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破解西方概念体系？（四）_风闻

四、西方话语力图掩盖的概念

“于无声处听惊雷”，观察西方不使用什么概念、回避什么概念往往和研究其使用什么概念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一类概念是西方话语所不喜欢使用，或仅在特定条件、前提下使用的。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概念的地位不尽相同，但是总体上，当代西方资本统治集团是力图限制、掩盖并使人们遗忘它们的。这类概念包括国家、阶级、共同体、秩序等。

国家概念，在资本主义早期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重商主义时期，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仰赖国家暴力的支持。“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借此解构东欧诸“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清朝的“天朝上国”等。直到今天，西方仍然试图利用新清史、蒙元史、内亚史等所谓的学术“创新”来解构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国内却有一众学者盲目跟随这些噱头，并将之奉为圭臬。谁掌握了国家概念的定义权，谁就掌握了正义、进步和道德的定义权，西方的话语霸权离不开西方对国家概念的定义权。

随着西方的崛起和殖民体系的扩张，国家概念逐渐受到冷落。究其原因，既是由于资本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国家，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已经成功俘获权力，在世界上也已经实现了资本的制度化控制和文化控制；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阶级性的分析入木三分，资产阶级很难在理论上加以反驳或偷换，不得不采取回避策略；最后也有西方国家概念本身的定义过于狭窄之因素，不利于建构对现代社会的整全性知识体系。【53】国家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逐渐退出了中心舞台。如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为了实现“纯粹的”作为“自主规范系统”的国家概念而放弃了经验的国家概念。【54】二战后，随着行为主义兴起，西方社会科学也是系统性地解构国家概念，例如，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纷纷以“政治系统”【55】“政治过程”【56】“集体行动”【57】“行为体”【58】“多头政体”【59】“多元主义”等概念来取代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含义，甚至根本不愿提起国家这个词。【60】在不得不谈及国家时，或者致力于建构一套中立性、功能性、价值无涉的国家观念；或者对国家概念“降维”，将之分解转化为具体而微的政府分支、政党、地方政府和社区等组织；或者以“治理”等概念来消解国家和政府作为合法权力来源的唯一性，达到去国家化的目的；或者用“法治”这样的概念来消除国家的政治性目标，将之仅仅局限到制约权力的单一层面；【61】或者以“公民社会”等概念来将国家变成二元对立之一端，使之处于一种被警惕被审判的状态，如将国家视为对社会进行掠夺汲取的能动主体。【62】

与政治学不约而同，西方经济学也建构出反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神话，崇尚市场和社会，反对国家，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则片面突出认同、族裔、身份等“低政治”概念，借以解构国家的阶级性等“高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西方亦大力塑造“世界公民”和“普世价值”等反国家主义价值观。虽然自 1970年代以来，屡有学者呼吁找回或重新发现国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引起了对国家问题的关注 [如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zas）的辩论 ]，政治学界也有学者重新提出国家能力等命题。【63】但总体上，国家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体系中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给予国家和政党组织充分的力量”【64】。

类似地，阶级概念对资本主义具有颠覆性意义，所以也遭到系统性的屏蔽，西方社会学通过制造“阶层”“社会分层”等新概念来回避阶级问题，同时用“中产阶级”之类的收入统计类别来取代“阶级”，借以将阶级概念“去政治化”，用纯粹的收入流量概念掩盖财产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概念。

共同体本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群体总要结合成一定形式的共同体才可以生存。从经济上讲，共同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财产的共同拥有和使用。“共产主义”“同志”等概念在西方语言中都与共同体概念有着历史的和词源的联系。资本主义始于英国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关键就是消灭传统共同体的共有产权，确立资产阶级私人所有权制度。因而，资本主义与共同体观念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但同时，当前的西方资本仍然需要国家作为载体，尚无法接受政治共同体的完全解体。由于这种矛盾心态，西方意识形态对共同体也是讳莫如深。

秩序，原本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一原则，一切价值都基于政治秩序的存续。但是西方为了自身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扩张和所谓“民主推广”中处处打破秩序，因而在意识形态话语上也掩盖秩序的第一性，直到西方国家自身遭到秩序和安全的困境时，才迫不得已地讨论秩序问题（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福山扭扭捏捏地讨论政治秩序）。

五、结语

西方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历史真相。正如朱云汉教授所说，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历史的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65】为了回避丑陋不堪的历史真相，西方思想界通常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建构抽象的、“纯粹”的概念，以之作为其逻辑演绎的基点。这样做可以违背一切历史事实而凭空构造逻辑与理论。因而我们要解构西方概念，至少在第一步，要采取以具体对抽象、以历史证逻辑的方法，通过重构历史叙事来颠覆西方思想的正义、进步神话。当然，长期而言，我们要建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需要抽象概念和纯粹理论，但是就眼下而言，针对上述四类概念，可采取以下具体应对方法。

对于西方话语核心概念，重点是去除其正义神话，揭露其概念实质。西方建立这些概念时主要依靠的是历史神话的建构，所以我们的应对方式要以解构西方历史叙事为主。例如，大力挖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历史，包括其国内政治经济史和对外扩张史，让世人充分了解西方历史叙事的虚伪，通过历史的证伪来解构这些核心概念。

对于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一要在学术史、概念史方面做大量的考证工作，明其源流，揭露其意识形态性和战略性；二要在中国的传播领域中加以清理，避免乱用和炒作这些概念，例如，尽量避免政治学中大谈“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经济学中高谈阔论“转型”“接轨”等现象。

对于西方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所用的概念，重点是正本清源，剥离它们的资产阶级性，还原概念原义。比如民主概念最为典型，目前几乎完全被西方意识形态所偷换。如果我们能够将遭到程序化、形式化阉割的民主概念（也就是自由民主）还原为实质性的民主概念（包括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所追求的民主、中国古代的民本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人民民主等），那么民主就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建设性概念，我国的政治制度在民主方面也会获得话语优势。

对于西方话语力图掩盖的概念，我们更要加强研究。其中一些重要且有利之概念要成为中国价值观话语的核心概念，我们要以之为武器来解构西方话语。例如，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西方的国家问题、阶级问题等，显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是西方自由主义学术话语所无力抵抗的。这种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在话语竞争中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防守变为主动出击，赢得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有人认为不必挑战西方的概念，认为西方的概念是数百年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晶，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可以事半功倍，不必另起炉灶。但是，概念是逻辑的起点，是理论的支点，如果不颠覆西方的概念体系，就很难真正揭露其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虚假性，用别人的“锅”也不可能炒好我们的“菜”。借用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辩论中的一句话：“因为观念和概念绝不是无害的，用对手的思想回击他，将使它们合法化，允许它们继续存在。”【66】中国今天正在建构和传播中国话语和知识体系，这离不开中国核心概念体系的建构，此项工作当自系统颠覆西方概念体系始。

本文注释

(1) 范勇鹏:《政治极化之源:美国制度中的党争基因》，《学术前沿》2021 年第 22 期。

(2) 范勇鹏:《西方自由主义治理失败的制度根源》，《当代世界》2021 年第 12 期。

(3) 参见[美]阿瑟·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4) Kari Palonen,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16.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2 页。

(6) 罗马法学者拉皮拉认为罗马国家的目的不是“人”，罗马法也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法;马尔蒂诺认为，罗马政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集体意识。详见[意]皮朗杰罗·卡塔拉诺:《对罗马公法的运用: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德·马尔蒂诺的〈罗马政 制史〉》，载[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一卷)，薛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 页。著名罗马史家塞姆就是以显贵家族(gentes maiores)作为其撰写罗马史的中心，因为“贵族家族主宰着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其中的各个时代只能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详见[英]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吕厚量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23 页。

(7) 例如，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中，圣公会在弗吉尼亚、清教在新英格兰都享有接近国教的地位。杰斐逊当选后，长期受到圣公会压制的洗礼派、贵格派、卫理宗等少数教派一度希望借他的地位翻身，促使杰斐逊提出了教会国家分离理论。参见《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328 页。

(8) [美]彼得·伯格、[英]格瑞斯·戴维、[英]埃菲·霍卡斯:《宗教美国，世俗欧洲?》，曹义昆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23 页。

(9)《章太炎全集》(第 1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68 页。

(10) [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95—196 页。

(11)《章太炎全集》(第 4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1 页。

(12) Quentin Skinner and Bo Stråth, eds., States and Citizens: History, Theory, Prosp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

(13) [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1 页。

(14) [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97 页。

(15)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9 页。

(16)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 92 页。

(17) [美]乔治·阿纳斯塔普罗:《美国 1787 年〈宪法〉讲疏》，赵雪纲译，华夏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4、159 页。

(18)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 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7 页。

(19) 在《新京报》等南方系、财经系报刊的各种推介、评比中此类书一向是高居榜首。如《新京报》2015 年好书评选活动中，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获得了经济类第一名，见《新京报》，2015 年 12 月 5 日;《新京报》2018 年评选的“大民大国·40 年 40 本书”，《一九八四》《极权主义的起源》《通往奴役之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古 拉格群岛》《乌合之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赫然在列，俨然就是一部“极权”概念建构史，见《新京报》，2018 年 9 月24 日。

(20) 参见Isabel Wilkerson, Caste: 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20。

(21) Thomas Lifka, The Concept “Totalitarian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3-1949, Vol.I,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8, pp. 67-68.

(22) Frank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The “Red Decade” Revisited,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6, p. 184.

(23) [俄]科洛米采夫:《“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李国海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 年第 7 期， 第 2 页。

(24)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25) 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

(26) [俄]科洛米采夫:《“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第 3 页。

(27) 参见Slavoj Žižek,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Five Interventions in the (Mis)use of a Notion, London: Verso, 2001。

(28)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 - 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46 页。

(29) “威权主义”这个概念最早由埃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使用，参见Eric Voegelin,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the Austrian Stat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30) 参见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31)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三章。

(32) 王绍光:《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 页。

(33) [美] 斯坦利·卡茨:《宪法上平等之历程》，郑文鑫编译，《中外法学》1992 年第 4 期，第 64—65 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48 页。

(35) [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99 页。

(36)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95—396 页。

(37)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 5 页。

(38) [法]让 - 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25 页。

(39) [美]约翰·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55—76 页。

(40)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第 33—38 页。

(41) “欧洲遗产是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有意忽略了殖民主义、欧洲极权、大屠杀、非殖民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多层次性”，见Theodora Kostakopoulou,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6。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也指出，欧洲本原属性的确立离不开对相 反属性的遮蔽:“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 是风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详见[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2 页。

(42) 转引自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Occidentalis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22, Vol. 49, p. 4。

(43)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 1—48 页。

(44) 参见Johann G. Herder, Against Pure Reason: Writings on Religion, Language, and History, Minneapdis: Augsburg Fortress, 1993。

(45) 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46) 参见[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47) 转引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 页。

(48) 该计划要求肢解德国，铲除工业，使其变为农牧国家。参见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3 页。

(49) JCS1067 号文件，要求将德国视为战败的敌人，彻底摧毁其军事和工业，使其经济和消费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详见“Directive to Commander in Chief of United States Forces of Occupation Regarding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ermany”(April 26, 1945),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European Advisory Commission, Austria, Germany, Vol.III, pp.484-503。

(50) 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Occidentalism”, pp. 4-8.

(51)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

(52) 2019 年 4 月 30 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凯润·斯金纳称中国的竞争是第一次来自“非高加索人”的竞争。详见Jack Crosbie，“StateDept. Official Can’t Talk About China Without Getting Real Racist”(May 1, 2019)，Splinter。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也进行了种族主义式的极限制裁。

(53) 在西方政治学语境中，国家更多指的是与社会对立的垄断暴力的政治组织或统治集团，如韦伯强调国家是对暴力的垄断者(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施米特指的是不包含被统治者的统治集团(参见[德]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蒂利强调强制因素(参见[美]查尔斯·蒂 利:《资本、强制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吉登斯亦指拥有最高权力、垄断暴力和汲取经济资源 的统治系统(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 - 国家与暴力》)。

(54) 参见董静姝:《论凯尔森国家理论:“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西部法学评论》2020 年第 2 期。

(55) 如[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56) 如[美]戴维·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57) 如[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58) 如[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59) 如[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60) 如[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61) 参见杨光斌:《一份建设“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的政治改革清单——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科学论坛》2014 年第 1 期。

(62) 如Mancur Olson,“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3)。

(63) 如[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 页。

(64) Theda Skocpol,“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 Neo-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 New Deal”,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10(2), pp.199-200. 转引自杨雪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简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年第 2 期，第 116 页。

(65) 朱云汉:《西方令人失望，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2021 年 5 月 8 日)，观察者网。

(66) Nicos Poulantzas,“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1969, No.58, p.70. 转引自杨雪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理论简评》，第 1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