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二） 论人性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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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人与人的相处，生而为人是每个人的已知立场。人们记录并研究自然，科学本身就是立场；人们记录并研究人类社会，也需要明确的立场：作为人！那么，人性是什么，社会性又是什么？

人性善恶

关于人性善恶，先哲已经讨论充分，大致如下：

其一，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发端。

其二，性恶论，荀子认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法家、基督教以及霍布斯等略同。

其三，非善恶论，告子认为：“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洛克的**“人心白纸说”**略同。若一定要站队，老子、孔子略同，但有区别：实为不谈人性之善恶。

（告子，可能只是一个辩论者人设。）

其四，有善有恶论，杨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董子、王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略同。柏拉图：当理性能驾驭欲望时为善，反之为恶。康德：真我（理性主导）高于实我（情感主导）为善。有善有恶的推论是“因人而异论”：社会就是由善恶相异的人组成的。

阳明先生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或可作为独此一家之论。

展示先哲之论，不能分出哪位先哲更睿智或谁对谁错，因为各有其理。但可以尝试理解其中的道理，理解先哲为什么要这样论述。不同的论述，意味着先哲们立论的目的不同。先哲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认可（至少是不反对）教化的重要性。不同点是，当需要强调法治时，人性是要包含“恶”的。他们所论的“人性”作为概念是有区别的，包括了：生命（本能）、品格（性情），也就是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

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作为生物的人，生存与繁衍是生命本能，除非精神和肉体可以分离，否则“此性”失无可失。与之一体的“人性自利”同样不可剥离，自利才能利他（自利，是利他之‘利’作为合法动词的根据），自爱才能爱人（自爱，也是‘爱’作为合法动词的根据，自爱与爱人一体）。但所有人相同的生命本能，不能以善恶论，因为没有区别的意义（除非宗教宣扬的世人的原罪）。生命（生物）意义上的人性，充其量是“有身之患”。

老子曰：“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此身为患，因为七情六欲之负累出自此身。但同时要感谢上苍赐我此身，否则世间没有“意义”二字，人生价值也就无从谈起。

“无身”固然无患，但对“永生的精神体”而言，时间没有意义，因其永生；空间没有意义，因其不在（任何地方）。“有身”是道德的前提，如若无身，则连“杀人”都不存在现实性，何谈善恶？“有身”也是美的前提，如若无身，则连“区别”都不存在，何谈美丑？“有身”还是发展的前提，人的需求是社会运转的动力。可能确如黑格尔所言“历史的狡计”，人与人的相争确实造成了历史中倾轧、征伐的一面，但也的确使得人类社会沿着技术进步的路线曲折向前，科学时代因而必然到来。人的身边已经充斥了人工的造物，这些造物是人的需求的实现（使用价值）。不可否认，人类社会有各种丑恶现象，并且随着现代性而张扬，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作为生命。

人的生命本身不能以善恶论，这一点大约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说：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这一点也是共识。那么人的生命本能是如何构造社会性的？

所有可以想象的历史中，人必定是社会的：新生儿根本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相对于动物，人的最大优势在于智能：人展开了基于智能的新的进化路径。智能使得“合作”可以成为“配合”，使得合作的规模和程度可以远高于动物，从而创造出远超个体的能力，实现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合作的理由必定是一加一大于二，这是人从出生就已知道，并且不断被现实验证的道理。

人性自利，合作是理性的自利，社会性就是使合作成为可能的那些要求。或者可以反向论述：自然聚居的淳朴的人（未曾思考人性相关的问题），总是在合作中受到激励，这让他确认合作是最好的路径。而这激励并非“神”的奖赏，只是因为合作的所获更多。

合作不限于狩猎、种植、生产线，合作是人类全部的劳动，以及使得劳动可能的社会秩序。对秩序的需求使得社会组织产生，部落、邦国，进而国家公权力产生…。秩序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法律要维护的是此时此地本社群所需的秩序…。社会组织使得人们之间身份的认同可能，对合作的鼓励产生了道德：无论是从结果上（一加一大于二），还是从过程上（妥协才能合作），合作都是利他。理性、自知使得自律可能，从而利他可能，进而合作意向达成，社会性呈现。

如果有天命，那么人类的天命是组织起来成为社会。

孟子的性本善之论，所指是移除了生命本能之后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性，是人之有别于禽兽。既然不能脱离社会谈人性，那么社会性所规定的人性，就应当作为“人性”的定义。或者说，承认社会性是人的本质，人类就已达成共识：社会性是人的目的（‘智能’只是人的进化途中的驿站，社会才是终点）。

性善论，可以表述为：“善”是“人”的唯一目的，教化使人向善。

荀子以及法家所持性恶论，所指是存在某些本能习性（比如好逸恶劳），它们妨害社会秩序的达成：如果所有人好逸恶劳，社会将不成立。如果不能禁止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那么“恶习”就会感染所有人！于是，人类需要严刑峻法。公权力的责任是剥夺恶行之利并奖励善行：公权力成为一种意志，它主动履行社会本有的“因果”机制！性恶论，可以表述为：（依本能行事的）破坏秩序即为“恶”。法律划出底线：个人可以不向善，但不能阻止或破坏“善”。

基督教的原罪说所论是“神性”而非人性，不作讨论。

多数人认同人性有善有恶，此论中的人性是人的生命本能与社会性的综合（这也是人性概念的习惯用法）。柏拉图以“理性驾驭欲望”作为判定人性善恶的依据，这里的“理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自知之智能（自律可能），这是区别于动物而独属于人的能力；其二是用以判断的依据：法律和道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前者是人与动物的分隔线，即自知，使社会可能；后者是社会性本身，即社会性对人的要求。理性主导，则合作成为可能，社会性呈现。

阳明先生“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论，可以作为关于人性讨论的总结。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是人的立场本身即有身之患，无关善恶；行事就是社会活动，已涉善恶（动念即是缘起，已沾因果）；价值观在心不在外（良知，道德内化为修养）；“善”只在人生实践中（知行合一）。阳明先生的“格物”是在实践中的致良知。

先哲所讨论的“善”，不仅含有与“恶”相对的与人为“善”，还有“正确（应然）”之义。“正确”可以来自“神”，来自“理念”，也可以来自“天命”、“天道”、“心”。无论如何描述“天赋此善”的其来有自，最终都要落脚在人和人类社会（可以争论怎样才‘有利’，也可以争论‘现在’和‘将来’怎样分配，但争论的根据始终是人和人类社会）。从这一点上，法律之善有二：其一制止恶行；其二维护社会秩序；后者是大善。道德之善也分两重：其一劝人向善；其二构建德性价值观；后者是大善。社会就是人的合作，集体主义是善。（苏格拉底可能会问：帮派也讲集体主义，是善吗？）

猛兽、毒虫对人是威胁，但不是善恶。善恶的本义之中，包含了人的主体性。某种行为被判定善恶，必须同时具备两个主体：作为实施者和作为判定者，两个都是主体的人。所以，善恶概念的定义域是人类社会。奖善罚恶（因果）是人类社会的本有效应。讨论善恶，目的是教化，是确立人的方向。

善恶的广义之中，包含了对时势的顺应（应然）。工业化打开了物产的无限可能，产出不再是土地面积的有限函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发展了的生产力扩充了“财富”的内涵，人们在工业化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便利性）。所以，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本质能动，以及改良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消弭仇恨实现认同（以便展开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合作），都是“大善”：为所有人增加了物产的福利，或者降低了平均的辛劳，或者减少了历史的狡计（内卷内斗）的发作。电影《英雄》中，主角最终放弃刺杀秦王，理由就是结束战国乱世是“大善”。讨论广义的善恶，目的是德性价值观，是获知人的目标。

社会学的视角以“自知”作为地平线（自由意志因而不需要讨论），人的生物性不必出现在地平线之上。法律是地平线之上的第一条线，它只要求“不得破坏”社会秩序（阻碍他人的合作）。道德是法律之上的第二条线，这条线上的人遵守社会秩序，并已准备好达成合作。上面还有第三条线，所有造福人类社会的人站在这条线上，他们以及第二条线上的优异者，有资格“不朽”。

或许“神”使用了狡计，但这狡计是阳谋。“神”想看到地球大舞台上超大型政治实体的表演，于是它降下了“合作”的旨意，并通过“人类以为的先哲”之口转述为人可以理解的观念和学说，比如制度、法律、道德、修养…。“神”的阳谋就是让人类确认“秩序是第一正义”，以便聚合成为更加强大和能动的“角色”，让表演更精彩！它甚至已赋予了价值标尺：破坏合作的人是罪人；顺应合作的人是信众/子民；创造新的精彩的人是圣贤（赐予不朽）。

人类对“神”的阳谋无能为力，它是公开的，是人类的不得不为，是应为也是愿为！“阳谋的成立”本身，证明了：政治（包含战争）作为舞台上的情节，不是人的理性可以掌控的！政治在“神”的领域！如果政治是理性可及的，那就意味着人类在社会领域中也要剥夺“神”的权柄（‘神’在自然领域已失去权柄）。

信仰，包含了绝对的敬畏！“理性的滥用”者已不知敬畏！不知止的西方社会学界，不兼容信仰！

以人为本

在自然领域，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社会领域，人为万物赋予意义；善与美都是人类的自作主张！人的最基本的立场是“作为人”，这个立场要求：人是主体，人定义善恶，同时人本身不可以“物用”论。人类社会中，一切与“人与人”有关的概念，其根据都是“人的主体性”，即（包含了‘自知’的）自由意志。既然是自由意志，那么使之得以成立的人的生命，就不可移除、不可交易。

借用“神创论”，是为了展开视角，看清所在，不是为了世外的正义。“神的阳谋”是社会本身，使它得以成立的，不是“神之力”，而是人类自己设下了“以人为本”的锚。“…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善”止于以人为本，哪怕在“神”看来只是目光短浅！这的确是可能的，反者道之动，政治共识可能走向其目的的反面，没有绝对正确的政治选择！但这不能否定人间的善恶，“善”在人间有确切而明了的定义，不因不可知的命运而可疑！

以人为本的共同信念，构筑了人类社会的棋盘边界：禁止科学的穿越。社会与科学的关系是：科学打开了人类视野，航船从江河驶入了海洋！水情确已显著不同，但船仍是船，仍在水上，不因所在水域的不同而改变；水的涌入依然会导致船的沉没，不因海水有别于河水而不同！科学不能改变人间的善恶，以人为本，已确立了善恶：善是合作，是船的不沉（不漏）。

所有人都在船上。“我在船上”是全人类的共同立场。船上的人可以高谈阔论，可以阴谋算计，但不能否认“都在船上”。这一立场定义了最基本的善恶：合作，使船“不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第一层立场上的正义（横渠先生是‘天下关怀’的）。人是天地之心，合作是人之善，天下太平是人类之善。人从最基本的立场上获得“人性”之“善”。这一层的立场是“作为人”的认同，是无条件的生命至上。（天下太平->人口增长->超出承载->秩序崩溃，的确是可能的，但人间的善恶不因此而改变。人，无权涉足‘神’的领域！）

海上有很多船，人不在同一艘船上。“我在其中的一艘船上”是第二层的立场。人们可以交流驾乘经验，可以联合对抗风浪，但不能否认“我在我的船上”。“不沉”仍然是基本的正义，但以“我的船不沉”为前提，如果“自沉”合法，那么所有的船都将沉没！“救助”是善，但不以“自沉”为代价；“陷害”是恶，不因“自保”而善。第二层上，“爱国”是善，“汉奸”是恶；“加固”是善，“朽坏”是恶；“安全”是善，“弄险”是恶；“宜居”是善，“窘困”是恶…。这一层的立场是国家认同，是爱国的无条件。

船上有许多人，人在船的不同位置上。“在同一艘船的不同位置上”是第三层的立场。人们可以争论航向，争抢位置，但不能否认“同船”。同船就意味着“共渡”和“无特权”！意味着船上是互助和平等人格的相处。在同一艘船上，集体主义是善，反社会是恶；秩序是善，失序是恶；敬业是善，渎职是恶；选贤任能是善，阶层固化是恶；争先是善，内卷是恶…。这一层的立场是国家认同基础上的身份认同。

继续细分，同一个舱层，同一个工种，同一个舱室…，人们可以在这些细分的“立场”上给出善恶。“由大到小”的立场上的善恶同时存在着，必定相互关联，可能无法兼容（比如抓捕罪犯与阻隔他的亲情）。越到具体场景，行为的善恶分值越难评说（参考苏格拉底的诘问），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这不是善恶（标尺、方向）本身的定义缺失，而是“杂多”、“交织”导致的难以取舍。

人的感受总是由近及远的，亲情的温暖或伤害必定是最近切也最深重的。打开视野，看到嵌套和关联着的不同层级的“立场”，人将知晓自己的所在！他可能仍无法解除那些近切的烦恼，但应不再迷茫。他终将获知：以人为本，是所有“善”的出发地。就像地球的重力，规定了所有树木的“向上”生长。

没有人可以要求他人改变或放弃“立场”，无论这个立场怎样狭小或孤僻！但个人可以选择站上不同的立场做审视！人可以跟随这立体的视野，走向儒家的天下关怀，或者超脱如庄子的“逍遥游”！看到、承认这“立体”的视野中的立场的堆叠，就是人的成长。

（最‘小’的立场是人作为个体的生命。但生命已经不能以立场论，因为灵肉不可分，而‘立场’是一个定义在社会领域的概念。生命是有身之患，是自利本能，也是社会性的前提。社会学的讨论到达‘主体的人’，已经‘无内’，不可再向下分解！人是否有权处置自身，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只能认为：我的生命不由他人处置，我有自卫的权力；我无权处置他人的生命，自卫只是自卫，不是处置生命；我在亲人的‘立场’中，我的生命不只属于我自己。）

人有选择（或拒绝）立场的权力，但立场意味着内外，意味着可能的对立。选择，意味着已准备好承担后果，这后果可能是他人的拒绝为邻，可能是事业和友情，但最直观的是国家法律。国家拥有意志，是认同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的意志：天意自我民意！当个人行为的影响外溢时，他的立场选择已失效！伤害，由承受者判定，不因名义或见解而不同！汉奸，不因“遭遇”或“不遇”而正义！

人在社会中成长，就要接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善恶的方向和尺度）。价值观是贯通的，因为立场是“承载”的。在工作和生活的任何场景中，人可以在自选的立场中行事，但应当记得两个基本立场：作为国家的“人民”和作为“人”。国家是主体性的立场，人不得叛国卖国；“人”是最基本的立场，人不得堕为禽兽！人的成长，就是价值观的形成（社会领域的格物致知）：看到社会的全貌，看清自己的所处，明白善恶的道理，自发地修正价值观的尺度。“从心而不逾”意味着“自由”的达成，意味着彼岸的实现！

这世上确有以善之名的为恶，但那不是学习的榜样，人不能陷入其中而混淆是非！以直报怨，是惩戒而非模仿！对等反击，是止戈而非对侵略的合法化！“善恶”没有直观的标注，既无世外的律令，也无需形而上的保证，但它的根据就在那里，它的方向性也已确定。只需确认最基本的立场：人不能否定作为人！

“人不能否定作为人”，是社会领域的“我思故我在”。二者不是理性的推导，而是“直观”的命题，同样的不可质疑！如果人类社会是陆地，那么“作为人”构筑了海岸，“海拔”就是“善恶”的方向和尺度。海水可能涌上陆地，淹没那里的标尺，但基准线不因此而变，海拔也不因此而变。

价值标尺

从一则小故事开始，讨论价值的标尺与阶梯。

教徒甲犯了烟瘾，问神父：祈祷的时候，可不可以吸烟。神父认为这样做是对神不敬，不好。另一个教徒乙也想吸烟，他问神父：吸烟的时候，可不可以祈祷。神父认为时刻不忘祷告，是好的。

这则小故事经常被当作“语言的艺术”，用于某些洗脑场景中。

甲乙二人做的事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神父对二人的初始期望值，即看问题的出发点：甲的正常状态是祈祷，乙的正常状态是吸烟。甲乙二人被“语言的艺术”定义了不同的刻度：“吸烟行为”对乙来说是坐标原点0，对甲来说则是-1。这种情形，经常在影视剧中出现：好人的行动因受到种种牵制（道德、法律、亲情等）而陷入被动，但坏人（道德沦丧、无所顾忌）却可轻易占得上风…。所以，洗脑的目的是要洗掉人的底线。

不讨论“艺术”，只说“标尺”。

进入社会，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把尺子，人们可能并不能清晰地描述它，但这不影响判定：哪些是适当的，哪些是过分的，哪些是妥协的。基于自由意志，每个人的尺子肯定是主观的、自定义的。可以认为，社会就是由持有不同尺子的人构成的。人们每天按照尺子的测算做事，然后根据外部的反馈修正尺子的刻度。苏格拉底说“无人有意为恶”或许可以注解：只是因为人们对标尺的定义不同，才有了恶行。“恶的标尺”才是作恶的元凶，无论是源于无知，还是礼崩乐坏的教导，亦或是阶层分化形成的价值鸿沟。

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除了拥有知识可以胜任更多工作之外，还有知识有助于个人建立正确标尺之含义。错乱的刻度会让人善恶不分（错误的基准线导致错误的海拔读数）！如果患者和家属认为“无条件治愈”才是医院的公正，那么这就是恶的标尺，因为它违背科学；如果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不受管束就是公正，那么这也是恶的标尺，因为它违背常理。如果刻度错乱，那么没有人值得爱，因为达不到“标准”；如果刻度错乱，人可能恨国，因为国家形象始终在某些人造的海拔基准线之下。以疫情传播而言，反智主义者的拒绝口罩和抹黑疫苗，也是恶的标尺！

问题在于，标尺是每个人自定义的！

《镜花缘》中的大人国，国人不仅身高过于常人，而且脚下皆有云雾护足。市井众人神色各异，全以脚下云雾的颜色而定。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想象力，这不就是网络游戏中的“红名机制”吗？现实社会中，人们也希望可以有个善恶的标尺，于己可以修身，于人可以趋避。但很遗憾，世上没有这样的显现。

商鞅给出了法哲学第一原理：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条文是可以有的，但执行却无法交付世外的公正，正如游戏中的红名判定。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是：“公正”不显！以任何名义宣布的公正都是人在宣布；宣布者自以为无私，并不能消除众人的疑虑。这也是哲学在社会领域的第一任务：寻找公正。

“吸烟与祈祷”故事的另一层含义，是给出了一个向上的阶梯。对个人来说，选择一个较低的期望值肯定更容易。如果不考虑其他，我肯定愿意像乙一样，把原点放在吸烟而不是祈祷上。但现实生活中，这样选择并不可行，因为我自己和关心我的人都不同意。我的内心和周围似乎有一种推力，要求我不能把目标定在低处（总要有点追求）。似乎“不满足于现状”才是绝对的，无论现状在他人看来如何的优越。仿佛数学归纳法中的加一，永无止境。

如果愿望的达成等于幸福，那么，幸福就是过程的，而不是状态的，加一才是意义所在。现实生活中，加一并不是单向的，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这山望着那山高”的错觉也可能是选择，但加一不因错觉而变。（物质和精神的）加一的愿望产生出无尽的需求，个人追求幸福（不断加一）的宏观呈现就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加一对数学来说总是允许的，但对物理来说却是受限的。食物，对于饥饿的人来说就是愿望，但对饱食的人来说不是；棉衣，对于受冻的人来说就是愿望，但对乘凉的人不是；房子，对于露宿街头的人来说就是愿望，但对打扫房子或纳房产税的人来说不是。成就与地位固所愿也，但超出能力的勉力强撑并非所愿；被尊重固所愿也，但超过一定限度就成孤家寡人了。

《大学》要求“止于至善”，似乎在暗示有个标准放在那里，只看是否到达并能守住而不越过。这个“至善”并不是定值，儒家不定义零点，只说“知止”。道家讲自然，人合于道，与草木无分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便以自然为最后的家园，退后一步天地皆宽。佛家认为“众生皆苦”，则既是对现实的如实描述，又是调低人的期望值，以止纷争烦恼：佛家标尺的零点是空和苦。基督教宣称人有原罪，既是对有身之患的认定，又是调低人的期望值，基督教信众标尺的零点是有罪之身。

（中国人讲‘满招损，谦受益’，讲‘德位相配’，其中包含了‘止于’的境界。当一个人的能力和地位提高时，他自定义的标尺零点可以也应当上移，否则社会将失去动力。但如果他的标尺零点被过度拔高，他可能迷失自我，并在‘加一’的驱使下走向‘德不配位’的风险之地。‘知足常乐’是人获知并到达了‘止于’的那种境界，而不是劝人跪伏的说辞）

生存于社会，追求着幸福，人的成长，就是标尺的校正，以及沿着刻度的攀登。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标尺被校正；作为合作的奖励，攀登被赋予动能。那么，人类为什么以及怎样接受校正？或者说，如何知道自己在追寻着“公正”？

小结

人的生命本能，不以善恶论。（社会的）人性本善，使得合作可能，人性就是社会性：合作及其秩序。

“人不能否定作为人”、“人格平等”决定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规定了人作为人的立场，规定了善恶的方向性。这世间确有恶行，但善恶的零点不变，法律、道德、功德的三条线不变。

世间公正不显，人在相处中修正自己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