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车别：我国教育水平起伏之谜，读台积电创建者《张忠谋自传》后想到的_风闻

台积电是世界上芯片制造技术最先进的企业，技术水平之高，欧美也甘拜下风。

一些人艳羡的荷兰ASML光刻机，其实本身也是依靠台积电提供的技术，才崛起的。本来ASML不过是个小公司，没有台积电林本坚给它提供的技术，估计这家现在的光刻机巨头还在打酱油呢。

有些无知者一提台积电就说是代工，他们大概不知道在芯片领域，所谓代工——也就是芯片制造，其技术含金量，技术门槛远远高于设计。

他们的思维里大概还以为芯片和裤子鞋子一样：制造是低端，设计是高端。

其实完全相反，在芯片领域，设计才是相对意义上的低端，制造才是高端。各国包括印度之类都可以找出不错的芯片设计公司。台湾地区也有世界排名前列的芯片设计企业。

但顶尖芯片的制造，不仅要造出来，还要保持高良率，则是难比登天。   

在一些人想象中，美国才是掌握芯片制造的顶尖技术，台积电作为区区代工，只是美国开恩把这个生产任务分配它而已。

这些人完全是在痴人说梦，他们还活在三十年前的老黄历里呢。

近三十年来先进芯片制造的关键技术大多是台积电或台积电相关人员研发突破的。

铜制程是台积电蒋尚义带领技术人员攻克的，打败了IBM，让IBM退出了这个领域。

鳍式场效应晶体管是曾任台积电执行技术长的胡正明教授发明的。

浸润式光刻机是台积电的林本坚发明的。

双重曝刻技术是台积电曹敏团队开发运用的。

干式euv光罩洁净技术也是台积电首创的（“使每一万片晶圆曝片落尘数从数百颗减少到个位颗数”，大幅度提高良率）。

在芯片制造领域，台积电的技术水平就是一骑绝尘，独孤求败。在台积电的技术面前，美国也得跪。

最先进的euv光刻机，也是荷兰asml和台积电紧密合作研发，才有可能制造出来，没有台积电的技术和各方面配合，asml也不可能研发出euv。

甚至台积电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星，在芯片制造领域的技术能一度接近台积电，也是依靠从台积电出去的梁孟松才实现。（后来梁孟松到大陆，也帮助中芯在短时期内提升了技术水平）

张忠谋是台积电的创建者。

没有张忠谋，也就不可能有今日世界芯片制造技术的王者——台积电。

看了一下张忠谋的自传，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张忠谋非常强调他在中国大陆时所受的教育质量之高，对他影响之深远。

张忠谋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从1943年夏到1945年冬，他在重庆读南开中学，从初二上到高一。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上海读南洋模范中学，高二插班进去。

他对自己在这两所中学受到的教育称赞不已。

对南开中学是这么说的：

“南开老师都是一时之选，学问上、教导精神上都受同学尊敬。”

“南开教育正是我思想渐渐形成的几年，对我影响深远。”

“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是当年校园里常见到的，但现在已有几十年不想到它。两年前我为主持的几家公司写经营理念，以之为同仁共勉，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写成10条经营理念，自以为是数十年来思考和经验的结晶。看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8个字，猛然悟到我的10条经营理念，其实不出这8个字。南开对我的影响，竟深若如此。张伯苓先生在天之灵，或可稍许得到些慰藉吧”[1]

对南洋模范中学则说：

“南模是上海数一数二中学，尤以数理见长，它虽是一所独立的中学。但因为毕业生大多考入当时有‘中国之麻省理工学院’之誉的交通大学，所以常有人戏称南模为交大附中。”

后来张忠谋到哈佛大学读书，选修物理、数学、化学、英文、人文学，发现物理、数学对他来说很容易，化学也可应付，他认为是南洋模范中学数理水准很高，哈佛大学的相关课程对他来说自然就轻松。[2]

从张忠谋的自述看，他能一手培育出世界最顶尖的科技制造企业，把台积电打造成世界芯片制造的黄埔军校，不但持续保持技术上的领先，而且也源源不断培养输送出顶尖的芯片制造研发人才，这和他在中国中学阶段就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那个时期中国不仅是中学教育水平高，大学教育水平也极高。

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发展受影响，教育也还不算普及，本来对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相当不利的。

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各行业各领域仍旧产生出大量顶尖人才。

文史艺术领域大师很多。说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是大师，一些人可能还嗤之以鼻，觉得不就是文科吗，也没有确定标准。

某些人甚至宣称民国普遍教育水平低，能认识字就算是大师了，其实不值一文。虽然这种反智说法不值一哂，不过文科水平确实难以有客观标准，无法干净利落地驳斥。

好吧，不说文科，这里就说最客观，有公认国际标准的数理方面的顶级人才。

随便列举一下名字：

陈省身、周炜良、华罗庚、苏步青、姜立夫、王浩、闵嗣鹤、钟开莱、吴文俊、赵忠尧、叶企孙、吴大猷、吴有训、彭桓武、王竹溪、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杨振宁、李政道、张宗燧、吴健雄、谢希德、何泽慧、王明贞、林兰英等等。

完全可以说得上群星璀璨，越到后期越有井喷之势。

这些人不仅在中国属于最优秀的，在世界科学界同样属于第一流，有些人如陈省身、周炜良、李政道、杨振宁、钟开莱等在世界科学界也可以进入最顶尖人物之类。甚至可以说是开宗立派式的人物。

对普通人来说，知名度较高的如华罗庚、三钱、杨振宁等就不介绍了。这里就简短说下四个人。

陈省身是世界数学界微分几何领域的一代宗师，被称为整体微分几何之父。

周炜良在代数几何领域起到了奠基性作用，有一系列以他名字命名的概念和定理，比如周炜良簇、周炜良环、周炜良配型、周炜良坐标、周炜良引理、解析簇的周炜良定理。还有非线性控制论的周炜良定理。

陈省身评价“炜良是国际上领袖的代数几何家，他的工作，有基本性的，也有发现性的，都极富创见。中国近代的数学家，如论创造工作，无人能出其右”[3]

钟开莱是西南联大出来的，虽然学数学，但和沈从文关系很好，上过他的国文课。

有人评价钟开莱是“美国概率论的教父”：

“美国数得上的概率论高手，不是他的徒子，就是他的徒孙。在全世界数学家‘家族树’网站中输入钟先生的名字，会看见他的13位门生和随后的一百二十位学术后代。”[4]

王浩是金岳霖的学生，也是世界级的数理逻辑大师，“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在数理逻辑方面的成就都是哥德尔以来的第一人”[5]。

“最早区分了非直谓集合论与直谓集合论，开拓了集合论新领域。改进了塔尔斯基关于逻辑语义学的工作，提出了更完整的理论。”[6]

“证明了一阶逻辑中的AEA公式类不可判定性的著名难题，在此过程中，王浩提出了一种新的铺砖理论，现被称为‘王砖’（Wang tile）。这种不对称砖的铺砖理论有广泛应用，超出了数理逻辑的范围”

1954年提出与图灵机等价，但具有实际计算机功能的B机和W机的理论，被称为“王（浩）机”。王浩证明这些机器都和图灵机等价，但带有实际的指令控制，与实用计算机更为接近，“沟通了图灵理想机和实际计算机之间的联系”。

王浩也被公认为是机器定理证明的开拓者。早在1958年夏王浩设计的计算机程序，可以自动证明罗素《数学原理》中350条定理。1983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和美国数学学会把首届“里程碑奖”授予王浩。[7]

这里主要列举的是数理人才方面，并不等于其他领域没有，只不过数理方面个人相对关注得多些。其他如建筑领域梁思成、林徽因，微生物病毒学方面汤飞凡也都有世界级的原创性成就，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奠定教育基础，有些是在当时中国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获得硕士学位，然后才留学海外，如陈省身、王浩、杨振宁等。

汤飞凡甚至都是在中国读的博士。

以当时中国的教育普及程度，能在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涌现出如此这众多的第一流数理方面的科学家，这效率不能不说非常惊人。

这还是在战乱不断，教育资金匮乏，大学院校多次搬迁，校舍简陋，仪器匮乏的情况下取得的（西南联大的校舍也就比茅草屋好一点）。

遗憾的是后来接受教育的绝对人数应该是增长了，投入教育的资金应该也是大大增多了。但大陆范围内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比之民国时期则是大大不如。

至于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能达到如陈省身、周炜良、王浩、钟开莱、李政道等程度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你要说他们做出成就是因为留学，问题是改开后，大陆同样有大量人才留学，成就能与上述学者比肩的照样没有！

一个小小的香港还有丘成桐得了菲尔兹奖。台湾也有丁肇中、李远哲得诺贝尔科学奖。大陆在物理、化学方面一个诺贝尔奖都没有，数学上一个菲尔兹奖都没有。

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有时候类似链式反应，一个顶级人才能带动百人，百人带动万人，万人带动百万人，百万人带动亿人。

民国时期虽然各种战乱没停过，但确实存在这种人才指数爆炸式增长的过程。

到民国晚期，已经处于人才爆发式喷涌的前奏阶段。

类似李政道、杨振宁在国内接受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到国外很快就跟上最前沿，获得令世界震惊的科学成就，这不会是个例。

杨振宁自己在回忆文章里说，他在西南联大学到的理论物理知识已经到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标准，以至于他去美国大学读博士时，西方同学都佩服他的理论知识水平。

王浩到美国留学，和杨振宁有类似的体验。“1946年，王浩被清华保送，入哈佛大学，用了1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何兆武很奇怪他为什么念的这么快。王浩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8]

如果说当时中国大学在造就数理科学人才方面，已经不逊色于欧美最顶尖的学府，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部分领域甚至领先超前，这应该也不算夸张的说法了。

而按原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学生，后投身革命的韦君宜回忆说当时学校里最优秀的还不是那些后来成为科学家、学者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和同样是民国大学出来，后来留美的华人科学家重逢，其中一个科学家说当时他在学校只是中等学生，最聪明才华横溢的是那些参加运动的同学，如果他们后来能从事学术，成就不知道要比他这样的高出多少倍。

韦君宜对此发表意见说，这是事实。许多学生，当年得奖学金，受校长赏识，考第一，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并非难事，只是因为时代背景，思潮氛围，选了别的道路。[9]

由此可见，当年教育体系造就杰出人才方面的能力何等惊人，即便大量顶尖优秀学生流失的情况，依旧贡献出群星璀璨的科学大师群体。

而且那时期的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尽管当时中国经济上非常贫弱穷困。

但中国人，尤其是优秀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却非常强烈。

顶级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学有所成后，几乎都是选择回国。

以他们的学术水平，留在国外，也可以有很高的地位，得到很优厚的待遇，但他们却大部分选择回国。

类似陈省身、周炜良、华罗庚、苏步青等第一流人物学成后都是回国效力。

民国时期是用极其简陋的条件办学，培养出世界顶尖的学生，出国留学后依旧选择回国。

这和印度之类也是本质区别。

所以民国的人才是越到后期，数量越多，质量越高。

中国的大学在培养大师方面，不仅是文史的，更主要是数理科学方面，效率曾经是非常高的，为什么突然就哑火了呢？

对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回答。

本文也不想对这个问题给出全面的回答。

不过在看张紫葛写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时，其中提到的一个情况，倒也是可以给出部分解释。

我本来以为学校教育质量大幅降低，还是后来的事情。

但看了此书后，才知道不然。

五十年代初，张紫葛和吴宓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当教授，那时大学教育情况就已经堪忧了。

各种运动就没断过，学生和老师为应付任务都疲于奔命。

1952年的时候，几个大三学生对张紫葛和吴宓说明年就要毕业了，大学几年，什么也没学到，毕业后能干什么？想到这些很是不安。

张紫葛回忆那时情形说“其实这时还是上课的，只是上几天停几天，真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同时师生政治活动太多，下了课就撂开功课不管，如何能收教学之效果？”

后来又有学生找历史系的李源澄，说是马上大考了，要老师保学生过关。方法就是用两节课总复习，“老师选出要点，反复温习，考试就在范围内命题。”

李问：“选多少？”

学生答曰：‘五则，最多六则，多了同学消化不了’

吴宓也在旁边，他这学期没任课，不了解情况，对此很奇怪，问李源澄，“这岂不是指定几个考题，课堂熟悉答案？”

李源澄回答：“你还不知道？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各系这学期都是这个搞法。”

吴宓问：“各系教师不抵制？”

李源澄答：“抵制？不接受这个办法？谁敢？那就是纯技术观点，业务冲击政治。不过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现在运动太多，学生确实太忙，不行此权宜之计，就要他们的命了”[10]

实际上所谓权宜之计，后来大概是变成长久了。这种情况只能是愈演愈烈。

而且定然也不止是重庆的大学如此，全国大学大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我原本以为五十年代大学的教育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看了这个后，才知道大谬不然。

我在九十年代后期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敷衍，学生学得也儿戏，临考试前就是实行的这种办法，老师专门弄一节课，圈定考试范围，然后学生临时抱佛脚，在考前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在这个范围内 突击一下。考的内容又都是最简单的。

我还曾经对这种办法很是不满，老师自教自考，考试拼命放水，教学质量谈不上任何的监督和保障。这样的大学还真不如索性完全自学效率更高。

教育质量之低还不如中学，国家把无数金钱砸进去的大学教育，盖了无数漂亮的教学大楼，最后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儿戏。培养人才的效果和只能住简陋平房，还时常在敌机轰炸中担惊受怕的西南联大相比，完全是天上地下，云泥之别。当然名牌大学可能比普通大学教学与考核情况好一些，但和民国时期的大学相比，恐怕仍旧差距巨大。

浪费无数人四年的时间。大学出来的人，其智力水平，学习能力可能比高中生都大大退步。

我虽然在大学期间年年拿奖学金，还上了研究生，但也知道这种模式下学出来的成绩再好，也未必等于真扎实掌握了知识。

本来还奇怪，这教学模式和考试模式究竟从哪里来的？

如果说新中国大学教育学苏联。可按我看一些书了解的情况，苏联的大学教育其实是很严格的，考试标准很高，包括数学，不仅每个学期有很难的笔试，还有口试，容不得任何掺假。学生考试不通过，那就是淘汰退学，没什么好商量的。

正是这样严格的考核标准，大学淘汰制度，奠定了苏联雄厚的科技实力基础，苏联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那都是有真才实学的。

即便苏联大学也是老师自考自教，但也不存在我国这种大学教育形同儿戏的情况。

看了张紫葛介绍的情况，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考前圈定考试范围，老师自己放水的传统，竟然是在五十年代就形成的。

问题的根源也还不是老师自考自教，原本知识分子教授都是有尊严的，自考自教，也没有对学生放水的道理，那只能败坏自己的名誉。民国大学教授考试标准仍旧是定的很高。从民国大学毕业出来的人，去美国读研究生，反而觉得轻松容易。

五十年代是运动连绵，学生没多少时间专心学习，老师经常挨批，也都怕学生的，不敢得罪学生的。

所以两边合起来，大学教育成虚应故事，只求一个大学的名分，也不管最后出来的学习成果，是不是对得起大学的名头了。大部分大学对人的作用还比不上货真价实的职校和技校。

由此就形成了我国大学这独有的风景。

别国大学，学生四年下来，智识水平至少是提升的，我国大学，大部分学生智能顶峰大概就是高考前后，经过四年大学之后，能不大幅下降就算不错了。这个传统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奠定的。

张紫葛记述一个J女生曾经对他和吴宓诉苦说：“进大学满三年，却是运动了三年，只在运动间隙，零零星星上过几天课，三年加起来，上课不到一年，而且一下课仍是政治表现、活动！既不复习，更不预习，学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学到。”[11]

想起来，我在上大学时，授课的教授们按年龄算不少人就是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

无论本身水平高低如何，当年他们自己所处的氛围也没法受到良好的教学传统熏陶。那等他们教书时，自然也就只把教学当成念经式的敷衍了，考前圈范围放水，那是他们学生时期就如此了，也自然以为天经地义。

过去五六十年代是运动太多，学生想学，在大环境下，也无法安心学。

而到了后来的新时期，则是娱乐分心的东西太多，学生从高度紧张和纪律严格的高中进入松散的大学。又没有好的教学传统，考核又不过走走形式，尽量放水，那自然就完全垮掉了。学生既谈不上自觉性和毅力，又没有考试的压力监督鞭策，也就谈不上什么学习氛围。

可以说中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惊人的浪费机器，把无量的金钱和时间投入进去，来降低人的素质，缩减人的能力。上下相蒙，就这么心安理得糊弄了几十年，大概率还会这么进行去。

大学教育质量提不上去，中学阶段学再好有什么用？中学的数理知识几乎就是两三百年前的水平，靠这种层次的知识当然不可能在最前沿的科技上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而且按现在的倾向，似乎中小学教育也是往轻松简单的方向走。那就是大学废了，再继续把中小学也废掉。

在这样的教育水平下，指望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甚至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来，那概率自然就是极低的了。

当然中国教育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学考核标准的低下和废弛。还有其他的原因，多样性不够，过于一律化也是个问题。

真正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建立全新的教育体系，我过去在《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一文中也论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不过即便按照最笨的办法学苏联教育，效率也不至于低到这个程度。

这就只能是让人叹气了。

其实我说过，美国教育偏宽松，缺乏严格的考核训练，但更自由的思想氛围也能有利于部分尖子人才的产出。

苏联教育偏严格，各方面管制较多，少自由氛围，但严格的考核训练，也能培养出大量优秀科技人才。

民国时期的教育，有两家之长，所以短时间就培育出来顶尖的大师级人才。

但新中国的大学教育，则成了既没有严格的考核训练，又缺少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成了集两家之短。

这样怎么能培养出大师。

光靠拔苗助长，小范围的少年班之类，不过如同栽培盆景一样，怎么可能出参天大树呢。

可以说要是中国的教育能真正崛起，那中国之复兴真是易如反掌。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正释放出来，华夏文明定然能再次震耀世界。

什么时候中国能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各国学生都以到中国大学留学为荣，这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华夏复兴。

其实想想，本来这应该更早实现。

毕竟当年文科方面的大师云集不必说了。陈省身、周炜良等人已经具备成为世界范围内某一学科方向宗师巨匠级别的素质。杨振宁李政道等人的成就，也绝非是个别现象。

[1] 《张忠谋自传 1931-1964》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第41页

[2] 《张忠谋自传》第67页

[3] 转引自《代数几何学基础教程》编辑手记，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2页

[4]兰小欢 .纪念钟开莱，《一转念，用经济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75页

[5] 贾立芳《数学家的故事》，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第236页

[6] 王楠森、杨寿堪主编《新编哲学大辞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7] 宋立志主编，《名校精英.清华大学》，远方出版社，2005年，第210，215页

[8] 刘宜庆.“金岳霖与王浩“，《先生之风》，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9页

[9]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8页

[10]张紫葛 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

[11]张紫葛 心香泪酒祭吴宓，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