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姓邻居走后的第二天，我在他家里看到了手掌大小的计算器、录音机和邓丽君磁带_风闻

【本文来自《当年大量社会问题没有遗留至今，正是因为当年的人们“搁置抱怨”，奋力拼搏》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晨枫
• 哈哈，没有那么充满阳光，只是谁都知道躺平等于饿死，还是没人来拉你的那种。那是人们心中的烦恼一点不比现在少，但没有时间抱怨。不是因为希望在前面，而是因为需求在屁股后面顶着，落后一步就要饿肚子。

你说的一点都不假，的确，那时候人们心中有不少烦恼且不比现在少。比如，最核心、最普遍的烦恼就是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这么些年？处处比不上人家。记得七十年代中期，胡同里偶尔走过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胡同里大人孩子都要想方设法围观一下。

这其中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有一回，突然从当时“革委会”连夜下来个通知：让胡同革命居民次日上午不得外出，一律在家。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当时任美国对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因为常和夫人一起骑自行车在北京城里瞎转悠，上面经过研判可能要来我们这一带，于是，通知“革委会”让胡同大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不懂事的孩子不能围观。

第二件事，可能是七十年代末到“改开”前发生的：胡同里住着一位姓李的邻居，据说，有海外关系。原来，是来自香港的姓李的父亲。其当时任一家“泛美公司”的一个可能级别不低的管理者。当年感觉该人西服革履、人高马大、气宇轩昂、目空一切有点像小一号的基辛格，他的车停到胡同口外距家较远的地方。然后，一个人走进胡同，直奔自己家。这个家是他49年离开大陆时留下的，家有老婆、儿子。还记得该人走进胡同时彬彬有礼的和偶尔遇到的邻居打招呼。胡同里三三两两布满了“小脚侦缉队”（当年对参加“革委会”积极分子的老太太们的称呼），一派如临大敌的气氛。

这个人走后，第二天，我就从李姓邻居那里看到了两件此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件是一个相当于今天一张“身份证”大小的计算器。精致而薄，触屏式，印象里好像产自日本卡西欧，另一件是一台双喇叭录音机和里面一盘邓丽君磁带。这两件东西当年让我们感到石破天惊，甚是惊奇。更加折射出我们与外面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