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消费，尽显中国经济“韧劲”_风闻
鲸商-03-08 21:43
鲸商(ID：bizwhale)原创 作者 | 李清乐
西周《周礼》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这就是最早的地摊。这种经济形式，在农耕社会里几经浮沉，于北宋迎来了黄金时期，《清明上河图》中那些挑担的小贩、牵着牛赶着驴骡的农夫、杂耍的、卖艺的、悠闲赶集的各色人物，就是最好的佐证。
市井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意思是有商贩经营的地方就是市井；而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相关史料证明着“摊贩”是各地主要的经商形式。这两个词诞生于民间，也在民间流传至今，因此一提到“市井”，大多数人就会联想到“地摊”。
中国人对地摊上的烟火气，有着最天然的向往。改革开放以后，做买卖不再被视为“投机倒把”，此前几乎已经绝迹的小商小贩或走街串巷，或练摊卖货，重新出现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义乌就是这一波地摊经济的先行者。在那个年代，前赴后继的义乌商人，带着一盘货走南闯北，把“摊贩”这种贸易活动发扬光大，推动了全国的商贸大流通。
最近二十年间，摆地摊几经浮沉，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中曾一度被“边缘化”，终于在2020迎来了“春天”：中央文明办明确将“马路市场”从全国文明城市考核指标中剔除。随着政策松绑，长春、成都、怀化、许昌等地陆续重启了这项夜间经济活动；而在去年，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诸多一线城市也逐渐松开了对市井摊贩的限制。
“宽街无闹市，窄巷存旺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缩影。
用市井的烟火，“重燃”消费
3月2日晚，夕阳的余晖尚在，义乌宾王市场已经开始躁动起来。
一辆停在地摊摊位许久的劳斯莱斯有了动静。车主下车后，打开后备箱，里面装满了琳琅满目的小饰品，几秒钟就切换到了卖货模式，把接地气和高大上的反差演绎到了极致。粗粗望去，这样的“豪车摊位”竟然不在少数。
整个夜市里，最火爆的区域就是日用百货用品区，这里遍布着经营摊位，一眼望不到尽头。人流往来中，一个摊位前挤满了顾客，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人。拨开人群，发现被大家哄抢的是外卖中经常附赠的“易拉罐湿纸巾”。
一会儿的功夫，湿巾就兜售一空，老板娘黄惠芳擦着额头上的汗，笑着表示，样品带得太少了。“我有次外出旅游看到类似产品，觉得很新奇，就回来自己改良。经过几年的不断优化，丰富创意，现在每年可以完成500多万元的内外贸销售额。听说小商品城办了采购节活动，立马就来了，我刚到这一会儿，就有很多采购商过来咨询。”
她对鲸商谈到，一个易拉罐湿纸巾批发价不足2元，但出口后在国外商超会卖到2美元左右，如今通过Chinagoods，她还为全世界的小微摊贩、社群团长、电商机构供货，一直供不应求。
除了正在举办“市井好货节”的宾王市场，这幅“千灯夜市喧”的画卷，正在全国多地同步上演着。市井摊贩是城市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也有“先有市，再有城”的说法。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摊”上，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尽管类别不同，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平价”。
平价经济，并不是新物种。被称为“10元店”的名创优品，就是非常典型的平价品牌，在名创优品之前，创始人叶国富还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曾火遍大江南北的“2元店”哎呀呀。2009年时，哎呀呀门店数量达到了2000多家，零售额高达12亿。
金融危机过后的2009年，催生出了随处可见的“全场2元”；而疫情过后全面放开的2023年，同样孕育出了平价的“市井消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背后折射的规律，可以看作特定经济周期下的“平价产品偏好趋势”，又称“口红效应”。
这种规律由来已久，曾伴随着经济波动，频繁出现在欧美日韩等国家。背后的原理在于，当消费者预期趋于理性时，会减少大额开支；但他们的消费欲望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平价非必需品释放出来，来满足心理层面的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不过，地摊经济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因为当下的环境更为复杂。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正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外迁”，对外贸造成了不小冲击。最近有很多视频显示，在上海港、宁波港、天津港等重要港口，停放了海量空置集装箱。
商务部在2月初就对此有过解释，“我们现在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从前两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外需不足、订单下降。”在出口显露出疲软时，由消费带来的内循环就对恢复经济增长显得至关重要。
在今年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都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国家第二次确保消费的“优先地位”。
之所以被反复强调，是因为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里，消费已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根据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GDP贡献，从2008年的44%，逐步提升到2021年的65.4%。
消费的扩大，来源于居民收入的提升。摆地摊，一方面能够释放老百姓的“理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成本较低的创业形式，也能够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居民收入，这些都是内循环链路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正在义乌举行的“2023市井好货节”，也是通过平凡的市井烟火气，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行动。
可以说，由一盘货所组成的市井经济，是由当下国内外双方因素共同催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但“重新归来”的地摊，也在迎合时代的变革，穿上了数字化的“外衣”，把这盘货摆到了Chinagoods小商品城APP、百度爱采购、阿里1688等各种平台上。现在，这种线上地摊有个时髦的名字，叫做“云摊”。
从地摊到云摊，尽管销售场景变了，“平价”的特性却没变，因为这市井好货，都是从义乌这个供给“源头”走出去的。
从地摊到“世界超市”，一盘货编织出“创业梦”
“鸡毛鸭毛换糖喽……”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里，有一个硕大的拨浪鼓；对于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义乌人来说，儿时最盼望听到的就是货郎担“咚咚”的拨浪鼓声。久远的童年记忆里，这些挑货郎肩上挑的扁担如同一个百宝箱，用鸡毛鸭毛就可以换取糖块、玩具等。
义乌“鸡毛换糖”的行商风俗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新中国成立后，义乌一直是普世意义上的“贫困县”，不仅地少人多、不宜农耕，交通也不够便利，既不靠海，也不靠边。
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永远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或许是“穷则求变”，上世纪70年代起，不少农民由“鸡毛换糖”起步，开始沿街摆摊；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破冰，“七山二水一分田”的义乌在县委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建立了最早的小商交易流通市场。
作为最后一代“挑货郎”，义乌的“吸管大王”楼仲平见证了整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型与发展。80年代，他拖着20个麻袋，挤上绿皮火车，把义乌的商品辗转卖到了乌鲁木齐、喀什、柳州、南宁、北海等大半个中国。在这些地方，他带着“流动摊位”，沿街叫卖小商品，卖完以后，又将当地的商品扛回义乌销售，如此往返于义乌与株洲之间。
“我们当时整个村有三分之一都这样出去跑货，有点像后来说的‘专业村’。”楼仲平回忆道。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许多像楼仲平一样敢闯敢拼的义乌商人，用“串货”、“摆摊”的方式，把来自义乌的小商品输送到了全国，形成了最初的产业集群效应。
到了90年代，尽管小商品市场经过飞速发展，开始出现了“前店后厂”和“专业村”的现象，但摆摊依旧是当时创业的主要形式，因为成本低，只要勤奋，就能赚到钱。这一时期，马云、宗庆后、钟睒睒等未来首富都有过从义乌进货、回去摆地摊的经历。
卖袜子起家的楼国英从1997年开始摆摊，夫妻二人晚上收摊以后一起去厂家拿货，第二天在市场上出摊卖货。“我当时怀着孕，但很有干劲，第一年就存了几万块钱。”从拿“一点货”，逐渐发展到小量批发，再到现在，她的“亲霞”牌裤袜，已经发展成为网络爆款的专供货源。
鲸商走访义乌商家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行商的人，都是从“摆地摊”起家的，正因如此，义乌的商邦圈子里一直流淌着浓郁的“地摊基调”，随之延续下来的还有“薄利多销”这一行商基因。
1998年，义乌迎来了走向世界的契机，小商品城成了浙江省首批获得进出口权的专业市场，小商品进出口贸易开始野蛮增长。随着产业带集群效应进一步放大，义乌市场呈现出“前店后仓”“前店后坊”“前店后厂”的主流特征。成本的下降，让原本就奉行“薄利多销”的义乌商品，更加具有价格优势。
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义乌市场抓准了这一时机，在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设立办事处，为义乌商品搭建对外桥梁，吸引更多外国客户来义乌。借助“内外贸双循环”的契机，义乌完成从“马路市场”往“世界超市”的蜕变。
在此期间，互联网浪潮席卷而至，电商时代来临，义乌的一盘平价货品，也被无数商家从线下“摆”到了线上，逐渐衍生出了“云摊”、直播等多种业态；而从义乌小商品中生长出来的平价消费市场，正在成为当下各大平台的“必争之地”。
拼多多靠“平价”，不到五年时间就跻身电商的第一梯队；下沉市场崛起的快手，两年前就瞄准了“新市井电商”；今年，阿里把价格力列为了内部的五大战略之一，京东也马上要在三八妇女节上线“百亿补贴”频道；鲸商还得到了独家消息称，抖音电商即将改版，对标拼多多争夺平价市场，一位抖音商家侧面证实了这个消息：“小二的考核从GMV变成了订单量”。
从沿街叫卖的货郎担到勇于开拓的经营户，从零散小商品到“一盘好货”，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城，义乌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在金融危机、疫情等特定时期下，义乌的商人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阵痛和焦虑，但最终他们还是扛住了压力，建设起了更好的义乌。这背后，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抵抗风险的“韧性”。
“一盘平价好货”，独具“韧性”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风险投资家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到：平常心拥抱变化，面对风险波动，要有复原力和强韧性，并在不确定中，寻找到确定性，利用自己最擅长的优势，发挥其“凸性效应”。
货品和供应链的升级，是义乌“韧性”最外化的体现。随着消费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零售消费回归产品本质，对供应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着义乌加快了“一盘好货”的升级。
早在2016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发出了构建“义乌好货”联盟的倡议，鼓励外贸升级，也就是鼓励货的供应链升级，淘汰掉了一大批品控不稳定的小作坊，逐渐把义乌的“一盘货”，升级为“一盘平价好货”，并在今年首次举办了“市井好货节”。
据悉，义乌市井好货采购节将持续到4月份，参与的商家平均三天一轮换，每天展示的货都是不一样的。40多天的活动，会有超过500个商家，几万个商品通过本次市井好货采购节展示给采购商和消费者。这一举措，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摊主”采购商前来选品进货。
打造“平价好货”，供应链的改造只是其中一环；这盘货的“韧性”，同样离不开产业带集约化带来的降本增效，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头部效应”带来的物流成本。
温州商人沈东青在义乌经营汽车配件生意，他17岁就离家闯荡，最后选择落脚义乌。对义乌物流成本的优势，沈东青深有体会。“我从广州发货到义乌，公路运输一立方米成本需要70元，而从广州发到温州，大概是120元。”
鲸商走访商家的过程中了解到，在义乌，单个快递的邮寄费用不足2元，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做到这个价格，这也使得很多电商平台都把一件代发的云仓放在义乌。物流成本的优势，也使得诸多义乌商家能够在重大事件过后，迅速恢复生机。
物流的优势，令许多像沈东青一样的生意人落脚到义乌，极大地丰富了平价商品的供给，逐渐成为“市井小商品货源地”；而这带来的结果，是吸引了更多采购商来批发商品，毕竟在这里“货比三家”时，更加高效。就这样，一环扣一环，义乌的商业“飞轮”逐渐转动起来。
一盘平价好货的韧性，还得益于义乌用“多条腿”走路。一方面，商城集团积极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将6.5万商家搬上了义乌小商品官网“Chinagoods”，截至2022年底，平台累计GMV超500亿。
另一方面，为满足商家的出口需求，集团把自己转型为国际贸易的服务集成商，2020年上线Chinagoods数字贸易平台，整合了线下商户供应链资源，为跨境客户提供国际仓储、物流、支付、订舱等贸易服务。
在“走出去”的同时，义乌也在通过引进更多进口商品，为一盘市井好货进行品质升级。官方消息称，即日起开始到3月18日，义乌市文旅局和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携手，打造市井好货节之“进口商品消费专场”，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日用百货，红酒零食，工艺品等商品，将在国家商贸城五区进口馆进行特卖。
随着线上线下、内贸外贸一盘货的打通，义乌的背后，编织着一张大网：这张网由国内210多万家中小企业、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通路交织而成，不仅滋养着义乌的生命力，也令这个城市在面对经济波动时，能够从容应对。
换个角度来看，义乌一直在改变，但营商环境却是四十年如一日地未曾改变，这背后折射的是当地政府对于“兴商建市”的全力以赴。筹资建设、扩张初期的小商品市场；对市场进行“划行归市”；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剥离出来，为商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整顿市场环境；编制“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使之成为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和大市场行情的晴雨表；肃清市场环境，打击假冒伪劣……每一个关键动作背后，都离不开政府这只无形的“手”。
基于以上，鲸商认为，义乌最大的确定性，来自于政府塑造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产品和供应链体系、以物流为代表的产业链集群化所带来的降本增效。而这几方面，也恰恰是诞生于义乌的市井经济的“韧性”所在。
事实上，义乌没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无论当地政府还是小商品城，都始终带着“危机意识”谋变。当下，尽管疫情已经全面放开，但面对俄乌地缘政治冲突、中美脱钩、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等因素波动，身处全球化大潮中的义乌仍旧难以独善其身。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加速渗透，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义乌，正在内循环中，展现着复原力和强韧性。
而点燃内循环发动机的，正是义乌的一盘“平价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