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为“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政审规定叫好？_风闻

网上有篇文章《罗翔又一次被人利用了》，针对网络大V罗翔教授提出的取消“一人犯罪，影响三代考公”的政审规定的建议，提出了反驳的意见。我归纳了下该文的主要观点：

   观点一：工作千千万都没被限制，干嘛促热闹选择去考公呢？不考公又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观点二：让罪二代考公，将会为犯罪集团提供了进入公权力的机会，会为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伞，会让犯罪团伙“做大做强”。比如《狂飙》的高家，如果让高其强的弟妹考入政府部门、司法部门，结果如何？高家还了得。

   观点三：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要为阶级统治服务。我们是人民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政权要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怎能让犯罪分子有介入的机会呢？

   观点四：公务员就应该在良家子弟中选拔，保持公务员系统的独立性与尊严。

又有篇文章是从理论层面，对政审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地剖析，并给出了：“愿意给罪犯子女以关怀，他们只要没有违法犯罪，可以从事其他任何行业，但是涉及到“公务员”和“军队”这样政治属性极强的岗位，我们人民不可能随便一个人就放进来，需要用“政审”去审查这个人是否有获得信任的资格，这是合情合理的。”这样的结论。

一项法律条文、一项制度是否合理当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更应当强调其“时效性”

   一项法律条文、一项制度的产生不能离开制定时的历史条件来谈。政审制度确立于建国之初，当时国家政权不稳，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不牢，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所以特殊的时期就要有特别的方法，建立严格的政审制度才能确保人民政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上，确保红色政权不变色，这没有问题。历史进入到21世纪，人民政权早已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现在重要的不是划分敌我，而是要转化、教育“敌人”，团结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时代变了，我们已经由哪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国家的治理方式也从重视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在这样的是时代里，不仅要“讲政治”，更应讲“法治”，而且“讲政治”需要建立在“讲法治”的基础之上。那么国家的治理，社会的管理，乃至百姓的生活都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就不能在某些事情上再以“政治”为理由违背法治精神。

“一人犯罪，影响三代考公”的政审规定违背了法治精神，有争议吗？

工作千千万，我就喜欢挤这条独木桥，我愿意！我可以不去挤，但是你不能不让挤。过去的年代里，人口随意流动也是被禁止的，当建议修改时也是反对声不绝的，也不乏“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的理由。实践证明违背法治精神的规定就该被取消，违背宪法精神和原则的《流量人口管理办法》终究被废除，“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政审制度也必然会为法治让路！

“公务员就应该在良家子弟中选拔，保持公务员系统的独立性与尊严”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有人认为：让罪二代进入公权力，会为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伞，会让犯罪团伙“做大做强”。那么就更不是政审的事了，而是法治问题，犯罪团伙本身就不应存在，提出这一理由的前提是：我国存在着像高启强似的犯罪团伙，事实上我国是法治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根本就不存在那样的团伙，有这种想法是对我国法治的不自信，对我国政治的不自信。

哲学家说过，上帝关上一扇门就要打开一扇窗，关上了“罪二代”这扇门，开的那个窗是“良家子弟”折扇窗吗？现在是不习惯讲“阶级”的时代，但“阶层”确实存在，不知道作者所谓的“良家子弟”代表的是谁？现实是农民的儿子最大的逆袭可能是农民工，商人的子弟也多是商人，或许是官员，官员的子弟多是官员，见过几个官员的子弟、商人的子弟当农民、做工人？

我们选择了法治道路，就应该相信法治，属于法治的问题就该交给法治，让我们为法治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