，对应的是积蓄的匮乏、路径的内卷以及生计的艰辛。曲线继续下沉，则是尚有底线的战争，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贵族式”争霸：人性仍居主导。继续下沉，战争的目的转向杀伤战斗人员和解除战争潜力，如战国时期，战争以并吞为目的，但人性仍有留存。再往下，则是无法无天的乱世，争斗渐以种族灭绝为目的，人性已不在。

如果世界是一座花园，那么文明就是百花齐放的绚烂，道德就是自娱也娱人的花朵，财富就是肥沃和茁壮，人就是植株的生机，社会性就是植株的共存和互助（防风固土）。文明很可贵，她的凋谢首先是满地落红，然后枯枝败叶，进而主干倾颓，进而连根拔起，进而物种灭绝。破坏程度不同，恢复的难度也不同。

战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烈度的增加而逐层向下突破，摧毁文明。人们固然可以期望风雨过后的彩虹，纵观历史，华夏文明也曾多次被摧毁，又能在废墟上重建辉煌。但无论如何，摧毁的过程总是残酷而血腥的，是文明的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