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劳动力二等市场收入保底功能的丧失，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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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是：就算这位硕士真决定去当电话接线员，5500元的工资也只能维持农民工（家在乡村，家中生活开支远低于一线城市）家庭——而不是全家定居上海的家庭——的生活。

对此，重发前几天发过的评论。

8年前，我分析过民工荒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存的问题。我当时的看法是：

第一，在中国，无论是城乡居民之间，还是生活在宿舍或群租屋的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人口之间，在生活水平与生活支出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持续的差异。

第二，由于外来农民工“工作在城镇、家庭在乡村，青年在城镇、中年回乡村”，生活水平与生活支出比全家一直生活在城镇的城镇户籍劳动力（包括以全家一直生活在城镇为底线的大学毕业生）相比要低得多。与之相应，外来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也比城镇户籍劳动力或大学毕业生低得多。因此，当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开放后，在农民工能够胜任的劳动力二等市场上，大量进入城镇的候鸟式农民工使二等市场的工资水平大幅度下降到远低于城镇劳动力能够接受的水平。

第三，城镇劳动力二等市场上工资水平的降低，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在中国近似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劳动力二等市场工资水平的降低使得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降低，从而大大提升了这类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使“中国制造”一度在国际市场上所向披靡。

另一方面，劳动力二等市场的低工资水平使从业者不具备在所工作城镇定居的经济能力。其后果，一是使得就业于该市场的、候鸟式流动的外来农民工无法城镇化，二是使得以终身生活在城镇为目标的城镇户籍劳动力（包括大学毕业生）无法靠在城镇劳动力二等市场就业为生，从而大大压缩了他们的就业空间。

第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当然是城镇劳动力的头等市场。但由于种种原因——如自身素质较差、被竞争所淘汰；或对所学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判断失误；或用人行业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一时所需人才数量有限——并非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在头等市场上找到工作。如果就业于二等市场的收入能够使他们在城镇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则二等市场本来应该成为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保底选择。现实是：在头等市场上，这部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二等市场上，他们能找到工作但收入不足以维持在城镇的正常生活。

可见，城镇劳动力二等市场收入保底功能的丧失，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只要就业于城镇劳动力二等市场的劳动者收入远低于维持其全家正常的城镇生活支出，农民工无法城镇化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就很难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的城镇化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可能不涉及收入分配（即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