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二二） 格物（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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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范畴在哲学家那里，是应当怎样（亚里士多德）或能够怎样（康德）描述事物。从知识角度看，范畴是事物的集合+其上的规则+演化（可能性与现实性），接近数学中“群”的概念。

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知识的尺度：可理解和可用，认识世界的 目的是改造世界，不是谈玄。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因此包含：有什么、规则是什么，以及演化的可能与实现。为了使用（理解）知识，人类打开了数学世界的大门；也可以反向表述：智能打开了数学世界的大门，使得人类可以拥有和使用知识。这就是说，“应当怎样”和“能够怎样”已经不需要讨论，数学是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扩展视野，在此基础上，如何让视野中的全部事物“可数、有序”，以便用“属加种差”的博物学方法归档，使得为视野中的万物命名可能。这一任务的自然一侧已交给科学，而科学已被公认为有效和可靠。

哲学的责任是明确包括科学在内的全部知识的范畴，这包含两部分工作。一是明确科学（也就是物质世界）的范畴；二是明确科学未曾占领的那些知识的范畴。也就是为科学和之外的知识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任何知识（学科）都有它的前提、公理（公设）和视野，明确它们，让知识可以按其范畴归档。

科学的视野是“物质世界”，有两重含义：其一，站在科学大陆上可以“看到”的所有事物，目力所及皆在视野之内。其二，拓展视野是科学的永恒追求。科学是阶梯（工具），也是目的（结果），这种自洽性使得科学终将自立。科学的视野反过来也定义了“物质世界”：所见即是视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科学的前提是爱因斯坦的疑问：这个世界竟然是可以理解的。解读为公理（公设）就是：数学世界永恒自在+物质世界“绑定”数学+人类（智能）可以打开数学世界。只要（测量的）尺度和视角合适，世界就呈现人类可以理解的规律性；人类根据这些规律性，创造更加“深远”的观测尺度，以拓展视野并发现更多/更深层的规律性。上述公理也可以表述为：世界是物质的（实践的，跟随‘眼界’扩充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可表达为数学式的）。

科学的自洽性的要求是“眼见为实”。“眼见”是人类严格遵循同样自洽规则创造的“测量”之所见（‘进化了’的人类之所见）；“为实”则意味着“公认”，内涵是“可验证”；“创造”和“验证”都是人的实践（观测也是）；人是“测量”和“公认”的尺度。这就是科学的精神。

科学之外的知识，人们并非不愿遵守科学精神，而是那些领域内未能显现可以表达为数学（定量）的规律性：“混合物（复杂性）”或“自相关（超级复杂性）”导致“绑定”关系被遮蔽（非人力所能揭示）。但人类仍然需要那些科学尚未展开的领域中的知识。

知识（体系）需要立足点，立足点拥有不被质疑的特权，否则知识不可能；立足点有三个，且必须相互独立，否则不稳固。有必要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便锚定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围绕“知识”，中国的“三才”思想提供了适当的视角。三才天地人，天大、地大、人亦大。大，意味着自在，意味着三才者不依他者而存。知识隐含着三重规定：规则（规律性）、视野（实践即发展性）、人本身（实践的主体、尺度的定义者）。

《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构成天、地、人的都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阴阳）。中国从创世神话开始，就是天、地、人三才思想，那时古人就把人放到“三大”人居其一的位置。其他古老神话，也包含着三才思想，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覆东南，自此天道左行，地道右迁，人道尚中”。

这并非否定人生天地间、万物灵长、进化论的科学观点，而是寻求关于“知识”的适宜视角。天（规则）、地（实践）、人（尺度）三者相互独立。“人”作为一极，则是至今仍需重申的观点：社会，在知识之中独占一极。一方面，由人构成的社会，其中或有规律，但它们的根据不在自然科学之中：“自由意志”是社会和知识的前提。人的常识，是一个更值得信赖的“倚靠”，无论宇宙如何创生和演化，无论现代科学体系是否“正确”，无论时空本质如何，人们生活着的世界，已经如此这般展现。另一方面，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改造都建立在人的社会性（组织）之上，包括科学家，每个人都属于社会，对人类的贡献要通过集体的实践。即便仅从实践的效能上，人的社会性一极也不可偏废。

在基于科学的世界观下，生命（包括智能），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但这种演化已近乎“道”，其中的精彩与复杂，绝非人力可以描绘，更谈不上参透。所以，以人的能力作为参照，生命就是奇迹！对能量瀑布下的浪花，应当心存敬畏!尽管人类能操控的力量（核能）已经大于浪花的能量，尽管瀑布高度也不过是一个可及的数字，尽管人类对数学的研究已经如此之深，尽管人类可以轻易杀死一个生命！但人类依旧在生命奥秘之门的外面。并不禁止科学探索生命的奥秘，但在复杂度超过有机化学运动的领域内，人类的实践是比自然科学的推导更“高级”的检验标准。在上述领域内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离“疯狂”不远，与“在世自称为神”无异。

天，即规则，对应着知识（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数学本身以及表达为数学（定性或定量）的原理、规律、定理、定律、学说等。我们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些规则何以存在，只是知道可以用它们来描述世界。随着人类沿着智能路径的进化（科技的进步），人类或许能分辨更精微或更宏大的结构，因而可能修正现在的理论体系，使其变成新体系中的特例。也可能已经到了“分辨率”或“复杂性”的极限，世界上并不存在更精微或更宏大的结构，或人类无法制造出分辨它们的仪器设备，因而现有科学理论体系就是知识的边界。

分子、原子层级的同质性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人类目前的观测能力，无法区分两个并不“基本”的粒子；一是确实同质，至此已经“无内”。前者意味着天堑，后者意味着边界，彼岸可能无法到达！

天，规定了可能性，或者说约等于老子的“道”或朱子的“理”：无论人类是否发明了灯，灯的可能性始终都在；无论人类如何向往超光速星际旅行，其可能性也已确定，只是人类还不知道。人类的所见、所造，都在天道的规定之内：早已有之，只看人类何时点亮它，或发现那只是一间空房子。

所有理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假说”，人们并不知道“本质”是否如此。因此，人类始终在天道的追问中，不敢声称天道已知。人类甚至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天道，比如并不能证明数学的自在，以及物理定律的时空有效性。不妨把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当作征途中的驿站。但这驿站是真实的，其真实性不由论证而来，也不由他者担保，人类的本分而已：承认知识，就是承认真实。

地，对应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人类总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应开拓着的视野：技术、工艺、性质、材料、环境等等。人类在不断探索天道之下的可能性，探索的目的首先是“知道它”，紧跟着就是“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取用”关系（暂不谈人身的构造过程，取用性质不同），并在取用的过程中试图认清所取者究竟为何物，以便更适当地取用。人类在不断增强对能量的掌控，木柴、煤炭、石油、核能，驱使人类进步的动力是改善生存状态（向往美好生活）的需求。如果说天道规定了天花板，那么地之道就是在这个足够大的苍穹下的探索，人类的生存就在其中。就像帝国类游戏，人类的耕作在已经“打开”的地图上进行，拓展耕作的需求（人口、科技）促使人类点亮新的地图区域。

空间上，太阳系的边界并无严格定义，但时速超过6万公里的旅行者1号飞行了40余年，仍在太阳系内（可能千年之内仍在）。时间上，智人的出现不早于500万年前，生命出现在地球上约30亿年，地球成型于约46亿年前，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超过万年，而时间有无始终仍是未知。深度上，人类到达海平面下的最大深度是马里亚纳海沟深潜约1.1万米，陆上的钻探极限约1.2万米。人类不能控制或预测地震、天气、海洋甚至风暴、洪水…。

现有工业体系，固然也在天道的苍穹之下，但其生长却不是理论的推导，而是实践，理论的指导作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至少不是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这种错觉是‘发言者偏差’造成的，毕竟话语权不在工人）。

杨振宁先生反对国家建设大型强子对撞机，认为“理论物理的盛筵已过”。面对分子、原子层面的同质性，或许可以感知一二。人类是否内心期望这种同质性表示了至此已经无内？所以才称之为基本粒子？科学史上，最令人暗自激动的发现的时刻，或许不是牛顿力学、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而是定比定律（反应气体体积呈现简单整数比）。它预示着在某个微小尺度上存在着整数，而整数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底层是可以简单计数的。后来，质能方程把物质和能量通联，量子力学要求能量不再连续（量子化=可计数，这与定比定律预示的整数已经不是一回事，但意义或有相似）。或许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真的基于整数（造物者不需要高等数学）！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人们的视野到达表现为数学的规律性可以呈现的尺度这一现实上的，无论是太空中的宏观尺度，还是基本粒子层面的微观尺度。当前，人类缺乏大幅度扩充视野的思路和方法，这是百年来物理学难以突破性进展的原因，或许是杨先生“盛筵已过”的含义之一二。

人，是独立的一极。个人修养、与人相处、集体组织，层层向上。婚姻、家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法律、战争、和平等等都在其中，哲学家追问的美与善也在其中。人之道，是人作为人的立场、人的生物性所定义了的尺度，以及人组成的社会所承载着的实践。社会（组织）的一极，决定着人类实践的规模、效率和方向，当然也就决定着新知识的走向。人的立场，决定了知识的“为我所用”；知识，是人类的“自作主张”！人的尺度，决定了知识“半径”。

在“神”的视角下，人类知识的上限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圆，不同的智能的“圆”是相同的；但其上的斑斑点点可能有差别；数学和物理学必定靠近圆心且最先被点亮。

天地人，三者所要求的观察和表达方法不同因而相对独立，但三者之间并非绝无关联。实践中的异常（不符合已知的理论）引起科学家的关注，从而发起新的理论征程，比如20世纪初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新的理论经过验证，对工艺、材料有了新的解读，进而可能发现新材料和新工艺，比如核能利用、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社会的生态，比如率先工业化国家对非工业化国家的巨大竞争优势，比如地球成为地球村，比如地球生态第一次可以供养全部人类…。社会生态的改变会引发全面的价值重估，比如能源、环境、武器…，进而包括文化、话语权的重定位。人类走向新一轮的未知的竞争与合作。

哲学不能绝对地分隔三者，但应当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人，无论教育给了他怎样的认知，当他走入社会从事某项工作时自会祛魅，放下神话般的科学家的传说，从当下做起。但对于哲学（包括理论研究）学者，神化科学却是有害的。并不是牛顿、爱因斯坦以及哥本哈根学派规定了我们的世界，他们只是归纳得出了当时人类目力所及的范围内的规律性，无论这些规律性如何坚实以及被不断地证实，人类都不能声称“本质如此”，如此声称已违背科学本意：“本质”不能形而上！科学理论是对实验事实的归纳，离开了应用实践的土壤，科学理论不可能存在，任何基于“德漠克利特最先提出原子说”的论述都毫无意义，无论是否史料确有，也无论是否最先！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可能较晚提出，但当卫星定位进入实践时，相对论(或许有不同的表述)必定被提出。另一方面，个人力量是渺小的，站在巨人肩膀上并不是一句谦词，而是事实。而“巨人”是指全人类，是全人类基于智能的实践发现了规律性。

从唯物的观点看，规律性先于人类的实践并且“不变”，或许是人类可理解“时间之内”的亘古不变！否则人类不可能发现它。从认识的过程看，实践先于规律性的发现，否则规律性呈现的条件不足。哲学上，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先于任何原理，这是人类实践的前提。“客观世界”和“自由意志”都是知识的前提，二者之间以“实践”相勾连，三者构成知识的独立三支点。

人类的基于智能的实践，不是外来的，而是人类的愿为或不得不为。可以是活下去，可以是生活品质，可以是愿望或者幻想，但都是人类的需求。历史证明，组织（政治）才是实践伟力的主体。在这一点上，人之道绝不有负三才人居其一的地位。人类的社会运动（组织）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实践，更多更深的实践才呈现了规律性，更多规则的发现才成为可能。（科学）实验，是以发现或验证人们对规律性的猜想的实践，必然建立在社会的发展之上。求知欲，于个人而言是植于基因的原生动力，无关道德；于人类整体而言，则往往表现为组织之间的竞争，常以惨烈为标志，或许是知识史中的黑格尔所称的历史的狡计。历史观之，科学最终是为人类服务的，无论天之道如何是亘古之道，无论地之道是如何的奇技淫巧，“流行”才是最大的推动力，无论“美”是否由“流行”定义。

天大、地大、人亦大，并不是外来的命令，而是人类的选择。选择就意味着世界观，意味着宣布如何看待世界。自然界的规律性，对人类社会或许有类比、参考作用，但并不是其根据。若是，则人的主体性不存在，“善恶”也不存在。道德、法律、公平、正义等等概念，其根据只在棋盘之内，无关天地。“自由”电子与“自由”意志，其中的“自由”不是同一个概念，或有相似之处，但绝不相等，也绝不相关。自由意志不因量子力学而存，无论其中的“不确定性”如何相似。就知识和认识论而言，自由意志是前提，而量子力学属于知识。不禁止科学讨论二者的关系，但在哲学中，自由意志的先天属性不需要前提。人们可以猜想自由意志来源于复杂系统的“涌现”，而量子力学增大了复杂系统的可能性，可以展望未来足够的已知条件+充分的数学能力…。但猜想本身是基于自由意志的，因而二者之间不存在哲学关联，无论上帝掷不掷骰子。

如果需要一组书柜来存放人类的知识，那么应当设置三套：天字号、地字号、人字号。任何一门知识（体系）都应当同时向这三个书柜归档。其中，可以表达为数学的规则归入天字号；经验证的命名和方法归入地字号；原因、决策以及（组织）行动的记录归入人字号。学者要想读懂知识体系，需要同时查阅三份文档。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列宁

三生万物

“知识”与“物”是一体的，所以致知在格物。知识的积累过程，就是视野拓展、物的丰富的过程；知识本身是广义的“物的描述”。“俯视自然、平视他人、仰视命运”是作为人的规定（这一规定适用于任何‘非神的’智慧生命）。于是万物自此三视角生出。

世间万“物”自在，同时或分别呈现在三视角之中。三视角都是有限的，三个视角中，都有不可见或不可描述之物。在科学时代以前，人们不能讨论细菌、病毒、晶体结构；族群相遇之前，人们无法理解另一种“相处”，某些人的下限是超出想像的！马克思之前，人们对生产力、资本、阶级常常轻视甚至视而不见…。

三视角在“神”那里是通透的，只是因为人作为人的立场而分立，这是立场与能力的双重规定。但只要作为人的立场不能改变，那么三视角就是相互独立的，有意的混淆约等于“在世自称神”！数学或许可以推演某个人的思想，但那是“神”才有的能力。包括人和人类社会，都是宇宙自然的演化，都可以放在科学的视野内，但人不是“神”，不能也不愿由原子分子到人类命运之间的通透！人是情感的生物，受情绪的支配，科学可以解析病痛、饥饿、荷尔蒙，但科学的解析不能改变人的感受和相处；社会运动由个体的人的行为汇聚而成，每个人都是它的一分子，但甚至弄潮儿也不能决定潮流的走向！“骑在历史马背上的人”并不真的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是“标记”，即使按黑格尔的说法，也只是历史借由他们实现自己。

因为人的不能与不愿，人类的视野被分割成为三个相互独立的世界。呈现在三个世界中的“物”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分别。俯视视角中，自然之“物”可以看作是康德的“物自体”，人类用科学方法来认识它们。限于感知能力，人们并不能获知其全部属性，但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可信赖的方法！科学的精神是“怀疑”，但其目的是不疑，其结论是视野内的真实！这份真实不是“神”所赐下，而是人类自己挣来！这真实不绝对，但足够！

自然之物呈现在人类社会之中，即平视视角之中，是“物用”，或者说“意义”，这意义由人类赋予，“自然资源”是其意义的统称。科学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自然之物用，以前的无用之物可以成为当下的珍贵资源。自然资源内涵的演变，可以作为人类进步的注脚。--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或人造）之物进入人类社会，可以被赋予产权，但产权不是此物的属性，而只是人类社会的标注。人类赋予石头磨刀之用，但石头不是因磨刀才是石头；耕地的所有权，只是此块田地的耕作之用，拥有地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打井提取地下水，或者设立禁飞区！表达为财产时，“物”已非自在之物：所有权是有人为边界的。产权，生于社会秩序，限于社会秩序，依据社会秩序。自然万物，不因人类社会的秩序改变其属性，所以，自然是科学的领地。

人类社会之中的“物”不是全部来自“自然”，有些“物”是“事”。语言中的概念是“物”的映射，但映射可以是照片，也可以是录像。人们经历或想象所获知的经验、教训、方法，以及携带这些知识的“典故”，都是“事件”及其意义。在“神”那里，它们或许只是自然之物的一段演化（编写故事，也是大脑的演化），但在人的眼里另有意义。这些“物”的概念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因而都是政治的。人类社会不是科学的领地，其中的概念不能用作科学研究，它们都是变动的，并且随着每一次的表达和应用而变！普世价值，是强权的有意或无意的衍生品。以科学之名的西方社会或伦理学，不过是试图推卸作为人的责任：比如论证低等人不能拥有完整的产权，以便“神圣”地占有他人。（纷争和抢夺多有，但抢夺就是抢夺，无关名义或借口。当借口成为显学时，恶已成为族群的品格！）

自从创立文字，人类即已开始了历史的记录。历史是人和事，记录历史是为了传承经验和教训，历史中的“人”常常是潮头的弄潮儿，历史以他们为标记，流传成为故事。故事中承载的“道理”教会人如何相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族群，族群与族群（国与国）。历史的故事中，人做着正确或错误的选择，为善或为恶，留下呐喊或叹息，成为激励或警示…。故事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有人看到了警示，有人却看到了机会；某个时空是激励，换了时空则是警示…。历史，每时每刻都在被打扮着，每个人都在参与着这种打扮！当打扮的权力被收缴时，族群将渐渐趋同某种意志。

历史故事的意义，不由当事人决定。后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以是程度的，可以是选择性的，还可以是加重或遗忘。时代渐变，新潮渐起，历史（事件或人物），将展现它不同的意义。这不是忘却或背叛，而是顺应，是赞化：政治，以人（民）为本。脱离了人民，任何的强权都如泥塑。话语并不能真的被禁锢，可能一时，无法一世！政权有责权选择和定义历史，但这权力必须是顺应民意的，至多加上一分高处的清醒：国家也需要一分自律，刚则易折，过犹不及！学者的构建或解读，同样是在参与历史故事的塑造。所以，无论架构如何完备，论述如何充分，都不构成“真理”，而只是新的故事或解读。它们的流传，不取决于它的真理性（完备的真相，或许只在‘神’那里才有，人间不可得），而取决于人和时代的选择，因而它们都是政治的。政治的真理只有一个：以人（民）为本。但这真理因时因势而变，不能归纳成为教条，也不能普世！

每个人的参与构成了社会的运动，而社会运动是演化着的人类命运！其中有潮流，有激荡，有冲击，有碎裂…，历史因而展现其波澜壮阔的一面：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那么，有的人是其中潮流的标记，他们成为故事中的英雄或枭雄，大多数人则不在潮头，成为路人甲。历史研究，可以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动力学。在马克思那里，人被异化成为动力或阻力。只有人的主体性被忽略时，历史才可以成为“社会科学”。

全部的“物”（无论是否映射在语言中）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自在之物，它们是“物自体”。人类依靠与生俱来的尺度俯视它们，并试图格物置之。人们尝试了许多方法，终于发觉了科学：自在之物绑定数学（这个世界居然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包括生命本身）取用于自然，于是自在之物不只呈现在科学的视野中，还呈现在人类社会中。人类按照自身需要打造用具，石器、青铜器、铁器…，自然之物的“物性”被逐渐揭开。“物自体”是否可知，并不影响人类的实践，它只是一个形而上的困难。盲人摸象式的认识论，决定了人不能也无需获得“上位”视角。（科学，或者说认识自然世界，无需形而上提供合法性。事实上，只有否定了形而上，科学的合法性才可以回归。形而上，是科学的黑障。）

第二层，物用，指向物的用途（或者说使用价值），包括自然和人造之物，包括实物也包括虚构之物，比如磨刀石，比如故事。磨刀石的材质和形状可能发生改变，但功用不变；或许未来不再需要磨刀（比如陶瓷刀），又或许将来人类不再需要“切割”，那么“磨刀石”概念将从语言中淡化乃至消失。“昔孟母，择邻处”的故事，指向的是“学习环境很重要”这一理念。讲故事的目的（或者说故事的用途）是传达某种理念。故事可能确有其事，可能是移花接木，也可能纯属虚构，但这些并不影响它所传达的理念。对孟母事迹的考证，可以用于质疑《三字经》的作者，但不可用于质疑故事包含的理念：如果孟母的事迹被证伪，可以换一个故事表达同样的理念。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学术，因为不诚：偷换了概念。

第三层，意志/意愿，直接来自意识的能动性；当意志汇集时，向上涌现为集体意志，造成社会思潮和运动。或许在“神”那里，人的自由意志是卑微甚至可笑的，“神”能把它们表达为数学，又或许“神”完全否认人类意识的能动性。但这不影响人类的自由意志，因为共同的选择：要么降下“神迹”，要么被无视！

人，从自然中造化而来，取用于自然。取用，是一个逐渐拓展深化的过程，认识物性->制造工具->感知和力量->自身的“进化”->进一步的认识物性…。“进化”，发生在两个维度上：个体能力和组织。物用，也发生在两个维度上：工具（延伸）、语言（交流）。前者造成基于智能的进化，后者促成组织的进化；智能的进化使人本身超脱基因的限制，组织的进化就是人类社会本身。“进化”的两个维度相辅相成，创造出远超基因进化的精彩！

仅从“物”的一侧看，语言中的概念是重叠的：房屋同时是土木，刀同时是铁，CPU同时是硅，人同时是动物，意志可能是生物电或激素，故事可能只是一把火（火烧阿房宫）…。但人类不能仅从“物”的一侧描述和记录生存（为每一个原子编号并跟踪，那是‘神’的手段）。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语言的尺度。三层中的概念显然是关联着（或者说一体）的，但不可混用！作为人的立场，要求人自诚而明：既然创造了它们，那就诚以待之，自欺是求知之障！

对科学的进展视而不见，显然是见知之障；以为科学无所不能，则同样是障。“神”所期待的精彩，正是人类以在自然之上创造的那些概念为基础，通过实践创造的。尽管这些概念可以被标注到原子，但它们的意义不再只是某物，实践是人类的。无论“神”是否认可，人类都有责任与权力为天然和人造之物赋予意义。

人类用科学拓展“物用”，语言讲述历史和故事、组织实践。科学时代，人类的航船仿佛由河流进入了海洋。

谁控制过去，也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当下，也就控制了过去。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