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十八） 致知（九）哲学旁议 五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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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路

既然思想“思想”的思想仍是思想，那么，关于知识的知识也还是知识。虽然对哲学的定义总不那么满意，但并不妨碍判定：哲学也是知识，只不过是关于知识的知识。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集合悖论，还有关于哲学的“学科”吗？回答肯定是没有的，哲学到头了。如果有哲学的批判，那也是用哲学方法展开的哲学讨论，而不会出现批判的N次方。

这就首先赋予哲学一项特权：研究范围不受限制。

哲学的发端处，可以用人的幼年时代类比理解。温饱的前提下，好奇是儿童的第一特征；最初的哲学几乎是好奇心本身。

随着年龄渐长，好奇心有所展开。有时对树的种类感兴趣，有时对数字感兴趣，有时对历史故事感兴趣，有时对星空感兴趣；他并未认为学问需要分科，所有的学问统称为哲学。随着见知增长，一些规律性开始浮现，他开始思考背后的原因：小鸡从破壳到长大，小树从发芽到参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日月每天升沉，似乎是一个圆，何以如此？数可以加减、比较，需要分数就有了分数，数学为什么可以如此？历史故事中人们活动的规则如何，有没有办法减少冲突？这些思考导致了哲学出现：世界是如此这般，若隐若现的设计感！感觉上有人在背后管理着这个世界，那么是谁，规则怎样？

老子：“道”管理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规定了“阴阳”，这种对立和转化关系是确切的。

柏拉图：这个世界之外，有个“理念”世界。现实是对理念的模仿，万物皆是。模仿的动力是万物趋向完美的本能。

佛陀：世界是空无，缘聚缘散。“消散”是唯一结果。

孔子：管理者不言。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仁是根本。若有管理者，它一定会支持合理的社会秩序。

如同心智初开的少年，他开始综合、归纳。不能落下隐现的任何设计感，又必须逻辑自洽。他坚信世界是一个整体，仿佛纷繁世界是同一棵树的枝叶呈现。但包容和自洽之间产生了矛盾：已经发现的设计感之间是如此的散落，它们甚至指向不同的方向！

他想到了几种可能：一种是，世界之树不能以普通的树类比，它完全可能是另一种存在，因此，可以忽略这些“指向”的不规则，想象一棵根植在视野之外的奇异的树。另一种可能，要进一步寻找更深的节点，找到事物的可以合并的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存在”。事物可以呈现任何特性，但必须先“存在”。但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在寻找世界之树的过程中，能力所限，他只能获取一些互不连接的枝杈，于是他把枝杈的原因即砍刀（断面）定义为了树的本体。

前者产生了几种思路。一是老子的“强名之曰道”，显现的规则是“反者道之动”；一是柏拉图的“完美的理念世界”，不在现实中，关联规则是“趋向完美的本能”；一是佛陀的“空”，规则是“消散”；一是孔子的“不言”，隐含善意：支持人类建设社会秩序。这几种思路都满足了包容+自洽，但缺陷也是明显的：规则或善意是如何保证的？只能说“这似乎很明显”，但无法形成强逻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先哲们做了许多努力，比如老子给出许多例证，极言其普遍性；比如孔子，以“仁”为总纲亲自建立了一套社会秩序；比如佛经故事中的各种极大、极小，视角转换下的消散；比如柏拉图：洞穴之喻、理想国的思想实验。但很显然，先哲们的努力都是现实或思想中的，不能给出超越现实的绝对保证，而他们追求的包容与自洽，也只能算勉强说得过去，无法消除其中的牵强。

后者是“逻各斯”、“存在”和“本体”，已经脱离了现实，进入了语言之中。罗素认为：“存在”不是个体的性质，不能修饰个体对象，因而对“存在”的研究是违反语言逻辑结构的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语言自身不能提供验证，知识不在语言之中。

人类见知进一步增长，他又发现了问题：不论是谁在管理世界，它一定是“超人的”，因为要管的范围、跨度、复杂度等等超出了人的能力！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置之不理，本来也没想过要指望管理者告知什么，现实中呈现的规则或善意仍在就好；一派主张，正因为“超”人，所以应当“神”化管理者，而且不妨“超”到极致：大全之“神”。这样就可以强行解决规则的“强逻辑缺陷”问题了：“神意”如此。

机缘巧合之下，儒、道、佛在华夏合流，至宋明而理学大成。“本体论”和“一神教”在欧洲相遇并相爱相杀，至尼采而双双消散。两者的差别在于：中国古代哲学是“用”的，在社会实践中择而用、检验、修补；在欧洲是“论”的，因而是律令的。两者的共同点是：都缺乏强逻辑支撑，关键处要么不能问，要么是心照不宣。不同点主要来自自我的定位：是否承担来自世外的责任。

中西方古代哲学都不是现代科学的源头。在缺乏规律性显现的认知阶段，人类不可能跨过混沌，识别出背后的秩序（木块的混合物本质，遮蔽了熔点、沸点等性质）。中国古代哲学表现出的成熟，根本上是“用”的结果，用在了社会领域，幸存者谬误导出了中国哲学缺乏好奇心的结论。科学的源头肯定是好奇（求知欲），好奇是不分种族或地域的。哲学首在意诚：不能夸大人的差别，生而为人，理性和求知欲必定是相同的，只看社会是何等的纵容。

​‘轴心时代’是个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概念，事实上，那个时间点上的各国社会，已经处在不同的‘阶段’：少年和青年。

中西方哲学的种子，不是同时种下的！

回到这个爱智慧少年的成长。阅历增长，他发现专注研究特定领域的做法是可行的，因为各领域之间相对独立，并不需要研究全部。于是天文、运动、博物、文学等领域逐渐发展，专业性显现。他认为只要知道各专业在做什么，若他们的结论是对的，拿来用就好。哲学不反对分科，各专业也并不是哲学的竞争者。

少年成长为青年。各专业领域的进展产生了大量的实用知识，这些知识是经过验证的，虽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但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于是，青年的心中产生了这样的疑惑：哲学或宗教的说法（管理者假设），或许是对的，但却是不可用的，并不能为我提示什么，也不能产生知识。他仍然坚信世界的背后有着什么，但也承认，无论世界的背后有什么，我都可以并且应当暂时搁置，各专业领域的独立进展是可以不依赖世外的，并且这些独立进展有利于规律性的呈现。他放下了与“管理者”对话的想法，开始寻找各专业领域产生知识的原因。于是，他开始关注认识论：人是怎样认识世界的。

对知识分科，或者说支持各专业独立发展，是中西方社会的共识。这是因为认识世界的进程已到专业化时机，而哲学也在认识世界的进程之中。西方哲学对此的应对是新教改革，事实上放松了思想的管制；中国哲学的应对是陆王心学，以致良知为核心的个性的张扬，也从事实上鼓励了多样性。

但中西方在认识论领域又发生了分歧。中国哲学从未展开认识论话题，中国哲学从孔子开始就是盲人摸象式的认识论，从未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但西方却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开始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发展为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不是科学的需要，而是打破宗教蒙蔽的需要。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哲学的主要方向是现象学、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如果说认识论尚在棋盘边缘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以后的西方哲学，落子已在棋盘之外。这一点，已在前文中谈及，理性的滥用已是一种灾难，自我膨胀进而失去初心。理性，已是西方哲学界的“皇帝的新装”。

西方哲学的唯一例外是马克思，正如他的墓志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完成了哲学的实践论转向，即“无论世界的背后有什么，人类都可以并且应当搁置”，回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来。

从黑格尔开始，哲学进入大学，成为教授的职业。之后的哲学史是哲学的专业化史，哲学内部又分化为多个学科。正如张志伟教授所言：当哲学越来越向着一个“学科”发展的时候，这并不能使哲学成为科学。如果哲学不能统观，那就失去了哲学的意义。思想的考古仍有意义，但不是哲学，充其量是思想史学。哲学需要关注思想史，但不能止步于思想史。

“哲学的研究范围不受限制”，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限制：哲学必须统观人类知识的全局。

哲学与宗教

人类成长之路上，宗教不是必然选择，但却是必然出现的可能选择。宗教思想的可能性，蕴含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之中。当人们察觉到这个世界若隐若现的设计感时，就已经开始了“管理者假设”：当设计感零星显现时，人们倾向于世间各物类都有自己背后的神；当设计感更多显现时，理性发挥了作用，人们倾向于把各物类的神取消，代之以众神之神。宗教的形式，因而有从多神教转向一神教的合理趋向。但宗教能否大兴于世，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教义不违常理；足以安置心灵+现实社会需要宗教来安置心灵；政治条件：立为国教，或以教立国，或教会实力足以抗衡政权。

中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人们不得不追问原因。除了地理原因（如是否有利于大一统），应该还有历史的或思想的原因。中华上古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不得不引起重视，这就是传说中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帝时期完成的“绝地天通”。

《尚书.吕刑》：“（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尚书.孔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相干。”

《国语.楚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徐胜治先生在小说《太上章》中的描述：

传说在很久以前，天地之间是相通的，有一座昆仑山（也有人说是不周山），连接天界和人间，天神与凡人之间可以经此上下往来。最强大、最聪明的勇士，克服重重艰险爬上昆仑山到达天界，就能获得天帝所赐的神药，永享长生。到了高阳天帝颛顼的时代，颛顼却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派了一位叫重黎的天神隔绝天地。也有人说是分别叫“重”和“黎”的两位天神，他们一个将天往上提，另一个将地往下压，硬生生地将天地间的通道给断开了。

有部分学者，分不清中国上古的神道设教思想和西方神权统治思想的区别，想当然地认为所谓绝地天通，就是推行神权高于政权的神权统治。实际上除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后并没有夺取中央政权的太平天国，中华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真正高于政权的神权统治。绝地天通，是上古时代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改革。它的真正意义，就是普及于神话传说之中的，人们普遍接受的，天地相分的思想。从此之后，君主只是人间的君主。

后世的人间君主，称天子也好皇帝也罢，皆号称顺应天意而万民归心，且不说能不能做到，但其公开的诉求必须如此。治国所依据的礼法与政令，皆依据世俗的伦理而制定，并非某种不证自明的教义，所以它可以随时修改甚至收回，一切只看世人自身的需要和选择，因此也具备了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祭祀是一种象征，国君代表万民祭奉祖先以及神灵，祈求赐福于天下，但宝座上的那个人不是神。如果真有哪位帝王自称天神或拥有神灵的意志，绝大多数臣属只会认为他疯了，而在世人的评价中，他不是昏君便是暴君。

绝地天通，奠定了大一统的思想基础，走向君权取代神权、人治取代巫治。它的影响可称为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确立了中华世界“天地相分，人神不扰”的思想框架。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颛顼帝时代约在公元前两千年。“绝地天通”实际上断绝了“神权”在中华大地上的根基。民心已经接受了“天地相分，人神不扰”的思想框架，而最高统治者的正义性只来自民心民意。中国历史上有独尊儒术，有崇道、崇佛，有的皇帝本人甚至是佛教徒。但当寺院作为社会组织影响到政权时，也有三武灭佛。历史上的金瓶掣签、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的形式，也是政权与教权关系的真实景象。韩愈《谏迎佛骨表》，则开启了儒家思想的新局。宗教始终不曾成为与大一统政权抗衡的实体，政权的正义性也始终不依赖宗教。

当然，民意的上达过程要遵守礼法。并且，人民愿意相信，统治者的决策必定是基于民意的，即使暂时看起来不是，也一定是统治者通盘考虑的结果；我只是万民之一，并且国家还有外患。

在外人看来，中华民众的这种“驯服”，似乎是“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反面。但这是人民的选择。一种思想的认同，不是灌输可以成就的，它必定是符合现实的，是各方可接受的妥协。“驯服”的另一面，是对国家提出要求的权利：自家人就要有自家人的觉悟，统治者要求民众待之以家长，那就应以家人待民众。这也是儒家“家国一体”的思想源流。

从生存环境角度来看，中原地区宜居、发达，威胁来自周边。争斗的过程就是融合、拓展的过程，即对周边族群的“内化与同化”的过程。打也打了，弊大于利，双方只好妥协：外族也想继续抢，这多省劲，还自在，但饥一顿饱一顿还要挨打实在不好过。国内也不想让外人来分享，但也没办法，处久了多少还是有认同有感情的（他们又不是纯种的坏，只是生活所迫），关键就算打得过，骚扰也受不了，只得接受融入。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千年，这一态势成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它的内涵是：宁愿分享，不要战争。“天地相分，人神不扰”共识得以贯彻，是因为中华民众的记忆中包含着使它具备合理性的根据：政权高于教权，各族群才得以和而不同；政权就像“家长”，这家长是人间的，不在世外！

中华的所谓扩张，多是不得已而为。止步，往往不是打不过，而是不想要。“宋挥玉斧”的典故反映了赵宋王朝对大理国的基本策略。史载：

干德三年（公元965年）,后蜀孟昶降宋,今四川、重庆一带统一于宋王朝,宋地与大理国辖境直接相连。大理国派建昌城的守将到成都祝贺,主动表达了与赵宋王朝通好的愿望。此时,宋将王全斌也向宋太祖赵匡胤进献地图,力主乘势进兵,攻取云南。但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南诏乌蛮白蛮的凶残,不想再与大理国发生关系,便用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条线：“此外非吾所有也”。

欧洲历史自罗马时代以后就没有实现统一。罗马的统一更多是征服、占领，不同于中华的分享、同化。打个比方，中华的情形是百川归海，周边的河流湖泊逐渐连通成为一体；罗马的情形是高山溶雪，水流到处就是我的泽国。而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宗教逐渐上位成为左右政治格局的势力，欧洲失去了统一的机会。

思想必定受到政治格局的影响，并为这种格局服务，这就使得中西哲学的面目不同。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欧洲的“统一”，宗旨如此，所以是一神教（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宗教的教化、认同、寄托作用的确是正能量，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但教会的存在也必然作为社会组织，人力、财力、权力斗争已在其中。

欧洲与中华思想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基督教会的存在。忽略过程和方式，教会是欧洲政治的重要一极，而且是隐隐然高出半格的一极。或许出于对王权的忌惮，教会终不愿见一个统一的欧洲。教会是否对欧洲历史起了决定作用，不好定论，但教会的意愿和欧洲的斗争史，肯定是相关联的，且欧洲政治版图正如所见。

教会只能以信仰为名，因此，经院哲学需要维护上帝的合法性。经院哲学选择垄断知识和教育，形成“只有教会能沟通上帝”的局面。毫无疑问，教会对知识的垄断策略是成功的，近千年未曾遇到真正的挑战。但认识世界是全体的事情，其他人当然也想获得与“管理者”对话的权利。于是，对“终极”的追求始终是欧洲思想的中心，哲学因此而表现为与经院哲学的斗争。西方哲学史的脉络是围绕宗教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宗教准备、宗教整合、反抗宗教。

无论哪个阶段，哪种学派，都不是科学的咽喉。科学是实践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现实世界的规律性不断浮现，枝叶逐渐呈现出树的本质，从而被人类揭示的过程，是终将到来的一个阶段。

无论哪种哲学源流，最终都将走向人文和天下关怀：追问人类的命运！这命运与自然相关，因为人类要与自然相处；更与社会相关，因为人类聚居成为社会，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才是更近切的相关！命运的追问，必然走向对人类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