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李双双》：“大共同体”的建立与中国妇女的解放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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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李双双》，导演鲁韧，剧中主角李双双和孙喜旺分别由张瑞芳和仲星火来饰演。

《李双双》相当生动、细腻地诠释了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的婚姻家庭关系、妇女地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故事从一场劳动结束之后开始，大家都放工了，回家吃午饭。

李双双路过村旁小河边，顺手清洗毛巾。此时，她的丈夫孙喜旺扛着锄头从小桥上走过，只见他将外套直接扔给双双，一句话都没交代就走了。

看到此情此景，二春说道：

“你看喜旺嫂子真不错，伺候得喜旺哥多周到。”

喜旺得此评价甚为得意，夸耀道：

“我们俩从来就是这样，我说一不二……在家里哪样不是我说了算？我说，你们不信，从打夯修水渠这么忙，我就没穿过旧鞋。你们看，都是这双没穿旧，新的就已经做出来了。”

从李双双满脸笑意顺从地为喜旺洗衣服（要知道，李双双也劳动了一上午，回去还要做饭），到二春对此流露出的羡慕与肯定，再到喜旺的洋洋自得，《李双双》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思想猖獗的村庄，并且无论男女，包括生性泼辣的李双双在内，对这种风气都习焉不察，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变化很快就到来了。

首先，是一个有点自私的旧式妇女孙有老婆，私自拿了生产队的几块木板，被李双双阻止，从而爆发了争吵。

当孙喜旺被喊来的时候，他希望媳妇能少说两句话，别把人得罪得太狠，最后怒道：

“你凭什么管人家，你算个什么呀！”

“我？”双双一愣，立刻理直气壮地回应道：

“公社社员！”

注意这句话，它实际上点明了整部电影的主题，并且在双双最终获得和喜旺平等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此前之前，李双双被其他人称为“喜旺嫂子”、“喜旺家的”，被喜旺称为“俺那屋里的”、“俺家做饭的”、“小兰她妈”……这些称呼所标示的身份，都意味着李双双没有权利“管人家的闲事”，只有“公社社员”的身份不同。

这场小冲突过后，因为李双双“擅自决定”带领村里的妇女上水利工地上劳动，引发了更大的一场家庭冲突，由此导致了家庭内部的权力天平，开始向双双一方倾斜！

在工地上，喜旺遇到了正带领妇女们风风火火地干活的李双双。回到家后，他眉头紧皱，撇着一张嘴，闷闷不乐，对双双要他接孩子、捅炉子的留言视而不见，只是坐在炕上生闷气。

双双回到家后，就动作麻利地生炉子、擀面条，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对光坐着什么也不干的丈夫忍不住有些小抱怨：

“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到我门上写的字啊。”

喜旺却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他用了“替”这个字，含义很明显，就是做饭、带孩子、洗尿布等等家务都不是他该干的。

夫妻俩由此爆发了激烈争论。双双要拉着喜旺去找老支书兼队长评理，喜旺耍赖不敢去，反而把双双关在院子里。当然，他也因此没有吃上面条，只能用一个冷馒头当午饭。

02

李双双为什么能够“初战告捷”？

观众发现，这是因为随着农村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农村基本上只有家庭/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再往上就是国家这一“超级共同体”。

家庭/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固然也有对女性保护的一面，但主要方面却是压迫和禁锢。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概括的那样，农村存在四条束缚农民的极大绳索，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妇女被压在最底层。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政权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妇女解放政策的红色政权；经过土地改革，族权（经常和地主阶级的绅权结合在一起）也瓦解了；新政权大力宣传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常识，神权受到了极大冲击，只有夫权还隐藏在家庭之内，以隐而不显的方式相对完整地存在着。

农村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导致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就是在小共同体“家庭”和超级共同体“国家”之间，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样的“大共同体”，每一个农民都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即人民公社社员。

人民公社是中国革命的逻辑产物，其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当然是支持妇女解放的，这就为农村妇女摆脱夫权束缚提供了极大便利。

李双双在人民公社的框架内，逐渐取得和喜旺平等地位的路径，可以简单概括为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李双双高度认同自己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的身份；

第二，她从社员的身份出发，名正言顺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维护集体利益；

第三，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使李双双在生产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她还得到了公社党委及各级领导的支持，这使得喜旺依托于旧传统的“夫权”黯然失色；

第四，喜旺逐渐认同了双双。他认识到双双的行为不仅符合大家的利益，显然也更符合时代潮流。

第五，由于这一系列的变化，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家庭关系，也以“先结婚后恋爱”的方式，水到渠成地在新基础上重构。

03

在李双双和孙喜旺博弈的第一个组合段中，还有两个很值得分析的细节。

一是，当水利工地上劳动力不够，二春为此感到焦虑时，李双双和一群妇女说她们可以去，二春一句话就认定她们不行，他调侃道：

“到工地上抬大石头打夯你们干得了？你们呐，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这句话惹翻了李双双和妇女们，她们把二春抬起来“打夯”，并更加坚持要上工地劳动。

其实，从二春这句话里，观众就可以悟出，李双双她们要去工地，绝不仅仅是“狂热”、“闲着无聊”，而是包含着追求男女平等的政治性含义。

换言之，妇女参加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几千年来，女性的地位为什么不如男性？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生产力中所处的地位不如男性重要。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当采集是主要生产方式时，实行的母系氏族社会；然而，当需要更多体力的渔猎、农耕逐渐取代了采集时，母系氏族社会就让位给了父系氏族社会。

在此后的阶级社会里，男性保持了对主要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垄断，也保持了对女性的压迫性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为了获得一个平等的机会，采取了各种办法，甚至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男性——花木兰必须女扮男装才能上前线杀敌报国；祝英台必须女扮男装，才能获得受外出读书的机会，一旦她回归为女性，就连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都立刻消失了。

李双双和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叽叽喳喳的妇女，也许还不能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但她们的直觉却是正确的，即如果不能在公社的生产劳动中获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那么也不能在家庭中获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继续被男人鄙视。

五十年代，中国女性走上工作岗位时，受到了主流文化旗帜鲜明的支持，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

与之呈鲜明对照的是，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大量男性被征召入伍，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这使得美国男性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美国男性的这种不安全感，诱发了好莱坞“黑色电影”的兴起。在黑色电影中，一般总是有一位“蛇蝎美人”的形象，她冷酷无情，手段毒辣，总是在幕后操纵男性，陷男性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无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主流文化是保守的，对男女平等的历史趋势深感畏惧。

李双双感觉到的问题，孙喜旺也感觉到了，所以他才会甩脸子给双双看，因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也是政治性的。

二是，当李双双要拉着喜旺去找老支书评理时，喜旺却死活不肯去。

影片中没有出现孙喜旺的父母，但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李双双提出要找公公婆婆评理，喜旺不可能不去，因为他一定会得到支持。但是，支书老进叔是生产队这个“大共同体”的掌门人，对喜旺那一套封建旧脑筋不会支持，喜旺就不敢去了。

04

实际上，当地位高于家庭这个小共同体，并且比家庭拥有更高道德权威的大共同体建立之后，类似孙喜旺这样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者的选项是非常有限的——家庭暴力已经被排除，这不仅会引起众怒，也会招致大共同体的强力干预。

比如因为李双双支持桂英和二春的自由恋爱，挡住了前来相亲的县城司机小王，桂英的母亲找上门来大闹。喜旺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冲到双双面前，但终究不敢动双双一根毫毛。

那么吵架呢？因为喜旺的小道理管不住双双的大道理，所以总是以哑口无言败下阵来，也不行；采用拒绝分担家务的冷暴力，则可能导致自己饿肚子。

所以，喜旺最后只剩下一种选择，即“娜拉出走”。

这种选择相当“女性化”，尽管不是喜旺回娘家，而是跟着副队长金樵、孙有他们一起外出搞副业。

李双双还是非常重视和喜旺的感情的，也非常珍视这个家，这一点，被喜旺看到了，他就企图以“出走”为武器，要挟双双作出让步。

有一次，李双双发现孙有、金樵他们撒粪图省力，不讲质量，一个上午却挣了10工分。而孙喜旺作为记工员，没拦住不说，还真的登记了这个分数，甚至还碍于情分被拉着一样拿了10工分。

孙喜旺想着就这一回，还牵连到自己，压下算了。李双双却眼睛里揉不下沙子，她抓件花上衣穿上后，就去公社反映情况。

公社刘书记接待了双双。他不但支持双双的想法，还举一反三，要从制度上解决“干活不讲质量”的问题。双双大受鼓舞，从公社回来，干活更加积极，并因为关心集体、敢于批评，很快被选上了妇女队长，成为队干部。

事后孙喜旺对孙有、金樵深感抱歉。孙有、金樵也深感双双的威胁，于是挑拨喜旺：

“我说喜旺啊，你那个老婆啊，得好好管管，你要是总由着她，你这路可越走越窄啦。”

喜旺回到家，就大耍小脾气，说这个家他是呆不下去了，要出去跟孙有一块搞运输。双双极力挽留他，还掉了眼泪。喜旺见时机成熟，就趁机提出“约法三章”，做为自己留在家里的条件。

“头一个，往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再一个，你是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

本来，前两条，双双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但最后一条，真踩到了李双双的做人底线，她勃然大怒，把包袱扔到喜旺怀里，让他赶紧走人，自己绝不可能答应。

孙喜旺本来也不过是做戏，见威胁失灵，赶忙将衣服塞回柜子，放弃了第三条，“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孙喜旺已经“势尽”，不再有可能按照大男子主义的原则主导这个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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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干部会议上，李双双反对金樵拿救济金，以及帮助桂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喜旺又两次出走，但这种出走，不可能令双双有任何改变，只是喜旺挽回面子的赌气行为而已，出走彰显的是喜旺的无力感，也是喜旺自己放弃男尊女卑思想前的铺垫。

在喜旺和孙有、金樵一起跑运输期间，妇女队长李双双带领妇女们，不仅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好庄稼，自己也挣好几百工分，于公于私，都是人生赢家。

结束了这次运输后，喜旺还在生产队的大车棚里磨蹭着不肯回家，饲养员老耿伯提醒他：

“你上哪找这么个好老婆去呀？工分给家里挣了一大堆，村里提起她来谁不说这个（竖起大拇指），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她要是真的不跟你了，你哭都来不及！”

老耿伯的话语重心长，喜旺听进去了。

李双双听说喜旺回来了，赶忙跑回家，正好看到喜旺正在院子里劈柴，不禁又好气又心疼，因为喜旺长时间在外奔波，又不会照顾自己，导致蓬头垢面，鞋子也露出了脚趾，和以前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劈柴，是普通的家务劳动，这时却别具深意：一方面，意味着喜旺对双双心结的彻底打开；另一方面，昭示着喜旺对自己一度拒绝的家庭的最后归顺。

但是，这仍然不是故事的结束。

喜旺重新得到家庭的温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并向双双透露，孙有和金樵在跑运输期间曾私吞了一笔运输款。但是说完后，他又后悔了，一边向双双保证自己一分钱没拿，一边担心双双会再次让他下不来台。

但此时的双双也更加成熟了，她决定不直接插手此事，而是让喜旺和其“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好朋友”金樵一起解决问题。

李双双说道：

“你要真对金樵好，你就该批评他、拦住他，可你总为私情护着他，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吗？”

喜旺由此顿悟，然后跑到金樵家里，批评教育了他。金樵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心服口服地退出了私分款项。

喜旺的这一举措，标志着他已经完全被李双双改造了。李双双没有变成“孙喜旺的李双双”，孙喜旺反而变成了“李双双的孙喜旺”。

影片的结尾，是一个相当有仪式感的场景：

李双双到县供销社为生产队买化肥，喜旺在村口大槐树下喜滋滋地吹着萧等她——这里暂且不说吹箫在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暗示——这一场景和传统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丈夫外出归来、妻子在村口焦急等候的画面，无疑形成了一个镜像（正好相反）式的关系，意味着原本“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革命性改变。至此，李双双在家庭中，终于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

喜旺对跑来打趣的二春和桂英说，他和李双双是“先结婚，后恋爱”。恋爱，就本质而言，不过是一个谈判婚姻契约、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过程，“后恋爱”，意味着孙喜旺和李双双重新修改了婚姻契约，他们的婚姻关系和影片一开始展示的情况已经有了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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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北大戴锦华教授在和日本东京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对话时，提出这样两个判断：

“（中国）女性群体作为整体是革命红利的享有者”，“（中国）女性整体是社会主义历史受益的群体”。

这两个判断非常有见地，它很好地解释了同属深受“男尊女卑”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女性地位，会远高于朝鲜半岛、日本、香港地区、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女性。

但“革命”也好，“社会主义历史”也罢，之所以能够决定性地提高女性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

打个比方，如果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女性是处于一个深坑底部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超越家庭/家族的“大共同体”——农村的人民公社、城市的国营、集体企业等——的建立，以及女性新身份——公社社员、工厂工人——的获得，就相当于为她们铺就了走出深坑的阶梯，这种实质性、物质性的推动妇女解放力量，要远胜于一般的教育、启蒙、甚至法律。

如今，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秉持进步主义文化的“大共同体”，逐渐消失在历史转弯处的迷雾中了。

失去了“大共同体”的支持与庇护，女权/女性主义的声音变得日益凄厉，像是在空旷原野上游荡的幽灵发出的！

这再次证明了要想获得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不仅需要革命，更需要社会主义！

谨以此文献给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祝阅读本文的所有女同胞节日快乐！

202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