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美国亚裔科学家与玻璃天花板_风闻

去与留，都有遗憾。遗憾之中，是期待。

撰文 | 洪纬

在华人生物界，几乎人人皆知吴瑞。他生于北京，21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一生在美从事教学和科研。2008年，吴瑞去世时，《科学》杂志（Science）以 “桥” 为题刊登了讣告，介绍了他于中美之间的桥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生物学专业大学生渴望走出国门，继续攻读学位，但是大部人不清楚如何才能获得入学资格。为此，吴瑞领衔成立了CUSBEA项目 (China-United States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s and Applications) ，在1982到1989年期间，为400多名中国大学生铺砌了一条留美之路，造就了许多知名科学家。

《桥》也提及了吴瑞于1970年创造引物延伸法用于DNA测序。英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正是在此基础上改进技术，最终获得了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作为一位普通读者，难免心生疑问：吴瑞是不是也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他是否能够获奖，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评论，况且，每年诺奖揭晓之后，总归有许多知名科学家闷闷不乐。但是，凭借他的贡献，在一位普通读者眼里，我相信很多人——至少华人学者——希望在搜索DNA测序技术发展史的时候或者在生物学相关教科书里能看见“吴瑞”。然而，罕见！

《科学》2007年刊登了一张关于DNA测序技术演变的巨幅海报，其中也没有提到吴瑞。79岁高龄的吴瑞就此向《科学》编辑表达了不满，要求他们将自己的贡献补充进去。遗憾的是，事未遂人愿，没多久，吴瑞在80周岁之前因病离世。

吴瑞的遭遇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玻璃天花板”，也就是不公正待遇，说法再极端点就是歧视。

01

玻璃天花板的由来

1882年，美国总统签署了《排华法案》，并成为《美国法典》的一部分。这项法案将所有华人劳工拒于美国之外长达十年。

现实远远比这残忍。1883年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开通时，流亡美国的古巴诗人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描绘了前来顶礼膜拜的簇拥人群。他们来自不同种族和国家，希伯来人轮廓鲜明、目光敏锐，苏格兰人脸色红润、身材魁梧，俄罗斯人眼神灼灼。

读到他形容亚洲人时，我感觉非常不适。同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缘何日本人优雅，中国人瘦弱而冷漠？他继续解释道，中国人是古代世界的不幸之子，是专制社会下的产物，他们的生活不是熏香的香炉，而是令人恶心的鸦片烟。我的愤怒瞬间转化成悲悯。马蒂的母国当时正处于为实现共和国进行抗争的阶段，他不过是指桑骂槐，批判专制主义。

在美国的各种政治宣传海报中，来自清王朝的民众形象也被彻底妖魔化，表情扭曲、怪异而且阴险。当我将一些19世纪的中国卡通人物展现给一位7岁的亚裔孩子时，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她发出了尖叫和反抗的声音：“他们在侮辱我们！侮辱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牙齿、指甲、长相不是那样的！”在一些作品中，中国男人还被描绘为具有同性恋倾向，因为相对一些人种，他们汗毛不够浓密，身形不够魁梧，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

1881年刊于《旧金山黄蜂》上的政治漫画：《即将到来的人》

尽管我们的先辈们遭受了奇耻大辱，但是“玻璃天花板”一词并不是亚裔创造的，也不是其它少数族裔创造的。在美国的白人世界里，女性的社会地位远远不如男性。女性到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耶鲁大学本科学院到1969年才开始招收女生。获得耶鲁大学终身教职的首要两位女性之一，玛丽‧博洛夫（Marie Borroff）在1956年博士毕业时持有的工作接受函均来自女子大学。显然，当时少有男性认可女性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教育男学生。或许，当他们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完全将自己的母亲抛之脑后了。

据一位20世纪60年代就读耶鲁大学英语系的女研究生回忆，人类学和英语这两个领域在当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她的同学在芝加哥大学读人类学，男女生比例均衡，但是没有女教授。她在耶鲁大学英语系，只有博洛夫一位女教授。她的导师直白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读这个研究生？” 接着又说，“或许，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好主意。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聪明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当夫人。”

这就是女性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1978年，管理咨询师玛丽莲∙洛登（Marilyn Loden）首次创造了 “玻璃天花板” 一词。身为女性，她对女性群体的有限上升空间深有体会。阻碍如同透明玻璃，难以识别，却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政府宣布官员的名单时，只要是女性都会加个 “女” 字，为何？女性太少！每当某位女性成功当选国家重要领导人，全世界都会进行报道，为何？她只是万绿丛中的那一朵红！这是数据的神奇魔力，它在昭告天下玻璃天花板的存在。

02

生活在玻璃天花板下的亚裔科学家

到1991年，玻璃天花板的说法被进一步应用到少数族裔，引起了政治上的重视。同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玻璃天花板法案》（ Glass Ceiling Act of 1991），成立了玻璃天花板委员会。法案旨在消除“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人群地位”的人为障碍，以及增加“妇女和少数民族人群晋升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职位”的人数。

作为少数族裔，也许深受亚洲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亚裔一般埋头苦干，谦虚谨慎。亚裔科学家也往往隐藏起自己得不到重视的境遇，即便公开谈论，也常常将歧视归因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首位担任美国大学校长的中国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也曾经表示过，亚裔美国人通常比较谦虚，不会争辩，甚至在科学问题上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在美国工作和生活，除了掌握丰富的词汇，还需要拥有一些社交技巧，比如自信和较强的表达能力。那么，掌握了这些技能是否就畅通无阻了呢？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的太太黄诗厚（Alice Huang）十岁时随父母举家移民美国。生性聪颖，热爱科学的她成为了一位知名微生物学家。1988年，她成为首位担任纽约大学科学学院院长的亚裔美国人。1989年，她又成为首位担任美国微生物学家协会主席的亚裔美国人，也是首批领导任何一个美国科学协会的亚裔美国人之一。

在常人眼里，黄诗厚拥有了一个相当成功的人生。可是，她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亲历过 “玻璃天花板” ，认为 “精英机构是最糟糕的” 。有一年，她成为了一所大学的三名校长候选人之一。招聘委员会问她将来是否有可能放弃这份职位。她直接回应说他们可能不会给她这个机会，因为她是亚裔。注意，不是因为她是女性！令人诧异的是，委员会成员当中竟然有人点头默认。

不像非裔美国人，亚裔未曾被要求过坐在公交车后排，但是他们通常感到自己是被边缘化、被异化或者被压迫的人群。我认识一位已故老太太，她曾经常常讲述买房时银行不放贷款，最后是犹太人帮忙的经历。由于在美国遭遇的种种不快，她对大多数白人缺乏好感。当我与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并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亚裔朋友谈论此事时，她认为对于老一辈人，语言交流不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在他们在美国生活的拦路虎。

1992年，记者苏珊∙米勒（Susan Miller）曾经就 “亚裔科学家的玻璃天花板” 问题采访了黄诗厚，也采访了其他华裔。部分亚裔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制造玻璃天花板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华人自己，因为文化不同，语言能力和社交技巧低人一等。他们期待生长于美国的下一代亚裔做出突破，而且部分亚裔二代也承认上升阻碍在减少。

03

他们选择抗争

亚裔们充满期待，期待新生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意想不到的是，进入世纪之交时，一个事件震撼了亚裔科学家群体。1999年，来自台湾并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国大陆的间谍，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机密，涉及罪名总计59项，被单独监禁了9个月。

得到这个消息时，许多人惊慌失措。接受调查前，李文和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the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他为提高美国核武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创造了核爆炸的模拟实验。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的亚裔人数曾经逐步攀升。

经过调查，很显然，李文和被污蔑了。2000年，李文和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了诉讼协议并被释放，他承认了一项罪名，其它58项均被撤回。部分亚裔群体迅速转变了观念：李文和事件告诉他们，在美国社会，作为亚裔，仅仅努力工作或者为人低调并不是闯天下的通行证。

来自台湾的Alexander Chao退休前曾在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原为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工作。李文和事件发生时，他已经步入五十知天命的年纪。他曾经竭力避免政治，避免与当局产生冲突。即使在申请一个完全能胜任的职位却因华人身份而遭遇失败时，他都毫无怨言。但是，李文和事件彻底唤醒了他，他为李文和辩护募捐，协同组织旧金山同盟，宣称李文和及亚裔科学家们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他在一点点地努力，为亚裔们还一个清白之身，不想让所有的华裔被误以为是潜在的间谍。

李文和事件也导致申请武器实验室的亚裔人数减少了将近一半。他们担惊受怕，疑虑重重。另一方面，李文和事件也将玻璃天花板和薪资不平等等长期存在的事实暴露于公众面前。《科学》对亚裔人群做过调查，生物学家饶毅在美国西北大学任职时也做过统计，英年早逝的病毒学家蒋观德（Kuan-Teh Jeang）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下简称为NIH）任职时也做过调查。调查对象不同，但是结论皆指向：亚裔在科学界的底层数量庞大，能够成为领导人物的少之又少。比如，2000年，《科学》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亚裔人群做过统计，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中的亚裔占10%，而在管理层（manager或者supervisor）中，亚裔比例只占据4%。

当数据呈现给公众时，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NIH的迈克尔∙戈特斯曼（Michael Gottesman）开始与蒋观德和其他三位亚裔科学家讨论NIH该如何做得更好。然而，有些人对这类数据却持有不同的看法。饶毅2005年分别致信ASBMB（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和SfN（神经科学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理事会，指出了同一个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歧视。华裔倾向于保持沉默，部分原因是无人倾听他们的申诉。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亚裔必须永远顺从呢？”

《科学》记者杰弗里∙梅维斯（Jeffrey Mervis）就此问题采访了几位亚裔研究人员，也采访了相关组织的资深研究人员。其中，ASBMB理事会成员琳达∙派克（Linda Pike）反应较为激烈，她认为饶毅侮辱了他们，数字不能说明一切。她发出一连串炮轰：“多少人有领导能力？多少人回到他们的祖国？他们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地考虑留在美国？”她和大部分人一样也指出了一个共性问题：语言能力不足！这可能直接导致华裔申请基金时失败，从而在晋级竞争中处于劣势。华裔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人甚至直接指出饶毅等人的观点有些极端。

尽管公众看法有分歧，但亚裔科学家的反抗激情一直在燃烧。2007年，温文儒雅的吴瑞在年迈之时也拿起了笔与《科学》争辩。他的语调温和但坚定，提醒他们将自己的成果放进时间轴上。他承认桑格的突破增加了DNA测序速度，然而关键点是，桑格的方法是基于他的工作之上发展起来的。他告诉《科学》：“如果你们同意将我的贡献加入测序技术演变图中，你们应该在1970年时加入 ‘吴首次应用引物延伸法进行DNA测序’。” 吴瑞继续建议，如此一来，介绍1977年，也就是桑格测序法公布于众时，就要注明是“发展出DNA快速测序法的时代。”

2014年，亚裔科技史学者丽莎∙翁长（ Lisa A. Onaga）还原了吴瑞质疑《科学》杂志的过程，并详细展示了吴瑞的工作对于桑格发展出DNA快速测序法的重要性。譬如，吴瑞的博士生将吴瑞测序的关键技术教授给桑格，以及吴瑞在1970年到桑格实验室访学并与他经常讨论DNA相关的研究工作。但是，桑格在1976年以后再也没有引用吴瑞的文章，即使在1996年的文章里承认了吴是DNA测序第一人，也指出吴的方法乏味和不具备普适性的缺点。

显而易见，吴瑞确实在DNA测序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在桑格两获诺奖的巨大光环之下，吴瑞的早期研究成果逐渐被世人淡忘了。令人欣慰的是，被誉为实验室“蓝宝书”、由约瑟夫·萨姆布鲁克（Joseph Sambrook）和大卫∙罗素（David Russell）主编的《分子克隆实验指南》（Molecular Cloning: A Laboratory Manual）实验教材里提到桑格技术的想法源自于吴瑞。

04

他们选择离开

进入世纪之交，亚洲经济飞速发展，高等学府里的科研条件和环境日趋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林立，高科技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断提升，许多亚裔留学人员选择回归本土。这种变化在中国尤其明显。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实施了各种策略吸引海外人才回归。

印裔学者玛丽∙保罗（Anju Mary Paul）在2022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主要研究在海外留学的亚裔科学家的流动问题。由于书写和出版需要一定的时间，她的研究时段截止在2010年代中期。在她采访的119名对象中，有52位回到祖国，34位回到亚洲其它国家，33位选择不再回到亚洲。也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人员继续留在欧美。

有些人回到出生地，几乎不需要过渡期。也有人承认，回归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适应。还有人甚至感觉沮丧。吴瑞曾经在2004年给《自然》撰文倡议：“中国科研要发展，就必须做出改变”。他提到许多留学生都想回国，但是国内科研环境让人望而却步。他还提到中国科研界曾经的流行语：“小资助，大审查；中等资助，小审查；大资助，不审查。”这透露出当时科研审批流程的弊病，也折射出大量科研基金几乎被“大头”瓜分、青椒们希望渺茫的现实状况。

一位台湾学者回到台湾后，对玛丽讲述道：

当你回归时，必须容忍，并试着忘记曾经的美好、好的同事，以及美国同事做科学的激情和他们在科学上的奉献精神。你必须要忘记这些。否则，你的满意度会下降。你会沮丧。因为你知道还有很多更好的方式去做好事情。但是在这，你不可能那样做，因为你资格不够。

美国科学家的激情也让我一度改变固有的“导师即老板”的商业式管理的看法。我在美国工作的地方有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他们常常和学生一块做实验、修理仪器和布置实验室。为了避免归国人员产生类似上述台湾学者的负面情绪，印度和中国正在积极创办新型研究机构。在这些新兴机构里，研究人员可以营造新的文化研究氛围，创建新的研究系统互相支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见到成效需要时间，也许十年、二十年，或许更久。

见效需要的时间太长，是一些在美生活已久的亚裔不肯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再花费大量时间去适应另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已经有家庭的年轻亚裔科学家，大抵是为了孩子而选择不再回归。通常，孩子一旦超过十岁，适应一种新的语言、文化和教育体系，就变得相对困难了。从女性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一些等级制度森严的亚洲国家，美国的环境已经相当宽容。玛丽采访的一位日本女科学家在本国曾经被导师认为毫无发展前途，却在美国获得了重生。她获得了自信，获得了认可，最终在美国一所大学获得了终生教职，实现了梦想。

有时候，美国的玻璃天花板也被带进了亚洲。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这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相当具有优势。但是，在对待西方人和亚洲人时，新加坡却给出了不平等条件，西方人的薪资和福利往往更高。有些进入新加坡的中国人对此相当不满，最终选择回到中国大陆。

事实上，职业上升受阻和享有不公正的工资福利待遇只是“玻璃天花板”的一个方面。曾经有学者在2000年尝试通过“薪资”数据来研究“亚裔教授群体是否存在玻璃天花板”的问题，结论却模棱两可。比如说，白人比亚裔拥有更多的途径涨工资，这可以证明天花板的存在性。但是，如果亚裔参与一些类似委员会的服务性活动，他们的薪水涨幅又比白人高，这似乎又推翻了天花板的存在性。由此可见，数据虽有魔力，却不能说明一切。亚裔科学家还深受复杂国际关系的干扰，近几年来，类似李文和事件的闹剧一直在美国上演，而且越演越烈。

通常人们在回忆历史时，会有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的感觉。可是，回顾“玻璃天花板”的这一长串历史时，痛苦、怜悯和希望时刻将我团团包围。我想起了一位研究非裔美国人的知名历史学者的一句话：“历史并不总是朝着人人将变得更好的方向发展。”（History is not just about everybody always getting better！）

致谢：何塞∙马蒂的《布鲁克林大桥》原文为西班牙语，感谢翁妙玮博士的讲解。

注释：文中提到的亚裔，通常指生活在海外并具有亚洲血统的人，而不论国籍，只有 “亚裔美国人”特指具有美国国籍的亚裔。

主要参考文献

1、T.C.，Why are some scientists unhappy with the Nobel prizes? ，Oct 10th 2013.https://www.economist.com/the-economist-explains/2013/10/10/why-are-some-scientists-unhappy-with-the-nobel-prizes

2、José Martí, El puente de Brooklyn，La América. Nueva York, junio de 1883.https://www.cervantesvirtual.com/obra-visor/en-los-estados-unidos-escenas-norteamericanas--0/html/fef234ce-82b1-11df-acc7-002185ce6064_36.htm。

3、“THE COMING MAN” 1881，https://thomasnastcartoons.com/2014/04/03/the-coming-man-20-may-1881/

4、100 Women: ‘Why I invented the glass ceiling phrase’，https://www.bbc.com/news/world-42026266

5、Johns ML.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structural, cul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barriers preventing women from achieving senior and executive positions. Perspect Health Inf Manag. 2013;10(Winter):1e. Epub 2013 Jan 1. PMID: 23346029; PMCID: PMC3544145.

6、Miller, Susan Katz. “Asian-Americans Bump Against Glass Ceilings.” Science 258, no. 5085 (1992): 1224–28.

7、ANDREW LAWLER，Silent No Longer: ‘Model Minority’ Mobilizes， SCIENCE，10 Nov 2000，Vol 290, Issue 5494，pp. 1072-1077.

8、Onaga, Lisa (2014). “Ray Wu as Fifth Business: De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History of DNA Sequencing.”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C,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46: 1–14.

9、 Anju Mary Paul, Asian Scientists on the Move: Changing Science in a Changing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10、洪纬：绿衣女骑士——记首位耶鲁大学最高级别女教授，澎湃私家历史，2020年9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078129

11、Sanger, F. The early days of DNA sequences. Nat Med 7, 267–268 (2001).https://doi.org/10.1038/85389

12、Glass Ceiling Act of 1991，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2nd-congress/house-bill/3353/actions?s=1&r=51

13、Wu R. Making an impact. Nature. 2004 Mar 11;428(6979):206-7. doi: 10.1038/4282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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