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二四） 格物（五）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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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视野

“神”的视角下，人类可能的知识是一个圆，人在圆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实践造成了某些局部被点亮。外星人“知识圆盘”上的亮点区域与我们可能有所区别，比如我们“关于罂粟的种植与提取”方面的知识，对应的可能是外星人“关于猫薄荷的培育和使用”相关知识。但只要他们也到了科学时代，那么中心区域（含圆心本身）的数学和物理就必然已亮起。

“神”的视角下，人类知识的演化过程，就是“知识圆盘”逐渐亮起的过程。最初只有少量的星星点点（圆心是必然点亮的，它是智能/理性本身），可能包括：用火、石器打造、历法（周期性）、种植养殖、丈量、巫医、文字（记事）等等。生存（实践）促使人类点亮更多的区域（包括增强亮度）：新燃料、方便性、强度都在发展中；石器发展为青铜、铁器，工具发展中；领地扩大，历法改进适应中；选种、育种改进了种植效能；土地开垦，测量和记录能力提高；人口增加、眼界拓宽，神农尝百草，医疗水平提高…。近处的植被（木柴）耗尽，煤炭被发现并投用；工具打造，铁器加工，制造能力提升，机械（制造工具的工具）出现；动力不足，水力开始应用；居住、交通灌溉使得建筑技术成为专业…。各种的偶然（以及对自然的好奇）与“有用”筛选：火药、指南针、玻璃、染料…。生存空间的争夺，战争、更大规模和烈度的战争，火药、弹道、冶金、航海等发展…。资本积累，工商业发展，科学起步，工业化展开…。每一步的发展，都凝结着先辈的经验和教训，每个领域都有着知识的传承和扬弃。

工业化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大量的新技术、新领域产生出来，新的知识体系建立并趋向完善。以中国工程院为例：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能源与矿业工程、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农业、医药卫生、工程管理，共九大学部963人（各学部都有细分，自查可知其繁茂）。院士们绝大多数都是各行业的专家，普通人对他们只有高山仰止（某高炉项目可研，武汉院的一位总工，全程仰视天花板，设计的参数、思路、取舍都在他的脑子里…。这不是记忆力，而是深厚）。

可以有这样的判断：①工业领域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但这些知识几乎可以全部向科学的有限本体还原，即归结到最基本的物理和化学理论；②这些知识并不产生于物理和化学理论的推导，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实践积累；③这些知识都在人类的“知识圆盘”之内，是人类的实践（需求）点亮了它们。

任何门类的知识，都必然有它的范畴：规则、领域和实践。例如高炉专家（系统），是对高炉炼铁作业经验的总结（知识库）。它只面对高炉，根据高炉及配套的温度、压力、流量等数据，判定高炉运行状态并提供作业指导。它的规则就是它的知识库，而知识库来自先行企业的实践经验。使它可能的那些“操作”和“测量”，都是另一个知识的领域（比如温度测量和采集，比如自动布料系统）。所有这些关联又相互独立的知识，支撑了我们所见的现代工业。工业领域的知识创造了大量的专用概念（任意3到4个大写英文字母，都可能构成一个缩略词，自动化、信息化领域尤其如此），不了解相关知识，你甚至无法认识专业词汇（包括缩略词）。

面对如此深广的知识细分领域，普通人只能“心向往之”了。工业时代以来，就再也没有所谓的“全才”，没有人可以声称掌握了全部的知识，否则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的院士。个人也不必要了解全部知识之后才能建立自己的世界观，这些知识的成果（无处不在的工业品）已经融入了生活，成为了常识。但这不等于可以漠视它们，人们对各行业的专家学者都应心怀敬意，对每一项知识都应心存敬畏。每一门知识（体系）都有着深厚、曲折甚至惨痛的历史（实践）。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身处这个时代，以平常心对待“常识（科学已在其中）”，守好心中的善念即可。科学已经铺就阳光大道，如果你有志于学，大可以沿着自己的兴趣前行，不必担心沿途缺少风景，也不必害怕“遇到鬼”！相反，遇到科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可能预示着科学进步的突破口，连接着新的阳光道路。

有害的是，有些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的所谓学者，他们用科学家的传奇故事代替了科学史，跪在讲故事的人的脚下而不自知，以布道的情怀宣讲着谎言：仿佛科学就是“顿悟”，仿佛科技树的种子早已种在希腊半岛，仿佛中世纪的黑暗是养育科学的苦行。

儒家把格物当作人生修养的起点，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并且强调厚积薄发（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每个人都是从启蒙开始，识字、读圣贤书，先囫囵吞枣一个知识的体系。圣贤之书肯定是“正”的，但这种知识体系是“前人”的，真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还是要到实践中去检验（亲自去看见）。格物与正心之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心志从模糊渐至清明，直至充满自信地以此为正！

儒家的人生修养路径，是包含整体论和还原论的，是学以成人的正路。但也包含了类似“洗脑”的困境，圣贤毕竟是古人！或许，由此造成的固步自封倾向，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性情。面对现代科学体系，物已变，圣贤给出的“正”需要调整，再拿旧瓶来装，就难以相容了。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思潮的来处；也是马克思主义可能也必须来到中国的原因。

但需要打倒的，是千年以来积累而成的封闭（相对于科学打开了的人类的视野，古人的格物是‘片面’的、‘局部’的），而不是儒家学以成人的正路，也不是儒家以人为本的道德体系。自然领域，格物致知完全可以适用于科学打开了的视野；社会领域中人与人的相处，也未因科学时代的到来而变！所谓重建中国哲学，也就是建立科学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做“正向”的调整，使现代科学体系内涵在中国哲学之中。

佛教曾经是外来思想体系，它扩充了中国人的视野（心灵的），禅宗和理学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从此中国文化的视野包容了心性。事实上，董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中国哲学以儒家为核心对诸子百家的包容。以谁为核心是“用”的选择，政体运行的需要定义了取舍的“尺度”。中国哲学的“用”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发展性，而发展性几乎就是科学思想之本义。当下中国又面临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的冲击，这要求我们开放视野，达成包容。

中华文化，是荣耀也是包袱。中国经历过“神权”，选择了“绝地天通”，宗教不能成为人民的信仰；经历过“封建”，选择了“大一统”，小国寡民不能承载生存；经历过扩张、入侵、分裂、统一，选择了“和而不同”，固化的教义教条不能承载思想。

“思想是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思想的当代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在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的视野中的格物致知，以形而上为中轴的西方哲学，只可为用，不可为体！“全盘西化”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做不到，也不应当！

科学之外的规则

全部的自然领域都是科学的领地，但今天的科学尚未实际占领它（只是名义上的归属）的全部，科学之外的领地中也有知识。其中自成体系的知识也呈现为规则，只是尚未还原到有限的本体，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天气、海洋、地质、生命、技能等领域都有这样的体系，这些领域不能或不适合开辟还原论路径。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造成这种领先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肯定有训练体系的贡献。这个体系也是知识，只不过很难实现数学表达。国外球员可以参加中国的训练（加入体系），也可以引进中国的优秀教练员（引入体系）。体系之外，肯定还有科学的贡献，比如球拍、发球机、灯光…，但科学方法与训练体系之间并不矛盾。科学无法表达且自成体系的知识必定存在。

科学重新定义了测量，于是色盲可以不影响科学家对颜色的精确一致判定。科学使得人的感知能力进化，但技能却仍不能用科学尺度表达。自行车技能（广而言之全部的运动技能，以及工艺、艺术技能）不能从书本或教学视频上取得，必须亲自去做，在做中体悟。高明的教练也有知识（经验）体系，不一定著作，但可以融进训练方法和步骤中去。凡是师傅带徒弟（包括潜移默化）的传承，其中自有知识在：虽然难以建立艺术和美之间的数学表达，音乐、绘画、书法、雕塑，但这些领域都有知识和传承在。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清明时节雨蒙蒙”可能仅在中国北方地区有效。关于天气的谚语确实有地区性，但并不妨碍当地人视之为知识，并且自成体系。科学对此，自有云图使用，但并不能判定谚语体系正确与否，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因素需要考虑，杂多的影响因素导致其中不能实现还原认定。

中国有八大菜系，科学可以找到其中某些根据，比如气候、出产，但并不能分析如何烹饪。传说中的KFC炸鸡配方，无论它如何标准（温度、油品、器具、时间…），都基于经验而非化学分析。这里面都有知识，并且各成体系，这从不同菜系略有差别的培训体系中可以看出。可能有些基本功是相同的，但对调料、火候、着色等等的把握则使美味各具特色。这些知识都是经验总结，即使我们可以精确到秒和毫克，也只是经验数值的精确，不能建立毫克和美味之间的数学。

科学的测量，不能表达人的感受，比如腰酸、腹胀、耳鸣、心烦…。现代医学诊断是基于指标（仪器）的，但这些指标不足以分辨人的感受及其成因，也就束手无策。某些高明（不太守规矩）的医生，面对疑难病例可能会用冒险的方法（比如豪斯医生）：在有已知确切致病因素的前提下可以用排除法完成诊断（已不完全依赖指标）。但现实中，大量的病例仅仅是亚健康，并无明确致病因素。

中医仍是一项博大精深的学问（艺能）。中医是中国哲学的集中体现：上古天真（自然完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调和相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蕴含其中。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中医是整体论的，即把人体（生命）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健康是此统一体的畅通与平衡（‘俱足’的本来面目），生病则是阻滞与失衡，强调治未病。至于大医精诚、医者仁心，已包含作为医者的人生修养与价值观，则已超出医学，完全是哲学的高度了。

关于中医存废的讨论，已非学术，更多是政治、经济因素所致。一个简单的问题：现代医学是否可以包治百病了，或者科学是否把生命研究透彻了。如果是，则中医不存（至少无需国家关注，也无需学界讨论）；如果不是，则中医仍在（无论学界如何争论）。中医与现代医学不在同一个范畴内，无法通过辩论达成结论。

相应的，在科学已经确定的领域内，中医应当退避，比如某些只能用奇异或迷信来形容的偏方药材，比如面对明确的器质病变、已知的感染源。中医不应与科学对抗，但在科学未及的领域内，中医仍需担当，比如亚健康，比如术后的康复，比如无特效药物的病症（病毒）。中医扶正固本的原则是广泛而有效的。

看一则故事。一个癌症患者，医院已告之不治，慕名找到一位中医大夫（想象一位矍铄的老人）。大夫说：“药很苦，也有点贵，你要坚持吃，坚持五年我保证你能健康如初”。如果你站在否定中医的立场上，会说：“大夫就是个骗子，病人要是能坚持五年，还用你来治？”如果你站在病人的角度，会觉得半信半疑：“不妨试试？”如果你站在中医大夫的角度，会想：“病症很明确（比如湿热），药方是验方，应当有效；增强病人的信心很重要，很多病人的情志出问题会加重病情，我应当暗示他可以治好”。

中医的背后，是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所谓上古天真，最终的根据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的信念：中国人从来都是指望自己，并确信天授此权予人。否则就不会有扶正祛邪的治病思路，“正”是人生而自在的。这种“正”的定义，是中国哲学的形而上。

中医不会消失，但也很难适应这个时代：走进现代性。

科学的还原论本质，决定了科学在复杂系统面前的局限。天气和地震研究，已位于科学的前沿，科学不是无所不能！物理、化学、生命运动的复杂性是指数增加的，科学在生命领域尚未充分展开，不能指望还原思想包打天下。科学思想，内在地规定了科学不可能成为打倒一切的科学教。不知为不知，谓之诚。

知识的图景

如果可以绘制一幅知识地图，那么地图的中央是一座云中之城（人类社会），城外是广阔的自然领域。科学大厦就建立在自然领域中（环绕云中之城而建）。科学的大厦宏伟、坚实。站在科学大厦上，可以俯瞰整个自然领域，但看不到城内的情形。

科学大厦还没有铺满它的全部封地，在靠近云中之城的地区还有一些村落或者园林。也许将来某一天，村落会拆迁，园林会成为科学大厦的内部景观。但在当下，大厦与村落都是实存。大厦里的人知道村落的存在，他们偶尔散步到村落中，也应遵守那里的村规，村落的领域内，村规即是规则。

云中之城是科学的禁区。但城中上演的戏剧，不时可以传出声音和画面，虽然站在科学大厦上的人并不能改变它们，但声音和画面还是可以显现出某种规则的。但这些规则很难把握，即使比较可靠的预测也只是预测，并不是既定。

城中的智者有时会向外眺望。他首先会看到近处的村落和园林，以及无穷远处的不可分辨，有时会担忧云中之城的安危。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科学的大厦竟已在眼前建成。他相信大厦是坚实的，并且每一天都在加固。于是，智者不再担忧安危问题，天塌下来、水淹过来，都有科学大厦顶着，云中之城的戏剧可以安心上演…。

知识的层级

无论是形而上的真-本体，还是现代科学的有限的本体，其背后都是人类关于知识的某种倾向性：全部的知识都是“本体之树”的分枝，知识是一体的！对知识之树的的观察和使用中，人们通常会设置一组节点，就像粮食的供应链：土地种植->集散中心(工厂)->超市->厨房。这不仅是运转的方便性考虑，还是“标准化”设置的需要，毕竟各环节的“责任主体（专业的检查）”作用是供应链可靠性的助力。作为家庭主厨，你的粮油来自超市，而超市是可靠的（安全、新鲜）；作为超市老板，你负责根据需求去上货，集散中心是可靠的…。作为思想者，你应当了解供应链的原理和现实：既要知道粮食来自土地（种植），又要理解供应链本身的存在。忽略前者，缺货可能会让你无所是从；忽略后者，生活负担将不可承受。

人是知识的尺度，“方便性、可用性”是知识的根据之一。于是人们选择建立相对分隔的知识的层级。如果把人类的全部知识搬进一座大厦内，那么大厦是分层的，知识的根基决定它的楼层。层级不是随意设置的，需要考虑方便性，同时要契合内置的合理性。知识的层级是人类认识世界实践的结果，是走出来的路与驿站。

知识大厦（不完全等于科学大厦）的地基（或者说第一层的楼板）是物理和化学（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大厦一层空间内，用于“组装”和“识别”的最小单元是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想象一套有着103种或118种基本单元的积木玩具）。

一层的楼板下面可能有地下室，下面影影绰绰似乎是基本粒子（比如夸克，比如神秘的希格斯玻色子）或更加模糊的“弦”，人们只能根据穿过楼板的某些折射来猜测地下室的情形，不能揭开楼板到下面亲自触摸到它们。也许未来某一天，人类可以打开地下室，相当于知识大厦增高了一层（未来人同样可能要面对他们的地下室）。但这并不影响人类在一楼展开现代工业：人类相信这套装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积木足够坚实，足够好用。

人类迄今已经展开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60-70年代，主要技术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主要涉及门类：采煤、冶金、棉纺织、机械制造等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主要技术标志是电气化（内燃机、电力）的使用，主要涉及门类：电力、化学、石油开采和加工、汽车制造、轮船制造、飞机制造等工业。第三次工业革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技术标志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涉及门类：电子计算机、核技术、高分子合成、基因工程、纳米技术、航空航天等工业。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在进行中，一般认为是智能化的应用，也有人更具体地表述为：“以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为引领”。

现代工业在知识大厦的第一层，道理在于：无论原料和产品（工艺）是什么，它们的大工业生产实现方式（工厂本身）主要地依靠基础的冶金、材料、机械、能源以及测量和自动化等技术，这些技术（知识）几乎可以直接在数学、物理和化学课本上找到根据。就是说，工厂可以直接由大量的积木单元拼装而成。

工厂所承载的工艺则不一定靠近物理和化学。比如酿酒，高端白酒依赖窖池（发酵益生菌群）。也许酒企要有两个总工：一个负责设备的运转，另一个负责传统酿酒工艺。两位总工的知识的范畴不同，后者很可能会以经验为主而不是现代技术。科学时代带给人类的主要影响发生在一楼，现代工业以化石能源为动力，以扩大了的视野中的物质为原料，创造了属于工业时代的丰富。

知识大厦第二层的楼板是功能有机化学。有机物是生命的基础，当有机物的结构到达一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时，它的功能性显现。比如血红蛋白运输氧和二氧化碳分子，比如核酸携带遗传信息。二楼的积木单元是这些用于生命的基本功能体。蛋白质的四重或更多层级的复杂结构（想象刨床切削下来的折叠扭曲的‘线团’，想象‘线团’恰好盘结成一个抓握特定分子的凹坑…。事实上，生物在微观尺度上的精彩超乎想象，现代科学的手段可能很容易破坏这些结构，但很难创造它们），已不适合进行化学研究，而应当开启生物功能方向的探讨：视功能体为这一层的“有限本体”。

对生命单元的制造和修改都是困难的，不是操作难，而是控制风险外溢难。转基因不仅是技术，同时是严密的检验和管理程序。

大厦三层的楼板是细胞学说（扩展到细菌、病毒研究），已经进入生命领域。（动植物）有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每个细胞都相对独立的“活着”，但同时又从属于有机整体。这一层中积木的基本单元是细胞，动植物的细胞有显着区别（动物细胞无细胞壁）。关于动植物的知识，还原到细胞这个位于三层的“本体”即可。

细菌一般是单细胞生物，人体携带的细菌数可能十倍于自身的细胞数，细菌参与了人类的生命活动（人想吃糖，可能是人体内的细菌需要糖，它用化学或什么方法使人‘想吃’）。关于细菌的研究，可能对酿酒工程师很重要，农业（固氮）、食品（发酵）等也离不开它。

病毒是一种非细胞生命形态，它由一个核酸长链和蛋白质外壳构成，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制方式增殖。病毒学涉及医学、兽医、环境、农业及工业等广阔领域，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读者可以找到一些单细胞生物的视频（显微镜下的）。草履虫用不足半毫米的身长，为我们展现了游动、捕食、变形（穿过）…，它体表的鞭毛可能有成千上万根，像船浆一样规则地划动（还能转向）。仿生学，远不能到达制造微观动力的水平！

二楼到三楼都在有机化学的延伸领域，可以合并成一个楼层。分置的理由有二：其一，由有机化学直接进到生命领域的跨度过大，难以识别（呈现）其中的规律性。基本的化学知识可以提供PH值、浓度、反应、催化、化学能等指标，这些指标对理解生命有用，但远不足以描绘生命的精彩。其二，展示科学的视野中这个世界的复杂、神秘程度，人应在生命面前保持敬畏。生命本质是负熵，是能量的传递和利用（化学键的开合），可以表达为简单的数学公式，这都没错。但如何让能量为生命所用（想象用烟花打出一篇滚动的文章）却是不简单的。生命，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大厦四层，人类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人（生命）本身。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等构成楼板。人体细胞和细胞间质形成组织（上皮、结缔、肌肉、神经，共四种组织），多种组织构成能行使某种功能的器官（心肝脾胃…），多个器官合作完成一项或多项生理活动，称为系统（运动、神经、内分泌、循环、呼吸、消化、泌尿、生殖，共八大系统），最终构成生命（人体）。

四楼的积木单元是上述组织、器官和系统。三到四层都主要是现代医学的领地。现代医学的基本假设是：生命是器官的协作。它所定义的疾病是“器官的病变”，而“病变”的定义来自对“理想器官”的偏离（模仿失败）程度判定。于是治疗就是对偏离的纠正，包括切除、移植、辅助（支架、起博器、透析）等方法；在细菌、病毒研究基础上，引入了抗生素（甄别和靶向清除）疗法，以及对 “无菌环境”的重视和实现（现代科学让我们理解了‘感染’）。

现代医学无疑是科学路径的，它所创造的诊疗方法是科学时代的福利，它所坚守的严谨也是科学的方向。但越是如此，真正的现代医学就决不会以正确自居，更不会排他。真的医者，体验过“无能为力”的绝望！没有医者仁心的感同身受，不可能有大医精诚之心！在知识大厦的二楼上，就已经满是“奇迹”，何况是在四楼！

学者们应当在生命面前保持谦卑！那些把自己的学问建立在传奇故事上的宣讲者，利用人的惰性，所求无非名利！挑起中西医之争的人，有几个真的医者！我们不能明明生活在科学时代，却甘愿地远离时代应许的真实！

大厦五层到了知识的分界线，之上进入智慧领域，仿佛穿越了“结界”。继续向上搭建楼层，只是在科学的视角下，随着复杂度的提升而做的想当然的延伸。如果非要形象表述，那就是：五层的楼板是“云层”，云上已非“凡间（科学领地）”。五层的楼板是哲学本身，是人生而为人这一共同的约定，是以人为本的“本”，也是自由意志的自我规定。可以在楼板上挂接生理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等，但楼板本身不依任何学科而存，且禁止任何“延长线”的穿透。

结界，分隔内外（以科学的一侧为内，因为‘始于足下’，也因为人的‘放飞’于外）。结界内外，知识的根据不同，所以禁止“连线”，禁止“比较”。结界之上，任何的“还原”，只到“独立人格”为止。法律约定“大于24周的胎儿拥有生命权”，条文的意义不来自生物学，而来自人们的约定。如果有某种“规则”的延长线看上去无阻滞地穿过了结界，那么在知识的视野中，是两条各自独立线条在方位上的巧合。比如阴阳，比如辩证法，比如自由。

“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前者规定了它的研究范围：社会运动（实践）领域；后者宣布了它的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唯物之上可以展开科学）。社会运动的观察对象就是“历史”，只不过不再是王侯将相传奇，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轨迹（后者更少遮蔽，因而有利于规律性的显现），于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质。

五层的积木单元是灵肉一体的独立个人。人，意味着整体，意味着不得以“物用”论：人的身体（包括器官），只有在灵魂已不在（死亡）时，才成为“物”；人的死亡也就意味着身体（器官）成为“物”，才有最终的“尘归尘，土归土”。关于遗嘱器官捐献，是值得哲学讨论的：法律可以约定“未来合法之物”吗？

表面上看，中医的经络、穴位、脏腑也在四层，实则不然。中医所讲的经络，指的是气血循行，是“非物”的那个活着的人具有的。它表达的是：现于人体外的“节点”所对应的体内的网络结构；穴位，就是分布在人体上的节点，来自关于“通、痛”的经验判定；脏腑则是经络连通的人体内的行使生理机能的器官（是指生命所需的‘机能’而非器官的解剖实体）。经络、穴位、脏腑都来自人的经验（感受和行医）而非解剖。孙思邈《千金要方》：“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成痛处，即云阿是”，即人们常说的“有痛便是穴”…，阿是穴，显然是来自经验的，而经验的根据是作为智慧生命的，可以表达感受的人。

中医的根本假设（前提）是上古天真之论，即把人的“本来面目”定义为健康本身：无论人如何起源（神创或是自然进化），人的生命自身的“合法性（生而完满）”不疑。在此前提下，中医定义了与健康相对应的“疾病”，即对“真人状态”的偏离；定义了治疗的原则即“扶正”；对“偏离”及其成因、用药的总结，表达为“阴阳五行”，是为规则；“偏离”的原因，是人作为生命整体的遭受，积劳、积郁、积寒、积热都可成疾，于是“病因”包含了“情志”。

评价中医，要么从它的前提入手，要么从实证（疗效）入手，但却不能从解剖学或化学入手。“霍香正气水”是中成药，它居然可以让（它要防治的）病菌在其中存活！

大厦五层是“唯心”的一层，所有与感受、技能相关的知识都在这一层，包括使用语言的技能。五层中的知识通常要靠“师傅带徒弟”来传承：中医的脉象是很难通过文字来传承的。

五层上当然不止有个体的人，还有（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心中的每个人，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关联，以及人能感受的每一个他人心中的自己。这些“关联（牵挂、缘）”都是五层上的实存，如何面对这些实存，已经很难用“知识”来表述，需要每个人的感悟、体会。佛陀是这一领域的智者，佛教的中国化，为中华文化补齐了“心性”的短板。缘起性空，缘聚缘散，人从亲人的离去中感受到虚无，并终将领会自己的离去与最终的虚无。

有无佛陀，“虚无”都无法逃避，于是人类需要信仰。宗教是信仰，但信仰可以不是宗教。信仰，是关于“灵魂永生”的确信，灵魂居所的选择关乎着文化的根基。中华是唯一一个把灵魂安置在人世间的文化：“不朽”即是“永生”。所以中华文化的本色是知行合一，人生的意义就是作为人的不愧与无悔！

继续想当然地仰望。大厦第六层的楼板已难以准确限定或命名，勉强描述的话，就是《人类简史》中描绘的，使人们结成组织的那种必然性（赫拉利先生认为是‘文化’）。六楼上的积木单元是政治实体（主体，比如国家），是广义的霍布斯所称的“利维坦”。

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国家具有“意志”。韩非子：“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只要当政者可以认识到国家不是永恒的，那么，自知有限就意味着“自律”成为可能和必要，也就意味着“国家意志”存在。

第六层或许不是哪个或哪一部分人的所求，但不能假装没有这一层。这里也许是“神”的场所，它要欣赏人类上演更恢宏、更跌宕的戏剧，于是地球成了地球村，村中搭建起了政治的舞台，舞台上的主角已经定义为了“国家”。无论人类愿不愿意，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已经存在。和平、富足都是可能的“怀璧其罪”，就像丛林中的利维坦，呆萌、肥胖以及不良于行都意味着危险。从“神”的视角看，利维坦对抗、吞并、分裂、消亡，谈不上好恶，也无关正义，剧情而已。但毕竟存亡和胜负就是历史本身，于是有些人被黑格尔称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

六层的特殊性在于，其中的知识居然在人类（智能或者说人的主体性）的“上方”！人们并不能登上六楼，像实物一样把其中的东西拿在手中或放到显微镜下，人类甚至不能模拟出六楼上的可以重复、用于验证的实验环境！

这里的知识是有关未来的，如果可以被人类的“自由意志”理解，那未来就是可以改变的，至少是可以影响的，那这些知识还有意义吗？这也标注了六层中知识的特殊性：本层中的“知识”同时是“元素”，对“知识”的掌握和使用与“知识”本身构成了某种自相关，所以应当尤其小心！

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那么人类关于这条河流的知识，充其量是“某种漩涡或堤岸形状，可能预示着某种潜流”以及大量关于“水形、岸形”的判断经验（或推荐视角）。政治家，是那些根据经验掌舵的人。黑格尔、马克思，或许是“季风、大西洋暖流”的研究者，他们只是提供了视角，提醒政治家们注意哪些潜流以及怎样观察。中国先哲们的工作主要地在这一层，他们有时旁观，有时亲自动手，有时是退隐之后的总结，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关于社会学的知识。中西方的研究者，大约都认同“矛盾论”是政治学的天花板。

在知识大厦的六层，隐约有着知识的“大象”。与四层及以下不同，这里的“大象”无论外观还是结构都已超出人类的理性，人类无法描述其“外观”，甚至不清楚“内外”的界线！大厦六层的知识只有一种认识方式：盲人摸象。这里的研究者为后人留下的知识包括两部分：一是探索的忠实记录；二是探索的守则。在这里，任何“关于大象的真相”的叙事，都无法确证。

六层的实存是各种具备了主体性的组织，人们可以对这些组织展开研究。使组织得以成立的，是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就像电池，它是组织的驱动力。随着社会发展，“权力”在进化，人类的组织也在进化！社会权力已经由土地进化为资本（土地成为资本的子集），资本创造了现代性。当前，资本已出现分化：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属于资本，但已渐渐独立并觉醒，它能统领资本。（土地是草原，资本是食草动物，金融资本是食肉动物，它要占山为王！金融可以帝国！）

继续向上，大厦的第七层（纯系画蛇添足，目的在于强调分隔）是形而上学，已在“知识圆盘”的外面，或者说在理性的外面，我们称之为“副本”。无论怎样，“副本”都参与了人类的思想史，至少起到了过载（锻炼脑力）的作用。这一层的楼板是理性（的边界），积木单元是罗素悖论：无论哪种“无限”或“绝对”，其内核都与罗素悖论同质，都是语言的悖论，可能是对语言的亵渎。

（更宏观一些的划分，知识大厦应当只有三层：自然、社会、命运。其中，科学所展开的一至四层可以合并为‘自然层’。展开为四层更有利于展现科学的深厚，也是对‘决定论’或‘宿命论’的否定：向上计算是不可能的。第五层是‘社会层’，第七层则只是本层中的一个‘隔间’，里面可以谈玄，但不可以吵闹影响外面。第六层是‘命运层’或‘政治层’，每个人都可以审视命运，每个有都有权发表看法和作出选择，但每个人都在命运之中！）

知识的次序

人是万物的尺度，知识总要围绕“可视”展开。从现代人的视角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以及他们之前的积累）面对的知识大厦可能只有三层，他们走入的第一层就是现代人视野中的第五层。对先哲们来说，大厦的地基是人本身，他们可能猜到有“地下室”，但并未打开（‘洞穴之喻’包含了这样的无奈）。

由于知识的积累不同，可供先哲们思考的“史料”也就不同，他们的关注也就不同。孔子的时代，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史料已经超过三百年，上古的传说（无纪年）也已成书（如《尚书》）并相对详实，并且已经有了《易经》这样的系统思考。于是中国哲学从起点处就在第五和第六层。诸子可能尝试了第七层，但无一例外地认为那只是一层空中楼阁，里面什么都没有。柏拉图的时代，西方的史料以及积累与中国不同，史料方面主要依赖叙事诗作或见闻（中西方治史的差异自古已有），积累也是一些猜测和论辩。于是古希腊哲学侧重于“地下室”和第七层（他们认为这是知识的来处，是‘神’的居所）。

古希腊哲人的执着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创造了许多关于“地下室”的猜想，他们关于第七层的思考也有助于人们展开数学的纯粹。与中国的诸子百家不同，他们关于现实（历史、政治、道德、法律）的研究是理想化的，有时甚至只是从第七层的俯视。他们形而上的努力，最终导致了一神教产生并主宰了现实和人们的思想。他们打开地下室的努力则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直到伽利略（牛顿）和胡克。

后人敬仰科学家：纯粹、睿智、执着…，但不能神化他们。伽利略到底是怎样的人，平常在思考什么，有什么与众不同等等，人们并不确切知道，但他的坚定，则必定来源于某种“确信”。望远镜的使用无疑是最重要的确信之源：他看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后，需要证明的时候，他可以拿出望远镜让他人眼见为实！而望远镜并非不传秘宝，他人也可以制造甚至更好。

胡克的情况近似，他用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的细胞结构（恰好有相对清晰的细胞壁）。胡克同样无需再向人解释什么是细胞，显微镜同样是人人可以拥有的。

镜片的发现和制造过程已无从考证。有心人可能愿意证实镜片加工是斯宾诺莎家族祖传的工艺，但水晶、玻璃，尤其是无色玻璃则必定是各种的偶然、传播和失败…，合理猜测，这些工艺的开发者的目的，极有可能不是制造“镜片”。

关于“地下室”的猜测并无奇异，也不值得褒扬，这种猜测在“立足”时是必然的，只看他的立足是为了前行还是踟蹰。打开“地下室”是积累的结果，多数情况是偶然撬动了某一片地砖（很可能离人们预想的‘门’相去甚远）。这种偶然也包含了必然，比如镜片加工工艺的进步。打开地下室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有一个传播、蔓延的过程，也就是让更多人“看到”的过程。直到地下室的全貌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但很快，人们在清理这个新发现的“一楼”后，又开始了新的“地下室”假设。

可以想象，人类知识的大厦就像沙漠中的巨塔（或者说巨塔中的沙漠），人们最初以为第五层就是大地，直到塔中行走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逐渐探索到了“构成塔的某些元素”，或者忽然发现地面可以挖掘。然后有人用新发明的工具开挖，这才打开了“地下室”。

当今学界（教育界）关于“创造力”的假设是一种谎言，仿佛“发现规律性”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仿佛尊师重道、守规矩等等就是创造力的敌人！真实的情况恰好相反，但谎言依然流传。

上一节中，我们把现代科学展开成了四层，但这是事后的评说，是科学充分发展之后之所见。当初物理、化学领域的开拓者们并不认为科学的内部还需要分层。所以，科学楼层的探索并不是按顺序开展的，而是人们迅速冲向底部。从巨塔探索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是直接奔向“尽头”的：只要还能挖得动，就继续向下（一边挖一边开发新的挖掘工具）。就像战场上的先头部队，他们只管冲锋，而把打扫战场的任务交给了后续大部队。

后人把这些先头部队成员称为科学家，并开始神化他们。仿佛这些勇敢者奉天命而生，生而与众不同；仿佛古希腊时代的先哲已经预见到了先头部队的胜利进军；仿佛如果有谁不是从古希腊移栽，就不配作为先头部队成员！偏偏有人相信这种“神化”，偏偏有人久跪在人造神的面前成了雕塑，偏偏这些雕塑们占领了话语的阵地，训斥不愿下跪者已成为他们的日常！

科学家不是‘奉天命而生’的，他们只是在实践中走向并完成了‘天命’。

跪伏者的叙事，以科学主义之名，行违背科学思想之实：人类竟然有待于‘科学家物种’的拯救或提携！

未来不可知，科学的未来也不可知，人类并不确信向下挖掘是打开当前“地下室”的方法，甚至并不确信能否打开。事实上，那些神化科学家的人，未尝不是陷入了经验论的泥淖之中，以为继续向下挖掘就是注定的方向，以为勇往直前是任何时候的不二之选。杨振宁先生说“理论物理的盛筵已过”或有深意，我们不必以“此论出自杨先生”而奉为圭臬，但至少应当有所警醒：未来（包括努力方向）并不确定！或许人类此时应当做“结硬寨、打呆仗”的工程师，“锐意进取”与“轻敌冒进”的词意相近！

小结

知识的出发点是理性。理性、时空、自知都是先天的，而知识是实践的。所以，除非注明是副本，否则关于知识的任何讨论不能超出实践。语言的本质是数学，只是交流的工具，不受质疑。

知识内涵了规则、视野和实践。无规则，则视野中物类不分；无物类，则规则不可说；实践之外，则存而不论。自然领域，格物到正心再到格物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指向的是基于实践的世界观的渐进清明：开放视野中物类的归置及其背后的根据。

哲学应理解并内涵现代科学，不应去做科学的前提或指引。驻守其坚实，以不疑；明确其边界，以分辨和制止其伪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