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工作者绝大多数45岁前后就已到达事业巅峰，可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要十多年_风闻

发展市场经济，是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好是好，但是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弊端，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目前都还没有太好的办法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

再工业化或者后工业化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占比逐步增高的知识劳动者群体。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在加快，更由于人类生命周期客观生理以及心理机能局限的存在，知识工作者绝大多数在45岁前后就已到达了事业的巅峰。

知识社会是第一个理论上讲可以让人毫无限制地向上发展的社会。因为知识和其他生产工具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能继承或遗留给下一代。在这一点上，人人生而平等。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所以不同，不在于向上流动的机会有太多，而在于现代社会十分欢迎、鼓励和珍惜任何争取向上流动的态度。知识社会则更加肯定这种向上流动性：它将任何妨碍上进的东西，都视为一种社会歧视。这意味着，当今社会恨不得每个人都变成“成功人士”，这在过去（短短不超过50年）是一种十分可笑的观念。

自然，只有少数人可以特别成功，但大部分的人也渴望一定程度的成功。

然而，知识社会追求向上发展的代价高昂，疯狂的竞争会造成心理压力和情绪创伤。只要有赢家，就一定会有输家，这样的情形在漫长农业文明的传统社会经常是看不到的。没有土地的佃农的儿子也成为没有土地的佃农，或者农民的儿子依然当农民，工人的儿子依然当工人，这样的情形在过去不算做失败。

然而在知识社会里，这样的人不仅对个人而言是个失败者，在社会上也容易被视为失败者。

从青少年开始，普遍严重的睡眠不足就已经出现，休息日以及晚上还要参加补习班进行填鸭式学习，以便通过每一次的考试，否则就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更无法找到一份好工作。这种压力使很多学生对学习很反感，更威胁到现代社会引以为傲的追求所谓的经济平等。毕竟，只有富裕的父母才负担得起昂贵的“追加教育”的学费，不少发达国家同样如此，也已允许学校变成激烈竞争的场所——仅仅在四五十年内。

这表明在知识社会中，人们有多么地害怕失败。

由于竞争如此激烈，越来越多已经极为成功的男男女女的知识工作者，包括企业的经理人、大学教师、医生、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等等，到了45岁前后就已经陷入了事业停滞的状态。他们内心里其实清楚：自己差不多已经到达了事业生涯的巅峰。如果工作未来仍是他们除了家庭生活之外的一切，他们就有麻烦了。更麻烦的是，他们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要十多年。人生苦短，飞短流长。职场只上不下的逻辑，几乎可以让每一个中年人备受考验与煎熬……

很多人在谈论要恢复知识工作者对雇主的忠诚度，但这样的努力终究还是徒劳无功。金钱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重要，知识工作者也不例外。可是他们既不认为金钱是最终的衡量标准，也不认为金钱可以替代专业绩效和成就。如果说昔日的工人主要还是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方式，而今天和未来大多数的知识劳动者主观上却希望，工作还应是一种适合自身需要的生活方式。

劳动力市场长期保持僵化陈旧的模式，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是否还有较多的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变其未来社会地位的可能。许多人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制造业就业机会持续不断衰减，而其产出能力依然不断递增的可能。

年轻人一律往前看，是另有一大群的中壮年挤满在了前方行进的道路上；中壮年人一律向后看，更有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似乎已经瞄准了想要接管自己的位置。

市场经济的麻烦则在于，无论何时总好像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工作机会太少了；经济稍有不景气，失业或半失业人群存在则似乎成为经济再一次复苏需要的必然。要知道，失业不仅失去的是收入，还有工作本身让人与人，与社会顺畅链接的通道，以及现代人生活的必要的一定程度的尊严、体面和从容。

西方发达国家法定固定年龄退休制度的社会共济性功能，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

此前很早便已有学者指出，知识工作者需要进一步发展自我，最好趁自己还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探索开始过另一种非竞争性生活，并努力尝试拥有属于适合于自己的社区，发展其他的一些兴趣，不论是从事志愿者活动，还是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允许或指导下的一些公共事务，那才是他们创造个人成就和做出个人贡献，并从中体验人生价值与乐趣的重要机会。

伴随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如此具体而现实的社会矛盾只会越来越突出，但是凭借市场本身却难以提供和找到更加适合解决的办法。

据说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生命旅途中，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和自身人生价值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