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营商环境到底有多重要？_风闻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已发布20年，中国的排名不断上升。不过，近些年，人们发现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在方法、指数编制的取样方面存在缺陷。在外界压力下，世界银行邀请美国顶级大学的学者对其方案进行了评估和改进建议。评估发现，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经济市场化程度不同，简单进行国际间营商环境的排名可能会产生误导。很多专家认为，在异质性很大的国家之间进行排名必须建立一个假想的环境；而一旦改变这些假设，排名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了。专家建议，科学评估每个国家的营商环境是可行的，但进行全球营商环境的排名没有太大参考价值。

世界银行听取了这个意见，于2021年改变了原有的营商环境调查和排名方案，制定了新的方案，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简称DB）也初步考虑改换为宜商环境（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简称BEE，为暂定名）。我不太清楚这样的改变是否有助于克服之前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假设国家间的异质性可以忽略不计，但事实上，各个经济体是不完全可比的。

营商环境排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因果关系不清晰。营商环境调研背后的预设是，政府在服务投资者、监管、审批许可证、供电等方面的效率改善能促进当地投资和经济发展。是的，如果把每个国家的营商环境指数，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如人均GDP）放到一起，统计上确实存在正相关性。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其营商环境指数通常也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其它更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经济发展，比如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度，参与贸易的程度等。实际上，尽管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财产权利和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保护，经济无法实现持续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善营商环境大概只是一个二阶条件，真正重要的是产权和投资收益的持久安全。这才是一阶条件。比如，即便政府审批许可证等侯的时间缩短了，甚至出台了投资的优惠政策，如果不能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财产的有效保护，企业家的长期投资是不可能的。所以，评估经商的长期环境是否形成，需要把影响营商环境的因素和决定那些一阶条件的重要问题一并考量。

张军教授在“上海如何打造更友好的营商环境”为主题的“澎湃下午茶”上发表“提升营商环境到底有多重要”主旨演讲。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很多国际排名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和政府效率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并不典型。前不久瑞士圣加仑大学公布了全球150个国家政治精英质量的排名。中国位列前30位，而前30位中除了中国之外，全为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在第一。该指数全面衡量了各国政府部门在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表现，较营商环境所涵盖范围更广、使用变量更多（采取变量130多个）。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并不完全与政治精英质量的水准匹配，换句话说，给定中国的政治精英质量水平，它本来应该拥有更高的人均GDP。与中国相对应的是新加坡。给定新加坡的政治精英指数，它本来不应该拥有这么高的人均GDP。

这表明，即便政府都很能干，但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因素。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在人均GDP上的异常值，之所以其人均GDP远远高于大多数政治精英质量指数接近的国家，原因在于其经济自由化（可从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指数中看到）程度更高。新加坡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连续多年全球第一。

因此，评估一个经济体的宜商环境或长期投资吸引力，不仅要看政府是否有能力改善治理水平，还要看其是否致力于提升经济市场化或自由化的程度。部分经济体的政府管理指数较高，但其自由化指数排位较低，这意味着国家的有为并不必然提升经济自由化水平。这也提醒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中国），政府要致力于使投资者得到更安全、有效的财产保护，方是实现企业家和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一阶条件。

于中国而言，这些年，民营企业家和私人投资者的预期有些不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系列事件使得民营企业家提高了对长期投资的不确定性的估计。与很多人的认识相反，我认为财产是否安全，是否受到了有效保护，是可用财产的流动性来衡量的。当一国财产允许自由流动的时候，财产所有者会认为该国对其财产有更好保护，产权会更安全；而当资产流动时常受到人为限制时，财产就会被认为不安全。

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鼓励私人资本的积累和投资问题上，中国不仅要在营商环境这类二阶条件上下功夫，还须在产权的长期安全和有效保护上更有作为。只有这样，不仅国内私人投资者，甚至全球投资者，才会对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保持长远信心。信心不仅来自中国经济巨大潜力的吸引，也来自中国是一个更安全的投资场所——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