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大状》爆火背后，是港人对大陆的心结_风闻

文 | 毒舌卡

在这个春节档，中国影迷的话题中心便是《流浪地球2》的上映——可以说，它是中国科幻电影以及整个中国电影行业的一个里程碑。但在一河之隔的香港，于春节档成为话题的不是《流浪地球2》（2月9日才在港澳上映，宣传和排片少到可怜），而是一部律政电影《毒舌大状》（中国内地的公映日期是2月24日，称《毒舌律师》）。这部电影在香港火到了什么程度呢？迄今为止，它已经获得了超过一亿港币的票房——这是香港华语电影影史的最高票房纪录。

因疫情缘故，笔者在香港时没有观看这部电影，及后在北京观看了它的普通话版本；坦诚的说，尽管普通话版本会导致观影体验的部分损失，但仅就其剧本、内容、深度和镜头语言而言，我认为它很难“配得上”这部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原因很简单，它作为一部律政类的电影，其故事逻辑却违反了律政作品的一般逻辑。本文全是剧透，有想去看的注意食用。

剧情述评

概而言之，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香港大律师林凉水（黄子华饰）和其助手，因犯错而导致他作为刑事辩护律师代理的被告曾洁儿蒙受冤屈，被认为是故意伤害导致其女儿Elsa致死的主谋，导致曾洁儿被判误杀罪入狱十七年——这实际上是Elsa生父医生钟京颐（曾洁儿是他的出轨对象）以及他的正妻钟念华的阴谋（钟京颐是入赘香港政治家族“钟家”的女婿），这两人才是杀死Elsa生父的凶手，他们的目的便是希望利用钟家在香港的势力，把杀害Elsa的责任嫁祸曾洁儿，从而让自己脱罪。

林凉水的失误导致了曾洁儿的入狱；在她入狱两年后，林凉水发现了新的证据，决定继续帮助曾洁儿上诉，最终她上诉得直无罪释放，而钟家两人也要承担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这表面上看是一部很简单的律政爽片故事，但实际上整个翻盘过程的逻辑，却并非经得起推敲——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证据，其实都相当牵强。

第一条关键证据是钟家找人收买关键证人小区保安陈球的记录。这是林凉水的正派一方找私人侦探到钟家处取得的，但由于其不正当的获取方式，它在香港的司法系统当中很难作为有效的呈堂证供，因为无法证明证据获取方式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这一证据有被被告和辩方篡改的可能，这点在电影中也有所呈现。

问题在于，导演和剧组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可以称得上是匪夷所思——在法庭上，正派的林凉水一方不断对被传召为证人的反派（钟京颐以及代表钟家的大律师董卫国）进行诱导性提问，大义凛然的指责反派“没有良心”芸芸，然后代表政府的控方律师金远山（谢君豪饰）也跳反一起对反派搞诱导性提问，结果反派就真的因为心虚而破防说漏嘴，而导致陪审团最后倒向辩方。

**这里反派的表现称得上是“强行降智”，直接被一个无效证供给锤死而又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反抗，**这一故事逻辑明显是有问题的。

第二条关键证据是正派在案发现场的垃圾桶找到的两个水瓶，证明了钟京颐、钟念华才是杀死Elsa的真凶——首先是钟念华在曾洁儿家里推倒Elsa导致她的大量出血，继而钟京颐让失血过多的Elsa喝大量的水而致死，因为“失血过多的人不能大量喝水”。

此处，案发现场保留两年以及“失血过多的人不能大量喝水”的两个剧情关键，也许在法律/医学上是合理的，但在电影中都没有对观众进行具体的解释；尤其是，“失血过多的人不能大量喝水”这一点，没有医学背景的观众绝对会看得不明所以——但电影中使用的解释方式并不是解释这句陈述背后的具体医学和生物机制，而是以“医生背书”的方式去为这句陈述提供一个“权威”的背书。

这或许反映了某种香港特有的知识权力的地下逻辑：像医生、律师这样在香港受到广泛尊重的“专业人士”，他们的判断是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并不需要向其服务的对象解释，而只需要他们毫无保留的接受。

所以，这个律政主题的作品显得特别的不“律政”——反派并不是被正派一步步的用证据和逻辑锤死的，而是林凉水在法庭上讲了一堆伟光正的道理以后，因为心虚说漏嘴而漏出马脚的。此处呈现出的是某种“以德服人”的异样感，擅长利用司法程序的反派，似乎并不是输在事实、证据和逻辑，而是输在违反道德准则而导致的心虚——说教而非证据和逻辑成为了正派在法庭上战胜反派的胜负手，但这一点其实是违反了一个有效司法体系应有的基本专业准则的。

这种逻辑上的倒置，让片中林凉水最重要的那句台词“以前，人人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时今日，人人都改口了，说法律面前，三六九等”显得苍白无力——法律体系的不公并没有通过体系本身的力量去修正，而是通过道德说教的方式被打破，其背后呈现出的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逻辑而非香港社会传统所坚信坚守的法治逻辑——哪怕从一个“律政爽片”的视角去看这一部电影，至少于我个人而言，也看得并不“爽”。

香港司法随想

《毒舌律师》剧情的核心是香港司法不公的问题。片中的反派钟家谙熟香港的法律程序，在从律政司到警队上下的香港政府都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财富的雄厚使得他们可以聘请最有经验、最专业的大律师团队，甚至可以通过收买证人的方式制造对自己的有利证供，所以被冤屈的曾洁儿在钟家面前才显得如此无力——在“权贵”的操纵下，司法系统和法律才从“人人平等”变成了“三六九等”。

面对这一困境，导演和剧组提出的解决方案最终还是回到了“诉诸道德”——林凉水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指控为钟家服务的大律师团队的作为是背离了学习法律的初心，而成为了“体系的破坏者”——也就是说，法律体系摆脱权贵“操纵”而回到追求正义初心的方式，就仅有法律行业的道德自觉而已。

问题在于，这种叙事逻辑恰恰回避了香港法律体系的关键问题——资本主义体系下，“权贵”不单能用“收买证人”和“施压政府”的方式影响司法（实际上也就只有片中“钟家”这样的社会最顶层有能力这么做），更重要的是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巨大差异使得“权贵”能够天然地拥有远远多于普通人的司法资源，对司法程序的认识也远远超过普通人，利用司法程序的能力也因而远远比普通人要高（片中反派的强行降智恰恰回避了这点）。

这使得资本主义司法体系的程序正义天然就有着自我毁灭的倾向，因为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差异必然会导致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背离，这种背离产生的不公又成为了对司法体系不满的源头，这一问题并不是“专业”和“良心”可以解决的。当然，作为观众，我也不会指望在一部“律政爽片”中看到对资本主义司法的深度反思，但对香港司法和其背后资本主义根源的理解的不足，确实限制了电影的角色塑造和剧情深度。

比如说，谢君豪饰演的代表律政司的控方律师金远山，和黄子华饰演的辩方林凉水的几场对戏，可以说是全片最精彩的几个场景，他的台词也最符合我所理解的，香港司法体系的核心精神。实际上，金远山这个角色的可塑性也是最强的——一方面作为控方他需要履行自己职责，另一方面他越是忠实和专业地履行其职责，就越是在为权贵的脱罪和免责服务，因而他面临着良心和专业之间的对立和选择，而他最后则选择了“良知”的一方。

此处的选择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选择的方式——金远山帮助正派的方式居然是和正派一起对反派搞诱导性提问，放弃了作为控方律师本应有的专业精神，就显得特别的“人设崩塌”。

另一方面，电影对法官和陪审团的塑造也并不足够。在香港使用的判例法中，每一个判决都会成为下一个判决的依据，因此法官的宣判和判词往往有着标杆式的意义，也将影响社会道德的标准，但电影中法官却只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花瓶，而陪审团也只是正派陈述的接受者。

总的来说，《毒舌律师》展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果正义”（所谓的良知和真相）和“程序正义”的对立，并以前者战胜后者为结局。但是，对法律体系理解的不足，使得这一胜利显得像是“道德”对“专业”的胜利——于是这部电影便显得特别的不“律政”，特别的不符合人们想象中的法治精神和专业精神，而带着一抹的民粹主义色彩。

电影和笔者的一些“私货”

上面的分析中笔者并没有太过着墨该片背后的政治色彩，毕竟要评论一部电影，还是应该从“好不好看”而不是立场入手。**但如果观众足够细心，不难发现导演和剧组确实在电影里塞了一些政治“私货”——反派是“钟”家，入赘的反派男叫“京颐”，反派男的正妻则叫“念华”，代表钟家的御用大律师叫“卫国”，而受冤屈的女主则是“洁儿”；**被收买的关键证人保安陈球，则在初审宣判后回到内地居住，为了治疗癌症才回到香港，才良心发现留下了有利正派的新证词。

潜台词其实非常清晰，就是认为中国大陆的才是香港那些权贵家族的“后台”，这个“后台”才是香港司法变得不公的原因，而要反抗他们则需要香港法律界的“良心”道德自觉——这也是香港近年来社会思潮的某种体现，也是电影在香港本地能够如此叫座的原因之一。

讽刺的是，电影原型的“彭楚盈白骨案”，脱罪的嫌疑人正是时任政务司司长、后来的“乱港四人帮”陈方安生的亲哥哥方曼生，而希望翻案的香港律师翁静晶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民事法学博士。

从这个角度看，笔者本人虽然觉得电影并不算好看，但它也确实反映了香港社会对一些问题的认知和理解——香港很多人确实感受到香港司法体系的不公以及社会制度对底层的压迫，但却只是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所谓“背靠北京”的权贵，而没有对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反思；所以，解决办法也自然只能是“反抗北京”，而不是对制度的反思、批判和改变。

对香港司法制度优越性的坚信，是香港社会的思想钢印；但讽刺的是，这一思想钢印使得香港普通人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司法的反思，而引向了背离专业主义的民粹主义，又反过来化为了对香港司法体系和法治精神的冲击。

香港问题的症结，是香港人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