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大陆两端的青铜文明_风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毕经纬 周洵

　　面积相近的中国与欧洲，分别位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并在青铜时代孕育出各自的青铜文明。前者奠定了东亚文明的根基，后者则成为西方文明的直接源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对两地青铜文明进行对比分析，是把握东西方古代文明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课题。

　　时空格局

　　公元前2000年前后，甘肃齐家、西城驿、四坝以及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和新砦等地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制品。这说明中国北方与中原已迈入青铜时代的门槛。约500年以后，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下进入青铜时代。至此，中原、北方、南方青铜文明三线并行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结束。

　　中国北方青铜文明以青铜武器、工具、装饰品为主，在器物类别及铸造工艺上与亚欧草原没有本质区别，属于亚欧草原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地区则形成了以容器为核心的青铜文明，这一文明形态不见于中国之外的青铜文明。南方青铜文明与中原地区相近，只是在青铜器的组合、形制、纹饰以及埋藏情境等细节方面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属于中原青铜文明的次生类型。三地青铜文明的交流主要发生在中原与北方、中原与南方之间，而北方与南方的交流尤其是直接交流则较少。

　　公元前3000年前后，欧洲青铜时代自东南欧开启，在之后的1500年间，欧洲大陆各地陆续迈入青铜时代的门槛。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青铜文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流行青铜武器、工具与装饰品。但是，欧洲地理单元破碎，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境内的青铜文明也因之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简·麦金托什：《探寻史前欧洲文明》，刘衍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南欧地区深受地中海东岸新月沃地青铜文明的影响，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较早，人像比较发达。东欧尤其是南部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晚于南欧地区，青铜器呈现出明显的草原风格，武器十分发达。在南欧和东欧青铜文明的影响下，中欧与西欧内陆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也较早，青铜质地的农业工具较多，还流行骨灰瓮、酒罐等青铜器。西欧沿海和伊比利亚半岛在南欧与西欧内陆青铜文明的影响下，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以鲤鱼舌剑、翼形斧、弯背刀等青铜器为特色的大西洋青铜文明。北欧远离青铜文明核心区，加上铜锡资源匮乏，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较晚，其青铜文明虽深受东欧、中欧、西欧青铜文明的影响，但也创造了树形斧、太阳车等极具特色的青铜器。

　　中国的山脉与河流多东西走向，加上纬度和气候的制约，造成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青铜文明也呈现出这一特征。由于中原青铜文明始终比较强盛，北方青铜文明基本上被限制在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而南方青铜文明则基本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使得中国青铜文明呈现出比较稳定的三线并行格局。欧洲青铜文明的格局则比较复杂，推动欧洲青铜文明格局变迁的力量主要来自南欧地中海青铜文明与东欧草原青铜文明。这两支文明一南一北，对欧洲大陆施加了长久的影响，加上草原人群对南欧地区的一次次冲击以及古希腊和罗马的相继崛起，使得原本就多元的欧洲青铜文明格局更加复杂多变。

■安徽阜南台家寺出土龙虎尊 作者/供图

　　外部特征

　　器类方面，中国中原与南方的青铜器以容器为主，以乐器、武器、工具为辅。夏商时期的青铜容器以酒器为核心，两周时期以食器为核心，前者主要有爵、斝、觚、尊、卣、壶、罍，后者主要有鼎、鬲、簋、豆、簠、敦。青铜乐器主要有铃、铙、钟、镈。武器常见戈、矛、戟、钺、剑、镞。工具主要有削刀、斧、锛、凿、锯、针。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器与亚欧大陆草原青铜器较为接近，流行武器、工具与装饰品，而容器较少。欧洲的青铜器虽有地域性差异，但均常见武器、工具与装饰品，尤为流行各种各样的斧与剑；青铜器主要有板斧、横銎斧、竖銎斧、短剑、长剑、矛、匕首、砍刀、镞、锄、镰、削刀、锛、凿、钩、锥、针、饰针、耳环、项链、手镯、牌饰、杖首、马具、镜子、动物，容器和乐器较少。

　　纹饰上，中国青铜器十分重视器物表面的装饰，具有精美装饰的青铜器不计其数，很多青铜器有三层满花装饰。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龙虎尊、皿方罍、莲鹤方壶、曾侯乙尊盘以及大量错金银铜器等（张昌平：《中西青铜器与世界青铜文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10日第6版）。就题材而言，中国青铜器纹饰中最为流行的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窃曲纹、环带纹、蟠螭纹、蟠虺纹等基本上都属于幻想或抽象的动物纹，在春秋晚期人物画像纹出现之前很少见到人物形象。欧洲有纹饰的青铜器相对较少，纹饰的题材多为生产、生活、祭祀、战争或神话故事等场景的刻画。比如希腊古典时期的镜子和梳妆盒、伊特鲁里亚时期的六腿铜盆、凯尔特人的巨型酒罐等青铜器上的装饰，多有人物形象，有很强的写实性，与中国青铜器纹饰大不相同。

　　铭文方面，据统计，目前已报道的商周时期有铭青铜器已超过20000件，而且每年都在不断增加，其中有不少超过100字的长铭文铜器，记载了各种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如499字的毛公鼎、记载周人伐商的利簋、铭刻“宅兹中国”的何尊、载有周王与家族世系的史墙盘等。而欧洲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早期的铭文主要发现于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铭文大多铭刻在石材或陶器上，内容主要有献祭辞、盟约辞等，如阿波罗像、哈儿克达马斯罐、埃利斯人与赫拉埃亚人盟约等（张强译注：《古希腊铭文辑要》，中华书局2018年版）。相较于中国，欧洲有铭文的青铜器不多，单篇铭文的字数较少，内容也不甚丰富，史料价值相对逊色。此外，中国青铜器铭文绝大多数为铸铭，而欧洲青铜器铭文绝大多数为刻铭。

　　铸造方面，青铜武器、工具等实心器具的铸造较为简单，只要在两块外范之间的空隙注入铜液即可完成，不需要内模。中国与欧洲的青铜武器、工具等实心器物基本都是采用这一方法铸造的。而容器的铸造要复杂得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铸出铜片，再通过锻打的方式连接成容器，欧洲青铜容器主要采用这种方法铸造；一种是更为复杂的复合范技术，需要在内模上翻印外范，然后再把内模均匀削去一层或用更小的内模替代，使内模与外范之间有均匀的空隙以浇注铜液，需要高超的复合范铸造技术，中国绝大多数青铜容器采用了这一铸造方法。此外，欧洲尤其是南欧流行的人像、动物等较为复杂的青铜器则主要采用失蜡法铸成，而学界对中国青铜时代是否使用过失蜡法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伊特鲁里亚青铜马人像 作者/供图

■伊特鲁里亚青铜鱼人像 作者/供图

　　内在意蕴

　　青铜在青铜时代的中国与欧洲都是十分重要的物资。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比如夏商时期的用爵制度和两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与编钟制度。这种等级秩序影响深远，前者以爵位制度的形式进入政治领域，后者则在春秋时期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此外，就考古资料而言，中原青铜器的重心是“祀与戎”，且“祀”在“戎”之前，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最终的归宿一般是随葬于墓葬之中。南方地区西周之前的青铜器大多是因祭祀自然神灵而埋于山川附近，两周时期逐渐转向祭祀祖先并最终随葬于地下。北方地区的青铜器也主要发现于墓葬，仅有少量出于祭祀遗迹。

　　欧洲青铜器的铸造与使用主要围绕战争、祭祀、生产和生活，军事氛围较为浓厚。欧洲青铜器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神灵而非祖先，比如南欧的人像大多是神像或是献给神的祭品或是与神有关的人员。北欧的青铜器多出于湖泊、沼泽之中，一般认为是献给神灵的祭品。中欧与西欧的青铜器多出于窖藏和少量高等级墓葬之中，大多与神灵祭祀有关。西欧大西洋沿岸的青铜器则主要出于窖藏或祭祀坑，如英国伦敦的黑弗灵窖藏、苏格兰的皮布尔斯窖藏等，青铜器多为工具和武器，这些窖藏可能是祭祀神灵的遗迹。东欧青铜器多出于墓葬，少量出于窖藏或祭祀坑，神灵祭祀氛围没有欧洲其他地区浓厚。此外，欧洲青铜器的身份标识功能主要是通过随葬青铜器的数量、体量和精美程度来体现的，而不像商周时期的中国还额外建立起规范有序的用爵制度、列鼎制度和编钟制度。

　　共性与差异

　　总体而言，中国与欧洲青铜文明有一定的共性，比如欧洲大部分地区青铜时代的起始时间与中国接近，两地青铜器均主要出于墓葬和祭祀遗迹，类别上都有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日用器具等，其中武器、工具等实心器物的铸造均主要采用二合范技术。此外，中国与欧洲都十分重视祭祀和战争。

　　但是，中国与欧洲青铜文明也存在明显差异。格局方面，中国青铜文明大致呈现出北方、中原、南方三线并行的稳定格局，欧洲青铜文明的格局则较为复杂多变。外部特征上，中国青铜文明总体上以容器为核心，青铜器多由复合范铸成，纹饰多为幻想或抽象的动物纹样；欧洲青铜文明则以武器、工具、人像为主；青铜器铸造方法主要有范铸法、锻打法和失蜡法，其中容器多采用锻打法，人像、动物等较为复杂的铜器多采用失蜡法；纹饰多以人物的形式表现社会生活或神话故事，有很强的写实性。内涵上，中国青铜器的祭祀对象主要是祖先，最终多随葬于墓中；欧洲青铜器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神灵，大部分献祭于祭祀场所，小部分随葬于墓中。

　　造成中国与欧洲青铜文明特点相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这种跨越亚欧大陆的长距离交流是通过一个个短距离交流间接完成的，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草原与东欧草原之间。二是不同地区的人类在面临相似的生存环境时，有时会做出相近的文化选择或文化适应，从而创造出类似的物质文化甚至精神文化，比如农作物与家畜的驯化、陶器的制作、埋葬死者等。再如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人像，貌似与盛行人像的南欧、西亚、埃及有一些关联，但实际上，人像流行是神灵信仰浓厚地区的普遍特征，并不能说明其间有影响关系。

　　中国与欧洲青铜文明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地位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彼此间的文化交流较少，加上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的不同，其间存在差异乃是必然，正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正是这些差异，才造就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G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