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红军从苦难走向辉煌（一）_风闻

远征，红军从苦难走向辉煌（一）

一、共产国际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一）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政治基础

上个世纪前半叶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共产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始终高挚的一面思想与精神旗帜。这也是我们在今天正确认识发生在20世纪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尽管在1949年建国之前，这场人民革命的主题一直却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解放的民主民族革命，一度还曾经主要是在南方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最终建立是在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三大改革”的1956年。

尽管在此二十多年之后的19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质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一次“补课”。然而，在此前后国家的社会性质，自此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由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的那些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也不是曾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末期一度神往过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且，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之进一步明确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历史时代社会实践中的全新思想产物与精神旗帜。

中国早期的热血青年，首先是从近代日本接触并学习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河上肇，就是其中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之一。在后期作为顽固国民党右派戴季陶、胡汉民等人，居然还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就曾在1927年2月说过，“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P45）【第二章《东方之梦》】。

历史的轮回，有时真的不得不让人感到造化弄人啊！

（二）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奋斗中的共产国际因素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中，从建党、从重大决定到经费，无不渗透着共产国际因素。甚至在长征中张国焘最后选择重新北上，也是如此。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形成与正式建党作用是积极的；荷兰人马林在促进国共首次合作，使中共成为大革命中最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政治动力也是积极的。然而，断然反对陈独秀提出建立中共独立武装、随后在放纵并导致国民党最终走向反共过程中，以及在中心城市建立革命中心的指导方针，却是非常消极、破坏性并失败的。

位于几千公里之外，身居遥远的莫斯科的那些洋人，对于中国社会的真实了解，可以讲是几近于无的。从斯大林、布哈林到米夫，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到其远东局，概莫能外。更因华沙战役失败后欧洲国际革命化为泡影，并且当时苏俄的远东地区尚处于近似“独立”状态的现实国际背景下，此时的共产国际早已沦为斯大林保护苏俄（苏联）国家利益的政治工具。因此，“共产国际和联共（此时）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都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的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P34）。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之于自己的国家利益，早已经置于其视界之外。

这种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主张政治化上的本质冲突，就是后来中共党内的陈绍禹“莫斯科派”（也许称为“国际派”更加准确一点）见宠于斯大林，同时最终被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所抛弃的根本缘由【第一章《地火》】。此人最大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言，“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P195）。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当后来被纳粹新政权释放的季米特洛夫回到莫斯科并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之后，他主导的共产国际书记处所作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对毛泽东地位的支持，对于实现中国革命的转折，还是很积极的【第十三章《阴见多云》】。

（三）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

从共产国际历任驻中共代表、“牛兰（德鲁尼克）事件”，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的来龙去脉，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国际运动中与莫斯科的真实关系，以及这个年轻的党在运动初期的幼稚。首先就表现在其领导人自身的不成熟——幻想依靠别人来实现革命的使命。王明更是走向了一个极端，即“喝完牛奶吃完面包后，用自己国家革命者的鲜血杜撰谎言，去证明另一个国家领袖的英明和另一个国家的伟大”（P191）。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最终这个党的广大成员所接受的！

这也是在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个时代围绕中共发生的所有事件的基础之一【第六章《陷落》】。

（四）来自共产国际中共党的早期活动经费情况

经济问题，也是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独秀早期对之的观念及其态度的转变，很是值得后人注意。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工人运动”。“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止，共收到国际协款16655元”，“至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全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若将这（1927）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百万元之多”（P32）。然而在同期，苏俄在国民党那边却“用了三千余万元巨款”（P29）

【第一章《地火》，探索共产国际在帮助陈独秀建党中提供的帮助与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