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五）_风闻

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五）

五、中央红军历时一年多的长征

（一）穿过粤湘边境的封锁线

中央红军跨过桃江时的伤亡是三千七百多人（P98），还牺牲了英勇的红三军团四师的师长洪超（前任师长是已牺牲的张锡龙），这就不能说是“通过”了。不过，打下仁化城口镇前后，渡过锦江并穿越二十多里的粤北岭南山谷（P102）时，陈济棠还是帮了大忙的。尽管希望让红军替他挡住来自北面的中央军对粤军的压力，只是陈济棠个人的一厢情愿。

控制乐昌的九峰山后，红军进入湖北境内。红四团团长耿飚也在天堂圩得到了那张后来治好了他疟疾的药方。而在经历过上千里转战后，红军在经历过湘南暴动的宜章，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并进行了短时间欢快的休整。因为，“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P116）。

其实，此时还是有机会于此重新选择前进方向的。

面对即将贯穿潇水和湘江的湘南桂北的平川地带，在蒋已任命时任湖南省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其以尉缭子的“众以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予以督促，并以“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再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P113）加以勉示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有此建议。因为，对于李白新桂系军的战斗力，他们都是相当清楚的。然而，博古“三人团”对此根本置之不理。

在转移初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来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伍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小心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P93），这种“甬道”式的行军方式，是此时中央红军丧失战略机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章《路在何方》，过前三道封锁线】。

红军进入湖南后，关键点在湘南的道县。不过，攻打县城倒也是有惊无险。并且“在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红军官兵激动不已”（P149）。然而，此地西距湘江还有160公里，中间还隔着潇水与都庞岭。由于军委纵队在道县停留的三天，导致整个队伍行动迟缓。过潇水时，在周浑元纵队（由第5师、13师、96师和99师四个师组成）的攻击下，军情已显得非常紧急了，以致红五军团一个营还未过江，浮桥已被红军总部作战局长张云逸下令炸毁（P158）。更重要的是，桂系遵照刘斐“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P156）的作战原则下，一度曾经“开放”过五天的西进“走廊”，由此被重新关闭。

于是，在湘江西岸的南北两个渡口——红三军团于界首、光华铺和红一军团在全州南的脚山铺（前后南北间隙仅30公里），将被迫应对来自桂军和湘军的冲击与进攻。而此时的军委纵队还在70km之外的文市【第六章《橘子红了》，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前后的作战态势和毛泽东的经历与个性】。

（二）惨烈的湘江渡口血战

湘江血战是从1934年11月28日开始的，共打了五天。

在北面防守脚山铺的红一军团，主要是李聚奎一师和随后赶到的陈光二师；南面的红三军团，主要是守界首的张宗逊四师和守新圩的李天佑五师。这些部队都是当时红军的绝对主力，彭德怀还得到了军委一个炮兵营的加强。

而他们的其他两个师尚配置在东面，同第八、第九军团一起协防作后卫，可见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是很可疑的。因为，除装备外军官和军士是决定部队战斗力的核心，体系的庞大并不同时意味着部队战斗力的飞跃提升。此外，红五军团的陈树湘红34****师，不同于董振堂的起义部队，是一支由井冈山骨干和闽西地方红色武装老兵组成，“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P192）的部队，此时已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P187）。

到“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封闭的状态”（P187）；此前三十日午夜，“桂军已经插到了第八军团与第九军团之间”（P187），红八军团这支成立仅两个月的部队，在灌阳水车西被打散。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千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六百人”（P188）。

12月1日18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的战场通报中提到，“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抱达”；“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六师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P188）。湘江渡口阻击战，在“‘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在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P189）。

湘江三十公里渡口区域之战，其实就是为庞杂而缓慢行进的军委纵队通过湘江争取时间。然而，从文市到石塘圩，军委纵队在“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P179）。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了湘江东岸”。“此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仅剩不足二公里了”；“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这天的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P190）。

仅四天时间，红军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骤减至3万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三万五千人”。这种损失是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都难以承受的！“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苦痛”（P195）。

这种用精英战斗部队换取庞大物资安全的思路，简直就是对革命的巨大犯罪！【第七章《血漫湘江》，红军在湘江的一场血战；如果将此全当成战史来读，这就很有局限了】

（三）转兵贵州

在通过湘江之后，经过位于贵州的通道、黎平和猴场三次政治局会议，红军改变了全军原定前进方向，进入贵州。

在通道，刘伯承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将两个军委纵队合并，并让老弱病残集中编入休养连；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剩下的几百人编入红五军团。更重要的是，在此重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并以会议决议的形式给予明确确实”（P216）。这也是召开遵义会议的前期准备。

在李德面前，“毛泽东的态度（也）开始强硬了”（P215）。

此时战事不多，但敌情依然严峻。在薛岳率领的中央军面前，拥有12个旅黔军（第25军）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横渡乌江，对红军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乌江两岸，悬崖陡峭，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之说”（P222）。经过激烈的战斗，红一军团在猴场和回龙场、红三军团在茶山关、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分别成功渡过乌江。其中表现最突出的红军英雄是红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第八章《恭贺新年》，进入贵州度过新年并渡过乌江】。

红军占领遵义县城是很顺利的，红四团乘胜追击占领了娄山关和王家烈老家桐梓。以遵义为中心，“中央红军基本上控制了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两百公里东西，宽约一百公里的区域”（P235）。

自出发后连续作战的红军，在此得到了难得的短时休整。甚至“红军领导”（P237）在群众大会上，宣布遵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首都。红色力量也在这里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情拥护：“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压百姓，长官不积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P238）；“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十三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续成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四千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P236）。而川南地区的富人，也同时受到了激烈“振荡”。

（四）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

随后，中央军和黔湘粤桂滇川军也围了上来。

在如此狭小空间内建立根据地的原设想随之变得不再现实，北上入川成为新的战略目标。这样，“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P238）。19日，“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由军委纵队改称）撤离遵义”（P246）。

由于低估了刘湘川军的战斗力与情报失误，1935年1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P251）的战斗决心，在赤水县城“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的作战风格和极其强悍的战斗力”（P250）；在川军旅长郭勋琪（战后升为模范师中将师长）的坚决抵抗下没能实现。土城战斗的失利，对重新掌舵的毛泽东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也同时埋下了随后会理会议的根子。

随后西移叙永、古蔺的渡江计划，也失败了。

在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再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事实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其实是到这时才真正结束的。秦邦宪（博古）也在此交出了权力，其象征就是，“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着张闻天行军”（P261）。

在这些战斗中，红军损失很大。最典型的是彭德怀红三军团四师十团的九连长，在整编后降职到一个班当班长，而“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团里）各连的连长”（P258）。

红军也再次进行了整编。全军四个军团共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四个团，红五、九军团各三个团。同时抽调一百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P261）。另外，还有一个军委干部团。从江西出发时，干部团拥有“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P253）。

下一步的出路在哪里呢？——毛泽东决定重新打回贵州！【第九章《夜郎之月》，占领遵义及土城决战的失败】

在兵行东进过程中，红军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弄清楚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部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从而使“中央红军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走到了包围圈的边缘”（P268）。随后，红三军团主力从二郎滩渡口浮桥、红一军团一部也在土城附近渡口渡过赤水河。在占领桐梓后，中革军委的命令是“向南，冲过娄山关，再占遵义”（P273）。

这次攻打娄山关，战斗却进行得十分激烈，因为此时的黔军居然表现出非常的战斗意志。在此，红军从北向南的进攻点依次是点金山、关口和黑神庙谷地。其中尤以2月26日的关口争夺战最为激烈，双方甚至在此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斗。而在随后进攻的遵义时，2月27日下午，自1928年1月22日平江起义后，就“与彭德怀年复一年、生死与共”（P282），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侦察黔军城防时中敌冷枪，不幸牺牲。

此战，经扎西整编撤销师级建制后的红三军团四个团主力尽出，包括张宗逊、黄克诚的红10团，邓国清、张爱萍的红11团，谢嵩、钟赤兵的红12团和彭雪枫、李干辉的红13团，这些现任团长政委其中很多都是原来的师级干部。在革命胜利后活下来的这些人中，军衔最低的也是中将（在此仗中负伤失去一条腿的钟赤兵）。

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红军一、三军团实施的黔西北遵义战役中，红军随后作战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主要是其中渡过乌江的第59师、第93师这两个师。

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老邪山地区的反复争夺中，由红10团坚守的老邪山战斗最为激烈。“一个整师的国民党兵黑压压地向红军的阵地前沿蠕动而来”；“一次次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团长张宗逊负伤倒下，参谋长钟伟剑牺牲，老邪山阵地遂被国民党军占领”。随后“彭德怀上了最前沿，指挥部队夺回老邪山”（P284）；“朱德也上来了”，“干部团再次出现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向前”。在“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P285）并被林彪随后的追击“追”垮。“红一军团二师最先追到乌江边的官兵大约有九百多人，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跑在这九百多官兵的最前面”（P287）。

之后，蒋改变战术重拾堡垒战，“决定在贵州境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暂取攻势防御’”（P292）。红军在同周浑元纵队7个团发生鲁班场的攻坚作战中失利，因为“对中央红军来讲，攻击坚固阵地的战斗是极其艰难和危险的”（P294）。

此后，红军渡过乌江，威逼贵阳；在调动滇军的孙渡纵队“驰援”贵阳后，中央红军经黄泥河镇进入滇中，前锋直指昆明。然而，作为佯动部队的红九军团一时被阻断，“一头扑进了黔北的大山中”（P298）【第十章《残阳如血》，“四渡赤水”的后三仗】。

（五）北渡金沙江

进入滇中后，虚晃一枪的红一军团前锋部队占领了滇军补给基地、距昆明仅50 km的杨林镇；而由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甚至已进至距昆仅15km的大板桥，大有兵临城下之势。此时滇军部队已尽数东出，位于贵州境内：云南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手中，仅有昆明“五百多人的民团”（P355）及城中少量警察和宪兵。同时，“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抢渡金沙江，红一军团奉命背靠金沙江佯攻昆明，然后又奉命限时返回金沙江边，不少官兵在强度极大的行军中掉队”（P376）。

红军北渡金沙江预定的三个渡口，分别选在龙街（红一军团）、洪门渡（红三军团）和皎平渡（中央纵队）。打下皎平渡的是由刘伯承亲自率领的干部团的先锋营，战斗由萧应裳连长带领的先遣连首先发起并夺取了位于江南岸的两条船，随后共控制了七条船。由于一、三军国在前两个渡口渡江失利，“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异常喧闹，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摆渡。摆渡全部靠七条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停”（P360）。“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在北岸烧毁了所有的船只。坚持到底的船工每人得到了三十个大洋的奖励”（P362）。

与此同时，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在石板桥的阻击任务，也由起初的三天三夜，经六天六夜，最后变成了九天九夜。“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九日晚顺利渡过了金沙江”（P361）。

而在川军中装备最差的刘文辉部，他的侄儿、由师长变成了此时旅长的刘元塘，凭借县城独有的防御优势，反而在孤注一掷的蛮勇与强硬中守住会理城，这再次说明了“困兽犹斗”的道理。

中央在此附近的铁厂（当地的一个地名）召开了八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会理会议”。由此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心理纠葛长达23年，一直持续到1958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林彪的当众声明。

1933年，“以红三师和红十四师为基础组建起来”（P362）的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北伐时就是滇军营长，“他的枪法是军中传奇，百发百中，绝无失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他的一颗子弹竟从两个鬼子的胸膛穿出，钻入第三个鬼子的脑袋，最后嵌进第四个鬼子的胳膊里” “身材魁梧，胆力过人，立如一座山，坐似一尊塔，能打硬仗”（P363）的指挥下，在当地认同革命主张的一位老农的指点下，经过猫场战斗受挫后，神奇地渡过了北盘江；并且在云南的会泽，凭借罗炳辉昔日在滇的威望还得到发展；最后在盐井坪，通过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找到的“大小四十多条”船（多数是盐船），顺利渡过了金沙江。此时，“经过艰苦的奔波转战，终于渡过了金沙江的第九军团。不但兵力没有减少而且还壮大了。他们（还）携带着一路缴获的多达九万的大洋”（P365）——这是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要想得到普通民众的衷心支持，政治主张就要为这些人所理解与认同，而领导的个人传奇更使之具体化并如虎添翼【《长征》第十二章《金沙水畔》，如何渡过金沙江？】。

（六）大渡河

在经德昌进入四川凉山彝汉杂居地带后，中央红军在泸沽境内决定主力走小路取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直接面对的是除24军刘文辉部外，还有新出现的川军20军杨森部。

在夺取安顺场渡口战斗中，诞生了以熊尚林为首的17勇士。但受限于只有“最大容量是三十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P398）的一条渡船，于是，夺取距安顺场160km上游泸定县城畔，建于清康熙44年，两条“铁桩上刻有‘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九月造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铸椿重一千八百斤’”（P404）的泸定桥，就成为红军能否摆脱背江而战，转危为安的关键。

此时，红一军团三支力量在泸定河两岸进行的协同作战，显示出中央红军强大的战斗力。黄开湘、杨成武的红四团溯河左岸而上，诞生了以廖大珠为首的泸定桥22勇士；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五团（第二先遣队）占越西、直抵大树堡渡口；李聚奎红一师加陈赓宋、任穷干部团，沿右岸对川军的直接攻击。

刘伯承率领的先遣军首次于此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通过与彝族沽基家族头人小叶丹的跪拜结盟方式，顺利通过了彝民区。

（七）红军会师于川西北高原的懋功达维

翻越夹金山，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大雪山，实为摆脱险境并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无奈之举。在这次人际罕至的艰难行军途中，“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P416）。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在懋功达维的会师，是红色力量征战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时刻——纯真的革命情谊，油然而生：

“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准备了大量的礼物，这些礼物包括毯子、皮衣、衣服、毛巾、草鞋、袜子、袜底等等”（P421）；而“中央红军的官兵们没有物品，只有一路打土豪分得的大洋，于是纷纷捐款”（P422）。“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会场步行了三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P424），在大雨中，热情迎接自一百多公里外的茂县匆忙骑马赶来的红四方面军最高军政领导人张国焘。尽管在有关两军发展的战略方向上，是向北还是向西，在毛张两人之间，此时已现明显分歧。

其间，时年26岁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首次见到毛泽东。他讲的“大小金川一带山高地荒，大部队不宜久留。向东北方向打回去也是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愿望”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对李先念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P422）【第十三章《喜泣之泪》，打下安顺场、夺取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

当“其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P428）的这两支主力红军进入川西北高原时，国民党军也已构成的新的“围剿”态势。在多次党内会议期间，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当北川失守，红军“被迫退至笔架山至神仙场一线据险防守”（P430）后，川军已直逼红四方面军大本营茂县。而红五军团37团三次翻越夹金山，往返于盐井坪其间。

（八）无休止的党内争分

多次的党内争论（两河口、芦花、沙窝、卓克基和巴西）与筹粮格外困难，使红军的行动格外迟缓，开始准备执行松潘战役计划。

在此，红军进行再次组织整编并混合编队，并在此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建制。此间，中央红军派出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和李聚奎四人，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红4军（许世友/王建安）、红9军（孙玉清/陈海松）、红30军（程世才/李先念）和红31军（余天云/詹才芳）的参谋长，红四方面军还有一个红33军（罗南辉/张广才）。

沙窝会议后，红军兵分左右两路，在打下毛尔盖后进入松潘水草地。这里是红军转战后，“就自然环境之恶劣而言，以松潘大草原为最”（P456）的地方，更加之极度缺粮，部队在此损失太大，彭德怀甚至将跟随他多年的大黑骡子都杀了【第十四章《黑暗时刻》】。

在巴西会议后，单独北上的红一方面军从俄界（在此又开了次政治局会议）出发，此地距由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防守，“从川西进入甘肃唯一一条通道上的险要隘口”（P505）腊子口380km。能否砸开腊子口，成为北上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苗族战士“云贵川”，顺利攀上这个“一线天”式的悬崖顶部是其中最关键的战术动作；当然，正面强攻也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才有了随后到达哈达铺时的休整。

“到达哈达铺的红军约八千人。如果按作战部队计算大约有六千人。六千人的红军，大部分是政治坚定、作战英勇的红军干部”（P516）。在哈达铺，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所辖部队包括，“一纵队以红一军团为主，辖六个大队；二纵队以红三军团为主，辖四个大队；中央纵队为三纵队。每个纵队基本保持原来团的建制，但取消了营，直接辖五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

这就是此后十三年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核心干部队伍！

正如彭德怀离开红三军团时，在向该“军团所有红军干部”的讲话中所言，“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的几万人，到今天长途奔袭至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被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的这些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大家要再接再厉，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P516）。

在此，毛泽东从梁兴初收集到的《大公报》和被俘虏的一个鲁部少校副官那里得知了刘志丹陕北苏区的存在，并因此睡了个安稳觉【第十五章《北斗高悬》】。

（九）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

红军陕甘支队进入甘南、陕北地区后面对的敌人，除马家军和胡宗南的中央军外，主要就是此时已从欧洲回国的“不抵抗将军”、新任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之职”的张学良所指挥的，已主要撤至西北地区的东北军。此时的东北军拥有四个甲种军（分别辖有四个步兵师）和数个骑兵师。蒋此时对张的许诺是，“等把毛泽东这股红军彻底消灭了，我和你一起去打日本”（P519）。

红军渡过渭河后，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要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 并“要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P521）。越过徐海东一个月前在此等待了他们18天的西（安）兰（州）公路后，在通渭县城，“自红军长征以来，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们第一次在饭馆聚餐”（P523），全军在县城的大河滩同时举行了难得的会餐。经过消灭东北军骑兵第7师第19团两个连的青石嘴战斗后，红军“越过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大山”（P525）六盘山。

但在环县曲子镇方向，红四团一营一连连长毛振华，在攻打一座地方土围子时牺牲。值得注意的是，红七军撤离右江根据地转战千里开往江西苏区途中著名的红军团长王*、后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也是在同样环境下意外中弹牺牲的。

在劳山，红军消灭了东北军何中立110师的两个团及师直属队；并在吴起镇消灭了东北军骑兵第6师的一个团、击溃3个团。其间见识过红军徐海东部战斗力的马家军马培清部，变得格外谨慎。随后，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于吴起镇，被毛谓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P544）徐海东，也在此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彭为副主席。在会师后再次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此时“全军总兵力约一万六千多人”（P546）。并在随后的直罗镇战斗，歼灭了高傲冒进的东北军牛元峰109师。

自此，“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脚点和谋求新的发展的出发点”。“而对于中国历史来讲，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就要来临了”（P562）【第十六章《天高云淡》，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在吴起镇“合兵”与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关战斗失利】。

随后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部78师一役，对于红军是真正的决一死战，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P642）。因为，此时全中国的红军主力基本集中于此，这一仗决定了红色力量能否在此能够拥有个新的立足点【《长征》第十八章《江山多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