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一) 人间世_风闻
付延明-03-27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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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开始进入社会领域。作者和读者都是主体的人,都是这个领域的参与者,写作(宣讲)与阅读(理解)都是这个领域内的“活动”。既然参与,就必然有立场(科学无国界是可疑的)。
无论贤愚,“错误认识”往往是“视野”受限造成的,“盲人摸象”、“井底之蛙”、“刻舟求剑”、“夏虫不可语冰”等等,所指都是:美丽的风景可能只是某个视角或视域中的有限呈现。
多角度看问题,追寻真实视野总是必要的。从反思自身开始,打开社会领域的“地图”,以达成某种共识,展开关于道德、法律、经济、政治的讨论。打开地图的过程就是社会领域的格物,只不过所格之物是其中的概念,它们通常不是实物。格物也不是扫描,而是立体地审视,但也止于审视:只是描述它们的位置、边界和方向。对社会领域的格物是一个往复深化的过程。先哲的探索,既是可供传承的智慧,又是智慧的“素材”,他们的轨迹更加珍贵!
人生于世,从蹒跚学步到启蒙,接受现代科学体系的教育,走向社会,在实践中树立自己的三观。偶尔反思,也许会提出并尝试回答保安(门卫)三问: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科学可以为生物的我作答:我是人(动物界-脊椎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父母养育了我,我取用于自然而长大,最终要归为尘土。但科学不能回答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为走向社会的我规划人生的道路。
哲学已经确认了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格平等;数学已论证未来不可知(或许已在)。我确信我有独立且自由的意志,但社会中的我时时处处受到限制,自由只是冥思时的放飞吗?我确信人格平等,但这种平等赋予我的是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
人被投入这个世界,是一件未经当事者同意的事。来到世上之前,我尚无知无觉;及至反思自我时,我已经是世上如今之我。但自我的反思仍然是必要的,否则我可能永远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想必孔子是经过人生的反思的,当他经过审视,开始实践自己天命的那一刻,已不再迷茫。
萨特说:“****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但却是自由的,一旦被扔进这个世界里来,他就必须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人像一粒种子偶然地飘落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本质可言,仅有存在着,要想确立自我的本质必须经过自我的行动来证明。人不是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我行动的结果”。
西方哲学也在进行人生意义的思考。但由于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世外的,所以他们的结论必然是人生的无意义,萨特也不例外:何谓人的本质?如果人有世外的本质,那还如何作为人?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世的,天命所在就是人生的意义。获知并确信天命,是一种“止于”的境界。而获知天命,需要原点和刻度,它们的定义,只能在人心中,形而上和理性那里都没有。
人与人是相处的,人不以物用论,根基在于人格之平等。萨特说:拷打别人的人竭力去摧毁他的同类的人性,作为后果,他也摧毁了自己的人性。人格平等不是“神”之律令,而是人格定义中规定了的自有规则:毁人等于自毁。有一部动画短片:世上千千万万的人,居然是同一个灵魂,神说:“他们都是你呀”。
世外如何,不知不论。但在世的千千万万个人,的确与我相同:人与他人相处,就是与自己相处。你现在是一名教师,学生就是曾经的你;你是一名主管,员工就是曾经的你;作者是曾经的读者,读者可能成为作者…。你可以假想:我在听我讲课、我在给我上课;或者我给我下达任务、我向我汇报工作。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基于上面这个简单的道理。因此,孔子的话应当这样理解:勿施于人的,不是此刻的我所不欲,而是当年的我(此刻的他)所不欲,即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此刻的我是教师,当然有此时此身份所不欲,但我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学生所不欲,而是以当年作为学生之时所不欲为依据,来判定应当如何去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保证的是我的心,不保证“对错”。另一个人毕竟是另一个人,经历的不同造成理解上的种种差异,我之蜜糖彼之砒霜,误解是可能的。与人相处,应当分辨其中的不同,此时此事,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不一定是物性,还应考虑人性。所以说日久见人心,朋友相处之道即此。
人有不同的身份:从小到大是不同时段的我,由近及远是不同场合(角色)的我。那么,我究竟是谁?以下从人性角度,尝试回答保安三问。
我是谁
我生而为人。我是全部经历的养成;我是全部身份的总和。
我生而具有人性。生而具有打开数学世界的能力,生而具有自知能力,生而具有二元天性(生存与繁衍,附加一个求知欲)。生而有感知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也生而有此身之患。
教育,是我生而面对的第一组台阶。教育,带我进入语言,我可以在书本中与先贤对话;带我浏览数学世界,我看到了前人的标注;带我走向自然,我学会了格物,并在格物中理解自然;带我周游列国、重走历史,我懂得了民族、国家和世界之林;带我仰望星空…。
教育体系,是我面对的第二个社群,也是家之外的第一个社群。在儿子/女儿、兄弟姐妹之后,我成为学生、同学、同桌、组长…。我有了家庭之外的第一个社交圈。
走入社会,工作中我是学徒、员工、师傅、班长、主任…;创业我是个体户、老板、董事长…;组建家庭,我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叔舅姨婶…。
我在经历中成长。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我在不断延伸并修正自己的知识体系,某些知识经过持续验证,某些则在不断微调。我认识物性和人性,建立自己的标尺,并与他人相处。
我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我,没有任何人与我的“天赋+经历”相同。我视我的“天赋”为我的“福报”,因为“不同”本身就是价值;我视“经历”为“福报”,因为经历本身就是财富。
从何处来
我从我的天赋和经历中来。天赋决定了我的出发地,决定了我的优势和劣势,我在经历中检验并发挥自己的天赋。期间充满了偶然性,或许有我尚未发现的天赋,因为不曾经历。
以当前的科技水平,父母无法选择孩子的天赋,他们只能满怀期待。父母给了我家庭,条件也不完全可控,他们只是尽其所能护我教我并送我走上教育的台阶。我所遇到的人塑造了走向社会的我,但他们绝不是有意塑造,我也参与了他们每个人的塑造,我们都是在经历。我不能精确分辨我的性情之中哪些是天赋的,哪些是经历造成的。我倾向于认为以经历为主,但天赋肯定也起作用。
生命中有些人对我很重要,除了亲人,还有经历中给予关照和影响的友人(同学、同事、师长)。他们让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完全属于自己。如果自弃,父母会伤心,家人会失望,我还会失去友情。我有时感到疲惫,恍惚觉得应当憎恨那些无言的鞭策或期望。但如果不顾或远离,我可能会失去自我。于是我赶紧摇摇头使自己清醒,确认这份沉重和拥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虽然无法改变过去,但今天就是明天的“过去”,也就是明天的我的来处。
向何处去
我确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最初,我的方向并不明确,只是在努力成为亲人们期望的那个人。逐渐了解了自己的天赋之后,我仍然在努力成就亲人的期望,并且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优势。
年龄渐长,我的面前少了一些“不假思索”的选择,多了一些属于自己的选择,但同时也进入萨特所说的自由的困境:“人是被判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我确信未来可以改变,今天的选择就是造成未来改变的原因。我的自由就是依照我的心愿塑造未来的我,所谓“自由的徒刑”只是“天命”的未确定状态而已。我庆幸在中国的历代先哲的教化之下,我不用也不会到世外去寻找“天命”的依据。
我的去处必然是死亡,我对死亡怀有恐惧。这种恐惧并不是某种具体形式,而是虚无。思想将停顿在那一刻,之后或许是永恒,或许是一瞬,无可言说。因此,我应当尝试完成自己的“天命”,无悔此生。但“天命”之说毕竟缥缈,我并不确信,并且可能无法完成它。因此,我应当首先考虑亲人们的某种期望值。因为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我还惧怕亲友的失望和厌弃,因此我不能做恶行。在此基础上,尽我所能留下些什么,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精神。以便后人可以睹“物”思人,直到我在这个世上的印记完全消失。
世界观
我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教育,我的身边充满了科学的造物,科学是唯物的。我“信仰”科学,我的世界观是唯物的。
我有时会进入“副本”世界,思考无限、大全、绝对。但科学足以做思想之锚,使我不至于陷入其中。缸中之脑、世界是个程序等是无法证伪的,关于这一点,先哲已经做过尝试;我不自量力,也尝试过,但无所得。我愿意把它们置入“副本”,理由就是简单不值一驳的两条。一是:谁会这么无聊?二是:真那样我也没办法!如果真有“归零者”文明,人类干脆死了任何心思。
科学大陆足够靠得住,我们身边的造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可以还原到科学已经认识的元素周期表上去。进化论解释了人类的来处,复杂系统论解释了智能的来处。科学只是基于几条简单的假设:数学自在;自然绑定数学;智能自知且能打开数学世界;规则大于时空;时空大于实践。如果上述假设错了,那就一切免谈,理由同上,因为我没有办法!
智能的精彩正在展开,科学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并且驱散了无知造成的恐惧(当然也看见了新的不可抗力,比如陨石)。永远是多远?也许时间的尽头是极致的寂灭,但那在永远之外!把追问世界本源的工作交给科学家,我们专心于人生旅程就好。
我不反对灵魂独立或者永生的说法,因为科学不能证其伪。假如某人穿越到某个时代(参考灵魂穿越类小说),那么,他要面对的不是如何引领科学在那个时代的扎根,而是如何避免被人当成疯子。每个人都来自他的经历(含教育),古代的社群无法接受一个现代的灵魂,因为不相容。奇妙的是,世界上可能真的有非常相像的人品性情,尽管他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经历。中西方都有关于灵魂转世的说法,但都设置了一个遗忘环节,如此我愿接受。
我确信科学应当在社会领域止步,因为人的主体性是科学的前提。如果科学可以预测人类未来,那么社会运动将停止,人们会选择“躺平”。关于人类社会的预测,本身就是悖论。不是反对社会领域研究,而是必须以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格平等为前提。
人生观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我认同人生是一次单程的旅行。
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不能像游戏一样读档回到以前。因此,我生活的态度是“落子无悔”,因为悔不了!类比打牌,我可能因为误算或冲动出错了牌,但规则如此,我不能重新来过,只能重新评估当下的牌,在新的局势下找出最佳出牌策略(当然应当吸取教训,防止重复出现同类错误)。人生也是如此,发生了的事情无法改变,只能吸取教训,不能寄希望于可以重来。
补救当然是可能的,只要不是死罪。但补救的方法是打好手中的牌。也就是说,我始终是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我的下一个选择将会影响未来。对未来的我来说,此刻就是我的来处,此刻的选择就会成为未来的我的组成。因此,我是自由的,我的自由就是此刻的选择权,就是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我。这就是“自由”的真正含义。
自由并不是具化的“言论、结社、集会、免受恐惧”,这些具化的“自由”属于要求国家保障的人权范畴。
海德格尔说:“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我热爱我的祖国,因为那是我的来处,也是我的去处。我感恩所遇到的“善意”,这让我相信我的善意能够得到回应,在善意的交往中,我感到温暖。我的祖国是公正的社群组织,她努力用发展来保障个体的“人性”;她不受高音和杂音的蛊惑,行使护我、教我、成就我的职责;她努力维护这个社会的善意,努力不让人民经受病痛、饥饿、毒瘾的考验。
我认同“幸福是一个过程,不是某种状态”。人可以质疑亲人或先贤定制的台阶,可以自己定义台阶以及方向,但不能改变“在台阶上”这个事实。原因有二,一是时间不可逆,现状不会因为我的“不选择”而保持;二是似乎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改变”,“满足感”只在改变发生的那一刻。
后者事实上造成了现代工业的人性的困境,工业的效率来自分工(简化+重复),而人性排斥重复。
我认同”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欺骗、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纵有所得,也是不值得的,我付不起“此心不安”的代价。我愿意与人分享我的劳动所得,因为只有分享才有意义,占有是分享的前提,分享是占有的目的。人类社会,是“利他”与”自利“的统一。
斯宾诺莎:“幸福不是德行的报酬,他就是德行本身”。
价值观
我相信有天理在,因而有公正在。公正就在平等人格的相处之中,就在于对公共空间的承认及其规则的共识之中。我愿意响应扩充公共空间的倡议,并在此范围内“助人为乐”。
如果我运气不好,碰到了不遵守互利规则的人,那么我有权利维护我所知道的公正。孔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可也。如果对方不思悔改,那么我可能反击,也可能会选择远离。远离不是逃避,而是“拒绝共享空间”的反击策略。
我愿见爱情、友情、亲情,以及美与善,不接受科学的或势利的解释(还原)。我当然知道生物科学中关于生理、心理的各种行为及其机制的一些研究,并且也相信科学。但在社会之中,与人的相处之中,我不能接受科学的“还原”。爱情就是爱情,不是荷尔蒙;友情就是友情,不是利用;亲情就是亲情,不是血缘。美是美本身,善是善本身,它们都是人的自作主张,不来自理性或神性。
我不可以自杀,因为作为社会性的那个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应当保持健康,理由同上。我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相信这也是家人、亲人所愿见;我应当不谋不义之财,不从众为恶;应当在利益面前对人谦让,宁可远离也不愿选择诉讼;应当明辨是非,不被未经思索的说辞所打动。
因果
在自我认知以及三观确立的基础上,我与他人的相处就是我的“社会”。我相信,人类社会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相处。自我认知可能基于人类奇妙的生物性,三观则是我所接受的知识和我的经历造就。科学使我绝不怀疑生存着的这个物质世界,三观(我的关于社会的知识)是我确认这个世界有因果。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卡斯丁在起床洗漱的时候随手将自己的手表放在台子上,而妻子怕被弄湿,就放在餐桌上,结果不小心被儿子碰坏了。卡斯丁就很生气,不仅揍了儿子一顿,同时还骂了妻子一顿。妻子就说怕打湿,他就说自己手表防水不可能有问题。两个人吵了起来结果饭也没好好吃,卡斯丁开车上班去,结果发现公文包没带又回去拿包。
但是家里没有人,卡斯丁打电话给妻子拿钥匙。妻子回家不小心撞翻了水果摊,最终赔了一笔钱。卡斯丁拿到包到公司,结果迟到了被老板骂了一顿。妻子早退也被扣了工资,儿子这天参加比赛本来有希望获得冠军,但是因为心情不好最终被淘汰了。
故事的结论是:坏脾气就是生活的核弹,带到哪里,哪里就不可收拾。与这个例子相对的,还有一个故事,说明停止抱怨的好处:
有一个作家出差时,无意中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这辆出租车的司机穿着干净,车里也非常干净。作家刚刚坐稳,就收到司机递来的一张精美卡片,卡片上写着:“在友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捷,最安全,最省钱地送达目的地。”
看到这句话,作家来了兴趣,便和司机攀谈了起来。司机说:“ 请问,你要喝点什么吗?”作家诧异:“这辆车上难道还提供喝的吗?”司机微笑着说:“对,我不但提供咖啡,还有各种饮料,而且还有不同的报纸。”作家说:“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司机从容地从旁边的保温杯里倒了一杯热咖啡给这个作家。然后又给了作家一张卡片,卡片上是各种报纸的名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只见上面写道《时代周刊》《体育报》《今日美国》……简直太全面了。
作家没有看报,也没有听音乐。而是和司机攀谈了起来。其间这个司机善意的询问这个作家,车里的温度是否合适,离目的地还有条更近的路是否要走。作家简直觉得温馨极了。
这个司机对作家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车并没有提供如此全面的服务。我像其他人一样,爱抱怨,糟糕的天气,微薄的收入,堵车严重得一塌糊涂的路况,每天都过得很糟糕。有一天,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故事,改变了我的观念。我认识到,我目前糟糕的情况其实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所以决定停止抱怨,开始改变”。
“第一年,我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的乘客,我的收入就翻了一倍。第二年,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并对他们进行宽慰,这让我收入更加翻了一番。第三年,也就是今年,我让我的出租车变成了全美国都少有的五星级出租车。除了我的收入,上涨的还有我的人气,现在要坐我的车,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而您,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一个乘客。”
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话,让这个作家惊讶极了。作家不禁反思自身,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自己何尝不是抱怨很多。他决定改变自己,他将这个司机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后来有读者受到启发后试着去做了,生活真的发生了改变。
希望这两个故事不仅可以作为心灵鸡汤,还能启发思考。那就是,社会是由人和人的相处组成的,某一件事发生了,并不代表着过去了和完结了,它所造成的影响会传递、蔓延。社会性,根植于“利他”可以导致“自利”被放大,也需要“以直报怨”可以惩戒或孤立“反社会者”。无论是利他还是惩戒,都是人的关系。
想象由人际关系组成的网(联想蜘蛛网):人是网的结点,人与人的关系是结点之间的丝线。蛛网上任意一点的振动都会传遍整个网络,仿佛水面上石子激起的涟漪,幅度可能会逐渐降低,直至不可觉察。社会之网也有相似的表现,如果网线都是紧绷的,那么影响就会远远传递开去。如果遇到了固定物,网上的波纹会反射回来。社会关系网络上,由我传递出去的影响最终可能物理地返回到我;而我承受的,则可能来自过去或未来的那个灵魂的我(他人是另一个我)。
佛说因果,是假设有个天意(规则)在精确执行反射的功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抛开世外的因素,社会之网确乎内置了佛家所说的因果。佛说报应不爽,或许并不是世外的执法,而是社会之网的自有效应。
生活中常见的“路怒症”。或许是驾驶者心中有意难平(某根弦紧绷着,比如上面故事中的卡斯丁),于是非常容易因一点小事就变得怒不可遏。甚至发怒时,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知道自己免不了后悔。路怒症又会很容易地传递给其他人,而如果恰好两个人都是愤怒的,那么情绪失控之下,很可能会激化矛盾。这种激化也许就是佛家所说的报应,因为争执中的胜负都是伤害。
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应当有消解这种传递效应的阻尼机制,可以使得某种“恶意”在社会之网上迅速消散。故事中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有这样的作用,但却不是可以倚靠的。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消解的作用也就有限。何况并不能保证他本人就是绝缘体,永远不受四面八方涌来的“恶意”的影响。国家是应此需求而生的,基本职能就包含“阻尼”。
阻尼机制有两种思路。一是法律,在“恶意”传播,出现人与人争斗时,司法机制介入,弹压争斗并惩戒,仿佛消毒。二是教化,使人知耻并且奖励那些消解“恶意”的行为,比如上文的出租车司机。阳明先生临终有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教化世人去蔽以致良知:消解“恶意”!此心当然是光明的。
教化的副作用,就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凝固化。耻从何来?只能从亲朋来,于是熟人社会很自然地形成“株连”式的亲疏有别的结构,让人时刻仿佛身陷捆缚。可以用湖水来类比以理解社会领域的阻尼机制:社群就是湖泊,人就是湖中的水,“恶意”就是风浪。降低风浪危害的方法无非两种,一是置入堤坝,把湖泊分隔成小水塘;二是想办法让湖水变得粘稠甚至板结。法律可以看作置入的堤坝,阻挡风浪;教化就是使得水分子变成重的分子团,从而形成阻滞作用(亲情是护佑,也是羁绊),但代价是积累的“僵化”。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尼采
酱缸文化
柏杨先生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柏杨先生应当是“恨铁不成钢”,本意是找出国民应当治疗的病症。书中有言:“假如我们讲我们的美德、我们的聪明…最后,我们还是不能够受到人家尊重,我们自己也不能自尊。”**或可为证。
“酱缸”是个很形象的比喻。中国几千年来的教化,的确使得这个大湖泊中的水粘结甚至板结了(想象一个沥青湖)。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这种板结状态是很难自行解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人应当感谢那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外来冲击;也就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五四运动以来的那些或有偏激的呐喊。那些睁开了眼睛看到世界的人,必然是感到了某种绝望,纵有通天之能,又如何能够搅动一个板结了的沥青湖泊!
事实上,每到王朝的后期,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僵直或瘫痪状态(这当然是事后评说)。莫说是体制外的学者,就是高官甚至皇权都不能集结力量,仿佛神经系统已经坏死。清朝末期,这种僵死状态与高维外患相叠加,则时人的绝望更甚于前朝。于是彻底地否定自我成为某种必然,并延续某种仰望心态至今。
如果没有现代科学,那么中国这种王朝更替(治乱循环)的模式可能仍会继续,这是社群生存极限的反复试探。新朝开辟、人口增长、土地兼并、朝政僵化、内忧外患、改朝换代,会以约三百年为周期展开治乱循环。同时期世界的其他地方,还远未发展到中国的这种人口规模,社会形态的发育也停留在封建领主时代。
如果定义一定土地面积上可容纳的人口规模为社会形态优劣的指标,那么,中国是远远领先于同时期任何其他地区的。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有限条件(资源和产出)下的文化、艺术、卫生、建筑等方面成就所表征的文明程度,都是如此。
中国的王朝史证明了,农业社会形态下,存在人口规模的上限。当土地产出不足以承载人口数量时,必然会以起义、混战、外敌等方式发作,最终的结果是回到新的起点。可以联想森林火灾和再生,森林生长造成了氧气浓度升高,地表有机质堆积,从而火灾的可能性升高:森林自身孕育了大火。火过之后的土地,营养丰富、阳光和水分充足,森林重新生长:火灾也孕育了新(或许有所变化)的森林。在科学时代到来之前,治乱循环是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值的求解过程。鲁迅先生的问题:如何摆脱“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跳出治乱循环,只有在科学时代才可能有解。
站在科学时代,人们固然可以指责“僵化”。但若无这种僵化,社会可能是人人为敌的状态(除非高压统治),生产力水平也不可能承载人口和抵御入侵。所以,柏杨先生的见解肯定是片面的,所谓劣根性,绝非种族差异,只是中国的农业社会形态的展开把它们更充分地展示而已。而这些“劣根性”也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症结在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局限。克服这种“劣根性”,需要的是“工业化”以打开空间。自责、自醒终应转化为工业化建设的动力!
现代性
如果开展关于“最受尊敬的职业”问卷调查,那么无论有几个名额,科学家总会上榜。科学家对于整个人类有大功德,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科学得以展开。人类终于迎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地球生态第一次可以供养全部的人类。农业时代,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工业的成就超出了前人的想象。
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药、化肥、良种、机械(动力),改变了农业,人类的温饱问题终于不再是人口增长的天花板。地球人口可能仍然会有一个上限,但在达到上限之前,战争、瘟疫、天灾等等可能已经先于温饱问题爆发了。至少,当今人类整体的供养问题已不紧迫。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有了终结的可能;一国之内,消除绝对贫困也成为可能;摆脱人的奴役,也成为可能。
无论怎样的艰难曲折,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工业化,中华民族重又自信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自信,意味着在经历过外来文化冲击之后,中华文化向其本真的回归。回归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阶梯上的舒展。文化回归是对旧时代的扬弃过程的一个阶段,逐渐认清道路和目的,自信地发扬和舍弃。
仍然值得发扬的是人本精神,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天意自我民意,天心自我民心---这一共识无需任何理论或神圣加持,也不因科学时代的到来而动摇。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确认了生产力的本质能动。而实现这种本质能动的方法是唯物(科学)的世界观,以及适应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前者使得格物的自然一面的视野打开,科学的图景展现在眼前;后者要求格物的社会一面的视野打开,现代性呈现。因此,需要舍弃的是自以为完满之后的静止和僵化,打开两个视野,是方法也是目的。
视野打开,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路径随之清晰。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成为首要目标:只有站在工业化的台阶上,才可能谈分配。舍弃时代应许的富足,任何的公平都要暗淡无光!所以,实现工业化是最大的政治,任何代价都值得。所以,中国要改革开放,要市场经济,要保障资本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就是全部,我们还要台阶上的人居人文。所以,中国同时需要道德和法治。
仓禀实而知礼节,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常识。科学时代为实仓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知礼节开拓了新的空间,中华文化获得新的舒展。实仓禀是手段,知礼节是目的:法治是手段,德性是目的。明确了二者的关系,可以寻求兼顾,二者本就不是对立关系。法治侧重于规范市场上的活动;德治侧重于美化城市中的生活。法治承托社会的底线,客观上维护了资本的权力;德治宏扬文明的上限,客观上表彰的是德性的价值观;二者不同,但绝不对立。
财富不能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尺,人生的意义在于德性不朽,否则就不是中华文化。
现代性是科学时代应许的人与社会,具体表达为科学的自立、工业化的组织以及相对过剩的物产供给,社会形态因而区别于前现代。科学自立,影响的是人的世界观;工业化改变了人类的组织形式;物产相对过剩,使人类的相处慢慢地转移到了新的平台上:相处的方式(技术手段)、财富的范围,以及之上的价值观,均已不同。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科学之光照亮了大地,驱散了世上的未知之惧,人类仿佛由少年成长为青年,必将追求属于青年的那份自由。自由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诉求:工业化带来了丰富甚至过剩,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得以拓展,“过剩”则要求开发每个人的需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工业化释放并实现着人的天性。(勉强类比,就像容器,温度升高,容积扩大,其中的每个分子都将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这不是传统文化可以禁止的,文化毕竟要顺应时代和生存!因而‘节俭’作为美德之一,将会寻求新的坐标)
“权利”是“自由”的一体两面(气体分子速度变大,碰撞的频度和强度都会增大)。自由表现为权利:我能做什么;权利保障了自由:我可以做什么。自由限制了权利:任何人不得令人为奴;权利限制了自由:人人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工业化丰富了权利,也自愿纵容着个体的权利诉求,显现为“自由”。
自由,是时代的应许,由时代推导而来,不是形而上的正义。
基督教教化下的原子化个人,并不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但确实是有利条件。从生产的一面看,原子化个人的流动性增强,可以跟随工业园区(城市)就近栖居;成年后基本取消家庭供养形态,“躺平”就不能生存,有利于强化雇佣关系。从消费的一面看,原子化个人使得消费总量提升(降低了‘公共品’占比),“便利性”有了新的布局空间,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得以提升,资本得以伸展。
工业化趋势下,中国原有的大家族模式逐步消解。在社会总产出不足的生态下,大家族模式是相对“节约”的,虽然它压缩了家族中个人的空间,内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但这是外部生存挤压之下的不得已的选择。物产相对丰富之后,原有的挤压式生态已相对宽松,具备了大家族逐步解体的条件。
保留小家庭(两人财产共享,风险共担),同时保留相对紧密但又分属的直系关系(互为支援),有利于保障个体生存条件,因而不利于强化雇佣关系。但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底线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被资本掌控)是要维护共同利益的,因而,不能支持任何以解体家庭为目的的宣扬(个体的解放)。这是一个与中世纪长子继承制一样的,关乎社会结构的选择。
工业化对社会组织形式的要求是趋同的,但每个国家/地区,都从自己的传统中来,习惯和记忆不可抹杀。因此,现代性是一个进行中的概念,因为工业化仍在进行中。
既有的资本主义(西方发达国家),只是未充分发展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一种模式,绝不是现代性本身。由于农业社会未能充分发展,人们未能理解道德、公共性的真正意义,因而走向了资本至上的极端:政治成为资本的附庸。
资本不一定反对道德,但一定强调法治!
小结
人始终在“成为自己”的途中。“形而上”那里没有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只在“此心安处”。此心安处,可以在世外,也可以在世间;可以是神(宗教),可以是亲人爱人(家庭),也可以是大而化之的人民(祖国)。
人生就像打牌(人不能拒绝牌局,思考时已在局中),重要的是心态。当然可以抱怨手气,但先要打好手中的牌(打牌不耽误报怨,报怨可能耽误打牌)。牌局中都是同样作为主体的人,人与人是相处的,他人没有义务配合我:这是后果自负的牌局。
科学带来了现代性,但并未改变人的相处。现代性的基本诉求是自由,工业化丰富了权利,纵容着人的天性。
道德与法治仍是社会治理必由路径,二者从来不是互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