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西方国家观陷阱，重新认识国家_风闻

“文明型国家”挑战民族国家观

怎样认识国家，即国家观，是人的世界观的重要部分，影响着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

比如从美国黑人该不该独立建国，夏威夷该不该独立，冲绳该不该恢复流球国，英国该不该脱欧，苏格兰该不该脱英，到地球联合政府有没有权力决定带地球流浪，行星防御委员会有没有权力干预人的生育权，都涉及每个人的国家观。

国家观变了，很多问题都变了，比如卢旺达，在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二十多年前还在种族屠杀，现在却变成非洲发展小标兵，名列世界最安全国家之一。

聊聊国家观

最近我在一个会上讲到一个观点，现代西方国家性质和中国战国时期相近，虽然在具体技术等方面先进很多。几位专家摇头不语，似笑非笑。我猜他们可能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原因可就在于我们头脑中国家观的底层范式不同。他们觉得看我在第一层，只觉可笑，可我又会认为我在第三层，觉得他们太浅，如此相互都难以真正沟通。其实我这种观点一点也不稀奇，康有为、陈焕章、严复、章太炎、刘师培、刘师复、雷海宗都或多或少谈及这个问题，我可能确实是无知可笑，总不能说这些前辈学者们都白痴吧。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今天绝大多数人文社科学者脑里打着一种国家观的思想钢印。这就是今天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民族国家观。

民族国家产生于近代欧洲，就是由一个或几个民族为主体，靠政治认同形成的国家，这种国家不同于之前的欧洲封建国家，靠民族主义动员全民当兵，建立起国家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民族国家观随着西方兴起和扩张而影响到全世界，二战后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最基础的思想范式，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但是民族国家观念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历史经验并不相符，和多数文明发展的逻辑也不同，原本它只是一种地方知识，随着西方崛起成为普世知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将其重新降为地方知识。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

一，空间维度

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国家都有各自的看法。一个人是生活在乡镇规模的小国，还是纵横万里的大国，他肯定会养成不同的国家观念。

中国人很早就生活在大规模的国家中，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产生了地跨九州的共同政治生活，当时说的五服，甸侯绥要荒，讲的就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五环结构。在甸服，每一百里画一圈，成为一个税区，根据和首都距离远近，承担相应的义务，一百里要赋纳总，进贡带秸杆的谷物，二百里距离远些，只需要纳銍，贡献带穗的谷物，三百里纳秸服。这里有不同观点，“秸”字，有人认为只用进贡秸杆，有人认为是进贡脱去芒尖的庄稼（例如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秸是指去掉颖的穗，马融也说是“去其颖”，也就是把庄稼脱去芒尖），我觉得从逻辑上，秸杆的说法更合理，仅去掉芒尖似乎意义不大，对运输的成本没什么影响。这个“服”字，有人认为是衍文，有人认为要服劳役，要帮助四百里和五百里运输物资。四百里粟，要进贡带稃皮的谷物，五百里米，只进贡去掉稃皮的精粮。内三区都需要自己把贡品送到首都，四五区只需要把物资送到三区就行，后边由三区负责运输。

扩大到甸服之处，其他四服不需要交税，只需要上交实物的贡品。大家共同维系着华夏的天下。生活在九州和四海的蛮夷也进贡各自的特产。为何要规定的这么细致？我理解，一是考虑到成本，运输成本，越远的进贡的物资越轻。获取成本，越远越是特产。二是考虑到公平，义务与权利的平衡，比如在中央地区，土地质量与税收数量挂钩。甸服的第三区要帮助别人运输，就可以免交谷穗。在九州，离天子越远的，承担的进贡义务越小。三是要鼓励和培育统一的市场、生活空间及文化。各地交实物，可以促进物资的流动，供需的对接，各地特产可以在中央得以交流，促进劳动分工和手工业发展，提高文明水平。最终目的是形成一种安全、和平、公平、井井有条的大规模政治秩序。

虽然有虚构成分，但一定是基于某种大规模的国家生活经验，同时也使中国人习惯了一种大尺度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想像力。自此以后，不管是遇到分裂内乱，还是外敌入侵，华夏民族总是初心不改，努力追求重构普遍的天下秩序。春秋战国陷入分裂状态，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思想，都包含有天下一家的元素，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世界哲学而非国家哲学。即便是那些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法家等思想流派，也不以实现某一国的强大、称霸为终极价值，而是希望建立新的天下秩序。

思维的尺度无比重要。人的思维是围绕着大尺度问题还是小尺度问题，决定了其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和提出的方案是相当不同的。

西方政治生活在多数时间里是在极小的规模上展开的，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他们的政治思维、世界思维大都是以单一民族组成的小国家为单位，西方社会科学提出的民族国家概念，就是他们思维尺度的反映。超过了国家的维度，他们能想到的，要么就是暴力性的殖民帝国、霸权体系，要么就是剥削性的世界市场、依附性的世界体系，却很难提出一种基于普遍性、公平性的人类共同命运方案。《流浪地球2》在北美上映后，有人评论说，同样是科幻，中国人能想到带着地球流浪，美国人只能想到造条船卖船票。也许背后的一个差异就是观念的尺度。

中国人的国家观在进入现代后遇到了重大挑战。正如康有为所说，中国向者非国，而曰天下也。但是西方的崛起使中国陷入了新一轮国家竞争，新一轮春秋战国。现代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很接近中国的战国时代，现代国家，一些方面也很像战国时期的国家。不论国家内部制度演化，还是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世界与中国战国时期都是最具可比性的。中国人为了在丛林般的世界中生存，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的理想，接受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观念，其实在文明是倒退了一大步，退回了战国思维，陪着新手重新打关。

但是因为我们有过大尺度的共同体政治经验，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以中国这样的国家规模，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必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也更明白，今天世界的重大问题大都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能解决的，所以中华民族的一个使命就是为世界提供新的方案，所以我们要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政治理念始终是有世界关怀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术、思想界却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与时代的需要脱节，多数人仍未跳出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窠臼，我们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学科仍在习惯性地使用民族国家概念，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

二，时间维度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很多古代文明都是迁徙性的，不仅是游猎、游牧，还有很多是游耕，因为土地提供的资源支撑不了人类的长期定居。但是中国从周代之后进入了长期大规模定居阶段，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渭水流域的黄土特性。长期定居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很多元素，一代代人定居在一个地方，就会形成强烈的历史观念，死去的人和活着人共处一个空间，也会产生人与祖先、人与神的亲密关系，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成为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造成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到今天，中国文化和制度最大的特点之一，可能依然是以人为本。

定居性决定了中国文明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我们对这一点已经习以为常，觉得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是天经地义，但是其实很多民族对脚下的土地是非常敏感的，美洲、澳洲的国家都是建立在近二三百年才掠夺的土地上，也许他们在未来几百年里都无法摆脱罪恶感和外来者焦虑，这种焦虑会不断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和危机。中东、印度不少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频繁的迁徙、征服、压迫、驱逐，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样存在。非洲人被当作奴隶在全世界贩卖，先是被阿拉伯人贩卖，后是被欧洲人贩卖。阿拉伯人自7世纪建立帝国之后就开始长达一千多年的贩奴历史，不仅东西非，欧洲和斯拉夫地区也是重灾区，奥斯曼土耳其时期，贩奴活动遍布欧洲。连英国都不能幸免，现在美国人搞黑命贵，欧洲人其实也可以挖掘一下自己祖先当奴隶的历史，搞个白命贵运动。当然今天流动方向反转，西亚北非、乌克兰、拉美，今天还有大量难民在涌入欧美。犹太人更是如此，我读过一本犹太作家的书，开头就讲了一个梦境，梦中脚下的土地被上涨的海水淹没，他们失去了立身之本，就像《this land is mine》这首歌反映的，这些民族很不容易。即便是日本这种长期定居在孤岛上的民族，因为地震火山等因素，也会产生一种深沉的家园危机，很多文艺作品都反映了日本人那种一觉醒来就失去大地的焦虑。

朝鲜民族这方面好一些，其实与中国人相近。近几十年，韩国为了塑造民族主义精神，喜欢用一个词“身土不二”。这个词其实来自中国，因为儒家道家提出了天人合一，佛教也提出了这个身土不二。但韩国人把这个词用狭隘了。现在韩国人连春节、汉字、饺子的版权都要抢注了，什么都要是我的。在中国的观念中，身土不二并不意味只能消费自己土地上的产品，或是把什么都占成自己的，而应该是在脚下坚实土地基础上建立的一种从容自信心态。

正是由于长期的定居，使我们意识到，这块大地上的人们，要成千上万年生活在一起。那么理性的选择是共存而非你死我活、是合作而非冲突、是融合而非隔绝、是平等而非奴役、是宽容而非排斥，最终大家走向一统而非分裂。

因而中国从上古，最晚到周代，就开始产生平等、均平的观念，追求把所有人当作人，让人与人的差异不要太大等正义目标。因而中国没有出现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这样的奴隶制经济在西欧北美的民族国家都是存在到19世纪，美国在法律上甚至存在到21世纪。中国多数时间里不存在征服者系统性压迫原住人口的种姓制度和种族主义，这些现象在很多国家里今天依然十分严重。

总之长期定居的历史经验让我们习得一种合作共存意识，在内部体现为多元一体，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这种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和谐世界观念和放眼长久的心性，一时的强弱胜败不会完全左右我们的思想，我们有足够长的耐心。中国不缺重来的机会，但西方人可就不这么想了。最近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有段视频在网上很火，他说罗马只辉煌过一次，埃及只辉煌过一次，英帝国只辉煌过一次，中国是唯一一个陷入低谷后能再次上升到顶端的国家。但是他这段话，中国很多历史学家可不同意，他们天天讲中国哪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中国哪有什么不断辉煌，质疑中国的早期历史，甚至编造出各种中国历史中断裂论。这些双一流大学的所谓“一流”学者们，如果不是单纯为了标新立异，就是处心积虑地要解构中国的历史自信。

西方文明缺少这种长期主义思想。他们当然也想有悠久的历史，人为建构起很多历史叙事，把今天的西方文明与古罗马、古希腊嫁接起来，但是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精神传统却不是一两百年就能建构出来的。所以西方文明即使在自己最自信的时候，也是缺乏深层历史自信的，他们害怕霸权的兴衰更替，害怕失去屁股下的宝座，更怕失去脚下的大地，害怕经历新的exodus。大家去美国欧洲的图书馆、街头和机场书店里看看，有多少书以“兴衰”（rise and fall）二字为标题，他们骨子里相信一个文明兴起、称霸就是一时的事，衰落是迟早的，而且一旦衰落，也许国家、文明、甚至人口都会消失。这就是西方历史的真正经历。我把这种文明戏称为“一次性文明”，“次抛型”的思维肯定难以建立起合作共赢的意识，很容易产生零和思维，既然我一旦失去霸权，就会万劫不复，那自然希望趁自己手里还有刀的时候，打击一切潜在的威胁者。

《流浪地球2》2500年的项目，西方人很难接受。中国人却无障碍，因为我们真的经历过不止一个2500年。有网友说中国人是不是从比邻星来的，确实5000年文明史可以去比邻星打个来回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选择希望”，因为我们的希望证实过，而且还会不断证实。我们得带着西方文明一起选择希望。这要求，我们要有手段威慑他们的野心，也要想办法帮他们走出危险思维。

民族国家概念的陷阱

西方基于其文明的空间和时间经验而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概念有其价值，它是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兴起的一种国家形态的反映。但是它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在社会科学中的统治地位已经造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思想陷阱：

1，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它都是一种静态的国家观。

首先，从时间性上看，它只适用西欧资本主义崛起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民族国家现象的出现，源于西欧的民族形成和国家形成是一体两面。在天主教会统治解体过程中，民族（包括民族语言、文化）和世俗国家一起诞生并实现重合。这种重合性带来了几个特点：1）民族-国家与古代的更广泛的文明割裂开来，成了现代的事物，但是客观上人和文化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这导致了现代与传统的对立。2）封建王权和资本力量共同塑造了现代民族和国家，后来资本为了进一步俘获国家，对国家权力形成强大制约，将自己打扮成社会的代表，将剥掉了文明因素的国家贬低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制权力，塑造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使限制国家权力成为一种正义原则。3）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形成两大阶级的对立，摧毁了原生文明的共同体性质，国家变成最纯粹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虽然历史上都有阶级，但阶级的大对立，大决战，是典型的民族国家时代现象。4）资本需要国家保护和服务其利益，国家成为军事和商业竞争的工具，民族国家成为战争的源头。并且在战争的过程中，形成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法原则。所谓国际法，本质上就是为了将战争限制在服务于资本需要但不能损害资本利益的范围内。比如战时不得攻击民事目标，其法律源头就是为了保护国际商业不受战争损害。5）民族国家以代议制为主要制度形式，在西方国家内部，代议制使资本能够更好控制权力，在非西方国家，代议制同样使西方资本更容易加以操纵。

因而民族国家在世界的扩散传播，会导致各大文明解体，产生大量没有文明之根的国家；还会导致传统社会解体，人们失去千百年安身立命的社会纽带；不少学者讨论过，一二战，纳粹大屠杀等现象，都与欧洲出现大量无根之国和无根之人有关。冲突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阶级、身份冲突越演越烈；国家与社会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国家被定义为必要的恶，公共权力受到资本的制约和控制（话语上却表现为人权约束公权，以迷惑劳动阶级）；国家之间无法超越安全困境和战争宿命；各国代议制政府成为国际资本控制和剥削的最佳工具。

其次，从空间性上看，它只适用于西欧式现代化阶段的国家规模。

古代希腊罗马历史记载如果是都是可信的，那么其政治单位都是极微小的。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家只有5040人，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希腊 158 个城邦的宪法史，足见这些国家规模之小，他的理论也坚信国家不能大。罗马虽大，制度上无非是一个庞大帝国之上的小小城邦脑袋。

针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我造了个词“城邦眼界”。近代，欧洲崛起，但是城邦眼界仍然限制着他们的制度想象。卢梭主张小国寡民，孟德斯鸠的立足点仍是小国优越论，只是为了国家的生存，他基于荷兰、德意志和瑞士联邦的经验，提出小国可以组成大的联邦。这些思想家之所以对于小规模国家念兹在兹，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未曾体验过高度制度化的大规模国家的样貌，还由于他们对于理想制度的理念限制了他们的政治想象力。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

英国的哈灵顿和休谟最早将共和制度与超过城邦规模的国家联系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国家的成型，西方政治哲学被政治现实逼着进入了民族国家的时代，今天仍停留于这个阶段。比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对现代政治思想的梳理就是止于民族国家，厚厚的两册竟无一言涉及国家规模问题。法国学者马太 • 杜甘在《国家的比较》中，谈到了国家大小规模的多个方面之后，结论竟然是除了国际关系外，政治体制和规模没有关系。可见执迷不悟。

美国和苏联这种洲级大国的出现，对民族国家观念造成挑战。美国的建国是西方文明在古罗马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大规模国家建构，规模的阴影自然笼罩在建国者的心头。托马斯 • 潘恩的方案是用代议制来解决规模问题。即便如此，托马斯 • 杰斐逊也不相信美国可以成功实现一个大规模国家，认为它“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我怀疑除了在新英格兰城镇的程度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最终美国和苏联都是通过联邦制解决问题，在国家观上也将民族国家向联邦主义推进了一步。

问题是停留在联邦主义是不够的，1，美苏都需要证明自己是“国家”的标准，所以还要使用民族国家的概念，2，民族国家对于美苏的战略目标都有价值，例如民族自决、反殖民主义、反势力范围等，都有利于拆解旧殖民帝国，有利于美国的自由世界帝国和苏联的世界革命。但是它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民族国家+联邦主义阶段，二战后美国发明出了一套自由民主话语，把民族国家悄悄替换为代议选举的程序标准，以所谓民主国家代替民族国家，构成了一套更狭隘，更方便操作的国家标准。不符合此标准的，即使是民族国家，均被贴上非正常国家，流氓国家，支恐国家等标签。

因而，西方国家观是在解决空间挑战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一种非空间，甚至非时间的抽象国家观，自由民主，这个民族国家观的高级版本，对世界的毒害就更严重了。

2，民族国家观被西方变成了话语武器。西欧式的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随着西方的兴起，它被赋予了一种普遍性。各古老文明为了现代化，纷纷采取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但是，古老文明大都是规模较大，不以民族为单位，要建立民族国家，原来的文明区域就要解体；相反，要维持自身的文明，就难以建成民族国家。西方当然是希望所有大规模文明都解体，方便他们分而治之，所以特别喜欢用民族国家的话语武器来摧毁其他文明的国家观念。印度、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和中东欧、俄罗斯各帝国都成功地被拆解（印度拆解的还不彻底，俄罗斯靠苏联暂时避免了分裂命运，今天普京还在拼命收拾这个烂摊子）。《阿拉伯的劳伦斯》作者安德森在前言中写道：“在战争中，语言往往就是一种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便是如此。例如协约国既使用‘奥斯曼帝国’，也使用‘土耳其’这个词。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协约国越来越偏好‘土耳其’这个说法，这无疑是在力图让世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当然，土耳其确实是征服奴役了其他民族，但西方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让帝国解体，让土耳其成为民族国家，以便于自己的殖民控制。

西方对中国同样使用民族国家观的武器。清末到民国时期，西方处心积虑地拆解中国。在西方和日本影响下，从严复的“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梁启超批判中国大一统为“退化之状”，到孙中山提出狭隘民族主义的革命口号，从汉地十八省自治到20年代联省自治，从1919年安福宪法草案到1925年段祺瑞宪法草案都主张联邦制，我们可看到中国人在观念上受民族国家观的影响有多深。但是幸运的是中国没有一条道走到黑，从孙中山说先分再合这种思路“荒谬到极点”，到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华文明，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惊险地跳过了这个大坑。这使中国成为唯一的古老文明和现代国家基本重合的文明型国家，同时自然也成为西方民族国家话语攻击的主要对象。西方日本学术界从各种角度来试图解构中国，早在在清末民初之际，试图把汉地和满蒙回藏割裂开来，希望中国变成多个民族国家；然后试图解构中原视角的传统史观，提出内亚史观、满蒙史观，比如当时游历中国，曾担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拉铁摩尔，以学术理论创新的伪装，包藏解构中国概念的野心；还有人致力于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帝国，帝国这个词，看起来似乎是对辉煌历史的褒奖，中国人也习惯于自豪地谈论大秦帝国、汉唐帝国、大清帝国，我们觉得有皇帝就可称帝国，实际上在西方语言中，帝国是与军事征服、民族压迫和财政剥削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历史经验中，一切帝国终将解体。所以帝国是与民族国家概念相对应的一个负面概念，西方给哪个国家贴上帝国标签，就是希望它最终解体。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界，特别是史学界，也出现了大量所谓的新观点，一些人跟着炒作日本学者的中华文明中断论，一些人追捧美国哈佛大学欧立德等搞的新清史，一些人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戏说历史，语出惊人，哗众取宠。一些靠乱讲中国历史出名的老师，现在不敢公开出来讲，但是私底下还是有市场，搞游学团忽悠钱，骗骗商人和中产。还有不少专业的大牌学者，坐在双一流大学的教授位子上，致力于论证中国历史停滞，论证中国没有多少统一性，质疑中国信史，反对五千年文明，论证中国历史不是未中断。这些都是西方民族国家观影响的产物。

“文明型国家”的回归

面对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霸权，一直有人在抵抗，包括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思想，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各种地区一体化思想，以及印度、阿拉伯、波斯文明区的本土宗教和文化思潮。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西方势力如日中天，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打遍全球。中国的大学里也未能幸免，在很长时间里，用西方概念和范围来做研究才能拿到教职、发表论文、获得资助，教学内容和方法、学科设置、教材编写等都要照着西方的葫芦画瓢。因而很多人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去反思、挑战西方的国家观，甚至不惜歪曲中国来削足适履。我闲时钻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乱翻书，发现文科一大半的专著和教材都不是在增进人的知识，而是在用西方思想给人洗脑，是在让学生远离而非接近现实。或者是用读“文献”（而非读书）、写八股“论文”等手段来驯化学生的思想（其实美国社会科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消灭批判思想，把聪明的头脑都豢养起来去搞那些精致而无用的研究）。这样的文科，也许办了还真不如不办。

在这个大气候下，张维为老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概念，是需要相当勇气和独立思考的。他正面挑战了西方民族国家观，提出的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反映了中国国家经验的空间特征，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反映了中国国家经验的时间特征，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全面挑战了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

文明型国家概念客观反映了中国从传统文明向现代超大型国家演变这一伟大成就，从国家建设角度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理论视角，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提炼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型国家概念强调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的重合，为解决诸多现代国家面临的传统政治体分裂、传统文明断裂、传统与现代冲突以及现代社会内部的冲突性都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文明型国家概念构建起了一个中国叙事、中国社会科学范式的基点。

不少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文明的国家，多年来苦于民族国家话语的影响，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表达自我，只能任由西方拿着尺子来定义，甚至被西方拿着民主化、自由化、现代化概念的武器来揉捏、扭曲。他们从文明型国家概念上看到了建构自己话语的一个突破点，因而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越来越多地引用和使用这个概念，西方学术界也有不少学术研究和新闻评论日益关注文明型国家，甚至关注怎样应对它的挑战。

《东方学刊》2022年第3期组织专题，梳理了西方和非西方对文明型国家及其对民族国家的挑战的关注

西方最早关注是2011 年《经济学人》一篇文章《天下无新事》(Nothing New under Heaven)。2012年英国《观察家》杂志发文酸这个概念，文章副标题是“世界最悠久的文明准备开始给西方国家指点一二”，“中国的野心是将自己定位为文化至高者(cultural supremo)”。

2020年，英国记者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这样写道:“一个幽灵，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幽灵，正在自由主义西方徘徊。” 

2022年，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文明型国家的魅力》，说一种悄然形成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文明型国家”论述已开始危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202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称文明型国家今天成了“时髦概念”，普京也跟着中国宣布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地位，印度还在争论自己是不是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候选国还包括美国，甚至土耳其，乃至欧盟，这个名单还在扩大

据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科克的考证，普京于 2013 年首次使用“文明型国家”概念 “俄罗斯是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东正教和该国其他传统宗教共同加固的文明型国家” 

2022年印度的莫迪也使用，“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应该“在深层的印度文明中，而非19—20 世纪的西方思想中，寻找现代印度的根基”。

当然，印度今天采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家建设路径，实际上仍然是在西方民族国家的思维陷阱里，注定不会成功，而且会造成深刻的分裂因素。

以上这些反应，说明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成功，同时也说明文明型国家概念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政治和国家问题的契机，它将促进人们对文明和国家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使人们从西方社会科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

当然，要挑战西方民族国家观，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仍然任重道远。而且最大的障碍不在萧墙之外，而在于中国思想界仍然普遍存在的不自信，在于深受西方影响渗透的教育体系，在于仍然热衷于玩西方设计出来的思想驯化游戏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在于文化、传媒、出版、文艺等领域里不少人头脑里仍然刻着的西方思想钢印。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思想家、特别是年青人，跳出民族国家话语，直面现实，提出中国的和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观和社会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