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兴衰视野下的“海上民族”考论_风闻

作者：金寿福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文明兴衰视野下的“海上民族”考论-中国社会科学网 (cssn.cn)

摘 要：“海上民族”一直被视为导致公元前12世纪前后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多个政治体先后灭亡的罪魁祸首，其主要依据是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麦内普塔和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描写他们迎击“海上民族”的铭文。然而，埃及国王关于抗击“海上民族”的描写属于“国王神迹”题材，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将“海上民族”置于黎凡特、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和爱琴海时空框架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该区域文明衰亡的原因各不相同，绝非简单用“海上民族”所能解释。相反，该区域人口流动是文明衰亡造成的后果，而非其原因。实际上，“海上民族”是西方学者以古埃及国王夸大其词的铭文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虚拟存在。

**关键词：**文明兴衰；海上民族；埃及；爱琴海；地中海

　　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前1213年在位）、麦内普塔（公元前1213—前1203年在位）和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84—前1153年在位）分别在铭文中描写了他们迎击入侵者的军事行动。三位国王都提到，这些外来者分水陆两路，人数众多且具有武装入侵性质。拉美西斯三世的铭文这样描述入侵者：“居住在岛上的人开始谋反，所有地方都被搅得毫无安宁可言。没有哪个国家能抵挡住他们的武器，从赫梯到阿拉西亚，如同草一样被割掉。他们在阿姆鲁一带建造营地，原来的居民消失，耕地不复存在。他们向埃及挺进，举着能变万物为灰烬的火炬，非利士人、杰克尔人、舍克勒施人、达奴人、维舍什人都成为他们的同盟。他们把手伸到世界边缘，心中怀着‘我们的计划会实现！’的必胜信念。”以上文字描写的是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第八年抗击来犯之敌的部分内容，在这位国王刻在哈布城祭殿墙壁上的铭文中只占3行空间。

　　1855年，法国埃及学家德鲁热阐释这段文字和墙壁上浮雕的寓意时，首次使用“海上民族”（Peuples de la Mer ，英译为Peoples of the Sea，通常译为Sea Peoples）称谓。1873年，法国另一位埃及学家马伯乐沿用“海上民族”术语，认为海上迁徙民通过陆路和海路且主要借助武力进入地中海东岸和入侵埃及。此后，许多学者解读拉美西斯三世关于外族的文字和浮雕，以此证明安纳托利亚、黎凡特众多政治体于公元前12世纪初遭灭顶之灾。被称为“海上民族”的族群兵分两路，选择海路者驾驭船只（有学者甚至使用了“舰队”一词），选择陆路者主要借助牛车，不仅拖家带口，还带上了家当。他们所经之地，城池被夷为平地，房屋被烧毁，此种行径一直持续到其在埃及边境被击败为止。

　　19世纪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米勒认为，“海上民族”是民族志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他们使古代高级文明遭遇最严重打击，是古埃及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德国古代史学者迈耶把“海上民族”的兴起，列为人类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此后，“海上民族”这个其实并无多少史实支撑的概念被多数埃及学家和东方学家接受。有学者试图把地中海地区的迁徙潮置于更大时空之中讨论，视其为北起多瑙河、东至中国北部的世界性现象。同时，几乎所有论及“海上民族”的著述，都将这一群体比喻成“蝗虫”，指责他们不仅给所经之地的原住民带来灾难，而且使青铜时代的繁荣景象戛然而止。受这种说法影响，芬利把希腊本土所谓多利安人入侵、“海上民族”迁徙、赫梯王国灭亡和非利士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定居等，视为公元前1200年前后发生的相互关联的事件。

　　所谓“海上民族”入侵导致赫梯王国灭亡，摧毁地中海东岸许多城镇，最终入侵埃及的说法，起初完全依据古埃及国王尤其是拉美西斯三世留下的铭文。之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两个层面按图索骥。一方面，历史学家试图把古埃及文献中提到的名称，与特定族群名或地名联系起来，比如从卢卡（Lukka）发现了吕西亚（Lycia）的踪迹，把图尔沙（Tursha）等同于伊特鲁里亚（Etruscan），从阿卡瓦沙（Akawasha/Ekwesh）看到阿盖亚（Achaea）的影子，沙达那（Shardana）被等同于撒丁岛（Sardinia），舍克勒施（Shekelesh）被视为西西里岛（Sicilia）。上述名词的词源及其演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简单依据表面上的类似或部分相似便在两个名词间画等号的做法，如今越来越受到学者质疑。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在古埃及铭文中提到的地方发掘时，一旦发现有被毁坏的遗址，就归罪于“海上民族”所为。事实上，发掘人员很多时候只能确认遗址曾遭毁坏，至于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破坏，很难说清楚。“海上民族”就此成为特定时期和环境下解决许多疑难问题的“万能钥匙”。

　　过去几十年，考古人员在地中海东岸和爱琴海地区取得重要成果，展示出与古埃及文献判然有别的图景。借助考古材料，把“海上民族”的笼统概念置于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广阔地域中辨析，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以往不顾人口分布和变动、族群成分及其宗教信仰和物质文化特征（包括陶器及其他可供断代的器物和骨骼等），热衷于在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寻找古埃及文献中人名、地名的做法应告一段落。本文重审古埃及文献的史料价值，在此基础上根据黎凡特、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海上民族”的提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古埃及铭文中的“海上民族”

　　古埃及铭文显示，“海上民族”先后三次试图进入埃及，起初是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他们如同海盗一样袭击古埃及船只，侵袭沿海地带孤立的定居点，甚至深入尼罗河三角洲。拉美西斯二世称，他建造了始于今罗塞塔并向西一直延伸到马特鲁的防线；他登基第二年，打击骚扰边境的人群，俘虏一些人。拉美西斯二世提到被称为沙达那的族群，学者认为他们是“海上民族”的一支。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五年，在今叙利亚的卡迭石与赫梯人作战，沙达那人此时已成为埃及国王贴身保镖。不难看出，至少沙达那人与“海上民族”没有关联，他们可能是尼罗河西部的游牧部落或骚扰三角洲海岸的海盗。

　　拉美西斯三世描述的“海上民族”入侵，人数比前几次多，程度也更严重。《哈里斯大纸草》给出的“海上民族”名字，与哈布城祭殿墙壁上的铭文内容相同，只是用舍克勒施替换了沙达那。哈布城祭殿的铭文并未把特瑞什人（Teresh）列入被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海上民族”，但同一祭殿的浮雕，在被俘虏的敌人队列中出现了特瑞什人。在表现拉美西斯三世打击利比亚人的画面上，属于“海上民族”的族群站在埃及一边作战，画面文字显示这场战斗比拉美西斯三世迎战“海上民族”早3年。不可思议的是，“海上民族”无论充当拉美西斯三世的雇佣兵，还是作为被打击对象，穿戴均完全一致。基于此，我们推测，古埃及铭文和浮雕上的“海上民族”多泛指外族，是为外族的代名词，其实是一种话语模式。

　　在拉美西斯三世所建祭殿的墙壁上，有一幅图展现了这位国王率领埃及军队围攻赫梯要塞的情形，其中一个要塞是阿尔扎瓦（Arzawa）。令人困惑的是，拉美西斯三世又以非常确凿的口吻说，他面对的“海上民族”在到达埃及之前已灭掉赫梯王国，被毁灭的城市中就有阿尔扎瓦。在《哈里斯大纸草》中，拉美西斯三世声称“我到达戴尼恩人的岛上，将他们斩尽杀绝”，可是这位国王从未到过地中海任何一个岛屿。很明显，拉美西斯三世并不想真实地记录历史事实，而只想设法表达他是如何圆满完成了保卫埃及的神圣任务。

　　另外，古埃及书吏只书写辅音，加之象形文字中没有发“l”音的符号，古埃及人用“n”或者“r”表示此音，有时甚至两者并用。此种情况意味着，外来人名或地名在象形文字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拉美西斯三世首次提到的帕乐塞特人（Prst/Peleset）为例，铭文说他们原来居住在岛上，是所谓“海上民族”的重要一支。商博良最早试图从象形文字中的“Prst”找到非利士人“Plst”即“Philistine” 的影子，认为埃及语中没有发“l”音的字母，所以用“r”替代了“l”，后来多数学者采纳了他的观点。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帕乐塞特人就是《旧约》中与以色列人争夺土地的非利士人。有人以为他们来自克里特岛，有人把位于安纳托利亚的阿尔扎瓦视为其出发点，还有人认为他们一开始就居住在迦南。争论持续很久，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对于主张非利士人来自地中海的学者来说。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这些人驻地和活动区域发现了具有爱琴海风格的陶器，且陶器是在当地生产的。他们认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出现明显属于爱琴海物质文明的陶器和其他器物，应是爱琴海地区的居民经塞浦路斯、罗得岛迁徙到地中海东岸的结果，非利士人显然是“海上民族”的一部分。

　　有学者依据“沙达那”和“撒丁岛”发音类似，就设法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认为沙达那人也是“海上民族”的一支。然而，此种说法非常牵强。其一，古埃及人在书写时一般省略元音，因此，象形文字并不完全反映词句的真实发音；其二，当时的航海技术非常原始，这些被认为因天灾人祸而逃亡的沙达那人不大可能进犯埃及，而且他们进犯失败后还有能力远赴撒丁岛，更是不可思议之事。事实上，在拉美西斯三世抗击所谓“海上民族”时，一定数量的沙达那人已定居在埃及。《威尔伯纸草》记载了约109个沙达那人占有土地和租种等情况，有几个条款特别提到土地由沙达那人的孩子们耕种，类似细节表明不仅在埃及的沙达那人可以拥有土地，而且第二代沙达那人已与埃及人没有区别了。埃及第二十二王朝流传下来的石碑还刻画了一个沙达那人向克努姆和哈托献祭的场面，他的装束与埃及人完全一样。

　　据莱什科研究，拉美西斯三世从拉美西斯二世、麦内普塔等国王的祭殿中借用了打击“海上民族”题材。尼姆斯认为，拉美西斯三世祭殿墙壁上的许多题材，确实是从拉美西斯二世的祭殿抄袭的，不少画面完全一致。不仅拉美西斯三世的生辰名与拉美西斯二世一致，而且拉美西斯三世给子嗣取名时还采用拉美西斯二世子嗣的名字。从这一角度看，所谓拉美西斯三世打击“海上民族”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确实值得商榷。

　　从新王国初期开始，随着埃及国王把对外扩张视为合格国王的必要条件，“国王神迹”这一题材应运而生。它以夸张的形式、借助各种修辞手法描写国王功绩，从国王与众神的关系到其如何捍卫国土、让民众安居乐业。一句话，国王是埃及得以存在和繁荣的唯一保障。这种题材的核心不在于国王做了什么，而是借助由来已久的叙述模式，宣称国王达到了传统理想的标准。正因如此，在表现拉美西斯三世从海上和陆地抗击“海上民族”的两组画面上，可以看到他猎杀狮子的场景。画面旁边的文字把“海上民族”称为“狮子”，把西亚的其他族群说成“野牛”，而尼罗河三角洲以西的利比亚人则被描写为“瞪羚、野驴、野兔”。可见，所谓“海上民族”就是埃及周边族群以及与埃及发生过冲突的族群的统称。这些族群在拉美西斯三世时期是否仍生活在埃及附近，冲突是否发生在其统治时期，对埃及艺术家来说无关紧要，他们唯一关切的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拉美西斯三世是称职的君主。这些画面属于古埃及歌颂国王功绩的传统题材，产生于新王国初期，而被拉美西斯三世发挥到极致。

　　拉美西斯三世不仅被描写为凶猛的“塞特神”，还被比作极具破坏力的旋风、烈火、公牛、隼等力量。“海上民族”被想象成“创世神”所确立秩序的破坏者，拉美西斯三世必须像猎杀凶恶的狮子一样剿灭他们。拉美西斯三世驾驭战车冲在埃及军队最前面，后面是排列整齐的战车队和步兵，对面则是仓皇逃窜的敌人，秩序维护者与混乱制造者两种形象的对比一目了然。埃及士兵的任务似乎只是观战和助威，因为拉美西斯三世拉开他那巨大的弓箭就已让敌人闻风丧胆，这种超现实叙述是“国王神迹”的显著特征。

　　埃及第十九王朝末期，王室内不同派别为争夺王位激烈角逐，登上王座的几位国王都很昏庸，阿蒙摩斯、塞提二世、西普塔、塔乌塞瑞特在位时间都不长，因此埃及对黎凡特地区固有势力范围失去控制，导致该地区社会动荡并为人口流动提供了条件。一系列宫廷内乱之后，王权落入塞提纳赫特之手，他的儿子就是拉美西斯三世。为笼络祭司集团，拉美西斯三世向分布在埃及各地的众多重要神庙捐献土地和物资，减少甚至免除各种赋税。全国大约1/3土地归神庙所有，其中3/4属于阿蒙神庙，从而打破了以往政教之间的平衡，国王失去对国家经济的掌控权，导致物价上涨、社会动荡。因此，拉美西斯三世采用“海上民族”叙事为自己开脱。在古埃及历史上，把外族当作替罪羊的事例屡见不鲜。哈特舍普特是第十八王朝女王，按照古埃及王权理念，女性没有资格登上王位。为使王位合法化，哈特舍普特一方面编造自己为“阿蒙神之女”的神话，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她重建了被喜克索斯人破坏的神庙。值得注意的是，哈特舍普特统治时期，距离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的朝代灭亡已80多年。埃及学界的共识是，喜克索斯人并未借助武力进入埃及，更没有在埃及造成大规模破坏。显然，把喜克索斯人妖魔化，对女王摆脱国内困境大有裨益。

二、赫梯王国灭亡再认识

　　自青铜时代末期开始，爱琴海风格的陶器在黎凡特分布很广，学界赋予它们不同名称（如迈锡尼ⅢC期、非利士Ⅰ期陶器，或希腊青铜晚期ⅢC陶器），学者以前认为其与迁徙而来的非利士人相关，而非利士人是“海上民族”的一支。许多学者试图在考古发掘物与特定族群之间画上等号。依据柴尔德的观点，特定容器、工具、墓葬仪式和房屋形式是相关族群的文化表现形式。文化历史学派认为，特定器物属于特定族群。施塔格不认为来自古巴勒斯坦地区的工匠在迈锡尼制陶工场学到相应技术，更愿相信非利士人把技术从迈锡尼带到了古巴勒斯坦。他进一步大胆设想，终有一天会在阿什凯隆（Ashkelon）或其他非利士人居住过的地方发现他们的文字，这种文字或许是线形文字，或许是迈锡尼文明的另一种文字，到那时，世界历史上又一个失落的文明将会被发现。

　　考古发掘显示，被视为非利士人特有的陶器，出现在非利士人活动区域以外，单纯借助陶器确定年代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首先，埃及和西亚年表中的时间可上下浮动100—120年；其次，陶器从生产到使用，再到被考古学家发现，间隔时间及被转手情况我们所知不多。一件陶器出现在其产地以外的地方，可能存在多种情形，如有些陶器最初被卖到某地，之后被当地人仿制，促成更多类似产品出现。迈锡尼ⅢC期陶器在黎凡特沿海一带出土，而且其考古“语境”差别非常大，不仅不同发掘点，甚至同一发掘点，陶器形状和制作工艺都不一样。就目前考古结果判断，在上述地点出现迈锡尼ⅢC期陶器，无法简单用“海上民族”入侵作出满意解释。在阿什杜德（Ashdod）发现的迈锡尼ⅢC期陶器，生产时间早于阿什杜德北部乌加里特遭破坏的时间，说明这些陶器与所谓由北向南迁徙的“海上民族”没有任何关联。

　　与历史上其他大规模迁徙不同，非利士人迁徙到黎凡特之后便失去踪影，在属于铁器时代的考古发掘点，考古人员并没有发现具有非利士人独特文化特征的器物。因此，学者猜测，非利士人很早就融入原住民，有学者用同化（assimilat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文化融合（cultural fusion）来概括这一过程。他们认为，这是非利士人与迦南地区原住民和平共处的结果。但按《旧约》的说法，非利士人不但建立了独立王国，而且是古代以色列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另外，非利士人与原住民融合，达到只留下自己名称的程度，似乎也有悖于上文所引柴尔德的观点。

　　近年黎凡特北部的考古发掘活动，在非利士人来源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阿穆克平原在铁器时代早期被称为“菲利斯丁”（Palistin），意即非利士，意味着非利士并不像《旧约》所说专指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据学者考证，帕乐塞特起初表示“外来人”、“流浪汉”之意。正因如此，被认为与非利士人有关的陶器分布非常广，出现在相对偏北的耶斯列山谷，但在靠近“非利士五城”的希伯伦山区并未发现。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以色列南部沿海被认为是非利士人集中居住的许多地方，考古人员也未见到这种陶器，说明陶器系借助贸易和交换等多种方式传播，出现地与非利士人居住地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旧约》中，非利士人被描写为与古代以色列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宿敌。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与英雄大卫的决斗，是犹太民族及西方家喻户晓的故事。按此故事所述，属于“海上民族”的非利士人集中居住在埃克朗（Ekron）、加特（Gath）、阿什杜德、阿什凯隆和加沙（Gaza）。学界曾普遍认为，非利士人操印欧语系语言，但最新研究显示，阿什凯隆、阿什杜德、加特和埃克朗都是闪米特语名，加沙名称的来源无法确定。除埃克朗外，其他四个名称在青铜时代的埃及文献中都被提到过，换言之，这些名称早于所谓非利士人迁徙到黎凡特的时间。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在其有关黎凡特征战的记录中提到加沙，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间比拉美西斯三世早近300年。另外，地名具有文化价值，能够传递语言、政治和文化信息，比如加特意指“酿酒的地方”。阿什杜德和阿什凯隆都与“称量”相关，应当与繁荣的商业和贸易有关。假如非利士人并非闪米特人，而是征服原住民后在此定居的“海上民族”，那么他们一直沿用原属闪米特语的地名确实令人费解。

　　尽管《旧约》称非利士人来自爱琴海一带，但正如以上五个所谓非利士人居住地与爱琴海文明毫无关联，众多非利士人的名字如Ziklag、Yishbi 、Fichol、 Abimelech、Achuzat、Dagon、Achish均不具有任何希腊元素，无一例外都源于闪米特语。推崇“海上民族”之说的学者，只是强调非利士人在着装、陶器等方面与爱琴海地区有相似之处，但无法解释爱琴海一带的人为何如此迅速和彻底地放弃人名、神名等根本性身份特征。虽然《旧约》极力把非利士人描写成从爱琴海一带迁徙来的族群，但在《约书亚记》中，非利士人与迦南人指同一群人。从《旧约》的描述可知，非利士人并不善于航海，居住在离海岸线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迦南地区出现的火葬曾被视为新族群到来的标志。不过，在阿佐尔发现的该地区最早的火葬迹象，被认为不会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发生在非利士人定居下来一个世纪之后。有关黎凡特地区火葬的唯一确凿例子出现在泰尔法拉，时间为公元前10世纪。显然，孤例根本无法确认来自爱琴海地区的异域风俗。另外，希腊的火葬习俗也是从安纳托利亚传入，只是到了公元前11世纪末才在部分地区变得普遍。人形赤陶棺曾被视为非利士人丧葬习俗的一部分，这种棺除呈现人体形状外，棺盖也很特殊，上面雕刻了一副非常怪异的面孔。实际上，人形棺早在公元前14世纪先后在代尔巴拉、泰尔法拉、伯珊等地出现，无疑受到埃及的影响。

　　在所谓非利士人居住区发现的陶器中，分析其种类、形制、装饰等，可以分辨出来自四个方面的元素，最重要的是迦南本地的传统，其他是埃及、塞浦路斯与迈锡尼的风格和主题。一方面，迈锡尼对迦南陶器的影响一直被夸大；另一方面，迈锡尼风格的陶器出现在迦南的时间，早于“海上民族”到达该地区的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界不再把物质文化的变化简单视为人口迁徙甚至外族入侵的标志，而是着重考察居民行为模式的嬗变，比如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经济条件。在奇里乞亚和黎凡特北部的发掘证明，今以色列所处的黎凡特南部与上述两个区域在文化上并无本质区别。《旧约》中的非利士人和古代以色列人，实际上是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期社会变革、人口流动和族群重组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来自爱琴海和塞浦路斯的迁徙民和海盗，都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在某些地点和场合扮演主角。

　　据古埃及文献记载，赫梯王国在“海上民族”迁徙大浪潮中被吞没，但是，被认为与“海上民族”有关的迈锡尼ⅢC期陶器只在地中海地区出现，在赫梯都城哈图沙所在的安纳托利亚中部未见踪影。在哈图沙的发掘显示，此地受到破坏的痕迹主要集中在宫殿、神庙和城门等公共建筑，无论是上城还是下城，其中的房屋并未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没有被烧毁的迹象。有些学者认为，内外交困的苏皮鲁利马二世不得已才作出迁都决定。在赫梯王国时期，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许多诸侯国从未完全融入王国体系，而是根据王权强弱若即若离。另外，青铜时代中后期，东地中海繁荣的贸易促使许多人成为商人和水手，出现很多被称为“海上游牧民族”的商队。在和平时期，这些人促进了物质流通，观念、知识和技术传播以及文化交流。但是，一旦原有政治格局遭到破坏，许多人如海盗便成为加剧动荡局面的推手。目前学者普遍认为，赫梯王国的衰落过程较长，亚述的威胁、王室的权力斗争、诸侯国的分裂活动、海盗在西部沿海的侵扰、都城受北部卡斯卡人攻击及连续多年的霍乱，都是赫梯王国最终灭亡的因素，而并非像古埃及文献所说在迁徙民的潮流中轰然坍塌。卡赫美士是赫梯王国的重要城市，上文提到拉美西斯三世声称，这座城市淹没在“海上民族”迁徙浪潮中。而考古发掘显示，哈图沙被废弃时，卡赫美士并未遭到破坏。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哈图沙部分居民有组织地迁居卡赫美士等地，使用卢维语，保持赫梯传统建筑样式，实行安纳托利亚传统火葬方式。

三、爱琴海地区并非“海上民族”发源地

　　按古埃及文献描述，在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造成重大破坏的“海上民族”来自爱琴海地区。但是，在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发掘，无法证明该地区是“海上民族”尤其是非利士人的家园。《旧约》中的《阿摩司书》《耶利米书》均提到非利士人来自迦斐托（Caphtor），学界经过一番争论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这个地名指克里特岛，最重要的证据是，公元前15世纪古埃及《阿蒙内普特名称词典》列举的地中海地名中有发音相似的凯弗提乌（Kftjw）。然而，仅凭两个地名发音类似，便以为所指是同一个地方，完全无法令人信服。即便两个名称同指克里特岛，也不能由此推断非利士人就是“海上民族”的一支。

　　学者将青铜时代爱琴海一带的经济称为“宫殿经济”，认为服务于宫廷的精细官吏系统借助复杂统治机制掌控资源调配。统治阶层建立了一系列征收和运输赋税的站点，使贸易极为便利。伦福儒根据用线形文字B书写的文献得出结论：迈锡尼宫殿实行的是再分配经济，产品运送到中央，根据需求再作分配；不同地区耕种特定谷物，宫廷所辖范围内所有地区都从宫廷获得所需物品。宫廷对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无疑决定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宫廷是对外贸易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谢拉特指出，迈锡尼的宫殿经济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多个贸易节点的有效控制。克里特岛重要宫殿所在地克诺索斯和菲斯托斯均位于内陆要害位置，便于农产品集散，并且它们分别借助阿尼索斯和科莫斯两个港口占据跨区域贸易的优越地位。克里特岛上的精英阶层享用从东地中海进口的奢侈品，并借用异域精英的权力象征物和行为方式，以区别于受其驱使的民众。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地区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主要依靠从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埃及等进口贵重品，包括黄金、象牙、锡、玻璃等。研究证明，克里特岛上的陶器，无论数量和种类，均受制于跨区域贸易。借助手艺高超的工匠和经验丰富的商人，克里特岛在东地中海贸易网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今土耳其的乌鲁布伦、盖利多尼亚和希腊的伊利亚等古代遗址附近海域发现了多艘沉船，通过其装载物能勾勒出东地中海满载货物的船只穿梭的景象。沉船上的货物主要来自黎凡特，鉴于装载物包括铜、锡、玻璃、树脂等，而且数量远超爱琴海或安纳托利亚海岸特定宫殿或城市所需，有学者提出商船不是驶向单一目的地，而是一路上停靠多个港口，并卸下该地所需货物。一艘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港口，出售或交换不同物品，这种做法被形容为“流动市场”（travelling bazaar）。随着跨区域贸易的繁荣，一个地方的产品不仅跨洋过海，而且工匠和艺人的流动也逐渐增多。最先由克里特人发明和改进的织布器具，也出现在埃及中王国时期的遗址中。

　　与高水平城市化、贸易国际化以及冶炼专业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里特农业生产仍处在较原始状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集中储存粮食的设施。随着直接贸易线路不断增多，原来通过宫廷开展间接贸易的区域越来越想摆脱其控制，宫廷无法继续借助区位优势从跨区域贸易中获益。在青铜时代末期，克里特南部重要港口科莫斯被废弃，而该港口是克里特对外贸易的主要集散地，说明对克里特至关重要的贸易往来在减弱及至停止，导致该岛处于困境甚至引发了危机。跨区域贸易中断意味着迈锡尼宫殿经济崩溃，大量商人、工匠、艺人以及一大批奴隶和雇佣兵失去生计，人口流动变得不可避免。从根本上说，人口流动不是导致青铜时代终结的原因，而是青铜时代末期社会动荡的后果。从表面上看，宫殿被毁标志着青铜时代的终结，事实上与宫殿一起消失的还有原来的秩序。在后来的所谓“黑暗时代”，原来由东地中海众多政治中心提供的、民众定居生活所依赖的社会稳定性不复存在。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人群如武士——卡特林所说的“漫游的英雄”（wandering heroes ），便乘虚而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动荡，导致失去生存基础的人群背井离乡。

　　桑德斯猜想，希腊本土人口在青铜时代末期已超出耕地所能支撑的程度，不少人试图到边缘地带寻找适宜耕作的土地或被迫成为无业民。新研究表明，派罗斯人口大约5万，并没有超出土地所能承受的限度。不少学者一度认为，“海上民族”的活动导致克里特岛沿海一带居住点在青铜时代末期被废弃，或其居民向内陆迁移，而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克里特岛人口从沿海向内地移动主要是为了寻找水源充足、土壤更肥沃的土地，是地中海区域贸易遭破坏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博尔尼亚认为，社会动乱和原有秩序的破坏同样会引发人口流动，即便在克里特岛，不同地区的状况也不一样，废弃原居住区的情况在岛屿东部、南部尤为明显，而北部、西部主要的居住区都延续了下来。此种情况并不支持如下说法：“海上民族”从希腊本土由北向南抵达克里特岛，然后再向东迁徙。

　　在爱琴海和东地中海许多发掘点，考古学家发现了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痕迹，但只是孤例，不足以说明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文明的衰落。有学者推测，在迈锡尼不少地方发生的瘟疫使灾民背井离乡。关键在于，从考古发掘看，一些城镇被废弃，人口似乎转移到中心地区，假如确实发生瘟疫，中心地区也不可能幸免。一些学者认为，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在青铜时代末期经历了多次地震，势必产生不容忽视的后果；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区域大约在同一时期还遭遇严重旱灾。不过，并无充分证据表明，以上自然灾害引发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即“海上民族”迁徙。

　　早在1976年，胡克就对“海上民族”如此惊人的破坏力表示怀疑。迈锡尼文明区域内的发掘表明，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能够与所谓“海上民族”联系起来。“海上民族”犹如人数众多的强盗一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废墟，在迪金森看来，这只是传奇故事，绝不是史实。假如把迈锡尼文明受到破坏归罪于迁徙人群，而这些人又是迫于生计，旨在寻找生存之地，那么，他们为何每到一处都大肆破坏，将其夷为平地？假如目的地是埃及，为何在拥有船只的情况下不直接驶向埃及？

　　宫殿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爱琴海和克里特岛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宫殿经济权力集中，官僚机制僵化，管理机构过于庞大。迈锡尼主要政治体大兴土木，耗费许多人力物力，而耕地匮乏导致不能充分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物品，海外贸易中断无疑使情况日趋恶化，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无法有效应对。政治体之间的冲突，是许多城堡和宫殿被摧毁的根本原因，也是迈锡尼文明后期许多政治中心建造高大城墙的原因。按泰恩特的理解，迈锡尼文明区各政治体竞争不断加剧，最终结局是一方灭亡，其他各方也走到尽头。

　　爱琴海地区宫殿经济的衰落和近东地区的社会动荡，可能都与自然灾害有关，只是在时间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打破近东地区原有状态的主要原因不可能是来自爱琴海的移民，即“海上民族”。毫无疑问，原来两个地区间的频繁贸易受影响甚至中断，使经济问题雪上加霜。迈锡尼文明从衰落至最后崩溃至少有30年，在此期间，迈锡尼宫殿经济同时或先后遭遇国家权力过度膨胀、阶层矛盾激化、气候变化、饥荒、地震等一系列危机。穆利在论述迈锡尼文明衰落时认为，该文明的危机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实际就已显现，最后衰亡只是危机积累的必然结果。在伦福儒看来，迈锡尼文明的衰落可被称为“系统崩溃”（system collapse），衰亡的主要原因绝非所谓“海上民族”的迁入。

　　由于在塞浦路斯发现了迈锡尼ⅢC期陶器和爱琴海风格的建筑，不少学者曾将其与“海上民族”联系在一起。不过，如今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在塞浦路斯和黎凡特出现爱琴海文化特征的陶器和建筑遗迹，不是外族入侵或人口大迁徙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上述地区精英相互效仿和竞争的事实，以及文化传播的漫长过程。有学者原以为，塞浦路斯岛上的居民在青铜时代末期使用希腊语，意味着岛上的人口由爱琴海地区迁来。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操希腊语的人迁入塞浦路斯岛是一个漫长过程，迁入者主要是为了找到更好的生存条件，且迁徙时间应集中在公元前11世纪，比所谓“海上民族”迁徙活动晚约一个世纪。

　　早在公元前14世纪甚至更早，即青铜时代衰落之前，具有爱琴海风格的陶器就已传到米诺斯和迈锡尼文化圈以外，并且在适应当地文化语境的情况下不断被生产，在特洛伊、安纳托利亚西南沿海地区均发现过此类陶器。最晚在公元前13世纪初，此种陶器开始在西西里岛、撒丁岛出现。以往学者普遍认为，这种陶器公元前1200年左右出现在东地中海地区，是“海上民族”从爱琴海地区向东地中海地区迁徙的结果。现在看来，主要借助陶器证明“海上民族”的存在及其迁徙路线，很难让人信服，在特定形制或风格的陶器与特定族群之间画等号的做法日益受到质疑。不仅如此，迈锡尼风格的陶器在地中海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如撒丁岛、西西里岛、意大利本土，以及塞浦路斯岛、安纳托利亚西南沿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地。将不同时间内出现在如此广泛区域的陶器简单归因于“海上民族”迁徙，对真正解决问题无济于事。

　　假如古埃及文献中“海上民族”大规模迁徙的说法成立，那么爱琴海东南部岛屿应是迁徙过程中不可多得的跳板。但是，发掘显示，这些岛屿上的丧葬习俗并未改变，生产的陶器也保持地方特色，并且经济也未见遭受破坏的痕迹。相反，在公元前13世纪之后的塞浦路斯，由于占据繁荣的贸易线路，居住区呈现集聚和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景象。

　　以上迹象都不支持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迁徙民破坏的说法。穆利断言，至少塞浦路斯岛上的考古发掘不支持包括非利士人在内的“海上民族”迁徙的理论。迪金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修昔底德所谓当时的人只要受到外来压力就准备迁移的说法。对任何人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离开耕地、神龛、墓地这些躯体和灵魂依附之地。“海上民族”（假如他们确实存在）依恋原来的生活地，不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人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园。对现代人而言，除经济原因外，他们经常出于宗教信仰和个人喜好而迁徙。对古代先民来说，维持生计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最根本的关切。因此，不能把公元前1200—前1150年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化，归因于“海上民族”这一“来无影去无踪”的群体。

结 语

　　把“海上民族”问题置于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期爱琴海、东地中海和埃及的广阔空间考察，有两点认识至关重要。第一，古埃及涉及“海上民族”的文献都以歌颂国王功绩为宗旨，不仅含有夸张成分，而且以高度模式化文学题材写成。第二，一些学者为建构“海上民族”迁徙理论，把来自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文字、考古材料糅合起来，割断了它们与具体时空坐标的密切关系。

　　古埃及语中的名词与其他语言中的名词具有相似性，是否意味着它们指涉同一人、事或概念？需从多角度考证，一是两个名词在不同语言中产生和成型的时间顺序，二是它们成为指代同一人、事或概念的方式和路径。实际上，在两个相距很远且使用不同语言的地方，发音相似的名词指向同一事物的可能性很小。离开具体语境，试图从拼写和发音角度证明时空距离很远的两个名词间的关系，可谓徒劳无益。

　　从前的考古活动主要集中在希腊和以色列两地，近年考古人员在爱琴海、土耳其、叙利亚等地也进行了考察和发掘。最新发掘成果显示，这些区域出现的人口迁徙规模不大，也不具有连续性和趋向单一目标，更不是武装入侵，且促使不同人群迁徙的原因不尽相同。青铜时代末期的人口流动，与东地中海地区政治体衰落大致同时发生，但绝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原有经济系统的崩溃和政治体的消失，不可避免地驱使许多人背井离乡，但特定人群和个体又是在何种压力下作出判断和决定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很难得知个中细节。正如布罗代尔在描述近代地中海岛屿上的生存条件时所说，摆在岛民面前的巨大挑战是如何依赖并不丰富的资源，如耕地、葡萄园、畜群维持生计，只有这条路行不通之时，换句话说，只有真正绝望之时才会背井离乡。从历史上人种志案例来看，迁徙者都会选择距离较近且相对熟悉的地点作为目的地，因为容易适应和融入其中，而且一般情况下迁徙人数并不会很多，通常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不同族群短时间内组成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实属罕见，像“海上民族”分为水、陆两队，一路上摧毁宫殿、将居住区夷为平地，更是闻所未闻。

　　在东地中海地区，随着中央集权没落，完善的书写系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铁器时代早期文化，其特征是散落的城镇各自为营。族群这一组织形式逐步出现，如腓尼基人、以色列人、阿拉姆人、摩押人，这些名称经常与所属人群的居住地名称相同。非利士人恰好此时出现在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因此无法排除他们与其他族群一样，一直居住在此地的可能性，只是中央集权衰落后，他们演变为自成一体的族群。仅依据《圣经》中关于这些人来自地中海的说法，就认定他们是“海上民族”，显然站不住脚。

　　人口流动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现象，青铜时代末期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社会动荡的加剧，无疑加速了人口流动，但无论是爱琴海还是东地中海地区，迁徙民绝不是同质的，迁移方向也并非都是由西向东，最终目标更不可能都是埃及。拉美西斯二世和拉美西斯三世相隔近一个世纪，很难想象同样被两位君主称为“海上民族”的人群，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不断从爱琴海远赴几千里以外的埃及。从最新考古发掘看，在我们所讨论的时间段，并未发生大规模移民潮，小型的迁徙当中有些人从沿海地带向内陆迁徙，是为了安全以及寻找水源充足和土壤相对肥沃的耕地；有些人很可能是因为原有经济体系崩溃，而从偏远居住区移居到中心城市。

　　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青铜时代文明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走向没落，经历约一个世纪。把如此广大区域和长时段内发生的复杂政治演变和社会转型，解释为“海上民族”迁徙的后果，未免过于简单，实际上模糊和掩盖了历史转折时期这一地区不同族群的不同境遇及其应对。有些学者把众多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与“海上民族”联系起来，但找不到确凿证据。学界长期以来认为“海上民族”借助船只甚至舰队发动进攻，然而，迄今为止，在东地中海和埃及沿岸的考古发掘并未发现战舰或其残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界关于“海上民族”概念的形成，恰逢欧洲民族国家理念兴起之始，迁徙民尤其是大规模人口流动，被想象为威胁民族国家的大敌。青铜时代末期，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流动并非导致上述区域政治体灭亡的原因，而是这些政治体衰弱或没落的后果。原有政权和秩序消失，民众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假如他们能组成强大军队，把赫梯这样的国家摧毁，那为何要离开家园？在许多情况下，迁徙民不仅不是导致国家解体和文明衰亡的祸根，反而是受害者。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趋势日益流行的今天，此种认识尤为重要。

　　（作者金寿福，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