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退潮，医院里留下大批闲置的CT和呼吸机_风闻
心之龙城飞将-02-23 13:51
当街面上的核酸亭慢慢消失，医院里的新冠患者大多早已出院，此前统一划成“呼吸内科”的病区陆续挂上了各自科室原本的牌子。沿着发热门诊、急诊、重症病房，曾经呼啸而来的新冠如今似乎悄然退去。不过，也有一些东西至今还被留在原地。
2022年12月前后，国家卫健部门多次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应设尽设发热门诊、扩充重症医疗资源，并采取贴息等支持措施。前者涉及CT机、RCP实验室，后者则涉及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等设备。而近日，多位医院管理者和业内人士向界面新闻透露，在疫情过峰后，不少当初按要求紧急新添的设备、设施存在闲置，有些还给医院带来了经营压力。
当下，一些医院管理者正在为消化这些闲置的设备、设施发愁。对此，有业内专家提出，疫情过后，各地政府可以进一步协调医院的新置资源，帮助医院均衡消化，同时借此推进分级诊疗。也有专家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基于切实数据，加强规划，更加精准新建和配置医疗资源。
据多位接受采访的医院采购、管理人士介绍，疫情期间添置医疗设备、新建设施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当地卫健部门的明确要求，如开设发热门诊、新添ICU病床数量；二是医院基于对医疗需求的判断自行采购。
韩康是一家西南新一线城市医疗集团的运营主管，旗下有数个二级、一级民营医院。平日里，一家二级医院每日的门诊量在100人左右，并拥有100张床位。疫情高峰期间，医院每日门诊量增加至300人，病床也全都住满，还需要在过道上加床。此前，按当地卫健委“应收尽收”的要求和实际医疗需求，医院里的呼吸机增加到了二三十台。
但实际上，医院平时的需求仅有10台左右。疫情过峰之后，多出来的十几二十台呼吸机便闲置下来。韩康向界面新闻表示，目前，医院除了做好设备维护，以便应对可能到来的下一波疫情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该折旧的折旧，该报损的报损。其他渠道也甩不出去，别的医院可能也有很多闲置的呼吸机。”韩康说。
而在另一家医疗集团设备采购负责人葛洪看来，患者人数回落和医疗设备增加之间的剪刀差造成的闲置“几乎是必然的”。集团旗下有20多家成员医院，以二级医院为主，少数为三级医院。疫情高峰期间，所有医院的病床全都住满。其中不乏由内分泌科、骨科调整成呼吸科治疗的专科医院。还有几家新开业的医院，平时本没什么患者，当时也全部满员。
不过，各级医院设备的闲置程度并不相同。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GAHA）主任庄一强分析，闲置情况最严重的应该是新冠定点医院，然后是当地的大医院，因为它们承担的救治任务更重，添置的设备也更多。韩康在三甲医院的朋友则告诉他，医院平时有二三十台呼吸机，疫情高峰期暴增到了80台。
但葛洪认为，三甲医院平时其实不缺病人，对床位的需求一直都有，甚至也会有缺口，因此三甲医院消化掉这些闲置设备并不困难。相反是二级医院在患者量减少后会有一定压力。设备已经在医院了，未来考验的将是医院的经营能力。
除了呼吸机等生命支持类设备，新建的发热门诊也是个大工程。2020年2月以来，各省市就相继发布发热门诊建设要求。2022年12月“新十条”出台后，国家卫健委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应设尽设发热门诊。多位受访者向界面新闻表示，此前，当地卫健部门会在“三区两通道”等标准下，根据各家医院的实际情况给出设立要求。
葛洪介绍，当地卫健部门会给医院一份发热门诊设备清单，其中最核心的是CT，卫健部门验收发热门诊时，会检查CT的设置和使用是否合格。此外，为保证全封闭就诊流程，医院要么得把院内原有的CT搬至发热门诊的独立机房内；要么采购新CT。
但如今，不少医院可能白花了钱。葛洪提到，他所在的医疗集团旗下部分医院完成CT招标流程后，有部分设备至今也没有到位，但实际上也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他们（卫健部门）也没说不用（CT）了。我们按要求花了钱，但最后相当于不了了之了，对我们来说很麻烦。”葛洪说。
此外，一些紧急采购的设备质量也难让人满意。多位受访者告诉界面新闻，2022年10月以来，市面上迈瑞等一线品牌的设备非常难买。葛洪表示，当时只要有货医院就认，一些三线四线、甚至他没听说过牌子的设备也都买过，并且价格还很高。
“用这些设备的差异就好比开汽车，走也能走，但使用寿命和体验上肯定是有差别的。”葛洪说。在他看来，这波添置是给医院添家当，更是给一些三四线的厂商清库存。
与韩康和葛洪不同，林贤管理着集团下属一家三线城市的二级企业改制医院，在呼吸机和CT上没有太大的压力。
此前，医院获评三级老年专科医院，共有500张普通床位和6张ICU病床。后者此前已配齐了呼吸机、监护仪、指脉氧等设备，平时住着3到4位患者。疫情期间，医院的ICU全部住满，其他病区也加了十六七张床，过道里满满当当。
去年11月起，医院开始陆续添置设备。不过林贤的想法是，并非有多少患者买多少呼吸机，而是有多少张ICU床买多少呼吸机。因为有创呼吸机必须要在ICU使用，更多的需求只能放到其他病区的监护室。而考虑到医院的救治能力，需要上呼吸机、由医护监护的患者太多，医院也会考虑让患者转诊。
因此，林贤的医院只补充了2台呼吸机、4个高流量氧疗仪。此外，因为发热门诊不具备放CT的条件，医院新购置了50万元的移动DR，平时可以移动到病床边，供患者使用。
但她眼下烦恼的是“开工就亏钱”的PCR实验室。
按照规定，PCR（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测试，即核酸检测）实验室本是发热门诊的一部分，但同样限于场地，林贤的医院和当地卫健部门商议出的结果是改造医院检验科，做一个标准的PCR实验室用于核酸检测。患者在发热门诊取样后，统一送去检验科检验。此外，医院还承担了所在地1个社区中心、5个社区服务站，以及一些高速路口、酒店的核酸检测任务。
PCR实验室的要求不低，建设和运行成本也都很高。林贤介绍，除了PCR仪、空调等设备，实验室的运行成本还包括校验、质控，独立净化空调的维保等。此外，按要求PCR实验室需要10至12名医护人员，但医院检验科一共只有十七八个人。因此这期间，林贤还要额外招人满足运行要求。
实际上，在新冠疫情前，平时，林贤的医院主要有妇科检查、HIV、TCT筛查等，样本容量不多，一般交由迪安诊断、金域医学等第三方医学检测机构完成，后者凭借规模效应盈利。但常态化核酸检测停止后，PCR实验室一下没有了用武之地。林贤算了笔账，医院平时和外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五五分成，月结款在1万元左右。换而言之，医院自己做这部分检测的收入只有2万元。但本次PCR实验室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成本在100至120万元之间，还没算以后的运行、试剂和人力成本。
换句话说，样本量上不来，不要说回本，医院做检测还得倒贴钱，这种现象这对于小规模的医院来说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林贤的医院还剩大约1万人份的核酸检测试剂。如果往后都不用做核酸，这部分的损失大约在10万元。“（试剂）厂家也不接受退货、调货，因为它更加没办法（处理）。”
韩康的医院则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在与当地卫健委协商后，PCR实验室采取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建立的模式，医院出场地和医护人员，检测机构出设备，做标准建设。
韩康解释，考虑到核酸检测的不确定性和资金压力的考虑。他宁愿多分给检测机构一些收入，降低风险，将自建实验室的钱投入日常运营。目前，医院在和检测机构协商解除合作，也在根据自己的战略方向做一些调整。
在当时，常态化核酸检测业务能持续多久本就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但对于自建PCR实验室的选择林贤也颇感无奈。“和发热门诊一样，不建就给医院降级。我已经尽力拖这个事了。”林贤说。
实际上，设备、设施闲置的同时，所有受访者也都承认疫情高峰时确实有添置的需求。那在这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谁来买单？
对此，公立和非公医疗机构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差异。基层医改专家、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向界面新闻介绍，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35号文）和《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38号文），其中均提到“落实政府投入责任”。换而言之，公立医院的医疗设备配置由财政保障。在紧急需求前，公立医院一般先自行垫钱，各地财政再跟上补贴。而民营医院大多自筹资金，盈亏由股东承担。
林贤告诉界面新闻，疫情初期，当地医院建设PCR实验室有80至120万元的补贴。但由于自己是民营医院，就没有领到这笔钱。
葛洪同样向界面新闻表示，地方财政对于非公医疗机构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小，集团20多家非公医院中，收到财政拨款的只有两三家。如一家西部地区的医院获得拨款建设发热门诊。
而此前，一家在北上等多个城市均有布局的综合私立医疗机构负责人曾向界面新闻介绍，其医院一个点位新购置的CT和方舱隔离观察区等设施整体采购金额接近200万元。这对于任何一家医疗机构都是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韩康此前也担心过疫情后设备的闲置。不过由于当地卫健委此前承诺会有补助，他也就大胆的进行了采购，但结果，这一补助至今没有明确的文件方案，医院目前也没有收到钱。
韩康没有透露具体的采购成本，但坦言“主要在现金流上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庄一强根据其采购数量和医院的床位测算认为，闲置呼吸机的金额可能在200万元左右，医院正常每年的流水可能在30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他据此也认同前者压力的存在。
实际上，2022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明确，对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购置医疗设备，下拨中央财政贴息贷款，支持医院配足配齐新冠救治的仪器设备，提高新冠患者收治能力。
不过，徐毓才告诉界面新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政策对医院的吸引力不大。
他分析，尽管贴息贷款有一定优惠，但这里购买的设备实际上是医疗机构与厂商谈好之后，由银行做中介去解决资金问题，最终是由医院还款，政府财政并未参与其中。而依照上述35号文和38号文，公立医院购置医疗设备本应由政府财政拨款，这样一来医院自然会考虑未来的还款风险，因此并不积极。
此外，考虑到还款能力等因素，银行贷款给非公医疗机构也更加谨慎。葛洪告诉界面新闻，集团旗下20多家医院大部分都上报了申请，由地方发改委向上层层审批，在2023年春节前已经申报了两批，但至今没有结果真正落地。有个别医院获准进行贴息贷，但银行方面却没有执行。
韩康也表示，这一政策更偏向大医院和公立医院，集团旗下在该新一线城市的数家医院从收入体量看就没有在此获益的可能。
而对于闲置设备，从资金来源的角度出发也有不同的处理路径。庄一强告诉界面新闻，在同一地方政府负担设备支出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协调公立医院设备可以更加优化资源配置。
在疫情高峰中，添置设备最多、最需要消化的是头部医院。与其将设备集中于此，不如稍平均地置于各级医院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下级医院的设备配置，有利于推行分级诊疗。
更具体而言，对大三甲医院来说，一些在发热门诊看肺炎的低端CT并没有多少价值，不如“下乡”到下级医院。而部分肿瘤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专科医院承担的新冠患者救治任务较少，因此并未大举添置。同时，呼吸科、ICU、老年科等多个科室都有呼吸机等设备的使用需求，因此可以按需分配。
也曾有华东地区市级胸科医院医生告诉界面新闻，疫情高峰时，由于来不及添置更多设备，科室将库房里的老设备“挖”出来使用。有患者问她，“为什么2004年的机子还在给病人用？”而作为胸科医院，其对呼吸机、CT等设备的需求量也更大。
对于民营医院，庄一强则建议，在难以消化新增设备时，可以联系厂家调换货或寻找市场机会转手。此外，徐毓才表示，疫情期间，医疗资源配置要求自上至下层层传达，上级部门也应该基于切实数据，合理规划，更加精准新建和配置医疗资源。
（除庄一强、徐毓才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