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少女被卖26万，父母比人贩子都狠？_风闻

大家好，我是乌鸦。

最近，一则“16岁少女逃婚又被强行带回”的新闻，看得乌鸦是怒火中烧、极为痛心。

故事的主人公是16岁的四川凉山女孩，由于其经历太过悲苦，暂且就叫她小苦吧。

根据其本人所述，小苦的父母去年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她许配给了当地的一名男子，并收了26万元的彩礼。

为了逃避这段婚姻，小苦孤身一人逃到了广东打工，没想到男方带着亲友一路追了过来，欲强行将其带回四川老家。在回家途中，经过广西田东县高速服务区的时候，她以去厕所为由，趁机求助工作人员帮她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小苦仍躲在卫生间，再三确认是警察后才警惕地从厕所里出来。她向民警哭诉：“我爸妈把我卖给他们的。”

这句话把在场的民警都听呆了，在场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在2023年的今天，竟然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卖女儿”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民警当下就把小苦保护了起来，把她送到了当地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之后又联系了她的家人。

三天后，女孩的父亲和二哥从四川来到广西田东县，女孩跟着他们返回了老家。

看到这里，估计不少人有了和乌鸦相同的疑问和担心：回家后的小苦，未来是否还会遭到父母的胁迫嫁人？

另外，和父亲一起来接小苦的二哥，其婚姻和小苦的彩礼是否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为何会有这样的猜想，咱们后文会详细讲到。

这些问题目前还无从求证，但欣慰的是，目前小苦的境遇正在好转。

2月22日，已经回家的小苦跟记者说：“这个糟心的婚约已经解除，县里的领导正在联系职业技术学校，我很快就能去读职校了。”在经过相关部门的训诫后，小苦的父母目前也承诺退还彩礼。

摆脱了包办婚姻、得到机会继续求学，小苦能求得这样的结果，还是蛮让人欣慰的。

但在为小苦感到高兴的同时，乌鸦突然又觉得很悲凉，因为在当下的凉山和全国无数个“凉山”里，可能还有很多个曾经或者正在经历“卖身”之苦的“小苦”，无缘得到解救。

其实在小苦事件调查期间，从凉山地区不同人群对此事的回应中，就可看出一些端倪。

事件发酵以后，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但关于当地是否存在“包办婚姻”的现象，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受访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得知该事件后他“也挺震惊的”，并称在凉山生活了20多年，也都没听说过未成年人被包办婚姻。

而另一家媒体采访了曾在大凉山服务的志愿者，受访者表示不少家庭会在女儿出生后，就将其终身大事定好，到了指定年纪，女儿就要跟对方结婚生子，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娃娃亲”，属于包办婚姻中的一种。

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更为可信？

乌鸦找到了去年的一则官方报道，《凉山布拖县自愿解除“娃娃亲”399对，推行低价彩礼12对》，也就是说，“娃娃亲”这种封建陋习是自官方之口被证实的，确有其事。

仅一个小小的布拖县，光被解除的“娃娃亲”就有将近400对，整个凉山地区所存在的“娃娃亲”到底有多少对，那恐怕数倍或数十倍不止。

那位“在凉山生活了20多年都没听说过未成年人包办婚姻”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到底是自己脱离群众太久以至于孤陋寡闻，还是对这种广泛存在于凉山的陋习故意相隐不言，大家心里应该都有自己的判断。

那么，从事实层面上看，凉山地区包办婚姻的情况现如今到底还有多少？像开头提到“小苦”一样的买卖婚姻，在凉山究竟又有多少？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乌鸦找到了一篇发表于2017年7月的论文，名为《农村地区彝族青年婚姻困境破解的公共政策支持》，课题组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近十个村镇县乡的的彝族青年婚姻状况进行田野调查。

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形式变异的“买卖婚”，在四川农村地区彝族青年中是较为普遍的。

调研发现，当前彝族女孩的“身价钱”，基本都高达几十万，最高甚至可达100 万元。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彝族女孩的“身价钱”水涨船高，攀升飞速，基本以每年2到3万的速度飞涨。

“身价钱”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女孩所在家族的势力强弱、学历、工作、外貌等因素。

由于价格高昂，有些彩礼甚至不要求一次性付清，可以分期付款，但彩礼并不归女方所有，一般归属于女方的父母，主要用来给儿子娶媳妇。

在凉山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嫁女儿的身价钱抵付儿子娶媳妇的身价钱非常普遍。因此，娶媳妇需要多少身价钱，则嫁女儿也索要多少身价钱。

大家应该也发现其中的bug了，这样一来，儿子多的家庭往往会因为贫困，面临娶不上媳妇的情况，那怎么办呢？

调研发现，在农村彝族家庭中，往往生几个儿子就要想生几个女儿，因为嫁了女儿才有钱给儿子娶媳妇，也正因如此，在民族内部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循环平衡机制。

说白了，很多彝族女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被当做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兄弟结婚的“交换品”和牺牲品。

在有些彝族家庭，一旦哥哥到了快娶亲的年纪，为了不耽误兄长的婚事，尽管妹妹年纪还很小，也会提前将女儿嫁出去换得彩礼，以便给家庭中年龄较大的儿子娶媳妇。

我们开头提到的受害者小苦，有不少网友猜测其父母收26万彩礼将其卖给男方，是为了给家中男孩娶妻，并不是无端猜测。有些彝族女孩出嫁的年龄甚至比小苦还要小。

根据我国民法典，男性结婚年龄不得早于22岁，女性不得早于20岁，但根据彝族的习惯法，男孩和女孩在年满13周岁，举行了成人礼仪式之后，便获得了恋爱和结婚的资格，因为年龄太小，很多也都是不领结婚证的。

很多彝族女孩不光没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要被迫接受父母包办婚姻，更没有根据自己意愿退婚或者离婚的权利，因为摆在她面前的是一系列“不公平条约”。

按照彝族传统，男方提出离婚则女方不退身价钱，如果女方提出悔婚或者离婚，则要退还男方身价钱，且要计息或为原数额的数倍，因此女性提出悔婚或者离婚往往很难得到娘家父母的支持，进一步将女性束缚于婚姻中。

曾经网络上流传过一封大凉山女孩的求助信，一名17岁女孩为了摆脱“娃娃亲”，被男方要求赔一笔三四十万的“身价钱”，后来通过政府从中斡旋才讨价还价到了十五万，可见这吃人的陋习对女性的捆绑和束缚之深。

所以，这种条件下即便很多女孩不愿意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或者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好，甚至老公酗酒、赌博、懒惰，很多女性因为赔不起数倍的身价钱，也只能继续痛苦地维持现有婚姻。

前面所说的这种“卖女儿娶儿媳”、把出嫁年幼女儿所获取的高额彩礼留给儿子娶媳妇时作“二次彩礼”使用的现象，并不是凉山特有，在我国很多比较贫困的地区现在也广泛存在。有些家庭为了获得更高的彩礼，甚至不惜把女儿强嫁到外省。

中国民俗学网上一篇发表于2018年的文章称，调研小组在山东农村调查时，访谈到从云南嫁到山东的一名32岁的年轻妇女，她16岁时就嫁到当地。

当被问及她为什么会想嫁到山东来，她回答说：“嫁到山东完全不是我自愿的，是我父亲安排的。因为家里很穷，没钱给我两个哥娶媳妇，在我15岁时，我的大哥已经22岁了，还没有娶到媳妇，父亲很着急，就安排我与邻村的一名男子定亲了，但是因为过去当地(云南)彩礼最高才1万元，我父亲嫌少了，反悔此门婚事。而后有人(人贩子)就为我父亲出主意，以3万元作为彩礼把我嫁到这里（山东）来。我父亲只给了我们一千元作为回山东的车费。剩下的2.9万元，留给我两个哥哥娶媳妇，家里有了2万多元，第二年，我两个哥哥都娶到媳妇了。”

“卖”一个女儿换回两个儿媳妇，这笔生意着实划算，只是儿子的幸福是幸福，女儿的幸福就不是幸福了？女儿在他们眼里到底是人还是用来交易的物品？

甚至，有的地方家长因承担不起儿子的彩礼，就把女儿直接拿去“换亲”或者“转亲”，直接连彩礼这步都省了。

什么叫“换亲”呢？就是指一个男子用自己的一位姐妹为自己换来新娘，而这位姐姐或妹妹嫁给新娘的兄弟，由此而形成“对等交换”。

“换亲”看似两家都不吃亏，但配对的婚姻符合所有当事人心意的情况往往是少之又少，总有当事人不会那么称心如意，实际上主要牺牲的还是两个家庭的女孩子。

而“转亲”则是指三户以上连环换亲，在三家或更多的家庭之间进行，则形成“多边交换”，其实都是“换亲”的不同形式而已。

“换亲”和“转亲”作为一种封建陋习，已经存在数百上千年，其底层逻辑就是：男人用自己的姐妹来交换以得到妻子，是最廉价的娶老婆的办法。

而女性则沦为男人之间获得婚姻的交换工具，这是对无法掌握自己婚姻主权的广大底层女性的赤裸裸的剥削。

“换亲”和“转亲”在中国底层社会中曾经到底有多普遍呢？

《中国乡村研究》报道的一个2009年在安徽长丰县某村的集体研究显示，换亲家庭在全村总户数中都占了七分之一，且集中发生在上世纪70到90年代。

而查阅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后发现，换亲婚姻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也都是普遍存在的。

8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量的“换亲”主题的报告文学、小说、新闻报道等，也从侧面证明了“换亲”这种婚姻形式在整个底层社会的普遍存在。

恐怖的是，即便放眼当下，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古老的婚姻形式也并未远去，目前仍是压在一些女性头上的一座座大山，在一些地区仍在继续延续着……

这些身为受害者的女性，他们在社交平台发出绝望的呐喊的同时，可以想象，在她们背后，还有多少个为亲兄弟的婚姻牺牲自己幸福的女孩，一辈子都活在父母、兄弟、丈夫的掌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不过尚令人欣慰的是，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像16岁的小苦一样，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向吃人的封建陋俗开炮。

2020年，广东茂名高州云潭镇17岁女孩前往镇妇联“举报”其父母逼婚，称父母逼自己与见面仅6次的邻村22岁男子结婚。当地民政部门和派出所介入后，双方家庭同意退婚，女方家退还5万元彩礼，并取消了原定于6月2日的婚宴，重新返回校园。

这位女孩用最合理的方法、最小的“成本”，有效解决了她人生的一大难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行了多次婚姻改革，致力于改变封建落后的婚姻观念，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包括解除包办买卖婚姻，退还高价彩礼，打击了严重破坏《婚姻法》实施的犯罪分子，使一大批群众从旧婚姻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不过，实际的社会具有巨大的深度和广度，改革政策想要短时间内如手术刀般精确全面彻底地消除这些落后的婚姻制度，是不切实际的。移风易俗之难，还在宏观层面的改革之上。所以当下对很多女孩来说，摆脱这些桎梏的最现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参考资料：

蒋平：农村地区彝族青年婚姻困境破解的公共政策支持

冯敏：凉山彝族婚姻中的身价钱问题研究

文化纵横：“16岁少女逃婚又被带回”背后, 一种底层策略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