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一）_风闻

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一）

一、中国土地革命的产生与发展

那是一个充满热血、追求救国救民理想的时代，也是一个各种社会理想交错出现并不断实践与探索的时代。

（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和痛苦思考，发现只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才能挖掘出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产生的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官僚阶层庇护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腐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等等”（P27）。

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从来没有通过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进而“武装夺取政权”之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独创，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结晶！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是其中最为经典的形象代表与革命运动的真实象征！

（二）以贫困农民为主体的人民革命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

在土地革命期间，为什么在广袤的中国农村会出现红色政权？

在此时的贵州，中国社会的现状表现得尤为明显：

“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被称作‘干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而“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屯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P206）；尤以他们过年时的奢华为最，“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推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P218）【第八章《恭贺新年》】。

“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不同的阶级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不同，是人类冲突的本质所在。而本质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因此关于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张，不久之后就演变成为政党之间的政治对抗”（P28）。

这就是在大革命取得巨大胜利之际，国民党内的反动派，随即就与此时的盟友和战友翻脸，进而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的内在根本原因。也由此，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也在新军阀混战中最终走向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主要源自这个党右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变成了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被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人，在南方各省通过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土地革命，曾经建立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践着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而通过中原大战打败三大主要军事对手（桂冯阎），连自己党内的竞争者都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当然更是不会允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割据的存在的。

于是，在不断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中，弱小的红色武装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并先后建立起“除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等红色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千多万”。其中，“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四个‘省’和六十多个‘县’，人口四百五十万之众”（P23）。其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红一方面军（朱毛红军）、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和后来在长征途中编成红二方面军的骨干红二六军团（贺龙、萧克）等主力红军部队。

（三）中国共产党内来自莫斯科的国际宗派

然而，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的操纵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重新产生的9人中央政治局（其中的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以及此后因中共中央无法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立足，在陈绍禹远循莫斯科、周恩来被派往江西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去鄂豫皖成立中央分局之后，新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即由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赵容（康生）、陈云、卢福坦和李竹生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派来的党内国际宗派，自此完全控制了此时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

随后，中国的红色革命力量险些惨遭灭顶之灾。

长征就是这样来的！

当时党内叫做西征，而实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被称为野战军。西征最初直接的战略目的是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第二章《绚丽之梦》，涉及到中国革命发生、发展和遭受挫折的一些基本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