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七) 诚意(三) 盲人摸象_风闻
付延明-03-25 07:39
盲人摸象的故事最早见于《大般涅盘经》,逐渐形成许多版本,流传很广。我们借助这个故事场景,进一步讨论“认识论”。
人是万物的尺度,同时是知识的尺度。知识的三视角都有各自的边界,当“只能在其中”的境况无法改变时,人类将不能获得旁观/上位视角,故事中的“视力”将被禁止!盲人摸象式的认识论成为唯一合法!
全面与片面
故事中定义了两类角色,一类是盲人,只能凭触觉感知事物;一类是正常人,包括读者在内,拥有正常的视力,也就是盲人不具备的“上位视角”。视觉感知能力的差异造成了判断的差异,故事才得以发生;正常人具备的正常视力,默认代表“全面”,盲人的感知代表“片面”,故事的寓意才得以成立。
但如果现实中有人可以使用X射线透视,则正常人就成了“相对的盲人”,毕竟相对于能看清大象骨骼结构的人来说,正常人只能看到大象的表面形状,X射线观测者相对于正常人就具备了“上位视角”。X射线观测者也可能成为“相对的盲人”,比如,有人还能分析大象的基因…。科学,在现实中创造了“上位视角”,并且不会自称“全面”。而相对于科学的创造性的未来,此时此刻的我们(即使是基因学家),也未必不是寓言故事中的盲人。
作为一则寓言故事,不必深究其中的隐含是否成立。但对于“认识论”的讨论,这却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与“片面-全面”相类似,包括“表面-实际”、“现象-本质”、“现实-理念”、“形而下-形而上”等等,都定义了一组非此即彼的“绝对”关系,而这种绝对关系中容不下科学。
首先,“绝对”与科学精神相违背。只有接受“相对”,科学才能起步和发展;只有在现实而不是在理念中,科学才能展开。其次,把不能理解的现象交给“理念”或者“上帝”,相当于“把问题打包”,不仅是面对困难“耍滑头”,更重要的是阻塞了实践的道路。“洞穴之喻”,只有在“有人已经走出洞穴”的前提下才成立。假设一个上位视角,可以用于说服个人,但不能用于说服人类整体。洞穴之喻的意义限于个人警醒,若用于人类整体,则必然导致“绝对”和“形而上”,必然导向认识世界这一“天命”的反面!
从这一点上,科学绝不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所孕育的,而是其对立面。若说科学与西方哲学有关系,则这种关系是叛逆,并且不是晚辈对长辈的叛逆,而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若说西方哲学对科学的贡献,则是靶子(瞄准开火就对了)。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在现代科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必须把“绝对”、“无限”和“终极”们放入“副本”。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在研究形而上的问题,哲学家都认为在这个世界所有现象的背后,都确实存在一个超越具体形式之外的终极实体,这个实体被称为“逻各斯”或者“上帝”。自古希腊哲学的开端,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在这个体系上发展起来的。
--知乎
综合与积累
盲人只被允许随机触摸大象的一个部位,就要给出判断,这也是故事中的设定条件。否则,盲人是可以通过多次触摸,逐渐勾勒出大象的轮廓的,那样故事就不会发生了。合理推断:如果不限制盲人的嗅觉,那么他们大概可以知道大象是一种大型的食草动物。如果大象恰好发出了叫声,盲人还可以知道这种动物的声音特点,并根据声音的复杂程度大致判断这种食草动物的智力。盲人可能永远无法描述大象的颜色,但相关联的性质,包括毛发、温度、粗糙程度等等,盲人可以感知,进而综合得出“和野猪相近”这样的判断;如果盲人曾经到过泰国,在那里摸过亚洲象,凭借知识的积累,他能判断“这是亚洲象的同类物种”。因此,可以认为:只要观测条件开放,盲人可以通过综合与积累,得到与正常人相同的观测结果,至少是相近的,同等级的,而不至于有维度之差(片面之于全面)的。
故事中,盲人用萝卜、柱子、石头、绳子等概念来描述大象。那么,盲人是如何掌握上述概念的呢?盲人不是蒙上眼睛的正常人!合理的推论是:盲人通过日积月累掌握了物品的特征,形成了可以和正常人交流的概念。盲人在认识过程中必定进行了归纳和综合,否则物品大小、形状等稍有不同就可能误认,而每增加一次接触,他对某概念的认识就更全面一些。如果事后被告之大象的尾巴确实是一种绳子,那么他的关于绳子的认识要做出某种修正。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即随着时间推移,必定会修正以前的认识。现代人认为古人“不全面、不科学”,未来人也会同样评论当下的我们。
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先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只能通过理性的综合与积累,逐渐认识世界。即认识世界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某种一步到位的状态。可以说,盲人摸象模式,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真实路径,它所要求的,只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上的尽我所能。从实践的角度看,也不能等到拥有“全面”的能力之后再去认识世界,那样要么是固步自封,要么是无所作为。
在认识论维度上,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是暗含着形而上的。有些洞穴是“无外”的,比如“宇宙”,人类不能走到宇宙之外去观察。所以,走出洞穴作为目的,鼓励人们探寻“真相”,这符合科学精神;但脱离实践,假想自己可以走到外面并向仍在洞穴中的人宣讲世外,则是空谈。并不是禁止假设,而是不能信以为真。佛家已经说透其中道理:“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所指相同。儒家则以“子不语怪力乱神”划定界限。
认识世界活动,如同攀登。科学是披荆斩棘,也是开辟阶梯;科学所制造的设备和仪器,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阶段性成果,又是辨别和披斩的新工具。人类始终在“认识世界->武装自己->更广阔的世界”的征途上。探求“真象”与“知所不知”相结合,才是正道;盲人的诚意的积累,终会接近“真象”,终会近乎拥有“视力”!想象一个“真象”,鼓励人们摸下去,是形而上的意义所在,也是形而上的所止。所以,形而上只允许作一面旗帜,用途止于鼓励。
与基因进化不同,智能的“进化”创造出了超越碳基生命肉体极限的能力:感知和力量,以及组织能力(组织与计划,是智能生命的特权,是实践伟力的源泉,也是科学的来处)。承认认识世界是一个过程,脚踏实地践行这个过程,是唯一合法的认识论。假如,人类的能力只能摸到“大象”的前肢,那么,世界就是一根柱子。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金刚经》
同一律难题
盲人使用石头、绳子等概念时,所表达的含义与正常人是否一致?这种怀疑是必须的。可以想象,盲人使用上述词汇时,心中所浮现的具象与正常人是不一样的(肯定缺少颜色特征),正常人也无法想象看不见的绳子。即便视力正常,不同的人关于颜色的感受也可能有差异(可能色弱)。如何保证人与人的交流中,概念可以准确无误地送达呢?甲对乙说一句话,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三个可能产生误解的环节:甲把“意思”转化为语言、乙听到甲的话、乙转化为自己理解的“意思”。即使由于科技的进步,声音传递(包括翻译)可以充分“保真”,但语义的转化过程的风险却无法消除。
很明显,“讨论”本身是需要讨论的。
甲对乙说:“我去超市”。乙对“超市”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是附近某个具体的超市(如果是别处超市的话,甲会特别说明的)。甲说:“我上午碰到‘老虎’了”,乙的心中可能闪过老虎这种动物,然后马上反应过来,甲指的是他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外号叫“老虎”。 在日常对话中,无需苛求语言的准确性,只要双方理解一致即可,熟人之间可以形成默契,对话可能简练到他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一则很有生活的网络段子:
学生甲经常叫外卖,和食品店的工作人员乙形成了默契,甲拨通乙的电话,对话如下:
乙:“喂”
甲:“嗯”
乙:“嗯”
十分钟后外卖送到了。
当人们需要与陌生人沟通时,确保对“概念”的理解一致就变得重要,对话双方都没有能力保证语义的准确表达。极端情况,如某些合同文本,要有多种语言对照版本,同时,文本中有大量在普通人看来极其啰嗦的语句…,目的无非是减少歧义。日常生活中,双方自有办法实现交流,对话可能简练,也可能繁复,适可而已。
现在把关注点收回到“认识世界”的工作中,此时,需要第三方来保障语义,这个第三方就是人类的知识体系。那么,知识体系是如何实现保障的呢?数学+格物。前者自在,只看人类的发现和表达;后者也是前人的积累,正如登山者的工具。
科学的对话中,必然会用数字+单位(如多少米/秒)来表达速度,而避免使用“快、迅捷、电光石火”之类文学词汇。这一点,现代人已能做到,但却包含了人类全部的知识积累。国际单位制的形成是一个曲折的实践过程,虽然看起来只有七大基本单位,但它几乎需要全部的物理学知识来支撑。如果只是在新闻中看到过报道,虽然他可以记住七个基本单位,但这并不能保证他能理解。在科学已大兴于世的时代,应当抱持的态度是:在科学领域内,相信科学。
人类似乎面临着两难:若不对知识进行归纳和提炼,就很难记住;若提炼,则简化必然导致信息传递过程中可能的损失。现代科学体系是如此的庞大,作为基础的数学又是如此的深邃,真的是让人望而却步!面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有几人能称全才?有几人能“看山还是山”?或许计算、存储、网络技术所支撑的搜索+字典,就是应这种两难而生的,已经是人的脑力的延伸。毕竟,只要不自欺欺人,花些功夫还是能够了解大致“在山上的哪个位置”的。
只格出七个基本物理单位是不够的,加上数百个辅助单位也不够,总不能用“多少千克”来区分大象和蚂蚁吧!人们需要为世界上的事物分门别类,使用类似博物学“门、纲、目、科、属、种”的方法,把“概念”分区存放,就像整理书柜。科学史,就是博物书柜的整顿史:更多的归档->更大的书柜->再整顿以容纳更多…。
“世界”作为概念,它的内涵是“可见的世界”,它的外延就是自身。物的概念的内涵,就是此物类区别于它的背景;外延,就是以此物类为背景,可以容纳“更为具体”的概念。于是,世间万物可以如此堆砌,依据是科学的尺度,方法是“属加种差”。认识世间物类,必定要求理解其尺度和方法:科学在“格物”的自然一面。
格物之责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工具,“概念”在语言之中。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日常生活中会不断有新词汇涌现出来,往往对应新事物、新形态。尤其当下网络时代,经常会有一些不太入得学者法眼的新成语加入并流行。比如“喜大普奔”、“不明觉厉”…,往往对应现实中的某种新形态。如果人类发现了新的物质,并且该物质可以“大用”,就会在语言中创造出新概念,比如“石墨烯”。不必苛责,语言作为一种人类共同的造物,始终在自我更新:词汇如果适用,自会留存,如果不适用,也许一阵风过去再无痕迹。
交流在语言中进行:甲把“意思”转化为语句,进入语言平台,乙通过语言平台接收到语句,再转换为自己理解的“意思”。经过化简,语句最终都可以呈现为“概念+描述”(这是明显的,数学家可能已经做出了证明,甚至已经有所谓‘语言形式化’的体系)的单一结构。那么,交流的“保真性”就取决于两点:一是“概念”一致性,二是“描述”一致性。
“描述”表现为主语(名词或代词)之外的其他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量词、感叹词、介词、连词等)的组合。这些组合本质上可以表达为数学。因而,只要不厌其烦,总能找到“保真描述”的方法。例如:“推”可以表达为在某物的某个位置施加了一定的力;“大”可以表达为某个数值;“很、非常”无非是要求某个更大的数值;感叹词或许是对某个数值的不敢相信;“了”表示过去某个时段,“的”表示从属关系;介词、连词作用于条件关系。
可能引起误解的是“概念”,即如何保证甲乙两人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一致。前文已述,在科学时代以前,人们只能用“理性”+“先天”来保证;科学时代,人们以科学知识体系为根据,采用博物学的分类方法,对事物进行分类。科学为可以支持的事物提供保证,拒绝为不支持的事物提供保证,并声明可能存在的不可靠。
之所以要对“概念”如此较真,是因为某些领域真的到了必须较真的地步:建立在不可靠概念之上,但却以科学之名行事;行事竟至“你要按我说的做,不能按我做的做”之不诚。哲学的监督之责要求必须还原某些概念,即为这些概念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比如宗教、信仰、自由、民主,财富、货币…。
格物之责在自然领域,就是科学及其精神的普及,教育、媒体从业者必须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在社会领域,就是中华文化和精神在新时代的发扬,从业者(发言者)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话语权,既是权利,又是责任。立场错乱的言论,即使只作为噪音,它导致的概念混乱也足以使人在噪声中失聪。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