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二四) 格物(五)_风闻
付延明-03-26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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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视野
“神”的视角下,人类可能的知识是一个圆,人在圆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实践造成了某些局部被点亮。外星人“知识圆盘”上的亮点区域与我们可能有所区别,比如我们“关于罂粟的种植与提取”方面的知识,对应的可能是外星人“关于猫薄荷的培育和使用”相关知识。但只要他们也到了科学时代,那么中心区域(含圆心本身)的数学和物理就必然已亮起。
“神”的视角下,人类知识的演化过程,就是“知识圆盘”逐渐亮起的过程。最初只有少量的星星点点(圆心是必然点亮的,它是智能/理性本身),可能包括:用火、石器打造、历法(周期性)、种植养殖、丈量、巫医、文字(记事)等等。生存(实践)促使人类点亮更多的区域(包括增强亮度):新燃料、方便性、强度都在发展中;石器发展为青铜、铁器,工具发展中;领地扩大,历法改进适应中;选种、育种改进了种植效能;土地开垦,测量和记录能力提高;人口增加、眼界拓宽,神农尝百草,医疗水平提高…。近处的植被(木柴)耗尽,煤炭被发现并投用;工具打造,铁器加工,制造能力提升,机械(制造工具的工具)出现;动力不足,水力开始应用;居住、交通灌溉使得建筑技术成为专业…。各种的偶然(以及对自然的好奇)与“有用”筛选:火药、指南针、玻璃、染料…。生存空间的争夺,战争、更大规模和烈度的战争,火药、弹道、冶金、航海等发展…。资本积累,工商业发展,科学起步,工业化展开…。每一步的发展,都凝结着先辈的经验和教训,每个领域都有着知识的传承和扬弃。
工业化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大量的新技术、新领域产生出来,新的知识体系建立并趋向完善。以中国工程院为例: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能源与矿业工程、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农业、医药卫生、工程管理,共九大学部963人(各学部都有细分,自查可知其繁茂)。院士们绝大多数都是各行业的专家,普通人对他们只有高山仰止(某高炉项目可研,武汉院的一位总工,全程仰视天花板,设计的参数、思路、取舍都在他的脑子里…。这不是记忆力,而是深厚)。
可以有这样的判断:①工业领域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但这些知识几乎可以全部向科学的有限本体还原,即归结到最基本的物理和化学理论;②这些知识并不产生于物理和化学理论的推导,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实践积累;③这些知识都在人类的“知识圆盘”之内,是人类的实践(需求)点亮了它们。
任何门类的知识,都必然有它的范畴:规则、领域和实践。例如高炉专家(系统),是对高炉炼铁作业经验的总结(知识库)。它只面对高炉,根据高炉及配套的温度、压力、流量等数据,判定高炉运行状态并提供作业指导。它的规则就是它的知识库,而知识库来自先行企业的实践经验。使它可能的那些“操作”和“测量”,都是另一个知识的领域(比如温度测量和采集,比如自动布料系统)。所有这些关联又相互独立的知识,支撑了我们所见的现代工业。工业领域的知识创造了大量的专用概念(任意3到4个大写英文字母,都可能构成一个缩略词,自动化、信息化领域尤其如此),不了解相关知识,你甚至无法认识专业词汇(包括缩略词)。
面对如此深广的知识细分领域,普通人只能“心向往之”了。工业时代以来,就再也没有所谓的“全才”,没有人可以声称掌握了全部的知识,否则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的院士。个人也不必要了解全部知识之后才能建立自己的世界观,这些知识的成果(无处不在的工业品)已经融入了生活,成为了常识。但这不等于可以漠视它们,人们对各行业的专家学者都应心怀敬意,对每一项知识都应心存敬畏。每一门知识(体系)都有着深厚、曲折甚至惨痛的历史(实践)。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身处这个时代,以平常心对待“常识(科学已在其中)”,守好心中的善念即可。科学已经铺就阳光大道,如果你有志于学,大可以沿着自己的兴趣前行,不必担心沿途缺少风景,也不必害怕“遇到鬼”!相反,遇到科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可能预示着科学进步的突破口,连接着新的阳光道路。
有害的是,有些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的所谓学者,他们用科学家的传奇故事代替了科学史,跪在讲故事的人的脚下而不自知,以布道的情怀宣讲着谎言:仿佛科学就是“顿悟”,仿佛科技树的种子早已种在希腊半岛,仿佛中世纪的黑暗是养育科学的苦行。
儒家把格物当作人生修养的起点,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并且强调厚积薄发(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每个人都是从启蒙开始,识字、读圣贤书,先囫囵吞枣一个知识的体系。圣贤之书肯定是“正”的,但这种知识体系是“前人”的,真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还是要到实践中去检验(亲自去看见)。格物与正心之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心志从模糊渐至清明,直至充满自信地以此为正!
儒家的人生修养路径,是包含整体论和还原论的,是学以成人的正路。但也包含了类似“洗脑”的困境,圣贤毕竟是古人!或许,由此造成的固步自封倾向,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性情。面对现代科学体系,物已变,圣贤给出的“正”需要调整,再拿旧瓶来装,就难以相容了。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思潮的来处;也是马克思主义可能也必须来到中国的原因。
但需要打倒的,是千年以来积累而成的封闭(相对于科学打开了的人类的视野,古人的格物是‘片面’的、‘局部’的),而不是儒家学以成人的正路,也不是儒家以人为本的道德体系。自然领域,格物致知完全可以适用于科学打开了的视野;社会领域中人与人的相处,也未因科学时代的到来而变!所谓重建中国哲学,也就是建立科学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做“正向”的调整,使现代科学体系内涵在中国哲学之中。
佛教曾经是外来思想体系,它扩充了中国人的视野(心灵的),禅宗和理学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从此中国文化的视野包容了心性。事实上,董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中国哲学以儒家为核心对诸子百家的包容。以谁为核心是“用”的选择,政体运行的需要定义了取舍的“尺度”。中国哲学的“用”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发展性,而发展性几乎就是科学思想之本义。当下中国又面临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的冲击,这要求我们开放视野,达成包容。
中华文化,是荣耀也是包袱。中国经历过“神权”,选择了“绝地天通”,宗教不能成为人民的信仰;经历过“封建”,选择了“大一统”,小国寡民不能承载生存;经历过扩张、入侵、分裂、统一,选择了“和而不同”,固化的教义教条不能承载思想。
“思想是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思想的当代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在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的视野中的格物致知,以形而上为中轴的西方哲学,只可为用,不可为体!“全盘西化”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做不到,也不应当!
科学之外的规则
全部的自然领域都是科学的领地,但今天的科学尚未实际占领它(只是名义上的归属)的全部,科学之外的领地中也有知识。其中自成体系的知识也呈现为规则,只是尚未还原到有限的本体,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天气、海洋、地质、生命、技能等领域都有这样的体系,这些领域不能或不适合开辟还原论路径。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造成这种领先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肯定有训练体系的贡献。这个体系也是知识,只不过很难实现数学表达。国外球员可以参加中国的训练(加入体系),也可以引进中国的优秀教练员(引入体系)。体系之外,肯定还有科学的贡献,比如球拍、发球机、灯光…,但科学方法与训练体系之间并不矛盾。科学无法表达且自成体系的知识必定存在。
科学重新定义了测量,于是色盲可以不影响科学家对颜色的精确一致判定。科学使得人的感知能力进化,但技能却仍不能用科学尺度表达。自行车技能(广而言之全部的运动技能,以及工艺、艺术技能)不能从书本或教学视频上取得,必须亲自去做,在做中体悟。高明的教练也有知识(经验)体系,不一定著作,但可以融进训练方法和步骤中去。凡是师傅带徒弟(包括潜移默化)的传承,其中自有知识在:虽然难以建立艺术和美之间的数学表达,音乐、绘画、书法、雕塑,但这些领域都有知识和传承在。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清明时节雨蒙蒙”可能仅在中国北方地区有效。关于天气的谚语确实有地区性,但并不妨碍当地人视之为知识,并且自成体系。科学对此,自有云图使用,但并不能判定谚语体系正确与否,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因素需要考虑,杂多的影响因素导致其中不能实现还原认定。
中国有八大菜系,科学可以找到其中某些根据,比如气候、出产,但并不能分析如何烹饪。传说中的KFC炸鸡配方,无论它如何标准(温度、油品、器具、时间…),都基于经验而非化学分析。这里面都有知识,并且各成体系,这从不同菜系略有差别的培训体系中可以看出。可能有些基本功是相同的,但对调料、火候、着色等等的把握则使美味各具特色。这些知识都是经验总结,即使我们可以精确到秒和毫克,也只是经验数值的精确,不能建立毫克和美味之间的数学。
科学的测量,不能表达人的感受,比如腰酸、腹胀、耳鸣、心烦…。现代医学诊断是基于指标(仪器)的,但这些指标不足以分辨人的感受及其成因,也就束手无策。某些高明(不太守规矩)的医生,面对疑难病例可能会用冒险的方法(比如豪斯医生):在有已知确切致病因素的前提下可以用排除法完成诊断(已不完全依赖指标)。但现实中,大量的病例仅仅是亚健康,并无明确致病因素。
中医仍是一项博大精深的学问(艺能)。中医是中国哲学的集中体现:上古天真(自然完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调和相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蕴含其中。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中医是整体论的,即把人体(生命)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健康是此统一体的畅通与平衡(‘俱足’的本来面目),生病则是阻滞与失衡,强调治未病。至于大医精诚、医者仁心,已包含作为医者的人生修养与价值观,则已超出医学,完全是哲学的高度了。
关于中医存废的讨论,已非学术,更多是政治、经济因素所致。一个简单的问题:现代医学是否可以包治百病了,或者科学是否把生命研究透彻了。如果是,则中医不存(至少无需国家关注,也无需学界讨论);如果不是,则中医仍在(无论学界如何争论)。中医与现代医学不在同一个范畴内,无法通过辩论达成结论。
相应的,在科学已经确定的领域内,中医应当退避,比如某些只能用奇异或迷信来形容的偏方药材,比如面对明确的器质病变、已知的感染源。中医不应与科学对抗,但在科学未及的领域内,中医仍需担当,比如亚健康,比如术后的康复,比如无特效药物的病症(病毒)。中医扶正固本的原则是广泛而有效的。
看一则故事。一个癌症患者,医院已告之不治,慕名找到一位中医大夫(想象一位矍铄的老人)。大夫说:“药很苦,也有点贵,你要坚持吃,坚持五年我保证你能健康如初”。如果你站在否定中医的立场上,会说:“大夫就是个骗子,病人要是能坚持五年,还用你来治?”如果你站在病人的角度,会觉得半信半疑:“不妨试试?”如果你站在中医大夫的角度,会想:“病症很明确(比如湿热),药方是验方,应当有效;增强病人的信心很重要,很多病人的情志出问题会加重病情,我应当暗示他可以治好”。
中医的背后,是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所谓上古天真,最终的根据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的信念:中国人从来都是指望自己,并确信天授此权予人。否则就不会有扶正祛邪的治病思路,“正”是人生而自在的。这种“正”的定义,是中国哲学的形而上。
中医不会消失,但也很难适应这个时代:走进现代性。
科学的还原论本质,决定了科学在复杂系统面前的局限。天气和地震研究,已位于科学的前沿,科学不是无所不能!物理、化学、生命运动的复杂性是指数增加的,科学在生命领域尚未充分展开,不能指望还原思想包打天下。科学思想,内在地规定了科学不可能成为打倒一切的科学教。不知为不知,谓之诚。
知识的图景
如果可以绘制一幅知识地图,那么地图的中央是一座云中之城(人类社会),城外是广阔的自然领域。科学大厦就建立在自然领域中(环绕云中之城而建)。科学的大厦宏伟、坚实。站在科学大厦上,可以俯瞰整个自然领域,但看不到城内的情形。
科学大厦还没有铺满它的全部封地,在靠近云中之城的地区还有一些村落或者园林。也许将来某一天,村落会拆迁,园林会成为科学大厦的内部景观。但在当下,大厦与村落都是实存。大厦里的人知道村落的存在,他们偶尔散步到村落中,也应遵守那里的村规,村落的领域内,村规即是规则。
云中之城是科学的禁区。但城中上演的戏剧,不时可以传出声音和画面,虽然站在科学大厦上的人并不能改变它们,但声音和画面还是可以显现出某种规则的。但这些规则很难把握,即使比较可靠的预测也只是预测,并不是既定。
城中的智者有时会向外眺望。他首先会看到近处的村落和园林,以及无穷远处的不可分辨,有时会担忧云中之城的安危。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科学的大厦竟已在眼前建成。他相信大厦是坚实的,并且每一天都在加固。于是,智者不再担忧安危问题,天塌下来、水淹过来,都有科学大厦顶着,云中之城的戏剧可以安心上演…。
知识的层级
无论是形而上的真-本体,还是现代科学的有限的本体,其背后都是人类关于知识的某种倾向性:全部的知识都是“本体之树”的分枝,知识是一体的!对知识之树的的观察和使用中,人们通常会设置一组节点,就像粮食的供应链:土地种植->集散中心(工厂)->超市->厨房。这不仅是运转的方便性考虑,还是“标准化”设置的需要,毕竟各环节的“责任主体(专业的检查)”作用是供应链可靠性的助力。作为家庭主厨,你的粮油来自超市,而超市是可靠的(安全、新鲜);作为超市老板,你负责根据需求去上货,集散中心是可靠的…。作为思想者,你应当了解供应链的原理和现实:既要知道粮食来自土地(种植),又要理解供应链本身的存在。忽略前者,缺货可能会让你无所是从;忽略后者,生活负担将不可承受。
人是知识的尺度,“方便性、可用性”是知识的根据之一。于是人们选择建立相对分隔的知识的层级。如果把人类的全部知识搬进一座大厦内,那么大厦是分层的,知识的根基决定它的楼层。层级不是随意设置的,需要考虑方便性,同时要契合内置的合理性。知识的层级是人类认识世界实践的结果,是走出来的路与驿站。
知识大厦(不完全等于科学大厦)的地基(或者说第一层的楼板)是物理和化学(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大厦一层空间内,用于“组装”和“识别”的最小单元是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想象一套有着103种或118种基本单元的积木玩具)。
一层的楼板下面可能有地下室,下面影影绰绰似乎是基本粒子(比如夸克,比如神秘的希格斯玻色子)或更加模糊的“弦”,人们只能根据穿过楼板的某些折射来猜测地下室的情形,不能揭开楼板到下面亲自触摸到它们。也许未来某一天,人类可以打开地下室,相当于知识大厦增高了一层(未来人同样可能要面对他们的地下室)。但这并不影响人类在一楼展开现代工业:人类相信这套装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积木足够坚实,足够好用。
人类迄今已经展开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60-70年代,主要技术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主要涉及门类:采煤、冶金、棉纺织、机械制造等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主要技术标志是电气化(内燃机、电力)的使用,主要涉及门类:电力、化学、石油开采和加工、汽车制造、轮船制造、飞机制造等工业。第三次工业革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技术标志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涉及门类:电子计算机、核技术、高分子合成、基因工程、纳米技术、航空航天等工业。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在进行中,一般认为是智能化的应用,也有人更具体地表述为:“以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为引领”。
现代工业在知识大厦的第一层,道理在于:无论原料和产品(工艺)是什么,它们的大工业生产实现方式(工厂本身)主要地依靠基础的冶金、材料、机械、能源以及测量和自动化等技术,这些技术(知识)几乎可以直接在数学、物理和化学课本上找到根据。就是说,工厂可以直接由大量的积木单元拼装而成。
工厂所承载的工艺则不一定靠近物理和化学。比如酿酒,高端白酒依赖窖池(发酵益生菌群)。也许酒企要有两个总工:一个负责设备的运转,另一个负责传统酿酒工艺。两位总工的知识的范畴不同,后者很可能会以经验为主而不是现代技术。科学时代带给人类的主要影响发生在一楼,现代工业以化石能源为动力,以扩大了的视野中的物质为原料,创造了属于工业时代的丰富。
知识大厦第二层的楼板是功能有机化学。有机物是生命的基础,当有机物的结构到达一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时,它的功能性显现。比如血红蛋白运输氧和二氧化碳分子,比如核酸携带遗传信息。二楼的积木单元是这些用于生命的基本功能体。蛋白质的四重或更多层级的复杂结构(想象刨床切削下来的折叠扭曲的‘线团’,想象‘线团’恰好盘结成一个抓握特定分子的凹坑…。事实上,生物在微观尺度上的精彩超乎想象,现代科学的手段可能很容易破坏这些结构,但很难创造它们),已不适合进行化学研究,而应当开启生物功能方向的探讨:视功能体为这一层的“有限本体”。
对生命单元的制造和修改都是困难的,不是操作难,而是控制风险外溢难。转基因不仅是技术,同时是严密的检验和管理程序。
大厦三层的楼板是细胞学说(扩展到细菌、病毒研究),已经进入生命领域。(动植物)有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每个细胞都相对独立的“活着”,但同时又从属于有机整体。这一层中积木的基本单元是细胞,动植物的细胞有显着区别(动物细胞无细胞壁)。关于动植物的知识,还原到细胞这个位于三层的“本体”即可。
细菌一般是单细胞生物,人体携带的细菌数可能十倍于自身的细胞数,细菌参与了人类的生命活动(人想吃糖,可能是人体内的细菌需要糖,它用化学或什么方法使人‘想吃’)。关于细菌的研究,可能对酿酒工程师很重要,农业(固氮)、食品(发酵)等也离不开它。
病毒是一种非细胞生命形态,它由一个核酸长链和蛋白质外壳构成,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制方式增殖。病毒学涉及医学、兽医、环境、农业及工业等广阔领域,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读者可以找到一些单细胞生物的视频(显微镜下的)。草履虫用不足半毫米的身长,为我们展现了游动、捕食、变形(穿过)…,它体表的鞭毛可能有成千上万根,像船浆一样规则地划动(还能转向)。仿生学,远不能到达制造微观动力的水平!
二楼到三楼都在有机化学的延伸领域,可以合并成一个楼层。分置的理由有二:其一,由有机化学直接进到生命领域的跨度过大,难以识别(呈现)其中的规律性。基本的化学知识可以提供PH值、浓度、反应、催化、化学能等指标,这些指标对理解生命有用,但远不足以描绘生命的精彩。其二,展示科学的视野中这个世界的复杂、神秘程度,人应在生命面前保持敬畏。生命本质是负熵,是能量的传递和利用(化学键的开合),可以表达为简单的数学公式,这都没错。但如何让能量为生命所用(想象用烟花打出一篇滚动的文章)却是不简单的。生命,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大厦四层,人类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人(生命)本身。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等构成楼板。人体细胞和细胞间质形成组织(上皮、结缔、肌肉、神经,共四种组织),多种组织构成能行使某种功能的器官(心肝脾胃…),多个器官合作完成一项或多项生理活动,称为系统(运动、神经、内分泌、循环、呼吸、消化、泌尿、生殖,共八大系统),最终构成生命(人体)。
四楼的积木单元是上述组织、器官和系统。三到四层都主要是现代医学的领地。现代医学的基本假设是:生命是器官的协作。它所定义的疾病是“器官的病变”,而“病变”的定义来自对“理想器官”的偏离(模仿失败)程度判定。于是治疗就是对偏离的纠正,包括切除、移植、辅助(支架、起博器、透析)等方法;在细菌、病毒研究基础上,引入了抗生素(甄别和靶向清除)疗法,以及对 “无菌环境”的重视和实现(现代科学让我们理解了‘感染’)。
现代医学无疑是科学路径的,它所创造的诊疗方法是科学时代的福利,它所坚守的严谨也是科学的方向。但越是如此,真正的现代医学就决不会以正确自居,更不会排他。真的医者,体验过“无能为力”的绝望!没有医者仁心的感同身受,不可能有大医精诚之心!在知识大厦的二楼上,就已经满是“奇迹”,何况是在四楼!
学者们应当在生命面前保持谦卑!那些把自己的学问建立在传奇故事上的宣讲者,利用人的惰性,所求无非名利!挑起中西医之争的人,有几个真的医者!我们不能明明生活在科学时代,却甘愿地远离时代应许的真实!
大厦五层到了知识的分界线,之上进入智慧领域,仿佛穿越了“结界”。继续向上搭建楼层,只是在科学的视角下,随着复杂度的提升而做的想当然的延伸。如果非要形象表述,那就是:五层的楼板是“云层”,云上已非“凡间(科学领地)”。五层的楼板是哲学本身,是人生而为人这一共同的约定,是以人为本的“本”,也是自由意志的自我规定。可以在楼板上挂接生理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等,但楼板本身不依任何学科而存,且禁止任何“延长线”的穿透。
结界,分隔内外(以科学的一侧为内,因为‘始于足下’,也因为人的‘放飞’于外)。结界内外,知识的根据不同,所以禁止“连线”,禁止“比较”。结界之上,任何的“还原”,只到“独立人格”为止。法律约定“大于24周的胎儿拥有生命权”,条文的意义不来自生物学,而来自人们的约定。如果有某种“规则”的延长线看上去无阻滞地穿过了结界,那么在知识的视野中,是两条各自独立线条在方位上的巧合。比如阴阳,比如辩证法,比如自由。
“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前者规定了它的研究范围:社会运动(实践)领域;后者宣布了它的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唯物之上可以展开科学)。社会运动的观察对象就是“历史”,只不过不再是王侯将相传奇,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轨迹(后者更少遮蔽,因而有利于规律性的显现),于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质。
五层的积木单元是灵肉一体的独立个人。人,意味着整体,意味着不得以“物用”论:人的身体(包括器官),只有在灵魂已不在(死亡)时,才成为“物”;人的死亡也就意味着身体(器官)成为“物”,才有最终的“尘归尘,土归土”。关于遗嘱器官捐献,是值得哲学讨论的:法律可以约定“未来合法之物”吗?
表面上看,中医的经络、穴位、脏腑也在四层,实则不然。中医所讲的经络,指的是气血循行,是“非物”的那个活着的人具有的。它表达的是:现于人体外的“节点”所对应的体内的网络结构;穴位,就是分布在人体上的节点,来自关于“通、痛”的经验判定;脏腑则是经络连通的人体内的行使生理机能的器官(是指生命所需的‘机能’而非器官的解剖实体)。经络、穴位、脏腑都来自人的经验(感受和行医)而非解剖。孙思邈《千金要方》:“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成痛处,即云阿是”,即人们常说的“有痛便是穴”…,阿是穴,显然是来自经验的,而经验的根据是作为智慧生命的,可以表达感受的人。
中医的根本假设(前提)是上古天真之论,即把人的“本来面目”定义为健康本身:无论人如何起源(神创或是自然进化),人的生命自身的“合法性(生而完满)”不疑。在此前提下,中医定义了与健康相对应的“疾病”,即对“真人状态”的偏离;定义了治疗的原则即“扶正”;对“偏离”及其成因、用药的总结,表达为“阴阳五行”,是为规则;“偏离”的原因,是人作为生命整体的遭受,积劳、积郁、积寒、积热都可成疾,于是“病因”包含了“情志”。
评价中医,要么从它的前提入手,要么从实证(疗效)入手,但却不能从解剖学或化学入手。“霍香正气水”是中成药,它居然可以让(它要防治的)病菌在其中存活!
大厦五层是“唯心”的一层,所有与感受、技能相关的知识都在这一层,包括使用语言的技能。五层中的知识通常要靠“师傅带徒弟”来传承:中医的脉象是很难通过文字来传承的。
五层上当然不止有个体的人,还有(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心中的每个人,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关联,以及人能感受的每一个他人心中的自己。这些“关联(牵挂、缘)”都是五层上的实存,如何面对这些实存,已经很难用“知识”来表述,需要每个人的感悟、体会。佛陀是这一领域的智者,佛教的中国化,为中华文化补齐了“心性”的短板。缘起性空,缘聚缘散,人从亲人的离去中感受到虚无,并终将领会自己的离去与最终的虚无。
有无佛陀,“虚无”都无法逃避,于是人类需要信仰。宗教是信仰,但信仰可以不是宗教。信仰,是关于“灵魂永生”的确信,灵魂居所的选择关乎着文化的根基。中华是唯一一个把灵魂安置在人世间的文化:“不朽”即是“永生”。所以中华文化的本色是知行合一,人生的意义就是作为人的不愧与无悔!
继续想当然地仰望。大厦第六层的楼板已难以准确限定或命名,勉强描述的话,就是《人类简史》中描绘的,使人们结成组织的那种必然性(赫拉利先生认为是‘文化’)。六楼上的积木单元是政治实体(主体,比如国家),是广义的霍布斯所称的“利维坦”。
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国家具有“意志”。韩非子:“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只要当政者可以认识到国家不是永恒的,那么,自知有限就意味着“自律”成为可能和必要,也就意味着“国家意志”存在。
第六层或许不是哪个或哪一部分人的所求,但不能假装没有这一层。这里也许是“神”的场所,它要欣赏人类上演更恢宏、更跌宕的戏剧,于是地球成了地球村,村中搭建起了政治的舞台,舞台上的主角已经定义为了“国家”。无论人类愿不愿意,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已经存在。和平、富足都是可能的“怀璧其罪”,就像丛林中的利维坦,呆萌、肥胖以及不良于行都意味着危险。从“神”的视角看,利维坦对抗、吞并、分裂、消亡,谈不上好恶,也无关正义,剧情而已。但毕竟存亡和胜负就是历史本身,于是有些人被黑格尔称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
六层的特殊性在于,其中的知识居然在人类(智能或者说人的主体性)的“上方”!人们并不能登上六楼,像实物一样把其中的东西拿在手中或放到显微镜下,人类甚至不能模拟出六楼上的可以重复、用于验证的实验环境!
这里的知识是有关未来的,如果可以被人类的“自由意志”理解,那未来就是可以改变的,至少是可以影响的,那这些知识还有意义吗?这也标注了六层中知识的特殊性:本层中的“知识”同时是“元素”,对“知识”的掌握和使用与“知识”本身构成了某种自相关,所以应当尤其小心!
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那么人类关于这条河流的知识,充其量是“某种漩涡或堤岸形状,可能预示着某种潜流”以及大量关于“水形、岸形”的判断经验(或推荐视角)。政治家,是那些根据经验掌舵的人。黑格尔、马克思,或许是“季风、大西洋暖流”的研究者,他们只是提供了视角,提醒政治家们注意哪些潜流以及怎样观察。中国先哲们的工作主要地在这一层,他们有时旁观,有时亲自动手,有时是退隐之后的总结,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关于社会学的知识。中西方的研究者,大约都认同“矛盾论”是政治学的天花板。
在知识大厦的六层,隐约有着知识的“大象”。与四层及以下不同,这里的“大象”无论外观还是结构都已超出人类的理性,人类无法描述其“外观”,甚至不清楚“内外”的界线!大厦六层的知识只有一种认识方式:盲人摸象。这里的研究者为后人留下的知识包括两部分:一是探索的忠实记录;二是探索的守则。在这里,任何“关于大象的真相”的叙事,都无法确证。
六层的实存是各种具备了主体性的组织,人们可以对这些组织展开研究。使组织得以成立的,是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就像电池,它是组织的驱动力。随着社会发展,“权力”在进化,人类的组织也在进化!社会权力已经由土地进化为资本(土地成为资本的子集),资本创造了现代性。当前,资本已出现分化: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属于资本,但已渐渐独立并觉醒,它能统领资本。(土地是草原,资本是食草动物,金融资本是食肉动物,它要占山为王!金融可以帝国!)
继续向上,大厦的第七层(纯系画蛇添足,目的在于强调分隔)是形而上学,已在“知识圆盘”的外面,或者说在理性的外面,我们称之为“副本”。无论怎样,“副本”都参与了人类的思想史,至少起到了过载(锻炼脑力)的作用。这一层的楼板是理性(的边界),积木单元是罗素悖论:无论哪种“无限”或“绝对”,其内核都与罗素悖论同质,都是语言的悖论,可能是对语言的亵渎。
(更宏观一些的划分,知识大厦应当只有三层:自然、社会、命运。其中,科学所展开的一至四层可以合并为‘自然层’。展开为四层更有利于展现科学的深厚,也是对‘决定论’或‘宿命论’的否定:向上计算是不可能的。第五层是‘社会层’,第七层则只是本层中的一个‘隔间’,里面可以谈玄,但不可以吵闹影响外面。第六层是‘命运层’或‘政治层’,每个人都可以审视命运,每个有都有权发表看法和作出选择,但每个人都在命运之中!)
知识的次序
人是万物的尺度,知识总要围绕“可视”展开。从现代人的视角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以及他们之前的积累)面对的知识大厦可能只有三层,他们走入的第一层就是现代人视野中的第五层。对先哲们来说,大厦的地基是人本身,他们可能猜到有“地下室”,但并未打开(‘洞穴之喻’包含了这样的无奈)。
由于知识的积累不同,可供先哲们思考的“史料”也就不同,他们的关注也就不同。孔子的时代,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史料已经超过三百年,上古的传说(无纪年)也已成书(如《尚书》)并相对详实,并且已经有了《易经》这样的系统思考。于是中国哲学从起点处就在第五和第六层。诸子可能尝试了第七层,但无一例外地认为那只是一层空中楼阁,里面什么都没有。柏拉图的时代,西方的史料以及积累与中国不同,史料方面主要依赖叙事诗作或见闻(中西方治史的差异自古已有),积累也是一些猜测和论辩。于是古希腊哲学侧重于“地下室”和第七层(他们认为这是知识的来处,是‘神’的居所)。
古希腊哲人的执着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创造了许多关于“地下室”的猜想,他们关于第七层的思考也有助于人们展开数学的纯粹。与中国的诸子百家不同,他们关于现实(历史、政治、道德、法律)的研究是理想化的,有时甚至只是从第七层的俯视。他们形而上的努力,最终导致了一神教产生并主宰了现实和人们的思想。他们打开地下室的努力则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直到伽利略(牛顿)和胡克。
后人敬仰科学家:纯粹、睿智、执着…,但不能神化他们。伽利略到底是怎样的人,平常在思考什么,有什么与众不同等等,人们并不确切知道,但他的坚定,则必定来源于某种“确信”。望远镜的使用无疑是最重要的确信之源:他看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后,需要证明的时候,他可以拿出望远镜让他人眼见为实!而望远镜并非不传秘宝,他人也可以制造甚至更好。
胡克的情况近似,他用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的细胞结构(恰好有相对清晰的细胞壁)。胡克同样无需再向人解释什么是细胞,显微镜同样是人人可以拥有的。
镜片的发现和制造过程已无从考证。有心人可能愿意证实镜片加工是斯宾诺莎家族祖传的工艺,但水晶、玻璃,尤其是无色玻璃则必定是各种的偶然、传播和失败…,合理猜测,这些工艺的开发者的目的,极有可能不是制造“镜片”。
关于“地下室”的猜测并无奇异,也不值得褒扬,这种猜测在“立足”时是必然的,只看他的立足是为了前行还是踟蹰。打开“地下室”是积累的结果,多数情况是偶然撬动了某一片地砖(很可能离人们预想的‘门’相去甚远)。这种偶然也包含了必然,比如镜片加工工艺的进步。打开地下室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有一个传播、蔓延的过程,也就是让更多人“看到”的过程。直到地下室的全貌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但很快,人们在清理这个新发现的“一楼”后,又开始了新的“地下室”假设。
可以想象,人类知识的大厦就像沙漠中的巨塔(或者说巨塔中的沙漠),人们最初以为第五层就是大地,直到塔中行走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逐渐探索到了“构成塔的某些元素”,或者忽然发现地面可以挖掘。然后有人用新发明的工具开挖,这才打开了“地下室”。
当今学界(教育界)关于“创造力”的假设是一种谎言,仿佛“发现规律性”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仿佛尊师重道、守规矩等等就是创造力的敌人!真实的情况恰好相反,但谎言依然流传。
上一节中,我们把现代科学展开成了四层,但这是事后的评说,是科学充分发展之后之所见。当初物理、化学领域的开拓者们并不认为科学的内部还需要分层。所以,科学楼层的探索并不是按顺序开展的,而是人们迅速冲向底部。从巨塔探索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是直接奔向“尽头”的:只要还能挖得动,就继续向下(一边挖一边开发新的挖掘工具)。就像战场上的先头部队,他们只管冲锋,而把打扫战场的任务交给了后续大部队。
后人把这些先头部队成员称为科学家,并开始神化他们。仿佛这些勇敢者奉天命而生,生而与众不同;仿佛古希腊时代的先哲已经预见到了先头部队的胜利进军;仿佛如果有谁不是从古希腊移栽,就不配作为先头部队成员!偏偏有人相信这种“神化”,偏偏有人久跪在人造神的面前成了雕塑,偏偏这些雕塑们占领了话语的阵地,训斥不愿下跪者已成为他们的日常!
科学家不是‘奉天命而生’的,他们只是在实践中走向并完成了‘天命’。
跪伏者的叙事,以科学主义之名,行违背科学思想之实:人类竟然有待于‘科学家物种’的拯救或提携!
未来不可知,科学的未来也不可知,人类并不确信向下挖掘是打开当前“地下室”的方法,甚至并不确信能否打开。事实上,那些神化科学家的人,未尝不是陷入了经验论的泥淖之中,以为继续向下挖掘就是注定的方向,以为勇往直前是任何时候的不二之选。杨振宁先生说“理论物理的盛筵已过”或有深意,我们不必以“此论出自杨先生”而奉为圭臬,但至少应当有所警醒:未来(包括努力方向)并不确定!或许人类此时应当做“结硬寨、打呆仗”的工程师,“锐意进取”与“轻敌冒进”的词意相近!
小结
知识的出发点是理性。理性、时空、自知都是先天的,而知识是实践的。所以,除非注明是副本,否则关于知识的任何讨论不能超出实践。语言的本质是数学,只是交流的工具,不受质疑。
知识内涵了规则、视野和实践。无规则,则视野中物类不分;无物类,则规则不可说;实践之外,则存而不论。自然领域,格物到正心再到格物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指向的是基于实践的世界观的渐进清明:开放视野中物类的归置及其背后的根据。
哲学应理解并内涵现代科学,不应去做科学的前提或指引。驻守其坚实,以不疑;明确其边界,以分辨和制止其伪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