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之名的由来与变迁_风闻

    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岛上各族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这一点从“台湾”之名的由来与历史变迁中可见一斑。

    在我国史籍中，沈莹（公元244—280）《临海水土志》和《三国志-吴志》把台湾叫做“夷州”。

    沈莹当时是吴国的丹阳太守。他的《临海水土志》一书虽早已失散，但其原文幸而被成书于10世纪末的《太平御览》、《后汉书-东夷传注》等古代历史文献部分保留。据《太平御览》所录，《临海水土志》说：“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双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吴时临海郡在今浙江宁海、天台至福建罗源、连江沿海一带，从郡治宁海县出发，东南方向约两千里外的地方可以肯定就是今日的台湾。

（岛内中央山脉）

    《临海水土志》又说：“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夷州人居山，山顶有古代越族首领留下的古迹，由此推知夷州是古代越族到达或聚居过的地方，很可能发展成了后代台湾山居民族。

    《临海水土志》还说：“安家之民，悉依深山……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今安阳、罗江二县民是其子孙也。”安阳在汉初为东瓯地，罗江为闽越地，都是越族聚居区，相当于今日北自浙江瑞安、南至福建连江沿海一带。由此可见，夷州居民与古代越族同出一源，很可能就是从闽浙沿海漂流过去的。

    公元6世纪末，祖国大陆经历了四百来年的分裂之后，终于由隋王朝复归统一。那时候的台湾开始叫做“流求”（见诸《隋书-流求传》），据载，“流求国，在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建安郡在今福建省北部，就方位和航行距离说，流求非台湾莫属。公元607至610年的四年间，隋炀帝派人渡海前往“流求”三趟。

    唐朝进士张鷟（约公元660年—740年）所著《朝野佥载》，称台湾作“流仇”或“流虬”，但其后的韩愈《送郑尚书序》（创作于公元823年）仍继续称为“流求”。 郑尚书即当时开封籍的大官郑权，那一年他被任命为岭南节度使，治所在广州。郑权赴任将行，韩愈作此序赠送。此外，在《元史》中则写作“瑠求”。

    流求、留仇、流虬和瑠求，其实都是同音异写，自隋迄元，前后使用了七八百年。

（岛内老街一瞥）

    直到明洪武五年（1372年），现在冲绳岛上的三个国王之一的中山国王察度遣使入贡，明王朝以为他们是从福建东南方海上来到，应该就是历史上的流求，所以就称他们为“琉球”。过了不久，发现在此以外还有一个面积更大、更靠近大陆的流求，不能不加以区别，他们又把保持有通贡关系的琉球称作“大琉球”，而把千多年来早有接触往来的台湾称作“小琉球”，并列于朱元璋手定的《皇明祖训》之中。

    由于明代统治者的目光短浅，就这样出现了把大的叫做小的，把小的叫做大的名不副实的现象。

    “小琉球”一名在明代官书中使用很久，嘉靖后期（十六世纪中叶）印行的许多有关海防著作，如《筹海图编》、《皇明海防纂要》、《读史方舆纪要》、《武备志》等书，都一律称台湾为小琉球。连当时欧洲出版的重要地图，如伟留的世界地图、拉茶罗路易斯的世界地图，都拉杜的远东图志等，也都在台湾岛的位置上标上“Lequeno Pequoio”、“Lequeio Minor”字样，意思也都是小琉球。

    明代嘉靖（1522—1566年）以后，由于台海两岸贸易日趋发达，到过台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各就见闻所及，触景生情，用各种朴素、生动而富有生命力的名称来称呼台湾。从福州航往琉球、日本的商船水手，在横渡海峡时，必须以台湾北部的一座高山为瞭望定向的标志，这座山的形状有点象一个罩鸡的笼子，因此就称之为“鸡笼山”，它起初不过是一个山名，后来逐渐变为台湾北部沿海的通称，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载：“又有鸡笼山岛野夷，隔鸡笼淡水洋”；张燮《东西洋考》卷五：“鸡笼山、淡水洋，在澎湖屿之北……”，等等。

    大陆和澎湖各岛渔船在台西部海面捕鱼时，往往要在一个可以避风的港口修理船具，晒补鱼网，他们就叫这个港口作“魍（网）港”（见诸《东西洋考》），由“魍港”音转为“笨港”、“北港”，有一个时期是中部沿海的通称。如，明万历年间福建巡抚黄承玄的《条议海防事宜疏》中提到：“至于滨海之民，以渔为业，其采捕于澎湖、北港之间者岁无虑数百十艘。”由此可见，这一带海域的捞捕生产活动是比较繁盛的。

（岛内渔村涂鸦）

    大陆沿海商船每年有好几次开到南部一个宽阔平静的海湾中，然后登岸与称作“大员”（读如台窝湾）的平埔人交易，他们就称那一带地区为“大员”（见诸陈第《东番记》），由大员音转为“台员”、“大湾”、“台湾”，也逐渐成为南部沿海的通称。如《台湾随笔》中所述：“惟莆田周婴著《远游篇》称台湾为台员，盖闽音也。”再如，明代诗人沈鈇（公元1550—1634年）《请建澎湖城堡书》：“红夷潜退大湾，蓄意叵测。”其中的“红夷”即指荷兰人。

    在闽浙沿海方言中，“台”与“大”的吐音相近。由此，我想到了十多年前驻守福建从事采访工作期间的一件趣事。福建沿海多台风，一年中有半年可算是“台风季”。但当地防汛部门少有人能说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台风名称的由来。很多人误以为台风是从台湾方向吹来的热带风暴之简称。我个人以为，这是不对的。“台风”之名应该源自于人民群众对热带风暴的一种口头称呼，台风即大风。再想想汉高祖刘邦所作的《大风歌》，说不定就是“台风之歌”。

    说回到明朝，此时的统治阶级以当地有一个“番”族，而四川西北也有一个番族为由，称台湾岛“番族”为“东番”，以与四川那边的“西番”相区别。进而，连台湾地方也被叫成“东番”。如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载：“鸡笼淡水一名东番”；《东西洋考》卷九：“东番，人称为小东洋。”

    现代的许多学者曾提出“东番”之称是不正确的。但我以为，值得深入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番之称透露了长江上下游与东南沿海一线形成的“丁”字区域内先民们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明朝人还认为东番不止是一个岛，而是有多个岛，因又统称为“东番诸山”（见诸黄承玄《题琉球咨报倭情疏》），或“东番诸岛”（见诸《熹宗天启实录》卷五三）。这些名字没有被后来的文献所继续采用，大概是不为人民群众所喜用之故。

（岛内田园风景）

    台湾在国际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称呼。16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者从澳门航往日本经过台湾海峡时，看见澎湖群岛中有很多渔船出入捕鱼，然后称之为“Ilha Pescasdores”，意思是渔夫之岛；看见台湾岛上林木青翠，景色秀丽，又称之为“Ilha Formosa”，意思是美丽之岛。同时期，日本倭寇窜入南部，见当地白沙青松，景色与日本播州湾海滨有点相似，就把它叫做“高砂”，又音转为“高山”，这就是古代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高山国”的由来。以上这些名称，也一向不为我国人民所使用。

    随着近代海峡两岸人员与贸易持续往来发展中，南部沿海由于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居民稠密，又拥有天然良港，而成为全岛的政治经济中心。1661—1662年，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人，以赤坎为中心，设置府县，建立统治；1683年，清政府又就其地设台湾府，规定与厦门单口对渡。1784年，官方开放鹿港与泉州的蚶江通航；1792年又增加淡水河口的八里岔与福州的五虎门通航，两岸的民间另有许多小港互通有无。从此经过两三百年的时间台湾逐渐成为全岛的名称。

    十八、十九世纪，两岸贸商交流十分热络。台米、台糖（甘蔗制糖）等特色农产品源源不断运销大陆。其中，台糖远销天津、上海、苏州、宁波等地。1833年的外国报纸记载，经常往返于台湾与天津之间的运糖船只，有20余艘。商船大多是福建漳泉富商所造，返岛回程所载有泉州的磁器、纸张，漳州的丝线、烟草，福州的干笋、香菇，兴化的砖瓦、杉板，上海、苏州的布匹、色酒，浙江的绫罗绸缎，山东的药材、干果以及关外的榛子、海参等等。

    当时，受益于两岸贸易日益增长之利，台南形成有名的三郊：一是以苏万利为首的北郊，经营宁波以北诸港，有行商二十余家；二是以金永顺为首的南郊，经营金、厦、漳、泉、汕头、香港诸港，有行商三十余家；三是以李胜兴为首的港郊，经营岛内各港，有行商五十余家。全岛经济迎来史上首个高度繁荣时期。（完）

（岛内都市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