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王国论里对中国人民最大的恶意是什么?_风闻

一步步尝试讨论下来，我们能够感觉到，西方近代文化创造的想象物——中华帝国，负责着多种目的，其中包括对西方的自我建构。于是，对中华帝国的建构，也一环环地继续延伸，用一个伟大帝国、伟大文明和伟大民族的致命缺陷，让西方的形象神圣化。

由没有动机到拒绝征服，那是清醒与理性的算计，虽然自私，但是却很合理。

不，中央王国论要推演出那文明的和民族的“天性”有缺陷。

这就又绕回到格局小、思维打不开：

欧洲没有威权主义，而有等级化的封建贵族制度，国王和贵族们长期住在城堡里，四分五裂，打来打去，村长打乡长，长期没有成熟的国家制度和国家建制，让欧洲人形成了自由精神，法治和重商精神，那让欧洲人勇敢，独立，所以甘于对世界发起征服。倒不是因为穷。

中国由威权主义控制，所以中国人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庶民，都没有自由精神、法治概念，轻视商业，不独立，更不勇敢，那就构成了中华帝国无法对外征服的原因之一：

““他们从个性上说不想影响事态的发展。”尽管这个结论有很多例外……与此相反，欧洲人及其美国后裔们则受到另一种冲动的驱使——他们想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想行动，想摆脱压迫，想寻找边疆，想跨越大海，他们是些相信行动之效力的乐天派。然而中国人则一直待在原地，被各种墙壁围困在房屋、村庄或者城市之中……他们永远延续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和谐比争斗更加重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结果就是，千百年里，中国人的思维特别小，没有阔大的思维。那至少导致了两个结果：

一，不愿意走出中国的国界线；

二，不愿意对外征服。

到此，理性、冷静、自私、残忍、经过精确算计的“拒绝征服”，又变成了盲目的、非理性的“不愿意”。

也就是说，从拒绝征服的清醒意志，变成了“不愿意”征服的胆怯。到此时，忽然窜入一个完全不该出现在历史学和政治学里的表述：不愿意。

马凯硕关于当代中国的看法有一定见地，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注意。但，这位严肃学者的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也传染了“不愿意”的定义： 

    “中国人不愿意征服澳大利亚及其他海外领土，并非中国缺乏海军。 ”                                                 

不愿意是一种心理行为，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带有情感色彩。一个人可以不愿意交罚单，可以不愿意结婚，等等。说一个文明或者一个民族“不愿意”干某事，仿佛一个文明、一个文明有大脑或者心灵，会发生心理行为，无疑是荒谬的。其实这里又可以展开讨论：

基爷就在《论中国》里感叹：

“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对话，这个有机体能记住每一件事，仿佛是由一个单一的智能在驱动。这既让相会者兴奋，又时而有种轻微的不祥之感。它制造出那样一种混合的感觉，如此浩大的严守纪律与奉献精神，使人感到敬畏，也产生无力的心情——这在外国人接触中国文化时并不罕见。”*（On my ten visits to China, it was as if we were engaged in one endless conversation with an organism that recalled everything, seemingly motivated by a single intelligence. This gave the encounters both an exhilarating and occasionally a slightly ominous quality. It engendered a combination of awe and sense of impotence at so much discipline and dedication—not unusual in the encounter of foreigners with Chinese culture.）

各位不要以为那是夸奖。潜台词是：中华帝国是个神造物，上帝在造出它的形体——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之后，又对它吹了一口气儿，它就有了灵气，有了智慧，按照自己的意愿运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是些工蚁，是上帝给那个神奇造物专门制造的工蚁，在漫长岁月里忙忙碌碌。所以，中国其实与中国人无关，中国人改变不了中国。

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弗拉·安杰利科《受胎告知》

回到上述两项“不愿意”。先说第一条，中国人根本不愿意离开中国。——对此，我们自然会反驳，千百年里，一代代华人为了生计，向海外发展。这就触发了意味深长的问题，当西方人说中国人的时候，是指谁？潜在的语义是指，那些有能力成为征服者的中国人，其他中国人忽略不计。但是，再偷换概念，把一部分中国人，变成全体中国人。

总之事实是没有意义的，那一判断就是在世界上弥漫。有一位号称知中派的英国学者，网上流传着他面对西方学生的英语讲座的片段，其中就有这样的话：

“中国人对普世主义的概念是天堂的国土，即中央王国。因此你怎么会想离开这片天堂的国土？”（China’s notion of universalism was the land on the heaven,the Middle Kingdom.So why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the land on the heaven？）

注意这两句话里有两项信息：

中国人的普世主义和西方的不同，中国人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绝对的自私，他们的普世主义里只存在着他们自己，人间天堂是他们的人间天堂，他们不想离开，但那天堂也与其他人无关。——与艾利森《注定一战》观念一致。

第二就是天堂的概念。它是一神教的概念，是我们无神论者并不能真正解释的。如此回看《拖家带口去征服》，电影里疯狂夸大中华帝国与外界的落差，并不仅是为了宣扬帝国的神威、表达对中国文明的狂热，还有一层宗教的含义：那个地方确乎是某种人间的天堂，是主特意放置在地面上的一所花园，是一所“上帝的葡萄园”。

由此推出了又一个结论，因为中国人不愿离开人间天堂，导致了中国人不愿意对外征服。

由于有待研究的原因，目前，“非不能也，实不愿也”的理论在中东媒体上特别流行。

2020年10月1 日，半岛阿语官网首页推送长文《中国奇迹——是如此在七十年里实现了龙的预言》，其中“龙的影响”一节即言道：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现在仅仅）依赖于它的经济实力，到目前为止，它还缺乏‘霸权的欲望（愿望、渴望）’，而此般欲望实际上是一种感觉，即，针对之于外界有使命（任务、公务）存在的感知能力。”

此处是硬译，翻译一下：“中国”那个有机体自古就感知不到，对外界还有使命这么个事儿，所以无法发生霸权的欲望。——注意，“使命”也是一神教的概念，并且是西方对华关系的基石之一，尤其是美国对华关系的基石之一。中国文化里没有对应的观念，中国人也不会以那个概念看待世界、进行思想活动。

2020年3月，半岛电视台《争锋相对》栏目的《新冠之后，会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的终结而由中国接手主导吗？》，嘉宾之一、国际事务研究员阿卜杜拉·沙姆马里作为反方，列出种种理由，谈话提纲中包括:

“他补充说，中国自成立以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入侵，也不愿扩张。……他强调，美国的伟大在于美国宪法保障的价值观，并强调美国通过传播其文化和语言、思想、价值观、电影和食物而入侵世界，而中国的文明在其境外便不存在。”

我本以为，他是说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新中国，没想到，谈话中，他很激烈地说：“中国只局限于其地理范围（即所谓圈域）内”“她把自己包围在长城之内”“她不愿意，她不愿意（征服世界）！”——原来，他的意思是，“中国”自从不知什么时候“建立”起，就从来不曾搞过对外征服，几千年就没搞过“入侵”。

那一年同月，半岛谈话栏目《华盛顿视角》的那一期《华盛顿还是北京，中东的未来属于谁？》里，现场嘉宾曼沙维则如此认为：

“美国在一些中东国家有军事存在，此外，英语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贸易活动，这就与中国不同，中国不仅语言难以掌握，更被世人视为闭关锁国（原文为‘一个封闭体’）。”

这些中东政治学专家在精准地复述中央王国论。由于中东媒体近年特别感兴趣的就是，美国是否会失去统治世界的王座，而由中国登基，结果，在一场场相关讨论里，特别清楚地反映出，中央国王论的每一条设定，都是与西方的帝国神话与帝国神教相对应的。这也是我注意到中央王国论，并且下决心尝试予以梳理的原因。沙姆马里的“La turidu（她不愿意）！La turidu！”的声音始终在我脑海里回荡。另外，在《争锋相对》又一期讨论类似话题的节目中，一位坚决看好中国的黎巴嫩教授也说出了“la turidu”——搞些如同美国在中东派驻军队之类的事儿，她不是不能，只是不愿意。

真正恶劣的是，中央王国论在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咬定说，由于威权主义的压制，以及科举制度、发达的文官体系、儒家社会注重文化教育等等，让中国人变得特别怯懦，于是中国人对中国之外的世界充满畏惧：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外国人是跟鬼怪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本能的反应是不要让自己的地盘受到外来的污染。

这个视线投向过去的社会只有在封闭中国才会感到安全，因此面对纠缠不休的西方它嗅到了威胁的味道。帝国政府设置了无数障碍：拒绝、推诿、拖延、禁止外国人进入或者居留、不许建立正常关系。远在北京紫禁城‘大内’中的朝廷对不停的敲门声置之不理。” （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这样，论点又变成了，中国人不仅是因为自私，更是因为懦弱和胆小，所以不肯离开中国，去征服世界。再进一步又变成了，中国因为害怕外界，出于懦弱和胆小，才闭关锁国。然后又进一步偷换成，中国人之所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与殖民企图，是中国人要闭关锁国，是中国人害怕外界，是威权主义让一个帝国、文明和民族变得懦弱畏怯。——这话的意思就是，西方打中国，是中国活该：

“天朝的自大和地大物博，反过来倒害了自己，招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论中国》)

这一观点不仅见于《论中国》之类的专著，更散见于各类书籍里。其中高情商的表述，如卡普兰和弗里德曼《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巨龙崛起，中国实力的地理优势”一节：

“由于对外威胁更少，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不那么好战的社会形态，但是历史上的中国朝代仍在世界上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和威慑力。”（中译本里，这段话标为粗体。其实值得核对原文，比如“外”用的是哪个词汇。恕本作者偷懒了。）

流氓不做作的表述则见于劳伦斯·詹姆斯等人的《欧洲动荡史》：

“考虑到中国的孤立性以及对于所有外来事物的恐惧，它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后者相信它有在全世界推行不受约束的贸易的权利。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839年……”（第五章“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远东和太平洋”）

这是西方右派的历史论述与当代政治学的一项基本流氓手法：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赤裸裸地劫掠和剥夺，硬是说成“自由贸易”。而西方贸易得以自由之处，就算没变成寸草不生，也没有真正被西方“带入二十世纪”。就如我前面举的例子，中东很多国家，包括一些油气大户国，到现在还没有铁路，指望着一带一路倡议能帮它们修上铁路。

在一些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眼里，鸦片战争代表的的中西冲突，甚至不涉及利益，只是中国人自我封闭，而西方人希望与中国人交往：

“根本问题并不仅仅是鸦片，而是这个事实：中国人想限制而西方人想扩大双方的交往。结果西方人占了上风。”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在国内很收获了一批粉丝的美剧**《好兆头》**里有这样一段喜剧情节：

魔鬼和天使撞见了诺亚造方舟的时刻，天使给魔鬼解释：“上帝有些不悦，打算灭绝人类。”

魔鬼吃了一惊：**“**所有的人吗？”

天使说：“只是本地人。我认为万能的主生气的对象没有中国人。也没有美国原住民。也没有澳洲土著。”

魔鬼嘟哝了一句：“只是还没有而已。（yet.）****”

最后，明显很不安的天使还是告诫魔鬼：“你不能评判（judge）万能的主。”

西方人的思维总是自洽的。

另外，西方人把侵略中国合法化的理由之一，是咬定中国人将西方人视为“野蛮人”。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真是高抬自己了，即使西方人定义中的所谓“野蛮人”——印第安人，非洲人，越南人，阿拉伯人，也拥有不一样的道德，文明得多的道德。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本质，在所谓野蛮人中，都不会受到认可:

“昨夜在同辈的粗鄙人中,

他戏谑、痛饮并起誓，

一个喝醉了的布福斯的士兵，

他从不三思而后行。

今天，在敌兵蹙眉之际，

他站在额尔金的地盘上。

他是英王的大使，

也是全民族的楷模。”（引自《欧洲动荡史》同章）

英国反复讲述巴巴罗萨是海盗，但是伊丽莎白一世脸上的铅粉，都是靠从她的臣民海盗那里分赃才有钱买的。英国贵妇什么时候用上了铅粉擦脸，倒是值得去翻书的话题。

英国人自信理应不受约束的贸易，好像包括黑奴贸易吧？乾隆帝识破了这样一个王国的狼子野心，不是非常英明吗？

中央王国论接着延伸出了更为卑劣的一条教义：中国人不敢打仗，畏惧战争。

近些年来，《孙子兵法》的智慧引发了世界各国精英的重视，然而精英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人厌恶战争，因此总是避免战争。最不可思议的，很多受过精英教育的人也会相信，中国历史上没什么战争：

“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受到宗教战争的破坏，在基督教的影响之外遗世独立，热爱秩序、崇尚学问的同时还蔑视战争，无怪乎欧洲旅行者认为它是个乌托邦。事实上似乎也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它的圣哲们声称掌握了合理治国的秘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接着，又得出了更为离奇的“历史论断”：中国人不善战，中国人不会打仗。

然后又推出进一步的荒谬成见：中国人不懂战争技巧和军事艺术。

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的现象之一。

抗美援朝把美军打得个金命水命，抗法援越、抗美援越，让法兰西殖民帝国和美帝国在越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然而，基辛格《论中国》仍然蛊惑人心，替西方自吹自擂：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在中国漫长且游移不定的边界上，众多‘次等’民族经常比中国人武装得更好，也更具机动性……四邻的任何一个民族，单个儿地，就能构成可怕的威胁；哪怕稍微有所团结，他们就将是压倒性的。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写道：“因此，野蛮人的入侵一直高悬于中国之上，构成永久的威胁……任何野蛮人民族，只要能够确保其后庭和侧翼不受其他野蛮人的威胁，就能富有把握地入侵中国。”*（For during mos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numerous “lesser” peoples along China’s long and shifting frontiers were often better armed and more mobile than the Chinese. ……Individually, neighboring peoples could pose formidable threats; with any degree of unity, they would be overwhelming. The historian Owen Lattimore wrote, “Barbarian invasion therefore hung over China as a permanent threat. . . . Any barbarian nation that could guard its own rear and flanks against the other barbarians could set out confidently to invade China.”）

上述历史论述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广泛流传，美国当代精英瑞·达利欧在2021年的新书《原则：对应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里，就有这样一个段落：

“孤立（指闭关锁国，也就是不对外征服），以及儒家文化将学者身份超越在商业、技术和军事力量之上，其如此的影响，导致它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弱，从而导致它遭到更强有力的“野蛮人们”的打击，或者落后于后者——诸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强国，以及在毛的孤立时期的世界其余部分。”*

这段话信息量极大，是对中央王国论的高度凝练。在此仅指出三点：

第一，帝国神教造成西方精英有种普遍的反智倾向，认定中国的文官制度、重视文化教育、科举取士让人才获得平等的机会，把中国人变得更加软弱无能，更加不会打仗、不敢打仗。如果肯去了解一下岳麓书院，他们就会知道，儒生里照样能出武将，而且是富有韬略的武将。

第二，与中国交手失败，让西方人产生了一种受虐狂心理，他们利用中央王国论，打造了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对立，然后有种野蛮人认同。接着，又哀诉，西方人之所以是野蛮人，是因为中国人歧视他们是野蛮人。——这里再次呈现了中央王国论的特点：“中国人认为”和客观事实，是混淆在一起的，仿佛一旦中国人认为，那就给中国人眼睛里的对象打上了无法消除的烙印，中国人瞪谁谁怀孕。然而，难道不是，中国人怎么认为并不重要，西方人怎么自我认为更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真相是什么？要实事求是，如果中国人的看法与真相相悖，那看法就没意义。

——前几年，西方政经人物忽然一阵风地大夸中国的“实事求是”原则特别好，值得学习，我当时纳闷儿，那不是基本的道理吗？还需要忽然发现，然后惊喜地认识到那道理可真有道理。随着关注中央王国论，才发现，原来真不是人人都明白实事求是为硬道理的。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历》用一句话触及了部分真相： 

“从马可·波罗时代到十八世纪，那些来访的惊羡不已的西方人往往都接受了中国人的认识。”

然而，实际的真相则为，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始终都是：西方人利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加以对“以夷制夷”之类观念的扭曲运用，创造了各种理论，形成了中央王国论。然后，他们宣布，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些产品，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看法；然后，他们再接受中国人的看法，同意那确实是宇宙真理。——所以，在西方人的心里，西方人是野蛮人，那是宇宙真理，因为那是中国人那么认为的。在中央王国论里，这种死循环，是无休无止的。

第三，我们会奇怪：如果一个帝国、文明和民族，经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军事能力不如人，又怎么可能从不知道起点的遥远时光中一直存在到今天，形成没有中断的文明？如此的盲目，恰恰暴露了帝国童话、帝国神教和中央王国论的真正内核，那就是一神教信仰：中国是上帝的造物，是主的意旨让其一直存在，作为对一神教徒的考验；它也将是主在大地上获得最后胜利的物证。

这三点，希望我们今后可以展开讨论。这里先上《出类拔萃之辈》里的一个细节，该书于一九七二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作者为美国作家戴维·哈尔伯斯坦。书中本是讲美国如何一步步陷入越战，却有《国务院清洗》一章，痛陈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替那段岁月做个总结：“新罗马”“失去了”中国，便借着麦卡锡运动，采取类似什一抽杀率的做法，把凡是二战及解放战争期间负责中国事务却不坚决反共的官员，上到马歇尔，下到青年外交官，一律当做出征失败的征服者王子予以严惩。

该章痛心地介绍了外交官小约翰·佩顿·戴维斯。我还是替美国人总结一下：因为戴维斯的家族势力不够硬，所以中了什一抽杀率的奖。戴维·哈尔伯斯坦赞扬戴维斯是“不在教的清教徒”，“他们（戴维斯的孩子们）认为，他是基督教殉道者在人间的直系后裔”。又如此介绍：

“他(戴维斯的父亲老约翰·佩顿·戴维斯)作为浸礼会的传教士去中国，在那里为上帝工作，那是一个最富有异国情调和最美妙的地方（他的儿子【即戴维斯本人】在六十年后写道：‘常去教堂的美国人——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从小就知道在上帝所有的葡萄园里，中国也许是最可爱的地方。’）”

     突然给出这样一个说法，是不是显得与本节的长篇大论相矛盾呢？我真希望，今后有精力专节分析戴维·哈尔伯斯坦在《国务院清洗》里描绘的戴维斯，那位出征失败但保持了殉道精神的征服者小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