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十五） 致知（六）哲学旁议 二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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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桌子

哲学和哲学家的故事，即便不全是后人的附会，也大多是“走了形”的，是改编者希望后人看到的东西（离现代越久远的越明显）。读者没有能力和足够的信息去判断它们的可靠程度。因此，更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家们流传下来的言论和思想，应把重心放在哲学思想的脉络和影响上，而不在传记和考古上。哲学家必定“诚意”，他们追求的是真实、深刻，绝不是精彩、玄妙！

按照一般逻辑，哲学家们的关注点首先应当是“分享思想”。分享思想，可以是讨论，可以是著作，也可以是讲演。无论何种形式，本质上都是人与人的“交流”。交流最应避免的是“偷换概念”。如果一方的目标就是捣乱，那么他的目标很容易达成，曲解概念即可。如果双方的目标是交流，那么首要的工作就是“定住”所有的关键概念，确保双方理解一致。就像谈判，需要一张谈判桌，并遵守谈判规则。交流，要求双方知识的对等，并使用一致的规则。

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必定愿见一套“谈判桌上的话语体系”，以便与人或供他人讨论时能够无歧义地使用。他们的工作也因此或多或少地是在搭建交流用的“桌子”，以及桌上的“规则”，即为人类划定“讨论的界限和规则”。如果把构建“话语体系”作为一个行动纲领，那么，先哲们在这一点上目标应当是一致的，他们的方法、路径可能不同，但他们必定是“诚意”的。

以此（话语体系及其规则，下称‘桌子’）为纲来把握哲学史，相当于戴上了有色眼镜，不可避免地造成偏见和遗漏。但我们的目的不是研究哲学史上的精彩，而是观其大略。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行的妥协（真的能透彻哲学家的思想吗？）。这一视角下的观察，并不是哲学思想的“本质”，只是此视角下的所见。

西方哲学

苏格拉底标签：反对专职于辩论的“智者”；与智者的不同在于：我知道我无知；知识的助产士；苏格拉底式诘问。对“桌子”的看法是：知识是交流的必要和前提条件；知识是可启发的，因而是可能的；语言的技巧不能带来知识；“美、善、勇敢、怯懦”等概念，显然不是可以直接“上桌”讨论的。知识就是美德：“桌子”一定存在，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只知道现在用的桌子不行。

柏拉图标签：理念论；理想国；知识回忆说；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对“桌子”的看法是：桌上要用数学交流；知识的困境：洞穴隐喻知识的屏障，从洞外回来的人大声喊叫也不能唤醒洞穴中人。不认可助产士方法，不认在可现实中对“善、美”等概念的分辨企图。真理不在现实中而在理念之中，人和物都从那里来：人怀念那里，物模仿那里。“桌子只能在理念之中”。

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天文、物理、博物…；逻辑；范畴；集大成者。亲自动手建造“桌子”，并总结桌上的对话规则。不赞同理念论，而是在现实中集成天文、物理、博物知识并著作；四因说，认识事物的路径；范畴说，如何描述事物。致力于“建造桌子的实践”，以一己之力承托了欧洲千年的讨论。

泰勒斯、德谟克利特等：各种世界本源假说，“我的桌子我做主”。这样说有点不够庄重，可以这样理解：本源说是具象化的本体论，进而用某物的一组性质归纳万物。是试图定住一极，以便在讨论中把握概念：“桌子”必定存在，且具有某种性质（比如流变、比如不变）。

毕达哥拉斯不太像哲学家，更像是神秘主义者，“数”是神秘的：“桌面”上只摆放有理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几乎是超时代的存在：几何竟然可以如此简洁、优美！它第一次展示了几何学的系统性。从“桌子”的视角看，《几何原本》树立了一个标杆：如果有什么事物是如此精致的，那它必定是值得且优先摆上“桌面”的（如此精致，即使不直接作为桌子，也应当铺为桌布）！

（苏格拉底示范了“诚意”，是思想和行动的“诚之”者，无愧于师者之称；柏拉图注意到了数学的通用性，只涵盖数学的理念论，指向了科学的源头；亚里士多德整顿视野并规范化数学表达，是集大成的智者，是科学方法的源头；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则展示了数学的独立性，指向了数学世界。他们都是诚意的。）

巴门尼德：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从此开启了关于“存在”的讨论。与本源说相类，也是试图把握概念。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脱离现实的起点：把现实世界清理出桌面。巴门尼德为使“桌子”有效，要求桌面上只能摆放静物，并致力于静物的寻找！但现实中没有可靠的静止，他的努力是向着语言一端的，导致了与现实的脱离。这是苏格拉底所反对的在语言中寻找真理的形而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试图遏制这一倾向，但他们建造“桌子”的努力都不成功。反倒共同开启了宗教以及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对“桌子”的态度是：“桌子”属于教会，能且只能用我的语义和规则。一部分经院哲学家似乎认真地对自家的“桌子”进行了修饰，以使得桌子看上去更豪华和更有仪式感。“桌子”不再是讨论的平台，而是教会宣布结论的道具。教会的桌面上摆放的是“神”之律令下的静物。中世纪后期，“桌子”已经成为教会专用，其他人的言论只能通过神父发表了。经院哲学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家的“靶子”。哲学家们因此处于矛盾之中：理性要求摆脱宗教重建“桌子”，信仰要求教外无桌。

笛卡尔及其代表的大陆理性派，认为“桌子”在疑无可疑的地心处（思考者之我）。为保证交流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他们努力在地面上打造直达地心的“桌子”。但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甚至超出了数学的表达能力。

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则认为：材质所限，不可能打造一张坚实的“桌子”，承载所有的问题（休谟的问题，是对此前所有‘桌子’的灼烧，结论是：没有不怕火炼的真金桌子）。某种意义上讲，经验主义是现代科学的发端：经验主义放弃了人们一直期望的知识的“统一性”执念，接受“有限”，从心理上准备了科学。

康德为调和二者的矛盾，提出：“桌子”不在身外，而在人类相同的理性之中。因为理性容不下某些话题，所以，理性的“桌子”是有边界的，但人类可以放心地在桌上讨论边界以内的话题。康德另置了一张“桌子”，安置信仰和道德，实际上完成了自然和社会两个领域的分立：没有任何“桌子”可以同时支持两种层面的讨论。

黑格尔认真考虑了社会领域的问题需要怎样的“桌子”以及应当谈些什么。如果只考虑“桌子”的建造，那么黑格尔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一切只是“异化”而来的，包括“桌子”。黑格尔强硬地规定历史乃至世界的主体性，并且高于人的主体性，似乎统一了物质和精神。但他其实什么都没说，因为没有结论，也不可能有结论。但黑格尔忽略细节/过程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层面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微观层面的“讨论”基本上是无效的，大家都可以掀桌子。

维特根斯坦认为问题出在语言上，应当先讨论语言必须的限制，才能定制“桌子”，否则无话可说。现象学派则在讨论上桌前的规则：如何净化附着在语义上的杂质，以使得交流可以“朴实”地展开。从“桌子”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关注的是“桌子”的样式和建造工具的合法性，已离哲学渐远。

马克思是西方哲学的实践论转向。马克思确认“社会权力”排斥理性，判定理性在自然和社会领域的效用不一致。两个世界相对分立，又通过实践连接。自然的“桌子”可以按科学的要求搭建，社会的“桌子”也可以有，但桌上可以讨论的事物是受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宏观的思潮和趋势…。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使社会运动可以被“研究”的实践者，其他人没有达到这一高度。

西方哲学家，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打造独占的“桌子”，几乎不曾共建。传承，也是拆了重建。原因有二（实则同一）：中世纪及之前，是对“大全”的追求，隐含着知识的“统一性”执念；中世纪之后，是反对宗教的“大全”，因而也要“大全”。

怀特海认为：西方哲学一路走来，不过是在为柏拉图作注解**。**洞穴之喻、理念论包含着不诚，必然演绎出对立，这是西方哲学看似精密实则荒腔走板的根源。笛卡尔、康德转向认识论（回到观察者），也未能完全摆脱形而上学。只要形而上参与进来，那么讨论将不可能！“桌子”也就不可能！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始，就处在两张不可能共存的“桌子”的拉扯之中。而黑格尔异化的“桌子”则把政治和道德强行联在一起。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从起点处就与西方哲学不同。引用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的描述：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

首先，无论出于自择还是人择，中国哲学是“分科”的，它们之间是各有侧重的；其次，引入“道”、“一”、“天”等等“大全”，目的是高悬一面旗帜，旗帜本身并不重要（没有‘大全’的野望，或者干脆就是个借口）；其三，“入世”和“出世”，都是承认“有世”、“在世”的，因而本质上都是政治的。其四，言行合一，行重于言，金岳霖教授所概括：他(哲学家)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比如论语，比如孔子的‘仕’与庄子的‘不仕’）。

中国哲学的“分科”特性，主要不是因为哲学家的风格（各家还是有各家的世界观）使然，而是各邦国以及大一统之后的治国之“用”造成的。诸子百家的思想肯定是有所侧重的，但肯定也有交集，有反驳和冲突。战国以及秦汉统一之后，各派政治势力对诸子的思想的态度是择而用。为什么汉代会有《尚书》今古文之争？争真伪是表面，争利益、争地位才是真相！中国两千余年的统一历史（包括七雄状态下的战国历史），暗流涌动之下的利益之争，早已把先秦诸子的思想筛选、装扮、调和了。在中国，思想始终不是一项独立的事业，而是大一统之下的选项、工具。这也是造成“科技工作”不占思想主流的根本原因，因为“争”是大势力的事情，大势力一时看不上科技。而其中关于世界本源的讨论，则早已因其“无用”而忽略。

除了大一统造成的需求，调和也确实是中国哲学家的主业或品格，孟子、荀子、董子、朱子等人都是既反驳又吸收的。这种调和主要地源于思想者的“身份地位”，他们往往是统治者的一员，终究要向这个立场妥协。董子在天人合一之下，几乎把世界及其变化全部包容了进来。朱子、阳明先生则干脆连外来的佛学体系也吸收进了儒家。中国在哲学上就是“大一统”的，只不过中国哲学的大一统是形而下的，是附属于社会需求的大一统。

对于“桌子”，先哲们没有独占的愿望。拿中国哲学的整体来看，先哲们的工作是持续对既有“桌子”的纠正与修补。每当社会中出现了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形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认可，“桌面”就扩大了，新问题也可以上桌了。而对于形而上学，先哲们的意见出奇地一致：不得摆上桌面。

老子开篇即是“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称它为道，不同于称桌子为桌子，道是无名之名。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既然“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它必然不是万物中之一物。显然老子注意到了前文提到的“收敛需求”，但他只是“强名之曰道”，绝不谈及其余。对老子来说，什么样的桌子无所谓，只要不论“道”本身即可。老子首先要求摆脱形而上的纠缠（道不可道，排除了两桌共存），然后在桌上留了一个总原理：反者道之动。

孔子的言与行都是在说“仁”。“仁”是一切德性的根据，因而是无法拆解定义的。但只要你读懂了《论语》，“仁”就有了，同样你也不能给它定义。孔子是金岳霖教授所谓“他的思想就是他的传记”的哲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孔子示范了盲人摸象式的认识论，像一个有些絮叨的老人，不厌其烦地把可以说的特性说透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违道不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最后还来了个兜底的：**“于汝安否？”**对于“桌子”，孔子首先是示范：在桌上可以像我这样说话。

孔子还为形而上划了个圈，告诫学生道理不在这里边。他自己也做到了**“不逾矩”。比如：“祭如在”、“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桌子”的限制：鬼神不参与世事，孔子显然察觉到了形而上的那张“桌子”，但告诫敬而远之。

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的思想大致可以理解为：拒绝讨论未知（无限）。庄子对论辩的态度是：没什么意义，辩论胜败，不代表所论之事的对错，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其实无所谓对错。而从最高的道来看，事物的差别已经泯灭消失了（圣人坐忘）。一棵歪脖树不成材，但树本身则因此得以幸免于刀斧，好坏在哪里？若反向推理，则庄子对“桌子”的态度是：讨论需要“立场”，不能把不同层面的东西放在一起讨论：吃得好了，消化能力就弱了；打倒了敌人，国家就开始内乱了；战争和聚敛留下了辉煌，但带来了贫困和人性的考验…。扩展开来，社会层面的讨论，由于“不可兼得”的矛盾始终存在，所以讨论的结果肯定是“顾此失彼”。干脆不讨论，遇事做事，守好心中的道就好。

公孙龙则演示了形而上诡辩的效果：白马非马。但名家是**“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名家之辩，意在展示“不可为”。所以，名家对“桌子”的要求是：名实相符，莫要强词夺理（真要诡辩，你们都不是对手）。或如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法家的主业在政治实践，商鞅的法哲学论断：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出，令必行，至矣。从哲学角度看，“法”是形而下之器，国家的正义性是形而上之道。法家只关心法的正义性（令必行），并不关心国家的正义性，更不关心不可及的“道”。法家的态度蛮横：要谈秩序尽管上桌，其他免谈。

墨家的主业是技术，以及职业的正义性实践。**“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之论，可见墨家的“鬼神”之说是拿来用的：正义在此！墨家并不真的关心“鬼神”。墨家的态度同样蛮横：要谈正义尽管上桌，其他免谈。

朱子是儒、道、佛思想的集大成者，渊博、深刻。中国哲学自董子之后，又一次统一起来。从思想体系看，朱子近柏拉图而更浑厚，这当然与年代所造成的知识积累相关。理学是如此完善，估计已有“思想史终结论”的错觉。它不仅是官学，更重要的是儒生发自内心地信它。《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则故事可见一斑：

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唯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彻，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渺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萤萤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唯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

儒生是自信天命我执的，胸中浩然之气可贯长虹，令邪异退避。放在当今看，读书人被成功洗脑了：圣人之学，甚至拥有神性！当然是绝对正统。这可能是中国难以产生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顽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理学完备性的一个证明。从“桌子”的视角看，中国哲学至朱子已到顶峰，“桌子”已经完善了。朱子更加蛮横：捆绑科举，划出范围和重点，“桌上”只能谈这些！

心学认为，“桌子”在每个人的心中，无需也不应讨论：因为它本已俱足，所以无需谈论，去蔽即是；去蔽是入世亲自去做出来，不是想出来，更不是论出来，所以不应讨论，致良知即是。阳明先生大约厌倦了讨论：“行动”才能在“桌面”上留下字迹。禅宗的看法大约与心学一致，只不过不太追求留下字迹（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无论如何完备，中国哲学都不是科学。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包括中医，都不是科学。但不是科学，并不意味着错误，对它的盲信和对抗科学才是错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绝不是用“愚昧”二字可以概括的，谎言不可能作为正统治世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