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七） 诚意（三） 盲人摸象_风闻

盲人摸象的故事最早见于《大般涅盘经》，逐渐形成许多版本，流传很广。我们借助这个故事场景，进一步讨论“认识论”。

人是万物的尺度，同时是知识的尺度。知识的三视角都有各自的边界，当“只能在其中”的境况无法改变时，人类将不能获得旁观/上位视角，故事中的“视力”将被禁止！盲人摸象式的认识论成为唯一合法！

全面与片面

故事中定义了两类角色，一类是盲人，只能凭触觉感知事物；一类是正常人，包括读者在内，拥有正常的视力，也就是盲人不具备的“上位视角”。视觉感知能力的差异造成了判断的差异，故事才得以发生；正常人具备的正常视力，默认代表“全面”，盲人的感知代表“片面”，故事的寓意才得以成立。

但如果现实中有人可以使用X射线透视，则正常人就成了“相对的盲人”，毕竟相对于能看清大象骨骼结构的人来说，正常人只能看到大象的表面形状，X射线观测者相对于正常人就具备了“上位视角”。X射线观测者也可能成为“相对的盲人”，比如，有人还能分析大象的基因…。科学，在现实中创造了“上位视角”，并且不会自称“全面”。而相对于科学的创造性的未来，此时此刻的我们（即使是基因学家），也未必不是寓言故事中的盲人。

作为一则寓言故事，不必深究其中的隐含是否成立。但对于“认识论”的讨论，这却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与“片面-全面”相类似，包括“表面-实际”、“现象-本质”、“现实-理念”、“形而下-形而上”等等，都定义了一组非此即彼的“绝对”关系，而这种绝对关系中容不下科学。

首先，“绝对”与科学精神相违背。只有接受“相对”，科学才能起步和发展；只有在现实而不是在理念中，科学才能展开。其次，把不能理解的现象交给“理念”或者“上帝”，相当于“把问题打包”，不仅是面对困难“耍滑头”，更重要的是阻塞了实践的道路。“洞穴之喻”，只有在“有人已经走出洞穴”的前提下才成立。假设一个上位视角，可以用于说服个人，但不能用于说服人类整体。洞穴之喻的意义限于个人警醒，若用于人类整体，则必然导致“绝对”和“形而上”，必然导向认识世界这一“天命”的反面！

从这一点上，科学绝不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所孕育的，而是其对立面。若说科学与西方哲学有关系，则这种关系是叛逆，并且不是晚辈对长辈的叛逆，而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若说西方哲学对科学的贡献，则是靶子（瞄准开火就对了）。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在现代科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必须把“绝对”、“无限”和“终极”们放入“副本”。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在研究形而上的问题，哲学家都认为在这个世界所有现象的背后，都确实存在一个超越具体形式之外的终极实体，这个实体被称为“逻各斯”或者“上帝”。自古希腊哲学的开端，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在这个体系上发展起来的。

--知乎

综合与积累

盲人只被允许随机触摸大象的一个部位，就要给出判断，这也是故事中的设定条件。否则，盲人是可以通过多次触摸，逐渐勾勒出大象的轮廓的，那样故事就不会发生了。合理推断：如果不限制盲人的嗅觉，那么他们大概可以知道大象是一种大型的食草动物。如果大象恰好发出了叫声，盲人还可以知道这种动物的声音特点，并根据声音的复杂程度大致判断这种食草动物的智力。盲人可能永远无法描述大象的颜色，但相关联的性质，包括毛发、温度、粗糙程度等等，盲人可以感知，进而综合得出“和野猪相近”这样的判断；如果盲人曾经到过泰国，在那里摸过亚洲象，凭借知识的积累，他能判断“这是亚洲象的同类物种”。因此，可以认为：只要观测条件开放，盲人可以通过综合与积累，得到与正常人相同的观测结果，至少是相近的，同等级的，而不至于有维度之差（片面之于全面）的。

故事中，盲人用萝卜、柱子、石头、绳子等概念来描述大象。那么，盲人是如何掌握上述概念的呢？盲人不是蒙上眼睛的正常人！合理的推论是：盲人通过日积月累掌握了物品的特征，形成了可以和正常人交流的概念。盲人在认识过程中必定进行了归纳和综合，否则物品大小、形状等稍有不同就可能误认，而每增加一次接触，他对某概念的认识就更全面一些。如果事后被告之大象的尾巴确实是一种绳子，那么他的关于绳子的认识要做出某种修正。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即随着时间推移，必定会修正以前的认识。现代人认为古人“不全面、不科学”，未来人也会同样评论当下的我们。

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先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只能通过理性的综合与积累，逐渐认识世界。即认识世界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某种一步到位的状态。可以说，盲人摸象模式，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真实路径，它所要求的，只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上的尽我所能。从实践的角度看，也不能等到拥有“全面”的能力之后再去认识世界，那样要么是固步自封，要么是无所作为。

在认识论维度上，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是暗含着形而上的。有些洞穴是“无外”的，比如“宇宙”，人类不能走到宇宙之外去观察。所以，走出洞穴作为目的，鼓励人们探寻“真相”，这符合科学精神；但脱离实践，假想自己可以走到外面并向仍在洞穴中的人宣讲世外，则是空谈。并不是禁止假设，而是不能信以为真。佛家已经说透其中道理：“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所指相同。儒家则以“子不语怪力乱神”划定界限。

认识世界活动，如同攀登。科学是披荆斩棘，也是开辟阶梯；科学所制造的设备和仪器，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阶段性成果，又是辨别和披斩的新工具。人类始终在“认识世界->武装自己->更广阔的世界”的征途上。探求“真象”与“知所不知”相结合，才是正道；盲人的诚意的积累，终会接近“真象”，终会近乎拥有“视力”！想象一个“真象”，鼓励人们摸下去，是形而上的意义所在，也是形而上的所止。所以，形而上只允许作一面旗帜，用途止于鼓励。

与基因进化不同，智能的“进化”创造出了超越碳基生命肉体极限的能力：感知和力量，以及组织能力（组织与计划，是智能生命的特权，是实践伟力的源泉，也是科学的来处）。承认认识世界是一个过程，脚踏实地践行这个过程，是唯一合法的认识论。假如，人类的能力只能摸到“大象”的前肢，那么，世界就是一根柱子。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金刚经》

同一律难题

盲人使用石头、绳子等概念时，所表达的含义与正常人是否一致？这种怀疑是必须的。可以想象，盲人使用上述词汇时，心中所浮现的具象与正常人是不一样的（肯定缺少颜色特征），正常人也无法想象看不见的绳子。即便视力正常，不同的人关于颜色的感受也可能有差异（可能色弱）。如何保证人与人的交流中，概念可以准确无误地送达呢？甲对乙说一句话，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三个可能产生误解的环节：甲把“意思”转化为语言、乙听到甲的话、乙转化为自己理解的“意思”。即使由于科技的进步，声音传递（包括翻译）可以充分“保真”，但语义的转化过程的风险却无法消除。

很明显，“讨论”本身是需要讨论的。

甲对乙说：“我去超市”。乙对“超市”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是附近某个具体的超市（如果是别处超市的话，甲会特别说明的）。甲说：“我上午碰到‘老虎’了”，乙的心中可能闪过老虎这种动物，然后马上反应过来，甲指的是他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外号叫“老虎”。 在日常对话中，无需苛求语言的准确性，只要双方理解一致即可，熟人之间可以形成默契，对话可能简练到他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一则很有生活的网络段子：

学生甲经常叫外卖，和食品店的工作人员乙形成了默契，甲拨通乙的电话，对话如下：

乙：“喂”

甲：“嗯”

乙：“嗯”

十分钟后外卖送到了。

当人们需要与陌生人沟通时，确保对“概念”的理解一致就变得重要，对话双方都没有能力保证语义的准确表达。极端情况，如某些合同文本，要有多种语言对照版本，同时，文本中有大量在普通人看来极其啰嗦的语句…，目的无非是减少歧义。日常生活中，双方自有办法实现交流，对话可能简练，也可能繁复，适可而已。

现在把关注点收回到“认识世界”的工作中，此时，需要第三方来保障语义，这个第三方就是人类的知识体系。那么，知识体系是如何实现保障的呢？数学+格物。前者自在，只看人类的发现和表达；后者也是前人的积累，正如登山者的工具。

科学的对话中，必然会用数字+单位（如多少米/秒）来表达速度，而避免使用“快、迅捷、电光石火”之类文学词汇。这一点，现代人已能做到，但却包含了人类全部的知识积累。国际单位制的形成是一个曲折的实践过程，虽然看起来只有七大基本单位，但它几乎需要全部的物理学知识来支撑。如果只是在新闻中看到过报道，虽然他可以记住七个基本单位，但这并不能保证他能理解。在科学已大兴于世的时代，应当抱持的态度是：在科学领域内，相信科学。

人类似乎面临着两难：若不对知识进行归纳和提炼，就很难记住；若提炼，则简化必然导致信息传递过程中可能的损失。现代科学体系是如此的庞大，作为基础的数学又是如此的深邃，真的是让人望而却步！面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有几人能称全才？有几人能“看山还是山”?或许计算、存储、网络技术所支撑的搜索+字典，就是应这种两难而生的，已经是人的脑力的延伸。毕竟，只要不自欺欺人，花些功夫还是能够了解大致“在山上的哪个位置”的。

只格出七个基本物理单位是不够的，加上数百个辅助单位也不够，总不能用“多少千克”来区分大象和蚂蚁吧！人们需要为世界上的事物分门别类，使用类似博物学“门、纲、目、科、属、种”的方法，把“概念”分区存放，就像整理书柜。科学史，就是博物书柜的整顿史：更多的归档->更大的书柜->再整顿以容纳更多…。

“世界”作为概念，它的内涵是“可见的世界”，它的外延就是自身。物的概念的内涵，就是此物类区别于它的背景；外延，就是以此物类为背景，可以容纳“更为具体”的概念。于是，世间万物可以如此堆砌，依据是科学的尺度，方法是“属加种差”。认识世间物类，必定要求理解其尺度和方法：科学在“格物”的自然一面。

格物之责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工具，“概念”在语言之中。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日常生活中会不断有新词汇涌现出来，往往对应新事物、新形态。尤其当下网络时代，经常会有一些不太入得学者法眼的新成语加入并流行。比如“喜大普奔”、“不明觉厉”…，往往对应现实中的某种新形态。如果人类发现了新的物质，并且该物质可以“大用”，就会在语言中创造出新概念，比如“石墨烯”。不必苛责，语言作为一种人类共同的造物，始终在自我更新：词汇如果适用，自会留存，如果不适用，也许一阵风过去再无痕迹。

交流在语言中进行：甲把“意思”转化为语句，进入语言平台，乙通过语言平台接收到语句，再转换为自己理解的“意思”。经过化简，语句最终都可以呈现为“概念+描述”（这是明显的，数学家可能已经做出了证明，甚至已经有所谓‘语言形式化’的体系）的单一结构。那么，交流的“保真性”就取决于两点：一是“概念”一致性，二是“描述”一致性。

“描述”表现为主语（名词或代词）之外的其他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量词、感叹词、介词、连词等）的组合。这些组合本质上可以表达为数学。因而，只要不厌其烦，总能找到“保真描述”的方法。例如：“推”可以表达为在某物的某个位置施加了一定的力；“大”可以表达为某个数值；“很、非常”无非是要求某个更大的数值；感叹词或许是对某个数值的不敢相信；“了”表示过去某个时段，“的”表示从属关系；介词、连词作用于条件关系。

可能引起误解的是“概念”，即如何保证甲乙两人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一致。前文已述，在科学时代以前，人们只能用“理性”+“先天”来保证；科学时代，人们以科学知识体系为根据，采用博物学的分类方法，对事物进行分类。科学为可以支持的事物提供保证，拒绝为不支持的事物提供保证，并声明可能存在的不可靠。

之所以要对“概念”如此较真，是因为某些领域真的到了必须较真的地步：建立在不可靠概念之上，但却以科学之名行事；行事竟至“你要按我说的做，不能按我做的做”之不诚。哲学的监督之责要求必须还原某些概念，即为这些概念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比如宗教、信仰、自由、民主，财富、货币…。

格物之责在自然领域，就是科学及其精神的普及，教育、媒体从业者必须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在社会领域，就是中华文化和精神在新时代的发扬，从业者（发言者）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话语权，既是权利，又是责任。立场错乱的言论，即使只作为噪音，它导致的概念混乱也足以使人在噪声中失聪。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