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十九） 致知（十）哲学旁议 六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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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科学

现实世界的规律性渐渐呈现时，人们很自然地感受到了若隐若现的“设计感”，认为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管理者。哲学最初就是沿着这一脉络前行的：希望能与管理者对上话，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在暂时不能获取真相时，人们也始终相信真相存在，并选择把不能理解的东西归置到一起，交给想象中管理者。

科学家肯定不会寻求与管理者对话（以便直接得到答案），在这一点上，科学家是无神论者。但科学家的无神论，是不依赖而非否定，是存而不论。杨振宁先生在一次回答是否相信有上帝的存在的时候说：“你问我有没有上帝呢？如果你说的上帝是人形状的，那我说没有。但如果你想问我说有没有一个造物主，那我想是有。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世界的设计感是如此强烈！

“管理者假设”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观。可以想象，人类在与想象中的管理者对话时的感受：既有某种渺小、无力感，又有某种安全感，甚至还有“只有人类可以对话”的沾沾自喜。勉强类比：仿佛父母怀抱中的婴儿。对小孩来说，父母就是天，无所不能！

但随着小孩长大成为青年，父母不再无所不知，这意味着他要脱离家庭，走向社会。“管理者假设”应当在人类逐渐走出蒙昧时自然而然地放下。但有的人似乎对“管理者假设”形成了依赖，始终难以放下。原因也好理解：不愿放下心中的指望。放下，并不需要反对，更不需要打倒，只需要不再指望世外的提示或保证。

现代科学对“管理者假设”造成了致命的冲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日心说、牛顿力学、进化论。三大冲击足以摧毁“管理者假说”的信心。相对论、量子力学、复杂系统学说则进一步使得科学大陆的面貌呈现，人们从此立足于科学大陆了。

日心说的提出者是哥白尼，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而被教会施以火刑，但真正让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的是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相继的工作（公式和工具，让人们眼见为实），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日心说对原有知识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绕着太阳做圆周（实则椭圆）运动。这要求，要么“管理者”跟着地球绕太阳转圈，要么它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它的管理范围不只是地球！这显然是不那么合适的：让无所不能的神跟着地球转圈成何体统！但让人类不再独宠、不再独一无二，同样不可接受！

二是宇宙比以前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也久远得多。地心说模型中，星辰位于天球的最高层，高于太阳，但一般认为并不是太远，直观地认为星辰是镶嵌在天幕上的，有大有小，但都比月亮小得多。如果日心说成立，那么地球将围绕太阳以巨大的半径做圆周运动，这样一来，除非星辰离地球（比照人们一直认同的地心说模型）远很多倍，否则视差问题无法解决。比如北极星，几乎看不到视差，这意味着北极星离地球的距离要千万倍于日地距离（否则就会明显偏离北极方向）。而距离的展开同时意味着时间的展开，要达成如此规模的运转秩序需要超出原来想象的时间尺度。日心说把宇宙“放大”了，大到超出人们以前的想象！人们不禁感到，在茫茫宇宙中，地球和人类是如此的渺小和短暂！“管理者”能在这茫茫宇宙中找到我们吗？

牛顿力学的冲击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牛顿建立的绝对时空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精密的运动定律，使得至少在太阳系以内各天体的运动是可以准确预测的（也限于当时的观测精度）。这意味着“管理者”被剥夺了干预天体运行的权利！它的作用最多就是给了太阳系以最初的推动力。如果此后它还要干涉，那人类就会发现它。

二是牛顿整个理论（包括微积分），为人类建立了一套“决定论”体系。人们相信，只要初始条件准确，并且有足够的运算能力，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可以计算的。进一步，人类的活动也是可以计算的。这就有点细思极恐了，意味着包括我在想什么，哪怕我正想的是如何与“管理者”对话，也是早就确定了的！对话内容（这个世界的真相）也是早就确定了的！甚至连人的自由意志也是假象！那人类还有追寻“管理者”的必要和可能吗？

在日心说和牛顿力学使得“管理者假说”严重动摇之后，进化论登场。进化论把人类的出身拉回到了自然界，人和动物一样，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结果。人的卓然高贵其实是一种错觉！即使“管理者”真实存在，它也不会在意人类，人类和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人的出身使得人不再是天选之子！进化论彻底消除了“管理者”印记，人类不得不接受“谁也指望不上”的孤独境遇！

不过，在进化论把人类的情绪打压到谷底之后，人类也回过味来：没有“管理者”好像也没什么嘛，更多的规律性被人类掌握；以前以为是出自“管理者”之手的各种设计感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枝叶终于安放在了树上，原来是树太大了，我们以前没敢那么想；专业化也仍然是值得推广的方法。如果说有差别，那无非是人类不能再指望谁，但人类可以指望科学！

复杂系统是指非线性相互作用的不同组元构成的网状系统，它可以在简单规则上表现出新的行为，即所谓“涌现”。直观的例子是雪花的形状，极为简单的规则下没有两片雪花是相同的，如果雪花传递信息，那么每一片雪花记录的信息都是海量的。也可以参照面前的显示器：点阵构成字符，字符连接成语句、文章，表达着与液晶点阵完全无关的信息。复杂系统研究的进展，为我们展示了人脑的神经元产生“意识”的可能性。这当然不是严格的科学论证，而只是可能性，即把人的身体和意识统一起来的可能性。人类似乎不用再为“意识”另找一个来源了，意识也在这个世界之中。进化论于是可以在物质层面包容“智能”。

现代科学关于地球生物进化的论述，可能尚有不够清晰或不那么准确的时段，但这种论述已足够可信：它是符合逻辑的，其中的令人感到惊奇的进化阶段，可能只是化石证据链的不完整造成的。完善进化链的工作还是交给科学家去做，如果科学家发现了打破进化链的证据，人们或许可以得到地球生态“被干预”的结论。但无论是否有外来智能参与了地球进化，智能都只可能来源于“自然”，否则只是另一个指向不可知的循环（干预者也要有个来处）。

只要恒星系统中的“能量瀑布”存在，碳基生命的宜居环境就可能存在，由单细胞走向智能生物的路径就可能存在。智能生物的生存需求打开了数学世界，科学就成为可能，于是科学的演进之路已存在，人类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可能性已存在。

科学打开了人类认识世界道路上的新的层面。科学的支点仍是智能所蕴含的理性，是人类全体的无可质疑的思考者之我。但思考者之我同时也是生命体之我，人的主体性于是必须包含两个部分：生命与理性。于是知识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科学与智慧。

科学时代，工具的发展，使得人类的观察、计算、操作能力超乎想象地提升了。相当于人自身进化成了“超人”，并仍在进化之中…。想象一下，如果先哲们来到当今这个世界，那么，他们会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他们的好奇心将放在何处？

老子：科学并不是“道”，数学也不是；你们坚信的基本粒子不可再分，以及数是这个世界的画板，或许就是“道”之规定，但我并不确定。“反者道之动”建议应用于社会领域。

柏拉图：理念就是数学。科学展开了渐进的认识之路。追求自身完满，并不是现实世界模仿的动力，数学才是。我学生的方法是对的。

佛陀：世界是空无，缘聚缘散。规则仍是“消散”。我的传承适合于人心的自我调整，诸事看开，向死而生。

孔子：科学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我仍然认为“仁”是教化的根本，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仍然是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另外，这个世界上不诚（言行不一）的人太多了，小心知识的囚笼。

除了“理性”和人本身不需要人类赋予意义，任何事物的意义都是人类赋予的，科学也是。相对论展开了太空图景，人们当然希望揭开宇宙的更多迷团。量子力学打开了微观图景，人们当然希望能有更锐利的眼光去验证更深层的真相。但就哲学来说，认识自然的事情还是让科学家们去做，哲学的本职则转向社会领域。

任何时候，“以人为本”都不是空话。哲学不会限制科学，但永远不能忘记，科学是用于造福人类的。哲学应当看护人类的思想，包括看护科学，防止“科学教”的施行。

科学并未要求看护，但看护人类思想是哲学的本职。

哲学与社会

黑格尔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从源头处就有人文、社会的一面，好奇心关注的不仅是自然，也包括社会。近代，科学逐渐兴起，西方哲学的关注重心移向了社会领域。

从知识的角度看，哲学也是知识，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思考无论多么深邃，都不能直接造成社会变革或产生科学知识。哲学的基础就是人类知识积累的全部成就，包括哲学自身。哲学本身也在社会发展之中，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而思想史，本质上源于社会领域不同诉求的碰撞。这些碰撞在（国家组织）外部就是战争与征服，就是民族的大融合之势；在内部就是社会的变革要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碰撞展现为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宗教、信仰等诸多内容。哲学思想（制度、法律、伦理）就在碰撞之中，也作为碰撞的观察者。无论何种角色，都需要哲学把握时代之精神，否则它就会枯萎。

哲学在社会领域面临着两大困境。

其一在于民智的开启。哲学家们建造了谈判用的桌子，但民众的知识水平不足以理解桌子及其上的规则。因此，第一个困境就是，桌子在山顶高处，而民众不能登山。解决的思路有二：一是把桌子挪下山来，但这样只能是一个简化的桌子，上面只允许谈论几句口号，不能展开富有说服力的论证。二是民智的全面开启，即教育教化，并辅以登山的指引。面对这一困境，中西方的选择是不同的：西方选择交给宗教，以天主的名义传递律令，教化民众，建立认同；中国选择纲举目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完成国家的正义性叙事，以官僚体系为纲领（从儿童启蒙开始），建设德性价值观。

其二在于政治的自觉。精英阶层的教育多数情况下不成问题，但社会精英不仅代表自身利益，还代表某个阶层或群体的利益，这种代表性使得精英们有随时掀桌子的冲动。难处在于让政治能够领悟隐约的天道！儒家所谓：“知止…，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西方选择的是宗教参与政治；中国选择的是文官系统主政（主持变革）。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就是中华民族（政治精英们）领悟的天道：以人为本、和而不同！欧洲启蒙运动以后，宗教不再参与政治（影响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发展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造成了教育教化的失位：道德层面无所顾忌，于是法律不得不强大；国家层面的拳头决定话语权，于是战争成为常备选项。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哲学有两种选择。一是在理解此岸的基础上开展理性思辨，发现无可质疑的彼岸（不论如何到达）；一是守住善的底线，自觉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者（兼顾但搁置彼岸）。前者通常是革命性的，后者则倾向于改良主义。

无论哪种选择，都需要把握时代。把握时代的方法是忽略人为因素，关注社会思潮和大势，这要求全面的视角。这也是我们从理性（数学）开始逐层建立知识体系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立足于松软的滩涂。视线的焦点始终是人类的知识：在现实中追问真相，而把那些“终极”置于“副本”。这些追问可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以不同的样态呈现，但其新样态恰恰确认了追问的必要性：知识是积累的和发展的，发展本身既是知识合法性的证据，又是其来源。

知识，因而可以也应当是一个整体，都在政治的视野之内。可以在社会治理这一现实中的终极课题的统领下，真实并有序地描述。真实和有序是互为支撑的，共同表达了知识的自洽与相容，这是现实可寻的“真相”。这种描述本身，或者说表达为整体性本身，也是格物，也是哲学所要求的“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哲学应当俯视物质的世界，同步于科学的视野；应当平视他人，确信人与人是相处的，道德伦理只在平视之中；应当仰视政治，那是每个人的近切，但又不是任何人可以左右的，历史是全人类的创造，在地球村时代更是一体地创造着。

（俯视、平视、仰视，不是‘地位高低’，而是‘以人为本’视角的自然呈现。哲学家，应当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必须自作主张地坚守这一站位，离开它意味着远离哲学！）

哲学之位

科学时代，哲学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在何处？

哲学思想素材已足够丰富，轴心时代以降的哲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取用即可。但这并不能揭示如今哲学应在何处。凭借科学的造物，相对于古人，现代人已经可称“超人”，科学显然是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但哲学真的无事可做了吗？或者说，认识世界，除了科学，还需要什么，更需要什么？

哲学的任务首先是统观。哲学支持科学的分科，但反对自身的分科，至少反对面向思想史的分科，如“西方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这种考古式的分科。这种分科已经违背了哲学“爱智慧”的本意。哲学应当通观哲学史，并以此为起点，统观人类的知识。

统观是三视角的同在：俯视世间万物，平视平等众人，仰视人类命运。道德、法律、政治、历史，也可视为“物”，但不同于自然万物，它们的根据不在自然界。社会领域中的“物”也是实存，也存在因果联系，科学推动了这些“物”的变迁，科学本身也是实存之“物”。交织的视线，需要哲学的统观。

统观的总原则是“以人为本”。如果没有人类，自然万物或许存在，但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人类赋予了万物以名称和意义。这并不是说人可以视万物为我有，而是说人类自身是“讨论”的前提。人们可以争论怎样是对人类有利的，但不能否认“是否有利”的根据及其意义是人类赋予的，可以“忘我”但不能迷失。

统观的总前提是搁置“神”。如果有，它会禁止科学，因为科学规律使得“神”失去用武之地。或者它在理性的视野之外，是人类不理解的存在。而不理解即视同不存在。

统观的出发地是现代科学体系（理性已在其中），正如前面商定的，即便只是为了方便，也不能回到地心去展开讨论，而应站在科学大陆上，并且坚信科学大陆连通地心。地球表面陆地只占不到30%，水面占比超过70%。科学大陆并未覆盖整个地球，或者说，虽然科学大陆与地壳一体（包含了海洋），但由于水的流动性，使得水面并不适合科学立足。在海洋上，更重要的事情是以人为本，是驾驶航船行稳致远，而不是押注某种不可及的彼岸。

科学大陆是合适的出发点：科学自成体系，并在实践中发展了数学方法，同时，科学造物及其方法也极大拓展了人类的直观尺度。从科学大陆出发，巡视范围是整个地球表面，即哲学统观的范围包括科学和智慧，并基于以下共识。

1.人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结果，因而人属于自然，是万物灵长。但人的行为及其影响主要地在社会领域，社会运动的主体是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对自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实践活动产生的，包括认识自然、武装自己和改造自然。

2.思想的作用是造成新的组织或改变组织的行为，通过新的实践对自然产生影响。但思想只是认同的途径之一，“组织工作”才是影响组织实践活动的一般因素。

3.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是用人类掌握的数学来描述自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数是自然（世界）的画板。科学尚远不能囊括自然，即使相对论已经将视野扩展到了宇宙远方，即使粒子物理已经找到了自然的相对基础，自然仍远远大于科学所知。

4.人与人是相处的，人的存在是“成为”自己的过程。社会科学，只是一种习惯用法，不是科学。人类社会有规律可循，但是只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领域。

5.人类对幸福和美的追求，不因科学而失色。

如此，哲学的任务是：

1.研究社会及其组织，关注社会思潮，消解可能的恶。

2.关注科学进展的哲学意义；勿使科学成为科学教。

3.格物，厘清概念，警惕理性的滥用。

三项任务是相互关联的。社会领域中，概念是变动且多义的，某些看似科学的或数据的论证，可能使用了变动的概念，应标注其不可靠；某些局域内的正确论证，可能存在使用范围的非法放大，应标注其误用；某些自以为的理性，可能恰恰是理性的滥用，应标注其不诚。社会思潮可能因这些误用、滥用或不可靠而被误导，应指出这种误导。科学应受道德、伦理制约，永不能“穿透”人的主体性。哲学应当竖起理性的边界，张扬社会正义，并分担教化之责。

小结

好奇是哲学和科学的共同源头。科学只有在规律性显现时才可能，但对知识的“统一性”执念是科学的阻碍，专业化才是可行路径。新知识在自然和社会的现实中，不在语言中。

认识世界的进程中，宗教的可能性必然出现。但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可以多样：国教、政教合一、教权高于政权、政权高于教权，细分还有政治不得干预宗教、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绝地天通”塑造了中华文化“天地相分、人神不扰”的世界观，决定了中华文明神道设教的上限：宗教不得干预政治。

哲学需要统观，要监护人类的思想，防止科学教和理性的滥用。统观的方法是各归其位，从而有章可循，所以要对科学祛魅。哲学自身也是思想，也应归位和祛魅。哲学家们用思想和行动影响着世界，哲学不仅是哲学史，还是人类思想史。

哲学并不神秘，它始于好奇，抱持诚意，坚持统观，终将聚焦于人类社会，关注人类的命运，这里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