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五) 论公正(三)_风闻
付延明-03-27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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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有身之患,是“意义”的根据;人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个人视角,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一个阶梯:层层递上,加一的愿望始终存在,《十不足诗》的描摹可谓经典。
西方社会学研究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基本共识之一。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这一理论是西方管理心理学的理论支柱,被行为科学所吸取,并成为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马斯洛需求层次中,从三层的社交开始,已经与“物欲”分离并渐行渐远,需求层次的顶端所指向的,也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已非物欲),这一点中西方是相近的,只不过儒家更强调公德(治国、平天下)。中西方社会学思想可以在两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阶梯的存在,二是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终将归于社会。
马斯洛注意到了需求的差异性:需求的层次越低,力量越大,潜力越大;随着需求层次的上升,力量相应减弱;高级需求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求…。但“层次-潜力”关系不足以表达现实,原因在于,生理性需求可能剥离人性,让人成为动物!面向动物,已不能谈需求,动物只有生存欲望。基本的生理性需求是人性的前提!在生存面前,不能妄谈人性,丛林不是社会。
人的生存需求和社会性需求不能当作同一个函数(曲线)处理。其中包含了否定的前提:生存危机否定人性,必然否定社会性(秩序),于是流民、盗匪、暴力革命等次第发生。打个比方,人们可以在结冰的湖面上建立一座城市,可以在城市中要求秩序。但当温度升高冰面融化时,城市和秩序都将消失。当一部分人陷于生存危机中时,他们的人性渐隐,社会的根基也将随着“人性”的消隐而不复存在,仿佛冰面上的城市!冰面上的测绘将随之失去意义。作为学者,当然可以完成精准测绘并给出结论,但作为学术,结论中应当醒目地注明前提条件:环境温度不高于零摄氏度。
王跃文先生在小说《我不懂味》中有言:所谓最大的人道,就是不要把人性推向必须接受考验的悬崖。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人的需求应当据此分界,分界的标准是:是否会剥夺人性,把人变成动物!而考验人性的,就是那些基本的生存需求。除了温饱,还包括重度成瘾性需求以及其他治疗或减轻痛苦的需求。毒品,因而是非人道的!除非医嘱镇痛;医药谋非分之利,也是非人道的。有身之患或许应当这样理解:因为有身,所以我有弱点;在这些弱点面前,我可能失去自我、失去人性!可能“愿意”当牛马!
(医药专利保护研发者利益,有利于医疗水平提高。但专利法不能因此而形而上:专利即正义!专利保护的正义性来自治病救人的正义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平衡:兼顾研发与普及。药效,是一种权力,或者说一种特殊的资本!没有公权力制约的资本将走向剥削。)
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责,是保障国民拥有选择不依附他人的权利。凡是能够剥夺人性的,都是绝对禁止的。相应的,如果国家不努力禁绝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肉体控制,那就不能称为现代国家,无论如何辩解!保障人的人性,是“善”的起点!从这一点上,发展以解决温饱、严刑以禁绝毒品、国家意志扶病救灾、消灭贫困都是现代国家的前提性要求。由国家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是可行的,且是应当的,这是民心所向,也是社会主义消灭奴役和剥削的要求。如此,我们终于可以向鲁迅先生祭告:中国人摆脱了“欲做奴隶而不得”和“做稳了奴隶”二者轮流坐庄的时代!
利,是人的生存(和更好的生存)。
权责
人类社会由一个个社群组成。人生而为人,无法选择投入哪个社群。社群或无严格定义,可以是家庭,可以是村庄市镇,可以是国家,可以是人类共同体。
社群就像容器,人是容器中的分子。分子的性质(质量、极性、速度等),以及容器中分子的密度,决定了分子间的平均距离、碰撞的频度和力度,宏观表现就是一定的温度、体积和压强。假定容积不变且无泄漏,那么气体分子间距就是某种稳定的正态分布:围绕平均值的对称的钟形曲线。其中的平均值代表社群的平均权益,人们以此为中线构建相处的两方三线关系,社群内的公正就体现在(时间和空间统计的)对称分布上:社群内的公平(相处)就是它的正义。
社会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农业条件更好,有的地方森林资源多,有的地方旅游资源好,有的靠近大城市…。如果把不同国家/地区看作是不同的容器,那么,这些容器的初始状态是天然差异的。同样体积,A容器中的分子数量可能是B容器的10倍甚至更多,这就导致AB容器中分子间距存在天然差异。对应理解,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权益也是天然差异的。
个体的权益是由所在社群的发展和禀赋定义的,不是社群中的某个个体造成的。人可以在本社群中要求公正;也可以努力跳出本社群,加入他向往的人均权益更多的社群;也可以带领本社群升级技术,实现更好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水平,从而获得更多权益。但不可以比照其他社群的平均权益来定义自己的权益,这将造成标尺刻度的错乱:他有较大概率成为社群中的异类,甚至害群之马。社群中的权责关系是“德位相配”,如果只是自然村落,那么公正在于公众评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产生了公权力,那么维护公正是公权力的意志:不朽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寿…。
联想一类行为。比如向“愚昧”的国人宣讲:某国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能源/食品/衣物价格低、妇女不上班、奖励生育、房产有土地产权、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到点就下班绝不加班、四天工作制…,进而延伸至:工匠精神、下水道的油纸包、丑陋的中国人…。若谈其理,则各国禀赋不同、发展不同,各国都可能有相较于他国的天然优势,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所有指标上领先。若谈其心,则是教唆:把人引向高于本社群能力的声索,从而伤害其他成员且以“公正”之名。说白了,就是教你的孩子与(虚构的)富二代攀比,挑动你的孩子向你提出超出你能力的索求!
集体(组织)与个体之间构成权责关系,权责对等是其中的“公平”。人们当然能看到出生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现象,有时也会感叹不公,但这不是哭喊争夺的理由。当然应当见贤思齐,但一时的达不到,不是打砸自家的理由。跳出所从生养的社群,是做人的某种边界,打砸或者贬斥已越界。为“跳出”辩解,不如反哺。
一国之内也存在禀赋不同的社群,十万大山与江汉平原的村庄市镇,有着天然的巨大差异。国家的转移支付是权力也是责任:中央政府应当努力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地方应当合作以优势互补。国家是总的容器,内部不允许画地为牢!
假如容器中各组分的气化温度不同,那么当温度降低或压强增大时,容器内部将会分层:一些组分液化并沉向底部。此时,气体分子将拥有极大的空间,而与之相对的液体分子的间距将趋近于零(液体不可压缩)。对应社会现实,就是国家内部发生了阶级对立: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资源,而大多数人被极限压榨。如果气体组分所代表的阶级占有国家权柄,那么他们的最佳策略是保持温度和压力,以阻止液体的气化!哪怕总容积扩大十倍,也不足以弥补因液体气化所造成的拥挤,它们的空间反倒因此而被压缩!
工业时代以前,总产出不足,社会不得不承受阶层分化。就像容器内的能量不足,难以达成使所有组分气化的温度和压力条件,气相液相共存是必然。但当能量充足可以支撑蒸发时,气化却不是必然!当科学时代到来,国家可以工业化从而共享富足时,工业化也不是必然!为一己之私而阻止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人或阶层,是人民之敌,他们剥夺了人民在这个时代应许的生存。
这世间最大的不公,是公权力服务于剥削!统治阶级占有国家机器,他们是社会的绝对少数。他们为了本阶级的权益,不惜操控国家权柄来压制发展。所以,剥削不是简单的无偿占有劳动,而是既得利益者通过对劳动的无偿占有来加强统治并阻断发展。殖民者、侵略者、买办、傀儡及其幕后,以及所有的特权阶层,都是本质之“恶”,他们的目的是榨取而非合作。统治者的榨取行为已自证其非正义,他们与人民之间的责权关系已解除!
拟人化的“政府与人民”之间,构成两方三线关系,表达为权责对等。政府义不容辞,要达成时代应许的富足和发展,人民信任和支持政府,努力成为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政府全力救助,努力不让任何个人掉队,个人奋力前行,活出不怨天不尤人的精彩。若政府只是“维持会”,那么人民另择高枝并无不妥;若政府治安、救灾不利,那么人民欺诈盗抢将是应然。
义,是所有人的生存(和更好的生存)。
市场
工业化创造了丰富的物产,现代社会中,商业关系已无处不在:市场,是时代的特征和要求。市场要求法治,要求其中的主体遵守契约。市场中运行的是关于胜负的规则,经济纠纷走向法律程序,本质上是一场以“证据”为大小的牌局。法庭不提供“公正”,不主持“正义”,它只是监督出牌过程并裁定大小。
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这句话不在道德范畴,“好坏”也不由道德评说。跨国公司利用认知差异(矿产可能只是石头,马桶可以作为工程配件),如愿达成合同,没有任何方法认定其不道德,在商言商而已。但这种贸易确实使得双方状况更好了吗?只有“未来的影响”被忽略时,“更好”的价值判断才能成立。
企业主作为个人,也在与他人的相处之中,天意的“公正”仍在。作为个人,他仍然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自己。“公正”也仍然在起作用:无论作为企业家如何成功,不能代表做人的成功,而经营“失败”也未必是做人的失败。企业(家)之间的良性相处仍然是值得褒扬的。现实中如同乡、校友、行会、供应链等“圈子”内部是提倡互助的,因而企业之间可以形成近似熟人社会的自发“公正”。江浙一带的企业生态有着更明显的“圈子”印迹,圈子带来的高效、诚信、互助、互补是其优势。
在商言商,是市场之“诚”。圈子、互助以及道德评说是市场活动的外溢和外部性,不在市场之内。市场是现代社会之中的“独立王国”,内部可以不谈论人与人相处的“公正”。市场的“公平”是机会(资格)的公平,市场的“正义”是适者生存。
市场,是“义”和“利”的合法交汇。
丛林
丛林中的“相处”规则是“无法无天”,也就是没有规则。丛林法则下,人已经退化成为动物,智力(以及自知、自律)不再用于相处,而是转化为与武力同质的竞争要素。
无论是电影中的末世,还是现实中的战争状态,生存压力下,人们必然会自发地形成“组织”,然后开始组织之间的斗争。《三国演义》可以有英雄,可以有计谋,可以霸气侧漏,可以荡气回肠,但却不能掩盖“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杀戮本质。乱世之中,礼崩乐坏之类的词汇已经远不能描述事实,人命如韭才可。
乱世之中,“公正”或许仍在,但人间已无处可寻。公诉的本质是国家作出保证:个人不因死亡或恐惧而失去“主张”的权利。但乱世中没有国家实体,因而杀戮就成为避免被追责的优先选项。乱世之中,任何人可能背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就没有了熟人社会中的监督和褒扬,因而道德也不再被提起。无法无天的乱世,本身就意味着人性的泯灭,何来“公正”可言!丛林中的“公平”是人人作为敌人的公平,丛林中的“正义”是强者为尊。
鲁迅先生说: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我们当然不去赞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更要谴责“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丛林不是社会,丛林是社会的反面。结束乱世,是大功德;消灭奴役,也是大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