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十六） 致知（七）哲学旁议 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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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政治

如果说分享思想是哲学家的普遍愿望，那么，对前人思想的反驳、调和，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则是因人（哲学家）而异的。既因为地理分隔，也因为社会基础的不同。

这些造成了各区域的社会形态不同，社会演化的进程不同，因而各个时代社会思潮的风向不同。先哲们有的是社会运动的实践者，有的是社会思潮的引领者或反抗者，他们用思想参与了时代。

本节讨论哲学家所面对的和所影响的。

西方哲学

古希腊哲学很自然地开始了关于世界本源的讨论，由“水”、“火”、“土”等具体的物，转向某物性质的抽象（元素），再转向元素间的平衡，以及无差别的“原子”。可以想象这种争论，都有道理，又不那么有说服力。赫拉克利特或许注意到了，如此争论，争不出个所以然来，提出：因为世界是永恒变动着的，所以上述争论没有意义。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们谈论的必然是“现在的”（概念本身都是当下的），于是引出了不变的“存在”。后来的哲学家们又把“存在”自然地过度到了某种“本体”。

苏格拉底面对的是专业论战的“智者”。可见当时学界已经出现了一种倾向：不择手段地获得辩论胜利（这一点似乎是古希腊‘民主’的必然），甚至出现了专门教人辩论技术的培训。想象一下，这种培训必定是厚黑风格，教人怎样偷换概念、忘记正义…。苏格拉底用语言和行动反对这种倾向，因此他的言论主要是对知识的重视，相信用辩论获得知识是可行的，并身体力行之。苏格拉底更像是一个修行者，一个做人的表率，对后世的影响也主要在这个方面。（苏格拉底在西方社会意义，更像孔子，他们是示范者。只不过二人的示范侧重点不同，苏格拉底对‘法’的遵重是执着的。）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斯多葛派主张最高的善乃是德行，一个人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剥夺掉德行；这种学说已经隐含在苏格拉底声称他的法官们不能损害他的那篇论辩之中了。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这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苏格拉底能够赤着脚衣衫褴褛地生活，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

---《西方哲学简史》

柏拉图认识到了数学的重要性（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可能同时注意到了数学与音乐、美学之间可能存在的神秘联系。对数学的这种认知，是那个时代的难能可贵。数学的特性（不依赖实物的纯理性），很清楚地导向了“理念世界”，以及“知识的回忆说”。常识中如“树”的种类、长成、相似性…，也误打误撞地导向了关于“共相”和“殊相”的思考（一般和个别）,进而可以移植入“理念世界”。“一般和个别”这种关系在现实中是无处不在的，数学也是无处不在的，于是“理念论”可以广泛适用。理念论隐含了两项规定：其一，现实是理念的模仿；其二，模仿是普遍的。

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未有实际应用，其影响可能还不如其中的道德层次理论。“理念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即使不是直接，也是间接地，使得宗教、上帝成为可能。

亚里士多德反对理念论，是一个手心向下的实干家。猜想，可能他觉得理念论缺少现实用途，即使是真的，也于现实没有多少意义，不如从具体事物入手，建构知识的体系。他应当是当时古希腊区域内知识的集大成者（名师高足、一代帝师），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丰，让人叹为观止。不必讨论其中的真伪（这并不重要，正如中国也有许多附会先哲的经典）。也不必考证教会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关联过程。从结果看，师徒二人的影响是：教会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引述为天堂和尘世两个世界，而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据为己有，并赋予“神”性，比如大地处于宇宙中心的学说。他们的哲学对政治的影响，也就这样通过教会得以发生。

经院哲学家的观点，已经在“副本掠影”中展示。他们的努力让教会的权威更加坚固（权威的主要贡献来自教会的财力、教育权和政治运作）。但也引起了人们怀疑的冲动，因为论证本身，把它的弱点也显露了出来。比如直接的语义悖论“创造举不起的石头”，比如因果律的无限延伸，比如欲盖弥彰的“无与伦比”…。

教权与王权的竞争与合作贯穿欧洲中世纪史，教会是一个政治组织，甚至高于王权！这是古希腊哲学对中世纪政治的影响，但其中看不到任何的哲学精神，有的只是政治必然的意在言外（可能引用经典，但用意必定在经典之外）。新教改革是一种宗教内部的妥协，作用近似于中国“禅宗”的群众路线，因信称义而不是因教会（这实际上也造成了组织或信仰的底层松动：全凭本心）。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端，他首先是质疑宗教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更像是不得已而为。应当理解为有意的“画蛇添足”。在消解可能被抓住的“把柄”的同时，宣示对“上帝”的舍弃（否则矛盾根本说不通）。

斯宾诺莎选择自然神的路径，消解“上帝”的存在：“上帝”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相当于回到了对自然神的人格化，从而事实上收回了“上帝”在自然界的权威。

莱布尼茨的数学贡献大于哲学贡献。“世界是由自足的实体所构成，所谓的自足，是不依他物存在和不依他物而被认知”。这种论述也很接近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然”。与斯宾诺莎的主要差别在于，他认为世界的实体是多个而不是单一（自然神）。全能而众多的“单子”已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不过二者分居“因果”的两端。

大陆理性学派是反宗教的，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他们最终又自圆其说地回到了“上帝”。可以断定，没有科学的实际展现，理性主义并不能打破宗教的遮蔽。笛卡尔、莱布尼茨的数学贡献则完全是在其哲学工作之外，看不到坐标系、微积分与哲学的联系。

培根主要不是哲学家，但他的认识论却导向了科学的真正开端。他回避了社会领域，只在自然领域反对宗教及其形而上。培根直接导致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是其对后世的最大影响。

未考证英国是否“凡是欧洲大陆的我都反对”，但经验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反对者，则无可质疑。又或许他们是在合伙演戏：兄弟打架，遭殃的是宗教和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学者也是反对宗教哲学的，这一点上，与理性主义者有合谋的意向。

理性主义让宗教遮蔽有了松动，经验主义在自然领域制造了一个保护罩，隔离了（或者说躲开了）宗教哲学的影响。他们共同使得科学成为可能。事后诸葛亮地看，多亏经验主义避开了敏感的社会领域而只关注自然，恰好来到了科学的可能区域。而此前的，任何把社会和自然合在一起的讨论，都没有前途。

它们的政治影响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表现出来。

康德欲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矛盾。从哲学角度看，康德实现了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既然人类无法确认天边有什么，不如退而求其次：讨论最远能看到什么。二律背反把形而上赶到了理性的外面，相当于对笛卡尔添上的蛇足做了切除手术，正式确认“上帝”不参与人类认识世界的活动。康德并未影响科学的发展，由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尚未到来，康德的认识论也是可质疑的。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使用了一些宗教倾向的词语：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敬畏，一个是我们心中崇尚的道德准则，一个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但他对道德的论断并未超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质上是相同的推己及人，只是人为推高了道德的源头。道德以律相称，只可用于自律，他律也是他者的自律。人人自律之律，不是道德的追求。因此，康德的道德律并未对世俗世界造成约束，也因此，康德的社会贡献远不及孔子。（所谓贡献，不是一个人的能量，而是影响，是后继者赋予的。）

黑格尔的哲学经常是批判的对象，而不是受到广泛的认可。世界精神，任何时候都是人的精神，自然不言。人们把自然人格化，只是人类为其代言，因而受到人的见知的约束。即使是在科学已经发展的现代，人类也不具有代言自然的能力。因此，绝对精神只是一种“吾强名之曰道”的标记。标记之行，只是人类看到的自然之行，并且不能保证看得清。黑格尔关注大趋势、大思潮的研究方法，是对后人研究社会问题的总启发。社会领域，只有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势上，才有我们可以观察和归纳的尺度。黑格尔要求我们识别历史的“现实”，不要“用全部的历史事实来掩盖历史”。

很难说黑格尔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德意志的统一是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势之一，无法考证黑格尔哲学在德国以及欧洲历史上的作用。黑格尔的政治影响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实现。马克思哲学及其历史影响，非本书所能尽言，读者自解。

欧洲启蒙运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它的政治意义在于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但思想家们并未摆脱形而上的枷锁，他们仍在坚守着历史终结论：真理已达。

形而上的困难首先在于对社会和自然知识的“大一统”执念。我们一再强调，社会和自然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领域。次要的原因是二者的复杂程度不同，因而对数学能力的要求不同；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不能脱离作为人的立场，而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总和，这导致绝大多数场景中的“能见度”不足以开展科学研究。

文艺复兴的总目标是反对宗教遮蔽和形而上学，欧洲启蒙运动的总目标是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愚昧，他们都是有“锚”的。但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由于失去了反对的目标，已是断了锚的船，又不肯放下“大一统”执念，已经完全找不到方向了。语言学转向有利于法律文本的精密，但却绝不是哲学应有的方向；现象学转向有利于心理学发展，也不是哲学方向；认识世界是人类的固有能力，无需求证也无需检校，认识论转向不是科学的前提，它只是向内寻找反对宗教的根据；功利主义则是跑偏了的政治学，已经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存在主义则完全驶向了“废青”，说着似乎深沉实则无用的话，他们除了华丽的词句以及或悲观或疯狂的情绪，还有什么？

中国哲学

中华文明是四大（或五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一个持续存在的政治实体。中国哲学在中华文明的存续中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儒家不是宗教，但对人心的影响事实上大于宗教。因为不是宗教，所以儒家可以不断吸收和完善（以人为本和华夷之辨）。儒家从未成为“靶子”，直到西方打到国门之前。而现在已经到了反思的时候。

儒家之于科学，只能说它从未主动为科学做过什么，但也从未阻挡过什么。儒家是社会的、伦理的，如何可以成为“自然科学”未曾展开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人会说：儒家使得中国社会相对封闭，并且不注重（甚至轻视）工商业，就是其罪过！摸着良心想一想，难道没能预见到未来，就可称为罪过？如果科学的代价是千年的黑暗以及连绵的战事，那中国人宁愿选择后知后觉！

中国哲学全部是关注政治、社会、伦理的（择而用的结果），不同源流的关注点有所差异。王德峰教授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大意）：对中国人来说，儒家思想是“饭”，佛家思想是“药”，道家思想是“肴”（美味、艺术）。南怀瑾先生有过相似的提法：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家是百货店。这有两个启示：一是中国哲学思想各有侧重因而可以互补；二是儒家思想就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离也。

对于大一统的中国来说，四夷宾服并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事实。国之大事只有一个：统一并处理好内政（保持稳定）。这就要求思想界完成三项任务：国家正义构建、民众教化、个人修养。

三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商鞅早已阐明：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令得行，仅有“法”是不够的。国家的正义性征得民众支持，是国家治理的前提；民众在道德规范之下，知耻而有教养，是治理的基础；贤能人士自我修养并为国所用，保障治理的人才体系。正义性、治理、教化是一体的！

董子完成了上述三项任务。孔孟施于教化，《大学》《中庸》行于修养，综合《易》、阴阳、道，天人合一，达成国家的正义性建设。“《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三纲，可求于天。”“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天人合一”的论述显然有君权神授的一面，但也有君王顺天意以善民的国家正义性一面。

儒家的理想主义一面，孟子是集大成者。性善论，是五四运动以来争议较大的观点。反对者认为性善论脱离实际，使人向“伪”。面对西方列强的赤裸裸，“君子之风”的确显得一无是处。但这是一种认识的错位，性善之论，显然是用于对内教化的，不是用于对外关系的。正如菩萨也有金刚怒目，诸子百家思想中显然也有对外的体系，如兵家、纵横家。

儒家的教化在两个方面。向内的，启发为人的善端，减少无谓的争讼；向外的，构建基于亲情的伦理体系，使人知耻。中国人心中最大的羁绊是自己的亲人，不为家族抹黑构筑了做人的底线。这有点类似道德的“连坐”，当然也就是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等现象需要关注的原因。教化，不是说教，而是官僚率先垂范，民众自发知耻的一项综合工程，这要求找到一种共同认可的桩基。桩基必须能有较强的制约能力，并且符合人性。除了亲情，还有其他的可选项吗？孔孟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教化。人性本善是一面旗帜，统领道德体系，不是一个理性的推导（尽管孟子也做了论证）。

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家族/家庭而不仅是个人。如果把社会看作水池，那么西方是由水分子直接组成，而中国是由稳定的水分子团组成，这就使得中西社会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分子团结构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反现代的”，现代性与亲情并不冲突。亲情的羁绊，反倒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抵抗孤独和迷惘的根据。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三纲领为人的修养规定了路线，而这一路线的指向是为社会培养贤能。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内修是基础，外修是路径。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标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确立了做事的准则，更是为官之道。

君主受命于天，天意自我民意，五德始终，天象示警等等天人合一论述，加上华夷之辨，构建了国家正义的自洽体系，包括了国家的建设性和革命性。国家的正义性得以彰显，治理结构得以成立。

天人合一肯定不是科学，以此推导的治理体系也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借题发挥，比如：天有四时，王有四政，春夏秋冬对应庆赏刑罚。对应关系显然经不起推敲，但这样的做法使得治理体系有章可循（至少简单易记）又能变通，关键人民乐得相信它。

感觉上，中国哲学是“官学”，而西方哲学是“私学”。中国哲学直接教化民众，西方哲学要通过宗教达成；中国哲人属于官僚体系因而人的修养也是世俗贤能的，西方哲人在政治体系之外，修养是个人的；中国哲学直接应用于国家治理实践，西方哲学则直到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治理实践。

中国哲学的这种“官学”特性，是择而用的结果。“未采纳”的思考就可能因暂无着落而泯然。中国哲学的不关心技术，应当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官学”使然；而西方哲学的关注自然以及形而上传统，则可能是因政治“未用”所致的留存。对自然的好奇并不是某些人的专利，辩术反倒可能是专利。

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都是数与自然；三易的风水、占卜也是数与自然甚至命运。中国上古对数的认知和关注是远早于古希腊的。中国哲学早已转向关于社会、人类命运的思考。数的关注是科学的起点，但仅有“数”造不成科学！在人类知识的积累不足以数学施展时，“先行”的数学必然转向神秘学（比如占卜）。

“启蒙”、“现代性”隐含较为强烈的非此即彼，仿佛历史是可以终结的，仿佛彼岸已到。理性造就启蒙和现代性，但启蒙和现代性的认定（意义的赋予），却不一定是理性的。

在知识的视野中，雅思贝斯指定的“轴心时代”是隐含了差异的，中西方哲学从轴心时代那里，已处在不同的“哲学自身的时代”。哲学最初必定是“好奇”，之后视角必定转向社会领域和政治实践。中国哲学在轴心时代（甚至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转向，西方哲学则直到马基亚维利、黑格尔和马克思。而且中西方“政治”的发育也不是同型的，且诸子已经亲自参与了政治。哲学就是哲学史，也是思想史，哲学不能脱离它的时代，忽略时代的对比造成误解。

（轴心时代）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是政治和思想阶段的不同，也是哲学自身阶段的不同。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

---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