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和代际角度看中国后城镇化时代的发展与机遇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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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晨茹 | 文·

2023年，疫情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到了家乡江西吉水。离家快20年，家乡的一些事情已经有点陌生。每年回家更多是陪父母，看老人，偶尔也会关心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

2016年后，我发现吉水的变化突然多了起来，先是要开发一个叫进士博物馆的项目，后来是修建新城，然后是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商被抓，同时当地的县委书记也被抓，再后来是扫黑风暴。几年之内，这个宁静的小城似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这些，也让我对家乡的事情变得感兴趣起来。今年回乡也开始在探亲时找人攀谈。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们普遍都会提到，这几年当地最大的新闻是前任县委书记袁守旺被抓。并且，他的“事迹”还被拍成了专题片在央视播出。

专题片里面的内容，和其他和工程相关的贪腐案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有决策权的基层官员主导当地工程项目，被觊觎政府采购资金商人围猎，进而指使或默许家人受贿。这类型故事的细节，可以在电视剧《狂飙》里看到类似的情节。

只是，在和家乡的一些基层官员聊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来丰富对这个人的理解。有一些人认为，除了贪腐和“一个人说了算”之外，“袁守旺这个人还是比较能干的，一任县委书记干了之前两任县委书记的工作”“雷厉风行，说拆就拆”。

的确，如果要论表面的城市建设，吉水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些年日新月异，有些准三线城市的气候。

当然，这些建设的经费不会凭空出现。江西省地方政府行事相对保守，但在近些年，也学会了其他省份十几年前就开始用的政府融资工具城投平台。除去城投借款之外，卖地也是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在袁书记任期的这些年，吉水县城的房价从几千涨到了近万元每平。当地的居民，包括外出广东打工的人，也在这十年加杠杆购买县里的商品房。于是，十年过去，经历这一轮购房大潮，当地居民以及外出广东打工的吉水人基本做到了户均两套商品房以上。

我想，吉水县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小城市，但可以部分反映中国城镇化产业链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逻辑和现象。中国过去水大鱼大的经济，得益于两个引擎，一个是外贸，一个是城镇化。

外贸主要是以中国的低成本（人力、环境、土地）来承接外需（美国和欧洲）。而城镇化，主要是承接外需过程工业化引发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桥梁、机场）以及商品房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的组织模式主要是围绕着这两个主旋律来架构的，沿海城市靠外贸，内陆城市靠房地产。袁守旺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工程队、房地产商是内陆城镇化经济的代表。

县级行政是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是地方执行中央政策的基本单元。而县委书记，便是每一个单元的“首席执行官”，负责整合资源进而实现目标。这个目标，在过去三十年主要是经济增长。腐败，从一定程度上，可能变相地起到了给“首席执行官”股权激励的作用，所谓“拿钱办事”。

然而，三十年过去，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几近消失，环境保护的重视，中国简单的劳力低成本优势让位于东南亚；城镇化也随着人口大迁徙的放缓而到了末期。当基础建设阶段性完成，这个时期的“首席执行官”也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随着后城镇化时代的到来，如今，在新生人口逐渐减少、总人口下降的关隘，许多人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尤其是已经适应和理解了过去三十年中国增长逻辑的受益者们。对于不少人来说，前方迷雾一片。

也有些人会拿日本90年代后期的经济发展来做类比，理解当前中国可能面临的困境：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人经济增长停滞——

一方面，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让日本外贸货币优势丧失，进而刺破日本房地产泡沫；

另一方面，通过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封锁，让日本芯片半导体行业让位于荷兰和台湾——这些情节，在如今似乎有些相似。

因此，当2018年，美国开始针对中国科技进行封锁时，一种悲观情绪开始蔓延。在经历了一些不确定性后，许多精英人群选择在疫情开放后第一时间移民到了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对于经济前景的不明朗，加上基于对于战争等因素的考虑，国外许多长线资金也选择在这个时候减配中国。

作为一个投资人，在大的增长逻辑发生改变的时候，无法回避的便是宏观问题。对宏观问题的理解像一个人的价值观，想清楚这些事情后，会在未来十年动荡的岁月给予你定力和信心。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点对于投资同样如此。

我始终认为，简单的线性外推和类比，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理解和解答。要理解这些问题和看清未来。我们可能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1、国际秩序的形成和演变；

2、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内核；

3、东西方文化交汇下的代际转变。

理解这些事物，可能会帮助我们在“袁守旺们”谢幕的后城镇化时代，理解如今我们的一些顶层设计安排。

以及未来二十年，我们这一代人在接下来新的叙事当中，所处的位置和担当的使命。

国际秩序的形成和演变：战争与和平

从“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的角度，战争不只是一种人道主义抨击的对象，而是一种新秩序形成的方式。或者说，战争是人类社会螺旋上升的一种工具。

正如中国封建时代的秩序是战国时期形成，如今的国际秩序，是两次世界大战构建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

1、美国的崛起；

2、苏联的形成；

3、东方的沉默。

战争的背后是经济实力，美国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化支持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一方面，美国胜利后，在欧洲国家的支持下，开始通过货币、军事、经济三种方式开始主导国际事务。货币上，怀特打败了凯恩斯，构建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军事上，美国用核实力成为了许多国家（譬如日本）的军事盟主。经济上，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通过外贸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环。整体来讲，美国的朋友们基本都在战后实现了和平与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苏联在军事实力的支持下在二战后选择了不同的体制道路。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和东欧的军事经济实力已经全面落后，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却也发生美国人想移民去苏联的情形。但是，由于后期一系列经济、政治上的错误，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土崩瓦解，如今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政治军事遗产。

对于以中国来说，二战后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人均经济实力远不如日本和苏联。只是中国人性格比较倔强，还是依靠小米加步枪实现了政治独立——既不依附于苏联，也不依附于美国。或者说，始终游离在这两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体之间。如果说，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那这个阶段，东方文明在世界舞台上，基本是沉默的。

虽然在政治上，中国选择独立自主。但在经济上，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还是依靠进入到美国构建的国际秩序，在几十年内实现了工业化。上世纪70年代，在对抗苏联拉拢中国的政治诉求下，基辛格促成尼克松访华。中美外交破冰。

务实的邓小平在考察了东南亚和日本后发现一个规律：和美国做朋友的人都富起来了。于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选择经济上全面拥抱美国。因此，在袁守旺上大学的80年代，和刘强东、马化腾等上大学的90年代，是中国文化、秩序全面学习西方的时期。

中国人穿欧洲人设计的服装，看好莱坞拍摄的电影，学德鲁克的管理学，用比尔·盖茨的操作系统，大学的精英最好的去处就是美国留学，新东方俞敏洪老师便是借着这股东风，获取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

那时候，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是可以“抄作业”的，准确来说是抄东亚四小龙的作业——搞外贸，城镇化。那时候做投资也是简单的，看看那些先发国家发生了什么，中国也会发生什么。中国的选择是：经济上抄作业，政治上韬光养晦。

中国人的选择也很简单，沿海搞外贸，内陆有资源搞资源，没资源搞工程房地产；投资上买房子，要么放在银行变成存款。于是，在这种一致向“钱”看的背景下，中国度过了轰轰烈烈且简单的三十年。

这三十年 ，也是60后、70后的黄金年代。他们从二十多岁走到了五六十岁，财富和政治资源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那一代人，是几百年以来中国普遍富起来的第一代人。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一代人中许多精英主义者对于西方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

这个过程的国际秩序也是简单的，世界只有美国一极。对于美国自己而言，那三十年的政治经济是由东西海岸主导的。西海岸主导科技，东海岸主导军事和金融。

在两岸精英的掌控下，世界没有大的冲突，只有因能源等争端引发的局部战争（也基本以美国获胜）；世界越来越平，全球贸易通畅；科技发展迅猛，信息产业席卷全球。整个世界也形成了清晰的分工：美国联合西欧制定秩序、主导科技和文化；中国用人口优势成为制造业大国；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能源。其他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禀赋嵌入到这个体系中或者被这个体系排斥。

当然，嵌入到这个体系的前提是，政治上须被美国所认同。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通讯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工，来理解这个全球化的架构。通信行业的技术和标准制定掌握在美国和北欧手中（高通、苹果、google、诺基亚、摩托罗拉），中国有最大的市场（中国移动），负责制造基站设备（华为），当然，也在中低端手机设计制造销售中占有一席地位（小米、OPPO）。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走到今天，这个体系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引发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和资源压力与日俱增。从美国本土来看，这种秩序的受益者似乎是东西海岸的精英人群。在逐利和成本最优的驱使下，大量工厂和低端劳动从美国迁往成本更低的中国或者越南。中部制造业陷落形成铁锈地带。

2008年次债危机后，美国为了消化债务，选择用美元地位向全球输出通胀，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随后，代表贫民的民粹主义政府崛起。特朗普也在美国蓝领的簇拥上当选了美国总统。总之，无论是美国本土，还是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都对之前的分工体系产生了不满，历史的天平再一次向公平倾斜。

另外，对于中国而言，在人口红利几近消失，城镇化到中后期的情况下，中国本土闲置了大量基础建设产能。泛科技领域也有天然的产业链向上延伸的诉求——不只是制造和销售，而是进入到芯片、操作系统等更为核心的领域。

对于前者而言，中国企业需要出海消化过剩产能，和美国、欧洲等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进行直面竞争；对于后者而言，这触碰到了美国和欧洲企业群竞争力的核心地带。于是，便有了2018年开始美国全面制裁中兴华为事件。

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敌意来自政治和文化。但我认为，这更多时候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时间放宽到两百五十年前，美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独立战争。如果论政治文化，美国在许多理念上继承自欧洲。但依然选择通过战争的方式宣布独立。

在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下，经济利益是通往天堂的入场券。过去，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类似耐克阿迪和申洲国际。如果有一天，申洲国际要出自己的服装鞋履品牌，这家公司的客户（优衣库、耐克等）大概率会和申洲分道扬镳（事实也是如此）。而申洲也会有自己的难处，因为它知道，如果不进取，自己可能有一天也会被越南的代工厂所取代。

因此，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申洲，你会怎么做？你可以选择继续做代工厂，把工厂迁徙到成本更低的越南。也可以选择成立自己的品牌，几十年前，耐克的创始人在鬼冢虎和阿迪达斯的压力下选择从一个代理商转而做自己的品牌，并把美国精神赋予在这个品牌当中。

两种选择都无可厚非，背后除去经济利益之外，也是一种内心的认可：你是选择继续成为他人秩序的附庸生存，还是构建自己的秩序。

这种选择的背后，除去内心的追求，也需要实力的支撑。这也是摆在中国后城镇化时代经济发展面前的选择——融入世界的方式，是继续做西方秩序下的附庸，还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发出自己独立的主张。

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内核：什么是独立自主？

在疫情消散后的二月，第一个在疫情后到访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伊朗总统。

伊朗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如果论经济本身，伊朗除去石油之外其他产业并不发达。但是，从政治上，伊朗却是在苏联之后，这些年最敢反抗美国秩序的伊斯兰教国家。

如果翻开伊朗历史，你不难理解这背后的原因。这个现在看来产业贫瘠的国家，在公元前曾经是横扫欧洲的波斯帝国。和中国一样，几千年来，伊朗沿袭自己的宗教、文字，也沿用自己的日历（伊历）。

历史证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而言，文化的反脆弱性是最强的。

文化的传承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审美和主流价值观，这是植根在文字符号里的文明精神内核。过去一百年，毫无疑问，在如今尚存的文明当中，占主导的文明是西方文明。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英国牛顿、达尔文在工业革命中将科学、理性、商业文明构筑并在全球播种；美国清理完美洲大陆原住民后，保留了英国对于科学、商业的尊重，去除掉了英国贵族的阶层固化思维，在两百年内将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西方文明是一个扩张性的海洋文明。无论是四面环海的英国，还是城邦结合的希腊，本地经济都难以支撑一个大的经济体。对于贸易和商业的尊重，培养了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基督教的产生和新教改革，也孕育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进而成为了西方人民追求自由的精神诉求。

个人英雄主义是西方文明推崇的。这也不难理解，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哥伦布、牛顿这些有奠基意义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以天才和非凡勇气改变了一个时代。

但是，海洋文明也有其天然的弊端。贸易和商业为主的国家，意味着有一部分价值并非自身创造，而是需要掠取其他国家的资源或者廉价劳力。这使得西方文明逐利扩张过程会伴随着战争（通胀）的输出。300年前的美洲、现在的中东便是代表。

对于中国而言，中原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几千年里，有几个重要的节点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内核——

第一个节点，是春秋战国和之后的汉朝。几百年的战争以及之后的和平奠定了法家和儒家在中国治理中的地位。之后几千年更多是这个秩序的展开和延续；

第二个节点，便是1840年以后的一百多年。西方文化在绝对实力的基础上以强势的方式进入到了中国，引发了“百年未有之变局”。尽管中华文明融合了北边的游牧民族，但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主流文明是建立在内陆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农耕经济以家庭作为基本组织单元，文化讲究勤奋、节俭，更为内敛、保守、崇尚集体主义。提倡生产（制造）、爱好和平而非贸易战争。由此可以看出，重农业，制造业在中国是有其文化本源的。

中华文明历经千年，尽管经历诸多战乱和朝代，但始终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呈现——拥有完整的叙事体系。这种文字符号叙事体系，像一个操作系统一样传承到了现在。

这个操作系统在汉朝形成，在清朝末期后的一百年间进行了一次大的架构修改——屈辱和自我否定是最好的源代码。但是，在操作系统修改之后，保持国家统一和稳定，依然是这个体系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基石。

有一些人认为，在2018年，中国在面对美国科技制裁之时，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选择低头，或者继续韬光养晦。我想，这就好比一个有独立人格和没有独立人格的两个人。

日本自建国以来，就是在其他国家文化和文明强烈影响之下生存的。日本的文化的底色是“空”。空的意思不是没有文化，而是一种接纳和包容的姿态。因此，日本天皇在美国舰队到来之时，很快摒弃过去从中国习来的一套，全面转向西方。

但中国文明很难做到，中国的文明是有色彩的，色彩意味着独立，独立也意味着改变需要更强的阵痛和更长时间。也意味着，改变之后，不是失去了自身的人格，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构建这个操作系统。

中国不是日本，不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这让中国会选择自己的道路去融入世界——不是自大的封闭，也不是一味地认同西方而失去自己。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这几年面临着美国的制裁，中国还是选择了在实力允许的情况下，走自己的道路。科技上，中国选择在半导体、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投入；文化上，在经历否定之否定后，开始认同自己的文化，汉服、中国诗词等符号开始复兴。只是，经历过否定之否定的新操作系统的构建，可能需要一代人来完成。

东西方文化下的代际转变：后城镇化时代下的中国年轻人

2022年，在上海解封后，我计划了一次一个月的中国地区产业的调研，其中去了一次长沙。

去长沙前，听许多人说过长沙消费的旺盛。但到了长沙之后，长沙人民的活力还是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中心街区人挤人，就算是在上海也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晚上十二点多，街边依然有出来做美甲的年轻人。

疫情的阴影似乎没有在长沙出现过。除去消费，长沙的产业集群形成得也不错，比亚迪中部总部和工厂设置在长沙，一些软件公司也在长沙落地。

在询问为什么长沙这么有活力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答案是：长沙房价低。在长沙，通常的商品房只需要七八千，江边最好的房屋也不过两万，年轻人购房没有太大压力。并且，长沙高校众多，年轻人也愿意留下，也敢于消费。

在走过长沙城中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长沙城中心保留了许多老城，并通过一些改造的方式，让这些老城区变成有层次感的商业中心。这些保留长沙老城记忆的商业中心，吸引了一些咖啡厅、酒吧、小商店业态进驻。长沙没有靠大拆大建来收那么高的城市建设税，而是选择保护一些老城区让一个城市运营更加经济合理，也保留这个城市的记忆。

于是，通过长沙，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个后城镇化时代的城市版本，甚至一个国家该有的后劲和模样。没有房地产，高房价，拆和建，一个城市经济依然可以发展得很好。年轻人有活力，城市也更加有生命力。年轻人的活力，是中国下一个增长曲线的源泉。

也许，60、70后主导的城镇化和外贸经济的三十年，帮助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也修筑好了基本基础设施。当基础设施修建完毕的时候，就会有新的适应新时期的人物登场。

袁守旺和许家印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城镇化时期登场，他们配合着完成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也在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谢幕。下一个阶段，可能也会有适应新时期的政府人物和企业家出现。

今年春天的一个雨天，我去浙江省政府旁和大学同学吃了一个午餐。大学同学毕业在地方营业部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去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工作。这些年任上，她处理了许多私募基金明股实债的暴雷事件，还经历了注册制转变后地方金融办政府职能在上市过程中的转变。

她和我描绘了她工作时候的感受：她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官员，更多是个公务员，帮企业解决问题的那种。她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企业要上市，要赶时间。刚递交材料就问她明天是否能办好。结果企业经办人员在办公室守着她跑上跑下走完了所有的流程。

午餐后，我也陪着她走回了浙江省政府。和一些其他不发达地区恢弘的省政府大楼不同的是，浙江省政府的大楼似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建的，还保留着那个年代的建筑风格和长期南方阴雨天气特有的水渍。

同样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江西南昌。去年一个月调研的最后一站，我去了南昌市。停留的那一晚，我住在一个大学师姐家中。师姐的先生出生于1981年，在省发改委任职处长。在通过和他的相处和聊天中，我能感受到他和我之前了解的上一代江西的处级官员的不同。他似乎更开放，更愿意对外学习。

这两个案例，我不确定是个例还是相对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些年在生活工作中，我发现一个现象，中国的代际差距是非常大的。60年之前和60年之后是显著不同的；1960～1975年的人更为接近；1975～1985年的人是一代人，1985～1995年之间的人又更相似。

总体来说，从心理学上讲，1975年前出生的人，儿时普遍贫困且有过饥饿记忆。这种少年时期形成的匮乏感，会让这一代人整体把物质看得比较重要。这一代人成年后也是中国开始形成剧烈贫富差距的时代。他们中不少人认为有了身家就意味着有了一切。这个年代的人价值考量上是比较物质纯粹的。

75后和85后又有一些的不同。这种不同很多时候来自原生家庭。1975～1985年出生的人，他们的父母许多人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因此，从经济上，这期间出生的许多人没有父母给予的物质基础，也没有之前的人机会那么好。在他们需要结婚购房的时期，房价也普遍上涨。这一代人很多人都背上了沉重的房贷。

相比而言，85后的一些人的境遇又有改变。他们既没有物质匮乏的记忆，父母又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代还是独生子女的一代，父母会把教育资源集中在一个子女身上。充满爱的童年会让这一代人更有安全感，也更愿意选择相信。而安全感，本身是构建长期主义和创造力心理的来源。

并且，他们成长在一个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从少年时期学会了从国际国内广泛吸收信息。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抹平了东西方信息差距，天然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具备国际化视野。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政府以及企业的重要岗位正在进行代际转变。底层架构的不同会让这些人走向决策权岗位的时候，做出前人不一样的选择。

这一代年轻人以及未来更长时期的年轻人，虽然不愿意进工厂做苦工，但可能会发明工业机器人去替代人工；他们可能不会赚钱后只是想移民出国，而是像王慧文一样用积蓄去孕育下一次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他们可能不会去赣江边用6.8亿修一个进士博物馆，而是想着怎么把苏州工业园区的工作方法论搬到江西赣州，让广东向内地迁徙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得到服务。

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实已经不那么缺乏创造力和耐心了。他们中的精英更尊重科学，也更包容特点。只是，这个国家还需要在大学等机制体制上给基础学科、创新更多的鼓励和宽容。

创新需要冒险，需要理想主义，也需要具备长期主义精神的资本。这些底层的文化内涵，都需要在未来二十年后城镇化时代中的中国进行构建。中国也将在各行各业出现具备这个时期内涵的企业和企业家。这也是下一个十年我们投资人所面临的结构性机遇的部分来源。

结语

文化的基底有时候决定了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底色。在变局来临之时，这些底色决定了未来十年在面对诸多不确定时候的选择：你相信什么？你希望什么发生？这些判断，很难来自线性外推。

只有深刻理解这个民族的内涵，这一百多年的变化，理解身边普通人的辛劳和韧性，才能在此刻注入发自内心的信心：

正如几千年前，北方的游牧民族给中原人民隐忍性格中带来了血性。同样，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和西化，东南沿海的发达，也给中国人的性格注入了冒险、开放和创新的种子。

在这种文化的注入下，中国将迎来否定之否定后的复兴。否定的过程必然面临着秩序转换过程中的动荡。相比过去三十年，未来的社会价值会更加多元，事情也更为复杂。但总体来说，最好的年华能遇上这个时代依然幸运的。

看到风险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不用怀念过去，属于中国的最好时代才刚刚开始。

作者：清泉石资本管理合伙人。曾供职于中信证券，上海文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2018年创办清泉石资本，立足于中国长期资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