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北风冬月劲，桃花春雨惊蛰归 ——与乔治关于民主的对话（二）_风闻

第二章****生产力、民主、社会形态

乔治问：“你前面的论述很精彩，但出现一个悖论，如果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是民主国家，那西方国家反而是不民主的吗？”我答道：“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并非是不民主。”乔治说：“难道你想说大家都民主吗？如果大家都民主，那本质上就是都不民主。”我道：“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首先，民主并不像西方一些学者、政客表述的那样是个二元论，非真既假，并不是，民主的对立面并不是独裁，或是非民主。民主其实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只有先进与不先进之分，就像今年的手机比去年的先进，去年的比前年先进，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比西方的民主先进，但并不能否定西方的民主。”乔治道：“这还是头次听说，那民主的先进与否靠什么判断呢？”我回答：“生产力。”

管仲在《管子》里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是用来储藏粮食的，礼节则可以理解成社会规范和政治形态，意思是人只有在不愁吃穿，解决了生存性问题后，才能去想礼节荣辱等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管仲的这句话揭示的正是生产力与民主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里则有一个更直观的表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层建筑就是政治形态，政治形态就是民主的形态，生产力加上政治形态，就是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

推动人类社会形态不断发展的根本就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初的人类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西方也叫石器时代，因为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只能像群居动物一样聚集生活，一切生产资料、财产、猎物等等都是公有的，大家集体劳动，集体享有劳动成果。再后来人类掌握了冶炼青铜器的技艺，生产力大幅提高，劳动成果开始出现富余，统治者已经可以不用劳动了，于是阶级、国家、货币、私有财产开始出现，人类诞生了奴隶社会，也叫青铜时代。接下来人类掌握了更复杂的铁器的冶炼，铁器相比青铜器更加轻便，更易于使用，而且价格更加低廉，人类社会更广泛的使用了铁器，生产力再次得到巨大提高，这时候对人类肉体的压榨已经无法提高生产力了，于是奴隶制被摈弃，诞生了封建社会，西方也叫中世纪。再后来，十八世纪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实用型的蒸汽机，引发了欧洲工业革命，人类生产力再次得到飞跃式发展，大工厂、大资本家、大财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当今的世界，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已经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乔治问：“生产力和社会形态，这跟民主有什么关系？古希腊和古罗马都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候发展出高度先进的民主。”我说：“我之前就说过，投票只是民主的手段，并不是民主本身，你要是说古希腊和古罗马一边蓄养奴隶，一边发展出高度先进的民主，这显然不是事实，古希腊和古罗马并没有发展出脱离他们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形态，他们仍然是奴隶社会。”乔治说：“但他们仍然是民主的。”我说：“奴隶社会当然是民主的，但只是相对而言。”乔治摇摇头：“我已经完全听不懂你互相矛盾的言论了。”我说：“丝毫不矛盾，我前面说过，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就是这个社会的民主形态，民主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形态中都是存在的，一个社会无论再怎么剥削和残酷，最底层的人民仍然能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力，只是多少的问题，正因为享有一定的权力，所以人民才能生存繁衍，如果最底层的人民连一丁点权力都不能享有，那这个社会就不具备存在的基本逻辑，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社会。民主就像生产力一样，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民主与非民主之分。比如说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没有阶级之分，没有阶级也就没有国家，没有皇帝，没有贵族，人人平等，一切重大问题由全体成员参加的部落会议集体决定；在经济上没有货币，也就没有剥削，没有私产，所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所有人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相较于弱肉强食的自然环境，原始社会难道不显得很民主吗？”乔治笑道：“听你这么一番描述，说的好像不是原始社会，更像是共产主义社会。”我道：“你说的没错，原始社会又叫‘原始共产主义’，它在政治形态上已经与真正的共产主义非常相似了，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生产力，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端落后，而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却要求生产力极端发达，这是本质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原始社会的民主本质。”乔治点点头：“按你的说法，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然后重大问题集体决定，那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民主了。”我说：“确实如此，原始社会过后，人类因为成功冶炼出了青铜器，生产力大幅提升，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到了奴隶社会，民主形式也得到了相应提升。”乔治连连摆手：“等一下，你刚刚还说原始社会非常像共产主义社会，有相当程度的民主，那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民主怎么可能是提高呢？应该是严重的倒退呀。”我说：“你忽视了我一直在强调的关键性要素，那就是生产力，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是不能凭空存在的，上层建筑必须植根于经济基础的沃土，因为人类发明和使用了青铜器，相比原始社会使用的石器，生产力大幅提高，这个时候如果仍然坚持原始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社会形态，就会出现生产力与政治形态的严重不匹配，反而会出现生产力大幅倒退，然后损害所有人利益的情况，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好理解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大跃进”的背景下，在中国农村搞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大锅饭”、“记工分”等制度实质上已经具有相当程度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在当时被称为“共产风”，但现实是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根本无法支撑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生产力与政治形态的严重不匹配。直接后果就是中国长期处于粮食短缺状态，有些地方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还在使用粮票，那已经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年代了，军用粮票甚至使用到了二十一世纪。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之前小岗村跟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搞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一个家庭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一百多斤粮，每年外出乞讨者不计其数。直到1978年12月，小岗村18户村民私自搞了“包干到户”。制度一变，生产力大增，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是1978年的18倍，一举结束小岗村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小岗村的大包干还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农村体制改革，为中国最终解决吃饭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

我说：“人还是那个人，地还是那块地，锄头还是那把锄头，但是解决了生产力与政治形态不匹配的问题，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力立即恢复，粮食成倍增收，政治上拨乱反正，一切发展走上正轨。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就是描写的这种景象。”乔治摇摇头：“你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粮食困难跟‘共产风’挂勾，这个我不能同意，可能确实有部分原因。但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来就没根本解决过老百姓吃饭问题，这是生产力落后造成的。你看现在非洲、南亚很多国家也严重缺粮，难道他们也搞共产主义吗？如果当时的中国有更先进的农业机械或者农业科技，我想情况会大不一样的。”我道：“那我可以再讲一个故事。”

刚刚过去的2021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30周年。了解苏联的人都知道，苏联国防部长的薪水还不如美国一个普通士兵，为什么会这样？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苏联整个国家都很穷，为什么穷？因为生产力不发达，最后穷到让人无法生活，但又必须给高层维持一定水准的物质待遇，否则国家就垮了，所以在苏联充斥着特权阶级。前苏联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极度的粮食困难，但事实上苏联有全球最高的农业机械化率，化肥产量也是世界第一，但农业集体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守着乌克兰平原肥沃的黑土地却养不活苏联。苏联最早从1928年就开始进口粮食，之后苏联粮食产量逐年恶化，到1953年时，苏联的粮食产量甚至比一战时的沙皇俄国还低，苏联不得不拿着黄金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买粮吃，苏联解体前几年，中苏关系恢复后苏联甚至还接受中国的食品援助，大量的中国粮食和罐头被运往苏联，苏联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朝鲜，大量的中国“倒爷”也充斥着东欧，什么都往苏联倒，因为苏联什么都缺。那个时候你如果去苏联城市，你会看到到处都是排队购物的队伍，因为商品奇缺，价格一天数变，人们只要看到街上有人在排队，就会争先恐后抢着过去排队，然后再互相询问这里在卖什么。但苏联解体后，政治体制一变，生产力大增，俄罗斯失去了乌克兰大粮仓，但俄罗斯和乌克兰反而都成了世界主要粮食和化肥出口国，反过来向中国出口粮食和化肥。

我说：“事实就是如此，苏联的农业机械化率超过美国，化肥产量世界第一，但就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十分类似，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不顾生产力低下的事实，盲目搞共产主义。按理说，共产主义社会是更高层次的民主，但老百姓却不满意，也感受不到好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适合当今的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硬凑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效应，反而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幅倒退。而民主必须是维护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国的‘包干到户’提高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解决了粮食问题，反而维护了所有人的利益，实际上是更先进的民主。奴隶社会的情况也是完全一样的，人类已经发明了青铜器，生产力已经大幅提高，如果在政治形态上反而退回原始社会去吃大锅饭，一样会造成生产力与政治形态的不匹配，就会出现生产力的倒退，很多人会饿死。所以奴隶社会的出现，让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阶级和国家，第一次出现了私有财产，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分工，相比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成倍提高，这实际上是民主的巨大进步。”乔治想了想：“按你的说法，民主水平是与生产力水平成正相关，必须配套，不能更落后，也不能更先进。”我回答道：“事实上生产力是一切的基础，政治形态必须符合生产力的水平，所以越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契合度高的民主形态才是越先进的民主，才能维护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而超越或者落后于生产力水平的民主会严重损害生产力，反而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更落后的民主。比如在当今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如果要回头搞封建君主制，就是民主形态落后于生产力，就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再比如，我们前面说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政治形态上非常相似，它们之间本质的区别不正是生产力上的区别吗？但正是生产力上的区别，原始社会就成了人类社会最低等级的社会形态，最初级的民主形态，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成了最高级的社会形态，最高等级的民主形态。这一切都是因为生产力上的巨大区别。”乔治道：“哦，那假如说，有一天人类社会爆发了大灾难，比如核战争或是陨石撞击地球等，人类社会大多毁灭了，剩余少数人类只能像几百年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靠锄头和镰刀在地里耕种以维持生活，那人类还能维持现有的民主社会吗？”我答道：“绝对不能，政治形态必须和生产力相匹配，生产力的倒退必然引发政治形态的倒退，也就是民主的倒退，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人类的生产力只和几百年前一样，那人类的政治形态也必须倒退回几百年前，也就是封建君主制，无论今天任何形式的先进民主都是不能维持的。”乔治问道：“那历史上所有社会形态都是这个规律吗？”我答道：“当然是如此，奴隶社会之后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铁器的普遍使用，使生产力大幅提高，封建社会因此废除了奴隶制，民主水平得到了提高；再后来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再次大幅提高，资本主义社会废除了封建社会的皇帝和贵族，民主水平继续提高；而当今社会，人类进入了信息化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历史上的巅峰，中国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废除了资产阶级对于国家政权的把持，民主水平在中国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高度。”

图13：原始社会，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所有人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重大问题共同决策，被誉为“原始共产主义”

图14：奴隶社会，由于青铜器的成功冶炼和使用，使生产力大幅提高，由于出现了阶级、货币、国家、私有财产和社会分工，民主水平实际上比吃大锅饭的原始社会更高

图15：封建社会，由于铁器的成功使用和普及，使生产力再次得到提高，由于废除了奴隶制，民主水平也继续提高

图16：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的爆发，使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于废除了皇帝和贵族，民主水平继续提高

图17：生命自会找到出路，到了绝境，质朴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了困扰整个中国最复杂的问题。上图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契约书

图18：我国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仍然在使用粮票，那已经是香港回归的年代了

图19：乌克兰平原有世界上面积最大、最肥沃的黑土地，且苏联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机械化率和最高的化肥产量，但就是养不活苏联

乔治说道：“你说的好像有些道理，但你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代表了当今人类最高的民主形态，这我十分难以接受。”思考了一阵后，乔治说：“按你的理论，中国拥有比西方更先进的民主，那是因为有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也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社会逻辑上之所以成立，那是因为中国有更先进的生产力，而中国有更先进的生产力是因为中国处于信息化社会，但问题是西方国家同样处于信息化社会呀，那凭什么中国有比西方更先进的生产力呢？我承认中国确实发展的很快，但那应该归功于中国起点低，中国还有巨大的劳动力及国内市场的优势，但这不能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拥有更先进的生产力。”我回答：“你的问题非常好。印度的起点也很低呀，印度也有巨大的劳动力及国内市场呀，印度的劳动人口甚至还更加的年青化。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印度的经济规模与中国基本相当，但在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年后的今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印度的六倍了，说起来印度经济也在高速增长，但离中国的距离却反而越来越远，问题出在哪儿呢？中国和西方当然同样处于信息化社会，就外在条件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却完全不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事情谈到这儿反而简单了，只要能证明那一种社会形态拥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就能证明谁是更先进的社会形态，谁就拥有更先进的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上的相对落后，完全由其社会形态先天结构上的缺陷造成的，不可能改进更不可能舍弃，其落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效率低下，互相拖累。西方国家三权分立，行政权由两党或多党竞争而来，胜利者上台执政，败者成为在野党，在野党可不会乖乖在家呆着，而是会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给执政党挑错、找茬、使绊子，以阻止执政党顺利执政。只要能让执政党败坏形象、让执政党一事无成、让执政党心情不爽的任何事情，在野党都很乐意去做，所以在野党也叫反对党（Opposition party）。反对党这么做的逻辑在于，如果执政党在台上干的非常好，干出了成绩，让反对党挑不出毛病，全民满意，民心所向，那反对党下次还怎么竞选？还怎么上台执政？所以反对党不论对错，不论是否有理，谁上台执政就反对谁，执政党往往需要花大半的时间、精力、成本，运用一切手段来和反对党斗争。因为反对党永远存在，因此从结构上来说，反对党是现任政府的最大绊脚石，而且还是合法的。巨大的时间、金钱、民心物力都消耗在这种互相对抗中了，所以西方国家行政效率极其低下，执政党要想做一件事情或是推一项什么政策，都必须先耗费极大的资源先把反对党摆平才行，但这还必须看运气，因为反对党也有可能先把执政党摆平。所以在西方国家经常看到，一项普通国家政策往往会在议会延宕数年，甚至历经数位总统，双方争吵不休，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都是极其常见的事。比如说，美国老生常谈的基础设施问题，有类似这种想法的最早可以追述到冷战刚结束时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然后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但因为战争和反恐，这个时期基础设施问题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再然后就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就承诺要向中国学习建高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到2011年，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又提到：“美国应把中国当作榜样，未来25年要让80%的美国人口享受高铁。”但事实上奥巴马八年总统任期一公里高铁也没有修出来，奥巴马曾经对他的顾问说：“不要告诉我应该在基础设施上花1万亿美元，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做不到。”是谁能让美国总统开口说出“做不到”三个字？当然是共和党了。奥巴马之后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这次换共和党来推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规模为1.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计划，但该计划连国会的门都没进就夭折了，这次又是谁阻挡了共和党呢？还能是谁？当然是民主党了。之后特朗普政府又推出了一个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但遭到了由民主党佩洛西领导的众议院的强力反对，后来特朗普又推了一个折衷的1万亿美元方案，还是没有成功。而同时期由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也推出了一个1.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同样遭到由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和参议院的强力反对。时间一直拖到了2021年，民主党的拜登出任总统，拜登很快就推出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计划一推出，果不其实，遭到了共和党持续的激烈反对，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坚决反对拜登的建设计划，特朗普宣称这2万亿美元的建设计划将会把美国带入深渊，美国的制造业将会毁在拜登的手上。然后就是漫长的两党讨价还价，终于在2021年11月5日晚，美国众议院以228票对206票惊险通过了规模已经严重缩水到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严重老化，两党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一点上两党是有明确共识的，都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谁来做成了问题关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牵扯到所有老百姓的直接观感，哪个党派要是能把这件大事做成，毫无疑问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无论在之后的总统选举、国会选举，甚至争取利益集团青睐等方面都是重要加分项，正因如此，所以对于两党来说，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宁愿自己不得分，也不能让对方得分。所以最终，一个两党有高度共识的，都觉的势在必行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硬生生拖延了十几年，就算从奥巴马算起，也是延宕了三任总统。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效率是普遍极其低下的。

第二，政党恶斗，社会分裂。西方国家政府，大多由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而政党代表的是身后利益集团的利益，利益集团相互间有严重利益冲突甚至是激烈矛盾，这反映到国家治理上就会出现不同的政党在执政时国家政策的前后不一，甚至是相互矛盾，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党甚至可以不顾社会和百姓需求的客观事实，无视科学规律，而行事极端。比如说，台湾的“第四核能电厂”，简称核四厂，台湾早年经济起飞时曾大力发展核电，先后修建了核一、核二、核三三座核电厂，最早于1980年提出要兴建核四厂，并遂年编列预算，后来1986年发生了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台湾内部遂出现了反核的声音，同年七月核四厂的预算被冻结。但台湾内部的用电量逐年攀升，用电趋于紧张，经反复权衡及论证，核四厂于1992年解除冻结的资金，并于1999年3月17日正式动工。2000年10月，台湾民进党的陈水扁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身后的利益集团是坚决反核立场，陈水扁上台后立即就由“行政院”宣布不再执行核四厂的兴建案，而国民党则坚决反对并以罢免陈水扁相威胁，后陈水扁政府被迫重启了核四厂的建造，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轮流执政的背景下，核四厂是四次停工，又四次复工，终于于2015年7月1日，历经30多年的兴建、停建风波的核四厂全部完工，但刚刚完工的核四厂立即被宣布封存，一天都未使用过。停工复建、工期拖延、合同纠纷等原因导致核四厂项目工程造价不断攀升，从2004年起先后四次增加预算，总共耗资30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50亿元）。核四厂虽然封存了，但是台湾的用电量仍然逐年提高，但是国民党又以环境污染为由，强烈反对修建传统火力发电厂，而民进党在反核的立场上也是毫不妥协，两党就像在玩“谁先眨眼”的游戏，都是寸步不让，眼睁睁的看着台湾的电力供应逐年恶化，一步步的滑入深渊。最糟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2017年8月15日下午，台湾用电创历史新高，直接引发台电公司桃园大潭电厂6部机组跳机，造成全台17个县市无预警的大停电，停电波及688万户，2000万人（台湾总人口2300万）；2018年五六月间，台北市和新北市连续发生24次大规模停电，蔡英文当局被迫重启了已经停机600多天的核二厂二号机；2021年5月13日，台湾高雄兴达电厂4部机组跳机，全台湾再次发生无预警大停电，400万户分区轮流供电，影响超千万人，5个半小时后才恢复供电；但仅仅过了两天，5月17日晚台北、新北、高雄、台东等多个县市突然再次无预警停电，台电公司无奈表示，因负载突升，供电能力不足，被迫只能轮流供电；5月18日再次大范围停电，20日之后台湾全岛常态性缺电，台湾电力公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各区县轮流供电，然后号召大家节约用电，或是实在没办法就降压供电，降压供电又造成用户电器损坏，台电公司只能用抵扣部份电费的方式敷衍；2022年3月3日，全台湾再次大规模无预警停电，范围包括台北、新北、苗栗、台中、台南、高雄等县市，多处工厂生产线停摆，事故由高雄南部兴达电厂引起，影响龙崎变电所运作，导致全台瞬间丧失1050万千瓦电力，约占全台湾三分之一电力，直接造成549万户，超1400万人受到影响。台湾用电情形如此艰困，负责发电的台电公司自然首当其冲，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台电公司不可能凭空发出电来。解决方法一是各区县轮流供电，二是给岛内的工矿企业等用电大户挨个打电话，请求他们轮流停工或是降压供电，三是台电公司向给这些大户返利，这些大户每少用一度电就返10台币的现金，换取这些企业在尖峰时刻不要用电。但民进党从来不承认台湾缺电，在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民进党就指控国民党为了修建核四厂故意制造缺电的假象，蓄意欺骗台湾民众，是有意“藏电”。而到了民进党蔡英文执政时期，就更是睁眼说瞎话，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就曾说：“台湾不是缺电，是剩下的电不够。” 一时被传为笑柄。但就在电力如此短缺的情况下，民进党当局仍然还要釜底抽薪，不断推进关停岛内其他所有核电厂，计划于2023年核二厂退役，到2025年全部的核电厂都要退役，提出了“2025非核家园”的口号，但是对于核电厂全部退役后的电力缺口如何解决，却只能天马行空，提出用“绿能”（太阳能、风能等）替代。台湾的社会就是如此分裂，一边是饱受缺电之苦，一边是投入巨资且已经完全建成的核电站弃而不用，每年还有花40亿新台币的“封存费”。这就是资产阶级政府常见的政党恶斗及引发的社会分裂，台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政府无法客观、公正、科学的根据政府的财力、技术能力、未来用电需求、环保要求等实际情况来统筹一个最优的电力解决方案，自始至终就没有这样一个顶层的最优设计。而是国民党闭门造车的搞一套方案，民进党搞另一套方案，因为两党背后的利益集团互相的利益冲突，所以两套方案基本上也是南辕北辙，两党互相指责对方的方案不科学，不切实际，不符合民意，更重要的是互不相让。所有人都预测2022年后台湾的用电情况会更加紧张，停电会更久也更频繁，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所有人都说，明年开始台湾肯定越来越缺电，但所有人眼睁睁的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活人就这样被尿憋死了。

图20：旧金山到洛杉矶的加州高铁，其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1992年，那个时候苏联刚解体，到直到十六年后的2008年项目才正式启动，又过了七年项目才真正开工，上图为2015年加州高铁动工时，时任加州州长布朗和其他政要嘉宾在第一根高铁铁轨上签名，这是美国第一条开建的高铁，但短短几年后，加州高铁已经成了一笔糊涂帐

图21：反对党，反对党，谁执政就反对谁。上图为印度反对党煽动支持者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政府购买法国阵风战机

图22：台湾核四厂，耗资650亿人民币建成，一度电都没发过，每年反而还要花40亿台币的封存费

图23：台电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晚间发布的分区轮流停电的警报短信，还贴心的提醒不要坐电梯

图24：台当局流行疫情中心召开的新冠疫情记者会，中途停电，只好摸黑开记者会了

图25：台湾的缺电问题已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两党恶斗不止，至今没有统一、科学的能源政策。“用爱发电”已不能说是一种阿Q精神了，更像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

第三、政党分肥，无人负责。西方国家的行政官员分成两类，一类是“事务官”，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官，类似于中国的公务员，他们有严格的法律进行约束，比如不得经商，不得参与和本部门有关的赢利活动，必须政治中立，不介入政治活动，工作不受党派斗争影响，事务官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是国家雇员，是非选举产生，主要负责技术层面的工作，他们忠于国家而非某一个政党。第二类则是“政务官”，政务官是由选举产生，或是由选举获胜者提名、任命产生。比如美国总统，还有美国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当一个总统产生后，他会把政府职位作为战利品或报酬分给党内有功之人或是政治献金的捐赠者，这种行为在政治学上有一个术语叫作“政党分肥”，特朗普的百亿美金内阁就是这么产生的，并不是这些内阁成员真的在才华上有什么过人之处，而仅仅是他们“让钱说话”。政务官掌握着真正的行政实权，是所在部门的绝对一把手，负责大的方向、政策等方面，而事务官负责技术层面，负责去落实政务官的工作意图。政务官还有一层属性，那就是相关党派的重要成员，所以跟反对党进行政治斗争也是日常的重要工作。比如这两年的新冠疫情，美国从白宫以降、到两党、到参众两院、到下面的州县市，两党之间就开始因为各种问题互相争吵不休，连戴不戴口罩都无法达成共识，从一个医学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政治问题，最后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谁主张戴口罩谁就是中国的同路人，连街上的警察都要选边站队，有的坚决戴口罩，而有些则坚决不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时间明确反对戴口罩，拒绝发布强制戴口罩的行政命令，特朗普本人甚至多次声称新冠疫情是个骗局，指责这是民主党为了攻击自己而设下的圈套，特朗普的儿子及政府官员也多次发表类似言论。直到后来因为新冠疫情在美国越烧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特朗普政府被迫发布了对美国民众戴口罩的“建议”，但同时特朗普本人却多次表示，他自己是绝不会戴口罩的。连戴不戴口罩都可以从白宫开始撕扯，可想而知其它的防疫措施了，对于要不要打疫苗、要不要普筛、要不要隔离、要不要发放救济金、防疫物资要不要使用中国的，样样都能因政治斗争撕扯个天翻地覆。种种乱象，看在中国人眼里会觉得十足的荒诞和可笑，但为什么美国政客就可以在这种国家人民危难之际还搞政治恶斗呢？这就要说到政务官在政治上的另一个属性，就是“无需负责”。政务官并不是凭才能考试上岗的，所以自始至终也就不会有人来考核政务官的工作能力，也不会有人来给政务官的工作评分，自然也就没人会因为工作不力而被罢黜，当然理论上说，政务官需要负政治责任，通常来说是事情办砸了会引咎辞职，但只要上司愿意留你，不辞职其实别人也拿你没什么办法。政务官的这套逻辑是因为选举获胜的政党获得“授权”在先，西方政府施政的合法性在于政客选举的获胜，政客在组成政府后就等于获得了相应的授权，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政务官做什么都可以而无需承担责任。比如这次疫情，中国在整个2021年因为疫情死亡2人，美国在同期死亡了45万人，至2022年5月美国因疫情死亡了100万人，中国因疫情处置不力处理了几千名各级官员，那美国处理了几名官员呢？答案是零，一个都没有。因为政务官无需为自己的施政负责，所以，大家就能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三不五时的“建议”大家可以往血管里注射消毒液，或是大家可以口服奎宁和锌，或是可以用紫外线暴晒人体，这样的建议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但以总统的号召力，还是有一些老百姓去尝试，结果还有人因此丧命，已经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美国普通民众因为相信了特朗普“新冠疫情是个谎言”的说法，而拒绝戴口罩、拒绝隔离、拒绝服药、拒绝打疫苗，而最终死于非命，但特朗普无需负任何责任。正因为政务官无需负责、能上不能下的特点，政务官上任后毫无压力，工作积极性不高，只要不干出叛国的事，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种工作态度在中国被称为“懒政”。美国政坛有句名言：“以诗文竞选，以散文执政（Campaign in poetry, govern in prose）。”讽刺那些竞选时吹得天花乱坠，上台后却尸位素餐的官员。而在中国，每年都会对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考核，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到公务员的待遇和去留，比如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等次的，记三等功；连续两年获得“称职”等次的，将提高工资级别；若是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将予以辞退。正因如此，中国公务员在工作上的压力和积极性都要高的多。而西方国家政务官因为政党分肥和无需负责的特点，往往当选时民调最高，然后民调就一路下滑，民调百分之十几或二十几的是普遍现象，大多数人对西方政务官的工作都不满意，但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只能等着他把任期做完。

第四、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西方国家政治，基本围绕选举展开，选举有两个要素，一个是钱，另一个是选票，要得到钱就一定要抓紧资产阶级，至于要得到选票，则必须讨好选民，选民并不会从国家战略高度来思考问题，他们往往只关心跟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而且最好看得见，摸得着。所以西方很多政客在选举时就不断承诺要减税，要增加福利，要减少法定劳动时间，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用这些手段来讨好选民，这种行为在政治学上也有个术语，叫“贿选”，意思是政客在选举中向选民出让好处来换取选民的支持。但问题是政客许下的这种种好处是否经过科学论证呢？是否是国家、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须的呢？是否是寅吃卯粮让国家背负不应有的负担呢？是否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呢？政客在当选之前不过是一介平民，这些问题自然论不到他来过多考虑，对于这些政客来说，最没有意义的词恐怕就是“长远”，眼前上不了台，一切都是空谈，所以竞选时不妨大开支票，上台后能做到自然最好，做不到其实也无所谓，反正言行不一的政客十有八九。这就是西方政治中常见的急功近利的表现。但其实西方政府真正的短视是其本身体制结构造成的，比如美国总统的任期是四年，那美国总统能制订一个长于四年的国家发展规划吗？答案是绝不可能，事实上美国总统的施政周期一般来说只有三年，因为第四年要打选战，总统要出去竞选，要出去筹款，这时候是不能推重大国家政策的，因为总统不一定能选赢，如果下一届选输了，你的政策就会半途而废，还会影响到下一任总统的施政，反对党也不会允许总统在第四年有太大的动作，这个时候的政府等同于“看守政府”。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台湾的蔡英文政府提出“2025非核家园”的目标，计划在2025年关停台湾所有核电站，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被所有人讥笑，因为蔡英文在2024年任期结束就要下台了，有什么权力制订2025年的计划？当然，蔡英文之所以把目标订在2025年，也是合理利用游戏规则，用于推卸自身责任。再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签署了加入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到特朗普当总统时直接退出《巴黎协议》，到了拜登任总统时再重返《巴黎协定》，不同政党的不同总统，面对同一个问题往往背道而驰，互相内耗，等于历任三个总统绕了一个360度的大圈子；伊核协议也是一样，奥巴马签署，特朗普退出，拜登再重返，历任三个总统，美国仍在原地绕圈子。特朗普上台后，否定奥巴马，美国政策等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拜登上台后再否定特朗普，再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这就等于转了360度了，如果2024年特朗普再当选，那美国政策可能会来个540度转弯，再给转回去，人间奇景呀，这就是西方政府在治理国家时永远无法避免的轮流坐庄问题。而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国家政策则具有长远性、统一性、科学性、一贯性等特点。比如中国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于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提出，计划直接安排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再比如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于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提出，计划也是一直安排到了建国一百周年。这么长远的计划，中国政府再把它们分解成一个个的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再分解成五个年度计划，每个年度计划再细分成十二个月度计划，再分批、分步骤一一落实，中国就是在这一年一月的计划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高瞻远瞩的优势、深谋远虑的优势、万众一心的优势。中国就像跑在高速公路上的超级跑车一样，向着既定的目标一路飞奔，因为目标、计划、方法是早就确定好的，没有任何需要迟疑的地方，也不会因为领导人的轮替而有变化。而美国则像是一辆慢吞吞的公共汽车，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在试图阻挠司机前进，司机需要一边开车一边跟乘客搏斗，每当遇到公共汽车站还必须停下来，这就是总统大选，总统选举期间，一切重大的公共议题、重要的施政都必须暂停，因为大选结果不定，等总统大选结束后，这辆公共汽车再重新起步，但方向就不一定了，因为司机很可能已经换人了，掉头往回开那是常事。

第五，落后民主，发展制约。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国家政府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无法代表全民利益，都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必须否定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利益集团交替执政，交替在国家推行有利于自己阵营的政策，这种情形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形态决定的，所以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永远是在交替和对抗中发展的。一般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政治形态，生产力加上政治形态，就是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但政治形态一旦建立起来也会反过来对生产力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政治形态终究也是要服务于生产力的。而政治形态也就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形态，政治形态上的缺陷，也就是民主的缺陷，对生产力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归根到底，“人”才是最根本的生产力。

乔治说：“你刚刚总结了西方政府的五大缺点，包括政府效率不高，政党分肥，还有没有长远的计划等等，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你的结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落后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这样吗？最后你还强调，西方的民主是一种落后的民主，又反过来对生产力发展形成了制约？”我答道：“落后与先进都是相对而言的，西方式民主也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相对于封建社会的民主，那就是先进的民主，但相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那就是一种落后的民主。理由就是我刚刚总结的五点，资本主义民主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法代表当今最先进的生产力了，所以也就没有最先进的政治形态，政治形态也就是民主的形态，所以西方式民主也就不能代表当今最先进的民主了。”乔治想了想道：“我觉得你过份的强调了生产力与政治形态，也就是民主间的因果关系，而忽视了人的主观思想、伦理道德，还有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我回答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的意思简单理解就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全部取决于物质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又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所以，你刚才假设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你都可以在生产力上找到答案，所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民主水平的高低，不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就不能代表最先进的民主形式。”乔治说：“那为什么苏联失败了呢？苏联和今天的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苏联没发现生产力的重要性吗？”我回答道：“苏联人当然知道，列宁晚年在《论我国革命》一文里对十月革命道路和新经济政策道路的实践进行了总结，然后提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句话就证明列宁对生产力的重要性自始至终是有清晰认识的，但可惜，列宁这唯一的要求，恰恰是苏联做不到的。今天很多人都在复盘苏联失败的种种原因，提出了无数条理由，但说一千道一万，苏联在生产力上彻底输给了西方，才是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能获得列宁所说的战胜资本主义获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而中国跟当年的苏联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有根本的区别，苏联更像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实行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乔治说：“你怎么知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就是正确的呢？并笃定一定能成功呢？”我回答：“没有失败，就是成功；发展出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就是成功，伟大的成功。如果说当年苏联的失败是生产力的失败，那今天中国的成功，也必将是生产力的成功。”

图26：CNN在2021年12月28日发布的美国新冠疫情态势图。红色为高传染性地区，蓝色为低传染性地区，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美国人智商不行，而是美国人体制不行

图27：美国因疫情死亡超80万人时，国会议员点燃烛光缅怀逝者。但在防疫问题上两党恶斗不止，现在人已经死了，再搞这种形式主义，意义又在哪里呢？

图28：在美国政党恶斗，轮流坐庄的大背景下，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图29：“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制定并执行这样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正是中国制度优势的最好体现

图30：列宁完全看透了生产力才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唯一法门，但却丝毫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图31：苏联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生产力中找到根源，也可以从生产力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