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哪一点最值得中国创业者们学习？_风闻
新眸-03-06 10:52
作者|鹿尧
编辑|桑明强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中国创业者在讲述硅谷的故事。在成为全球科技圣地前，这里曾牛羊成群，果蔬遍野，面积也仅有500平方公里。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却聚集着数万家大大小小的科技企业，集结着全球逾百万的顶尖工程师，诞生过近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据相关数据统计，这里生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分别占据全美市场的1/3和1/6，甚至更多。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硅谷效应已经蔓延到周边多个城市。
其中，位于西南部的帕洛阿尔托，一直被看作是硅谷的绝对中心。
帕洛阿尔托夹在山景城和门洛帕克的中间，后两位是Google和Facebook的诞生地。帕洛阿尔托同样攒聚着大量的高科技公司，见证了包括“车库公司”惠普、“八叛逆”的仙童半导体等全球巨头从0到1，与它毗邻的斯坦福大学，是产学研模式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试验田。
这份数据来自Pitchbook，通过收录近10年全球VC机构支持的超过14.4万名创业者，统计出培养创始人最多的前100所大学。其中，全球培养超过1000名创始人的大学有9所，除了剑桥、牛津，其余均在美国。虽然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毕业生，但以清北为例，毕业于这两所大学的研究生，最后成为创始人的分别仅有421和227人。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单从融资额来看，清华、北大都可以在排名上往前提10-20个名次：两所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校友，加起来分别融资了753亿美元和612亿美元，这比相邻位次的大学要多得多，但国内本科校友的融资额却远高于研究生校友，这和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
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话题，后人在总结硅谷奇迹时把因素归结为5个方面：历史的机缘、活跃的风投资本、前沿的科学技术、政策的支持，以及热情的创业文化。但世界范围内始终没有诞生出第二个硅谷。
更进一步探究时，我们发现，所谓的产学研（教育和研发、产业与学校），和硅谷的萌芽与发展联系紧密。当大多数人对产学研还停留在办宣讲会、听讲座、写paper、帮导师做项目时，硅谷周边的高校却早在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高精尖人才。
这也是我们最好奇、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才迁徙中，大学师生所创办的衍生企业，很大程度上成为硅谷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起点，这些创始人后来戏称自己是“牛仔”或“先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都是学生。
01
“让自由之风吹拂”
“如果要成为大学的顶尖教授，至少要创办过一家公司。”这是斯坦福大学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后来有媒体验证，有位叫查克·艾斯利的斯坦福教授，也是该校“技术风险投资项目”的一员，他把“斯坦福+硅谷”模式，解释为是科学家、天使投资人、VC等自下而上的驱动，组织上要扁平，文化上强调创造力。
很多人把硅谷的魔力归结为自由创业的传统，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加州铁路大王”力兰·斯坦福：为了纪念自己夭折的小儿子，夫妇俩捐出2000万美元和3561公顷土地，经过6年筹办，1891年斯坦福大学成立，校训就是“让自由之风吹拂”。
相比理论式教育，斯坦福更倾向实用主义，就像老校长在首届开学典礼上说的那样：“生活归根结底是实际的，你们到此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斯坦福大学都是免学费的，但随着1893年力兰因病辞世，旧金山地震、美国经济的萧条，学校渐渐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捉襟见肘之际，在斯坦福夫人和校友的捐赠帮助下，才勉强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最早的毕业生之一，24岁取得MIT电气工程博士的学位后，他返回母校，担任电子通讯实验室主任和后面的大学校长。
据《硅谷简史》描述，这个电机系教授为了办学，曾“四处求援，八方奔走，游说一些境况尚可的企业资助，甚至捐出自己的稿酬和版税。”残酷的现实让特曼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学和企业，究竟该建立怎样的关系？
其实在特曼读博期间，MIT的副校长范内瓦·布什，同时也是模拟计算机的开创者，除了教出特曼、香农等优秀弟子，他还开创了“国家层面科技管理”的先河，一手主导建立了有政府背景科技投资和研究机构建立（OSRD），在教学上注重实干，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研究和开发中心。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这家车库被定义为“硅谷的诞生地”。
02
人、制度与边界感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其实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国外学术界对教授经商、把研究成果商业化这件事，普遍觉得不光彩。当地政府甚至划定了红线，来禁止企业在学校周边开展业务，维护所谓神圣的学术精神。
但特曼不这么想。
他本人曾在三家公司担任董事，给学生站台、做顾问、鼓励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教他们经营，甚至很多教授、校友就是最初的投资者。他非常清楚实业需要怎样的高校：斯坦福需要发展尖端学科，吸引一流科学家；也要加强基础教育，给学生做技术储备，将研究所、教授资源和工业联合起来，发展当地科技和经济，也为学生提供就业与创业机会。
在此之前，他甚至在范内瓦建立的OSRD基础上，牵桥搭线主导了一系列军事科技实验室。1951年二战期间，学校决定出租土地建立科技园，即斯坦福工业园区。战争结束后，惠普的资产已经积累了数百万。
与此同时，美国东海岸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刚刚研制出结型晶体三极管，并且凭借这项发明几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惠普的崛起，让他们对技术的工业价值更感兴趣。后来应特曼邀约，肖克利带着“硅”来到了北加州，在新公司倒闭后，成了斯坦福的电机系教授，创立了自己的半导体实验室，吸引了一大批技术精英。
到了60年代，硅谷已经集中了近百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将研究成果快速工业化，科研团队将地区发展看作合作与资金的重要来源，当地政府也逐渐扭转偏见，支持初创公司的集群发展。
等到斯坦福第十任校长亨尼斯出现，斯坦福大学的企业家精神已经蔓延开来。亨尼斯能够在开办公司的几年里，不去学校教书研究，还帮助了杨致远、拉里·佩奇等人开发他们的软件。不过斯坦福校方并不介入园区任何企业的经营，而是靠将学校专利授权给企业赚取专利费，以及收租来实现营收。
斯坦福模式后来被纷纷效仿，不过大多只学到了房地产生意，并不是硅谷的“产学研投”一体化的体系。后来有硅谷的公司管理者表示，“他们所建立起的架构，兼具一流大学、高科技公司与创造性的人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吸引投资。”
换句话说，硅谷与斯坦福之间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两者虽然是角色不同，但仍是一种商业模式：把学校也当作企业，只不过这个企业专门生产并输出人才和技术。
关键在于，这种关联主要是在人的基础上，去建立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但当下大部分情况，仍然是靠先有制度，再去规范人的行为，尤其是在创新科技领域，后者并不是那么合适。
03
技术需要有商业前景
很长一段时间，科技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政治活动开拓商业市场，市场反过来赋能，所以欧美政府会为了科技去资助大学研究。比如，斯坦福大学在特曼的带领下，能够实现工业园到硅谷的跨越，也和前期的军方支持脱不开关系。
事实上，历史上很多早期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方面的推动：为了使用热兵器，研发火药、解决弹道问题，从炼金术士到拉瓦锡，打开了近代化学和力学的大门；伽利略一开始是意大利的一个兵工厂的顾问，主要靠解决技术问题赚些外快，以至于成了力学奠基人；互联网的出现，一开始也源于美国想要搭建的军事网络。
不过这种政府主导的局面，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就出现了转折，科研逐渐由研究人员自己主导，成果能够卖给企业或创业。此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更需要能变现的实用技术，搞学术和商业化并非不能关联，技术要有商业前景，这样才能进入一个正向循环：研究成果赚的钱，继续搞技术。
但这并非没有争议。
所谓的产学研，本质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了符合现实，需要更新，最终的目的是人才的转化。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当大部人认为产学研仅仅是办宣讲会、听讲座、写论文上时，就忽略了实用性。这一点，除了硅谷，欧洲方面学的也有模有样。
举个例子，英国的本科实习分为暑期实习和工业实习两种，后者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一旦通过了就可以去实习，如果没上完课，学校会保留学籍，他们认为工科是一门理论结合实际的学科，学生能接触到实战过程特有的技术问题，所以最好等实习结束回来接着读书，学校也非常鼓励学生这么做。
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并没有全国性教学大纲，也没有指定的教科书，学校老师可以根据学科特色，事先准备好课件，打印出来发给学生或者上传网络。除此以外，导师甚至会邀请一些公司的创始人来做学术交流，公司为了提高知名度、吸引优秀学生，也乐于接受邀请。
虽然不同的大学进行产学研的具体方式都不太一样，但如果把学校企业化，培养好的学生获得口碑，吸引企业合作，获得经费投入教学，这和斯坦福模式是同样的道理。有知情人士表示：西方文化和东亚不同，前者没那么多学历情结，本科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的职业生涯。
不过，有时候如果产学研效果实在不好，也并非完全学校的问题。一方面，有时候评判标准确实能够影响决策和行为，更不能忽略灰度；另一方面，当地如果长时间的产业空心化，此时的产学研也是真的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