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危机不仅发生在国内，国外也快不行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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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纽约客》这篇巨长无比的大稿《英文专业的终结》，终于相信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英文系这次应该差不多肯定是死了….

其实人文学科的危机喊了很久，英文系的生源减少、经费减少都快成祥林嫂式的抱怨了，我也不认为Nathan Heller能写出什么新鲜东西，甚至很怀疑炒这样的冷饭根本不需要写这么长的稿子。你完全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数据证明英文系在美国快（已经）完蛋了，然后用雄辩的语言证明（其实是鸡同鸭讲）一下人文学科在这个时代的不朽价值。

Nathan Heller的稿子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他与其说是分析问题，还不如说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光谱中以某种现象学的眼光来报道和描述英文系的境遇。稿子的前半程是大量的采访素材，从普通学生到毕业生，从大学教授再到大学行政人员，很少有人像Heller这样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往这么多地方、采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纽约客》的这篇稿子有很强的新闻价值。

我很感兴趣的，是他写作样本的一个基本构架，就是选择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两个截然相反的样本案例进行考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典范，五六万学生，州内学生学费低廉到只要四五千美金，而且是远程线上教育的先驱；哈佛大学自不必说，是精英教育的典范，学费昂贵，录取率低，学生都是未来各行各业的翘楚。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ASU的学生不读英文系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因为这些平民学生要考虑工作出路，考虑偿还助学贷款；那么哈佛大学的精英年轻人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理想主义，他们有丰厚的奖学金，不那么迫切要为稻粱谋（按照Heller的说法，在哈佛就算你的专业是翻跟头，也能找到很高工资的工作），为什么这里的英文系也渐渐没人念了呢？

原因当然是极其复杂多元的，Heller的稿子虽然时常离题，东扯西拉，但基本上覆盖了这个议题的复杂原因——它绝不仅仅简单是由于funding减少了、工作不好找。

从历史来看，美国大学文科的兴盛是有特定语境的。苏联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上天的那年，就是美国政府注入巨资兴办人文艺术学科的一年。大量的联邦政府、州政府的经费进入到大学的人文学科，为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塑造美国在全球文化中的霸权地位（英文系可以提供西方正典的传承，而且还有比较文学、区域研究来服务于冷战；甚至连当时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和爵士乐也是美国政府这种文化宣传战的武器）。

这种钱的注入只是一方面，五六十年代还有整个大学学生总量的激增以及由此形成的youth culture，大学的文科教室不只是获得文化资本并由此实现阶级流动的地点，而且这里也持久地酝酿了对越南战争、种族主义、性别平等、资本主义批判等进步话题的文化政治战争。英文系的教授是文化偶像，英文系的学生则是一种酷的身份。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终结了这种好日子，人文学科断粮了，但还不至于饿死。但是在政府资助减少的情况下，人文学科的价值就会受到新自由主义治校行政机关更为严苛的审视——人文学科是有用的，但既然总盘子的钱少了，那么哪些人文学科更有用，哪些更没用，总要细分一下。在这种价值的考核体系中，英文系（更不要说那些小语种的语言学系）垫底了，更没钱了，终身教职更少了（2012年入学的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博士班12人只有2人找到终身轨道教职！），有志向在英文系研究批评理论、少数族裔文学、性别批评并借此成为学者的梦，也基本破碎了。

“老实说，英文系就是个笑话！”这句话从访谈者嘴里说出来，Heller也照录不误。这个笑话的意思，其实分好几种。一方面，花了那么多钱上大学，读出来的学位找不到工作（甚至是任何工作），还背上一笔贷款，这是苦涩的笑话；另一方面，在英文系上的课太水，没有其他院系那样非常明确的考核标准，写个essay什么的大差不差，大家都能混到学分，这也是笑话。

既然这样，我们可以理解ASU的学生为什么不读英文系了，但为什么哈佛学生也弃船而跑（哈佛大学一个英文系教授接受采访时，说感觉自己就在一艘泰坦尼克上）？他们学什么都不应该是笑话，他们那么聪明刻苦！但按照Heller的分析和采访，恰恰是因为哈佛的年轻人太聪明，学什么都能做到顶尖，所以愈发感到英文系不再有上世界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种激荡的力量——那个时候，《纽约时报》可能会报道文学理论的论战，但现在最激荡人心的是AI，大数据，ChatGPT，基因工程，生物制药，硅谷创业……那些新行业大亨开始把钱投回母校哈佛，建起气派的工程学科大楼，而相比之下文科专业愈发黯淡无光。最直观的对比之一，2005年哈佛一年级的统计学入门有90人选课，现在则是700人！

当然，还有更微妙的原因。文化战争的硝烟一直在烧，woke在带来学校与社会的深层分裂，中产阶级家长无法接受花那么多钱让自己孩子去大学里学习如何仇恨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同时，以英文系为核心的激进性批判理论也走向了式微，文学研究和批评变得愈发琐碎和技术化，都是阳春白雪的专业大词。Heller提到了ASU英文系带领学生读的一本书——菲尔斯基的《文学之用》（这本书南大社引进了）——里面就直面了这个问题。有激进左翼抱负雄心的年轻人也看不起这样的英文系了，因为它不再具有真正的激进性，说来说去只是将研究对象“问题化”（problematize），而不敢针尖对麦芒地去挑战美国社会最核心的矛盾与弊端。激进的学生于是就流向了“黑人研究”这样的方向，因为这里他们可以学到critical race theory，而这种理论最大的特色就是关注现实问题，强调在地化的政治介入。

国家和民间没有钱资助英文系，英文系读的内容同质化、软塌塌、与社会日趋脱节，英文系修了本科学位对就业帮助不大，读了博士学位则意味着彻底失业。家长讨厌英文系的反美主义，学生讨厌英文系的阳春白雪，学校讨厌英文系的生源减少，不给终身教职岗就拿学术民工“兼职助理教授”来替代（这类人甚至连教师休息室的打印机都没有资格用）…. 再加上理工科前沿的强势崛起并迅速改变人类生活面貌，去英文系学习如何“批判”和“分析”文本，肯定不如去研究“大数据”和“编程”更具经济回报和智性诱惑。

(当然，如果再读读韩炳哲的《妥协社会》，会对这个变化趋势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会对英文系的终结更加绝望：“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强制我们进行内心的反省，从而使我们忽略现存的统治关系。它导致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不去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性的探究。有一些苦难本该是社会的责任，却被私人化、心理化了。”)

但我想，Heller的文章不只是在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份死因分析或死亡报告，他还是留意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和未来的多重可能。譬如，英文系可以谋求内部的改革（ASU就考虑改名，不再叫英文系了），打通跨学科的壁垒，按照学生的需求灵活设立课程；譬如，ASU的远程课程中英文系的课就颇受欢迎，因为选课者很多是已经三四十岁的社会人，一边在星巴克打工，一边晚上在Zoom里听老师讲《米德尔马契》，对很多人生终极问题有更深感触；譬如美国高中生的AP课程中英文系的文学课就很受青睐；譬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英文系就一直很景气，据说是因为他们把英文系的课设计得更有人味、更具审美性……

总之，美国英文系的终结，并不是文学的终结，也不是文学研究的终结，它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一个更广阔的的社会变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