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三）_风闻

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三）

三、严酷的党内斗争

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的整体环境中，党内斗争同样非常残酷。

（一）在苏区时期对“毛派”的残酷打击

在进行战略转移后，被临时中央留下来的领导干部，除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项英，身负重伤后当时还没有具体职务，负责中央分局军事工作的陈毅之外，几乎都在主力红军离开苏区的初期就全都牺牲了。尤其是瞿秋白（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华苏维埃政府内务人民委员）；还有刘伯坚（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古柏（前省委书记、时任独立三师师长）和毛泽覃（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红军将领。他们都是博古们不喜欢的“毛派”干部，就像扔“包袱”一样交给了敌人，后果可想而知。相反，随大部队行动的没有一个人出现意外。

因此，从莫斯科“空降”而来的这些国际宗派，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其实一点也不比国民党的屠杀后果小，甚至更大。尤其是湘鄂西的那个夏曦，搞得红三军（原红二军团）只剩下四个党员，干部损失1/3以上，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就是这样死于非命的。在临死前，贺胡子端着一碗粉蒸肉为他送行，他还要求节省子弹！他是被自己人用石头砸破头颅而身亡的——而这一点，连老蒋也无法做到。

书中也谈到了那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来历——原来此人不过是时年24岁的博古的“钟馗”而已！【第三章《十送红军》】

（二）悲情的罗明

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从罗明个人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

先是在苏区时期，由于接受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这位25岁福建省委书记，因临时中央发起的对福建、江西、闽赣、湘赣“罗明路线”之后的处境维艰；然后是被安排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的秘书就是红13团俱乐部主任兼团总支书记胡耀邦）并在敌机轰炸中受伤；随后他们夫妇在北盘江畔被留下来，要求在贵州“坚持地方工作”（P344）；随后就是贯穿夫妇俩人一生的颠沛流离。尽管如此，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寻找革命队伍的脚步”（P346）——个人的命运，在革命大潮面前真的算得了什么呢？

沧海桑田，是多少人的默默耕耘与无私奉献而形成的呢！然而，胜利之后，又有多少人记住了这些人曾经作出过的这样贡献呢？

南斯拉夫的铁托，还知道“革命不吃自己的孩子”的道理呢？【《长征》第十二章《金沙水畔》】

（三）中共党史中的项英们

说起来，作为六届中央常委的项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也许更多还是负面的。自恃工人出身，还有斯大林赠送刻有名字的一支小手枪，就自以为绝对正确。然而，其的思想意识从来就没有适应此时中国革命敌强我弱残酷的对敌斗争形势与环境。在后来的“皖南事件”发生之前，他却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本人也被自己最信任的卫士枪杀。客观地讲，尽管他也是革命烈士，尽管他的革命坚定性无庸置疑，但给革命造成的危害较之那个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等人，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后来莫斯科“国际派”被中国革命进程所最终淘汰，大浪淘沙的结果也只能是这样。也因此，在党史上对这类人的评价不高，这也是自然的——不管其动机与出发点如何，最终还是以对革命的贡献成败论英雄的！【第五章《山河苍茫》】

（四）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名会议，其实只开了三个晚上。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明确“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P244），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对此，建国后的党史已经有了浩如烟海的描述【第九章《夜郎之月》】。

（五）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经过包座战役，在川西北的巴西，当毛泽东预示到中央面临危险，即其谓之“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于1935年9月10日决然率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及红军大学渡过包座河，会合彭德怀的部队单独北进。此时，他所掌握着红一和红三军团，只有八千人的实力。

这个事件源于两大红军主力在川西北高原会师后，两军整编后时任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报的信，在其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即在中央档案中始终找不到的张国焘那封，在1937年清算张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言中“彻底开展党内斗争”（P470）的电报。

不管真实的历史事实如何，对于毛的这一断然行动，的确令张国焘颚然，但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这就是徐向前那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所起的历史作用；而作为拥有所辖部队“最后决定权”、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的陈昌浩，也在此时出奇保持了冷静【第十四章《黑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