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一） 人间世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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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开始进入社会领域。作者和读者都是主体的人，都是这个领域的参与者，写作（宣讲）与阅读（理解）都是这个领域内的“活动”。既然参与，就必然有立场（科学无国界是可疑的）。

无论贤愚，“错误认识”往往是“视野”受限造成的，“盲人摸象”、“井底之蛙”、“刻舟求剑”、“夏虫不可语冰”等等，所指都是：美丽的风景可能只是某个视角或视域中的有限呈现。

多角度看问题，追寻真实视野总是必要的。从反思自身开始，打开社会领域的“地图”，以达成某种共识，展开关于道德、法律、经济、政治的讨论。打开地图的过程就是社会领域的格物，只不过所格之物是其中的概念，它们通常不是实物。格物也不是扫描，而是立体地审视，但也止于审视：只是描述它们的位置、边界和方向。对社会领域的格物是一个往复深化的过程。先哲的探索，既是可供传承的智慧，又是智慧的“素材”，他们的轨迹更加珍贵！

人生于世，从蹒跚学步到启蒙，接受现代科学体系的教育，走向社会，在实践中树立自己的三观。偶尔反思，也许会提出并尝试回答保安（门卫）三问：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科学可以为生物的我作答：我是人（动物界-脊椎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父母养育了我，我取用于自然而长大，最终要归为尘土。但科学不能回答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为走向社会的我规划人生的道路。

哲学已经确认了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格平等；数学已论证未来不可知（或许已在）。我确信我有独立且自由的意志，但社会中的我时时处处受到限制，自由只是冥思时的放飞吗？我确信人格平等，但这种平等赋予我的是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

人被投入这个世界，是一件未经当事者同意的事。来到世上之前，我尚无知无觉；及至反思自我时，我已经是世上如今之我。但自我的反思仍然是必要的，否则我可能永远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想必孔子是经过人生的反思的，当他经过审视，开始实践自己天命的那一刻，已不再迷茫。

萨特说：“****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但却是自由的，一旦被扔进这个世界里来，他就必须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人像一粒种子偶然地飘落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本质可言，仅有存在着，要想确立自我的本质必须经过自我的行动来证明。人不是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我行动的结果”。

西方哲学也在进行人生意义的思考。但由于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世外的，所以他们的结论必然是人生的无意义，萨特也不例外：何谓人的本质？如果人有世外的本质，那还如何作为人？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世的，天命所在就是人生的意义。获知并确信天命，是一种“止于”的境界。而获知天命，需要原点和刻度，它们的定义，只能在人心中，形而上和理性那里都没有。

人与人是相处的，人不以物用论，根基在于人格之平等。萨特说:拷打别人的人竭力去摧毁他的同类的人性，作为后果，他也摧毁了自己的人性。人格平等不是“神”之律令，而是人格定义中规定了的自有规则：毁人等于自毁。有一部动画短片：世上千千万万的人，居然是同一个灵魂，神说：“他们都是你呀”。

世外如何，不知不论。但在世的千千万万个人，的确与我相同：人与他人相处，就是与自己相处。你现在是一名教师，学生就是曾经的你；你是一名主管，员工就是曾经的你；作者是曾经的读者，读者可能成为作者…。你可以假想：我在听我讲课、我在给我上课；或者我给我下达任务、我向我汇报工作。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基于上面这个简单的道理。因此，孔子的话应当这样理解：勿施于人的，不是此刻的我所不欲，而是当年的我（此刻的他）所不欲，即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此刻的我是教师，当然有此时此身份所不欲，但我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学生所不欲，而是以当年作为学生之时所不欲为依据，来判定应当如何去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保证的是我的心，不保证“对错”。另一个人毕竟是另一个人，经历的不同造成理解上的种种差异，我之蜜糖彼之砒霜，误解是可能的。与人相处，应当分辨其中的不同，此时此事，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不一定是物性，还应考虑人性。所以说日久见人心，朋友相处之道即此。

人有不同的身份：从小到大是不同时段的我，由近及远是不同场合（角色）的我。那么，我究竟是谁？以下从人性角度，尝试回答保安三问。

我是谁

我生而为人。我是全部经历的养成；我是全部身份的总和。

我生而具有人性。生而具有打开数学世界的能力，生而具有自知能力，生而具有二元天性（生存与繁衍，附加一个求知欲）。生而有感知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也生而有此身之患。

教育，是我生而面对的第一组台阶。教育，带我进入语言，我可以在书本中与先贤对话；带我浏览数学世界，我看到了前人的标注；带我走向自然，我学会了格物，并在格物中理解自然；带我周游列国、重走历史，我懂得了民族、国家和世界之林；带我仰望星空…。

教育体系，是我面对的第二个社群，也是家之外的第一个社群。在儿子/女儿、兄弟姐妹之后，我成为学生、同学、同桌、组长…。我有了家庭之外的第一个社交圈。

走入社会，工作中我是学徒、员工、师傅、班长、主任…；创业我是个体户、老板、董事长…；组建家庭，我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叔舅姨婶…。

我在经历中成长。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我在不断延伸并修正自己的知识体系，某些知识经过持续验证，某些则在不断微调。我认识物性和人性，建立自己的标尺，并与他人相处。

我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我，没有任何人与我的“天赋+经历”相同。我视我的“天赋”为我的“福报”，因为“不同”本身就是价值；我视“经历”为“福报”，因为经历本身就是财富。

从何处来

我从我的天赋和经历中来。天赋决定了我的出发地，决定了我的优势和劣势，我在经历中检验并发挥自己的天赋。期间充满了偶然性，或许有我尚未发现的天赋，因为不曾经历。

以当前的科技水平，父母无法选择孩子的天赋，他们只能满怀期待。父母给了我家庭，条件也不完全可控，他们只是尽其所能护我教我并送我走上教育的台阶。我所遇到的人塑造了走向社会的我，但他们绝不是有意塑造，我也参与了他们每个人的塑造，我们都是在经历。我不能精确分辨我的性情之中哪些是天赋的，哪些是经历造成的。我倾向于认为以经历为主，但天赋肯定也起作用。

生命中有些人对我很重要，除了亲人，还有经历中给予关照和影响的友人（同学、同事、师长）。他们让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完全属于自己。如果自弃，父母会伤心，家人会失望，我还会失去友情。我有时感到疲惫，恍惚觉得应当憎恨那些无言的鞭策或期望。但如果不顾或远离，我可能会失去自我。于是我赶紧摇摇头使自己清醒，确认这份沉重和拥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虽然无法改变过去，但今天就是明天的“过去”，也就是明天的我的来处。

向何处去

我确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最初，我的方向并不明确，只是在努力成为亲人们期望的那个人。逐渐了解了自己的天赋之后，我仍然在努力成就亲人的期望，并且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优势。

年龄渐长，我的面前少了一些“不假思索”的选择，多了一些属于自己的选择，但同时也进入萨特所说的自由的困境：“人是被判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我确信未来可以改变，今天的选择就是造成未来改变的原因。我的自由就是依照我的心愿塑造未来的我，所谓“自由的徒刑”只是“天命”的未确定状态而已。我庆幸在中国的历代先哲的教化之下，我不用也不会到世外去寻找“天命”的依据。

我的去处必然是死亡，我对死亡怀有恐惧。这种恐惧并不是某种具体形式，而是虚无。思想将停顿在那一刻，之后或许是永恒，或许是一瞬，无可言说。因此，我应当尝试完成自己的“天命”，无悔此生。但“天命”之说毕竟缥缈，我并不确信，并且可能无法完成它。因此，我应当首先考虑亲人们的某种期望值。因为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我还惧怕亲友的失望和厌弃，因此我不能做恶行。在此基础上，尽我所能留下些什么，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精神。以便后人可以睹“物”思人，直到我在这个世上的印记完全消失。

世界观

我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教育，我的身边充满了科学的造物，科学是唯物的。我“信仰”科学，我的世界观是唯物的。

我有时会进入“副本”世界，思考无限、大全、绝对。但科学足以做思想之锚，使我不至于陷入其中。缸中之脑、世界是个程序等是无法证伪的，关于这一点，先哲已经做过尝试；我不自量力，也尝试过，但无所得。我愿意把它们置入“副本”，理由就是简单不值一驳的两条。一是：谁会这么无聊？二是：真那样我也没办法！如果真有“归零者”文明，人类干脆死了任何心思。

科学大陆足够靠得住，我们身边的造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可以还原到科学已经认识的元素周期表上去。进化论解释了人类的来处，复杂系统论解释了智能的来处。科学只是基于几条简单的假设：数学自在；自然绑定数学；智能自知且能打开数学世界；规则大于时空；时空大于实践。如果上述假设错了，那就一切免谈，理由同上，因为我没有办法！

智能的精彩正在展开，科学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并且驱散了无知造成的恐惧（当然也看见了新的不可抗力，比如陨石）。永远是多远？也许时间的尽头是极致的寂灭，但那在永远之外！把追问世界本源的工作交给科学家，我们专心于人生旅程就好。

我不反对灵魂独立或者永生的说法，因为科学不能证其伪。假如某人穿越到某个时代（参考灵魂穿越类小说），那么，他要面对的不是如何引领科学在那个时代的扎根，而是如何避免被人当成疯子。每个人都来自他的经历（含教育），古代的社群无法接受一个现代的灵魂，因为不相容。奇妙的是，世界上可能真的有非常相像的人品性情，尽管他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经历。中西方都有关于灵魂转世的说法，但都设置了一个遗忘环节，如此我愿接受。

我确信科学应当在社会领域止步，因为人的主体性是科学的前提。如果科学可以预测人类未来，那么社会运动将停止，人们会选择“躺平”。关于人类社会的预测，本身就是悖论。不是反对社会领域研究，而是必须以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格平等为前提。

人生观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我认同人生是一次单程的旅行。

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不能像游戏一样读档回到以前。因此，我生活的态度是“落子无悔”，因为悔不了！类比打牌，我可能因为误算或冲动出错了牌，但规则如此，我不能重新来过，只能重新评估当下的牌，在新的局势下找出最佳出牌策略（当然应当吸取教训，防止重复出现同类错误）。人生也是如此，发生了的事情无法改变，只能吸取教训，不能寄希望于可以重来。

补救当然是可能的，只要不是死罪。但补救的方法是打好手中的牌。也就是说，我始终是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我的下一个选择将会影响未来。对未来的我来说，此刻就是我的来处，此刻的选择就会成为未来的我的组成。因此，我是自由的，我的自由就是此刻的选择权，就是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我。这就是“自由”的真正含义。

自由并不是具化的“言论、结社、集会、免受恐惧”，这些具化的“自由”属于要求国家保障的人权范畴。

海德格尔说：“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我热爱我的祖国，因为那是我的来处，也是我的去处。我感恩所遇到的“善意”，这让我相信我的善意能够得到回应，在善意的交往中，我感到温暖。我的祖国是公正的社群组织，她努力用发展来保障个体的“人性”；她不受高音和杂音的蛊惑，行使护我、教我、成就我的职责；她努力维护这个社会的善意，努力不让人民经受病痛、饥饿、毒瘾的考验。

我认同“幸福是一个过程，不是某种状态”。人可以质疑亲人或先贤定制的台阶，可以自己定义台阶以及方向，但不能改变“在台阶上”这个事实。原因有二，一是时间不可逆，现状不会因为我的“不选择”而保持；二是似乎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改变”，“满足感”只在改变发生的那一刻。

后者事实上造成了现代工业的人性的困境，工业的效率来自分工（简化+重复），而人性排斥重复。

我认同”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欺骗、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纵有所得，也是不值得的，我付不起“此心不安”的代价。我愿意与人分享我的劳动所得，因为只有分享才有意义，占有是分享的前提，分享是占有的目的。人类社会，是“利他”与”自利“的统一。

斯宾诺莎：“幸福不是德行的报酬，他就是德行本身”。

价值观

我相信有天理在，因而有公正在。公正就在平等人格的相处之中，就在于对公共空间的承认及其规则的共识之中。我愿意响应扩充公共空间的倡议，并在此范围内“助人为乐”。

如果我运气不好，碰到了不遵守互利规则的人，那么我有权利维护我所知道的公正。孔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可也。如果对方不思悔改，那么我可能反击，也可能会选择远离。远离不是逃避，而是“拒绝共享空间”的反击策略。

我愿见爱情、友情、亲情，以及美与善，不接受科学的或势利的解释（还原）。我当然知道生物科学中关于生理、心理的各种行为及其机制的一些研究，并且也相信科学。但在社会之中，与人的相处之中，我不能接受科学的“还原”。爱情就是爱情，不是荷尔蒙；友情就是友情，不是利用；亲情就是亲情，不是血缘。美是美本身，善是善本身，它们都是人的自作主张，不来自理性或神性。

我不可以自杀，因为作为社会性的那个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应当保持健康，理由同上。我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相信这也是家人、亲人所愿见；我应当不谋不义之财，不从众为恶；应当在利益面前对人谦让，宁可远离也不愿选择诉讼；应当明辨是非，不被未经思索的说辞所打动。

因果

在自我认知以及三观确立的基础上，我与他人的相处就是我的“社会”。我相信，人类社会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相处。自我认知可能基于人类奇妙的生物性，三观则是我所接受的知识和我的经历造就。科学使我绝不怀疑生存着的这个物质世界，三观（我的关于社会的知识）是我确认这个世界有因果。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卡斯丁在起床洗漱的时候随手将自己的手表放在台子上，而妻子怕被弄湿，就放在餐桌上，结果不小心被儿子碰坏了。卡斯丁就很生气，不仅揍了儿子一顿，同时还骂了妻子一顿。妻子就说怕打湿，他就说自己手表防水不可能有问题。两个人吵了起来结果饭也没好好吃，卡斯丁开车上班去，结果发现公文包没带又回去拿包。

但是家里没有人，卡斯丁打电话给妻子拿钥匙。妻子回家不小心撞翻了水果摊，最终赔了一笔钱。卡斯丁拿到包到公司，结果迟到了被老板骂了一顿。妻子早退也被扣了工资，儿子这天参加比赛本来有希望获得冠军，但是因为心情不好最终被淘汰了。

故事的结论是：坏脾气就是生活的核弹，带到哪里，哪里就不可收拾。与这个例子相对的，还有一个故事，说明停止抱怨的好处：

有一个作家出差时，无意中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这辆出租车的司机穿着干净，车里也非常干净。作家刚刚坐稳，就收到司机递来的一张精美卡片，卡片上写着：“在友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捷，最安全，最省钱地送达目的地。”

看到这句话，作家来了兴趣，便和司机攀谈了起来。司机说：“ 请问，你要喝点什么吗？”作家诧异：“这辆车上难道还提供喝的吗？”司机微笑着说：“对，我不但提供咖啡，还有各种饮料，而且还有不同的报纸。”作家说：“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司机从容地从旁边的保温杯里倒了一杯热咖啡给这个作家。然后又给了作家一张卡片，卡片上是各种报纸的名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只见上面写道《时代周刊》《体育报》《今日美国》……简直太全面了。

作家没有看报，也没有听音乐。而是和司机攀谈了起来。其间这个司机善意的询问这个作家，车里的温度是否合适，离目的地还有条更近的路是否要走。作家简直觉得温馨极了。

这个司机对作家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车并没有提供如此全面的服务。我像其他人一样，爱抱怨，糟糕的天气，微薄的收入，堵车严重得一塌糊涂的路况，每天都过得很糟糕。有一天，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故事，改变了我的观念。我认识到，我目前糟糕的情况其实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所以决定停止抱怨，开始改变”。

“第一年，我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的乘客，我的收入就翻了一倍。第二年，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并对他们进行宽慰，这让我收入更加翻了一番。第三年，也就是今年，我让我的出租车变成了全美国都少有的五星级出租车。除了我的收入，上涨的还有我的人气，现在要坐我的车，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而您，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一个乘客。”

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话，让这个作家惊讶极了。作家不禁反思自身，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自己何尝不是抱怨很多。他决定改变自己，他将这个司机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后来有读者受到启发后试着去做了，生活真的发生了改变。

希望这两个故事不仅可以作为心灵鸡汤，还能启发思考。那就是，社会是由人和人的相处组成的，某一件事发生了，并不代表着过去了和完结了，它所造成的影响会传递、蔓延。社会性，根植于“利他”可以导致“自利”被放大，也需要“以直报怨”可以惩戒或孤立“反社会者”。无论是利他还是惩戒，都是人的关系。

想象由人际关系组成的网（联想蜘蛛网）：人是网的结点，人与人的关系是结点之间的丝线。蛛网上任意一点的振动都会传遍整个网络，仿佛水面上石子激起的涟漪，幅度可能会逐渐降低，直至不可觉察。社会之网也有相似的表现，如果网线都是紧绷的，那么影响就会远远传递开去。如果遇到了固定物，网上的波纹会反射回来。社会关系网络上，由我传递出去的影响最终可能物理地返回到我；而我承受的，则可能来自过去或未来的那个灵魂的我（他人是另一个我）。

佛说因果，是假设有个天意（规则）在精确执行反射的功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抛开世外的因素，社会之网确乎内置了佛家所说的因果。佛说报应不爽，或许并不是世外的执法，而是社会之网的自有效应。

生活中常见的“路怒症”。或许是驾驶者心中有意难平（某根弦紧绷着，比如上面故事中的卡斯丁），于是非常容易因一点小事就变得怒不可遏。甚至发怒时，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知道自己免不了后悔。路怒症又会很容易地传递给其他人，而如果恰好两个人都是愤怒的，那么情绪失控之下，很可能会激化矛盾。这种激化也许就是佛家所说的报应，因为争执中的胜负都是伤害。

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应当有消解这种传递效应的阻尼机制，可以使得某种“恶意”在社会之网上迅速消散。故事中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有这样的作用，但却不是可以倚靠的。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消解的作用也就有限。何况并不能保证他本人就是绝缘体，永远不受四面八方涌来的“恶意”的影响。国家是应此需求而生的，基本职能就包含“阻尼”。

阻尼机制有两种思路。一是法律，在“恶意”传播，出现人与人争斗时，司法机制介入，弹压争斗并惩戒，仿佛消毒。二是教化，使人知耻并且奖励那些消解“恶意”的行为，比如上文的出租车司机。阳明先生临终有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教化世人去蔽以致良知：消解“恶意”！此心当然是光明的。

教化的副作用，就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凝固化。耻从何来？只能从亲朋来，于是熟人社会很自然地形成“株连”式的亲疏有别的结构，让人时刻仿佛身陷捆缚。可以用湖水来类比以理解社会领域的阻尼机制：社群就是湖泊，人就是湖中的水，“恶意”就是风浪。降低风浪危害的方法无非两种，一是置入堤坝，把湖泊分隔成小水塘；二是想办法让湖水变得粘稠甚至板结。法律可以看作置入的堤坝，阻挡风浪；教化就是使得水分子变成重的分子团，从而形成阻滞作用（亲情是护佑，也是羁绊），但代价是积累的“僵化”。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尼采

酱缸文化

柏杨先生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柏杨先生应当是“恨铁不成钢”，本意是找出国民应当治疗的病症。书中有言：“假如我们讲我们的美德、我们的聪明…最后，我们还是不能够受到人家尊重，我们自己也不能自尊。”**或可为证。

“酱缸”是个很形象的比喻。中国几千年来的教化，的确使得这个大湖泊中的水粘结甚至板结了（想象一个沥青湖）。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这种板结状态是很难自行解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人应当感谢那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外来冲击；也就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五四运动以来的那些或有偏激的呐喊。那些睁开了眼睛看到世界的人，必然是感到了某种绝望，纵有通天之能，又如何能够搅动一个板结了的沥青湖泊！

事实上，每到王朝的后期，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僵直或瘫痪状态（这当然是事后评说）。莫说是体制外的学者，就是高官甚至皇权都不能集结力量，仿佛神经系统已经坏死。清朝末期，这种僵死状态与高维外患相叠加，则时人的绝望更甚于前朝。于是彻底地否定自我成为某种必然，并延续某种仰望心态至今。

如果没有现代科学，那么中国这种王朝更替（治乱循环）的模式可能仍会继续，这是社群生存极限的反复试探。新朝开辟、人口增长、土地兼并、朝政僵化、内忧外患、改朝换代，会以约三百年为周期展开治乱循环。同时期世界的其他地方，还远未发展到中国的这种人口规模，社会形态的发育也停留在封建领主时代。

如果定义一定土地面积上可容纳的人口规模为社会形态优劣的指标，那么，中国是远远领先于同时期任何其他地区的。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有限条件（资源和产出）下的文化、艺术、卫生、建筑等方面成就所表征的文明程度，都是如此。

中国的王朝史证明了，农业社会形态下，存在人口规模的上限。当土地产出不足以承载人口数量时，必然会以起义、混战、外敌等方式发作，最终的结果是回到新的起点。可以联想森林火灾和再生，森林生长造成了氧气浓度升高，地表有机质堆积，从而火灾的可能性升高：森林自身孕育了大火。火过之后的土地，营养丰富、阳光和水分充足，森林重新生长：火灾也孕育了新（或许有所变化）的森林。在科学时代到来之前，治乱循环是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值的求解过程。鲁迅先生的问题：如何摆脱“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跳出治乱循环，只有在科学时代才可能有解。

站在科学时代，人们固然可以指责“僵化”。但若无这种僵化，社会可能是人人为敌的状态（除非高压统治），生产力水平也不可能承载人口和抵御入侵。所以，柏杨先生的见解肯定是片面的，所谓劣根性，绝非种族差异，只是中国的农业社会形态的展开把它们更充分地展示而已。而这些“劣根性”也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症结在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局限。克服这种“劣根性”，需要的是“工业化”以打开空间。自责、自醒终应转化为工业化建设的动力！

现代性

如果开展关于“最受尊敬的职业”问卷调查，那么无论有几个名额，科学家总会上榜。科学家对于整个人类有大功德，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科学得以展开。人类终于迎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地球生态第一次可以供养全部的人类。农业时代，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工业的成就超出了前人的想象。

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药、化肥、良种、机械（动力），改变了农业，人类的温饱问题终于不再是人口增长的天花板。地球人口可能仍然会有一个上限，但在达到上限之前，战争、瘟疫、天灾等等可能已经先于温饱问题爆发了。至少，当今人类整体的供养问题已不紧迫。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有了终结的可能；一国之内，消除绝对贫困也成为可能；摆脱人的奴役，也成为可能。

无论怎样的艰难曲折，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工业化，中华民族重又自信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自信，意味着在经历过外来文化冲击之后，中华文化向其本真的回归。回归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阶梯上的舒展。文化回归是对旧时代的扬弃过程的一个阶段，逐渐认清道路和目的，自信地发扬和舍弃。

仍然值得发扬的是人本精神，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天意自我民意，天心自我民心---这一共识无需任何理论或神圣加持，也不因科学时代的到来而动摇。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确认了生产力的本质能动。而实现这种本质能动的方法是唯物（科学）的世界观，以及适应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前者使得格物的自然一面的视野打开，科学的图景展现在眼前；后者要求格物的社会一面的视野打开，现代性呈现。因此，需要舍弃的是自以为完满之后的静止和僵化，打开两个视野，是方法也是目的。

视野打开，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路径随之清晰。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成为首要目标：只有站在工业化的台阶上，才可能谈分配。舍弃时代应许的富足，任何的公平都要暗淡无光！所以，实现工业化是最大的政治，任何代价都值得。所以，中国要改革开放，要市场经济，要保障资本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就是全部，我们还要台阶上的人居人文。所以，中国同时需要道德和法治。

仓禀实而知礼节，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常识。科学时代为实仓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知礼节开拓了新的空间，中华文化获得新的舒展。实仓禀是手段，知礼节是目的：法治是手段，德性是目的。明确了二者的关系，可以寻求兼顾，二者本就不是对立关系。法治侧重于规范市场上的活动；德治侧重于美化城市中的生活。法治承托社会的底线，客观上维护了资本的权力；德治宏扬文明的上限，客观上表彰的是德性的价值观；二者不同，但绝不对立。

财富不能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尺，人生的意义在于德性不朽，否则就不是中华文化。

现代性是科学时代应许的人与社会，具体表达为科学的自立、工业化的组织以及相对过剩的物产供给，社会形态因而区别于前现代。科学自立，影响的是人的世界观；工业化改变了人类的组织形式；物产相对过剩，使人类的相处慢慢地转移到了新的平台上：相处的方式（技术手段）、财富的范围，以及之上的价值观，均已不同。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科学之光照亮了大地，驱散了世上的未知之惧，人类仿佛由少年成长为青年，必将追求属于青年的那份自由。自由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诉求：工业化带来了丰富甚至过剩，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得以拓展，“过剩”则要求开发每个人的需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工业化释放并实现着人的天性。（勉强类比，就像容器，温度升高，容积扩大，其中的每个分子都将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这不是传统文化可以禁止的，文化毕竟要顺应时代和生存！因而‘节俭’作为美德之一，将会寻求新的坐标）

“权利”是“自由”的一体两面（气体分子速度变大，碰撞的频度和强度都会增大）。自由表现为权利：我能做什么；权利保障了自由：我可以做什么。自由限制了权利：任何人不得令人为奴；权利限制了自由：人人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工业化丰富了权利，也自愿纵容着个体的权利诉求，显现为“自由”。

自由，是时代的应许，由时代推导而来，不是形而上的正义。

基督教教化下的原子化个人，并不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但确实是有利条件。从生产的一面看，原子化个人的流动性增强，可以跟随工业园区（城市）就近栖居；成年后基本取消家庭供养形态，“躺平”就不能生存，有利于强化雇佣关系。从消费的一面看，原子化个人使得消费总量提升（降低了‘公共品’占比），“便利性”有了新的布局空间，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得以提升，资本得以伸展。

工业化趋势下，中国原有的大家族模式逐步消解。在社会总产出不足的生态下，大家族模式是相对“节约”的，虽然它压缩了家族中个人的空间，内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但这是外部生存挤压之下的不得已的选择。物产相对丰富之后，原有的挤压式生态已相对宽松，具备了大家族逐步解体的条件。

保留小家庭（两人财产共享，风险共担），同时保留相对紧密但又分属的直系关系（互为支援），有利于保障个体生存条件，因而不利于强化雇佣关系。但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底线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被资本掌控）是要维护共同利益的，因而，不能支持任何以解体家庭为目的的宣扬（个体的解放）。这是一个与中世纪长子继承制一样的，关乎社会结构的选择。

工业化对社会组织形式的要求是趋同的，但每个国家/地区，都从自己的传统中来，习惯和记忆不可抹杀。因此，现代性是一个进行中的概念，因为工业化仍在进行中。

既有的资本主义（西方发达国家），只是未充分发展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一种模式，绝不是现代性本身。由于农业社会未能充分发展，人们未能理解道德、公共性的真正意义，因而走向了资本至上的极端：政治成为资本的附庸。

资本不一定反对道德，但一定强调法治！

小结

人始终在“成为自己”的途中。“形而上”那里没有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只在“此心安处”。此心安处，可以在世外，也可以在世间；可以是神（宗教），可以是亲人爱人（家庭），也可以是大而化之的人民（祖国）。

人生就像打牌（人不能拒绝牌局，思考时已在局中），重要的是心态。当然可以抱怨手气，但先要打好手中的牌（打牌不耽误报怨，报怨可能耽误打牌）。牌局中都是同样作为主体的人，人与人是相处的，他人没有义务配合我：这是后果自负的牌局。

科学带来了现代性，但并未改变人的相处。现代性的基本诉求是自由，工业化丰富了权利，纵容着人的天性。

道德与法治仍是社会治理必由路径，二者从来不是互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