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抗疫光荣伟大，网络舆情却五味杂陈，主流媒体应主动担当更大历史责任_风闻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大国。群策群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本是中国式治理最大、最显著的特色优势之一。

沟通从心开始。

中国人多，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一支麦克风，分布式舆论KOL让沟通传播逐渐去中心化，宣传鼓劲、定分止争更是众口难调，工作难做。

逻辑上，媒体与宣传部门作为居间调停、释疑解惑，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地位重要，工作关键，本应发挥更大效能，大显身手之时。

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与社交平台的飞速发展，舆论场上，部分主流媒体与地方宣传部门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却越来越边缘化、戏剧化，值得反思与关注。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突如其来，全球关注、世界告急，人人自危，死亡似幽灵徘徊。

党中央条分缕析、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大刀阔斧，精准施策，不到三个月时间，就迅速解决了武汉主战场疫情，稳定住全国形势，赢得人民衷心爱戴拥护，世界尊重。

这种铁的事实，既生动说明我党和国家是能够打大仗、硬仗，并能打胜的，也现实表达新冠病毒疫情防治是可控的，一开始就在国家现代治理掌握之中。

一个国家治理，事无巨细，千头万绪。中央政府不可能就围着新冠这一件事转。

理论上，有了武汉攻坚战例在前，其他基本大同小异。

各地就应自觉自动、因时因势因地学习领会、研究总结，全面准确借鉴应用到后续类似的变异病毒防控战中去。

防疫既为战，首当攻心为上，注重民意，稳住民心。

而这正是媒体与宣传部门的工作内容与主要职责之一。

作为独立社会观察者，我一直认为疫情防控本身早就不是问题，治疗也不是问题，问题是由此带来的各个具体的家庭需求与个人心理问题，以及大量浑水摸鱼的私心杂念、借题发挥的别有用心。

比如有贪污克扣、囤货居奇发国难财的；有生搬硬套、挟私报复耍威风的；还有冷漠无情、见死不救的；更有造谣起哄、蛊惑人心恶意带节奏的，等等。

这些唯恐天下不乱、无视老百姓实际利益的言行现象当然每发生一起，就会引起一次网络舆论海啸，进而带动百姓反感，不理解、不配合，增加防疫难度乱像。反过来又使漏洞增多，疫情更复杂严重。

一旦舆论恶性循环，叠加新冠病毒变种、传染速度变快，就会让抗疫变成永远完不成的任务，城市社区永远在封闭、管控、静默中徘徊，市场也逐渐萧条，收入见底，抱怨与焦虑更多。

总之，我们本来可以更从容回归社会正常生产生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昂首挺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遗憾的是，就在大家辛苦三年，即将迎来曙光前的一刹那，各地相继出现一些不和谐事件，并最终在11月末，网络舆情达到高潮。迫使防控硬着陆。

坦率地说，这种“倒逼式的”突然调整无论怎么解读“顺天应人”，也将极有可能在未来政治上、公信力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从这方面来说，某些媒体与宣传部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抗疫持久战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关键稳舵作用，值得反思。

如何更快更好适应互联网与全球化时代传播特色，是留给所有大小媒体与宣传部门的必答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