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用产业政策遏制中国吗？_风闻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新自由主义的灯塔国，但讽刺的是美国在全球积极推广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反倒使美国自己的制造业萎缩；贸易逆差、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猛增。

美国的颓势和民粹的兴起使得特朗普以美国第一，重建美国辉煌为口号在2016年上台。上台后的特朗普不久就和中国以及很多国家打起了贸易战。特朗普希望通过对外国产品加关税和对美国企业减税这套组合拳，吸引美国跨国公司把制造业回迁美国。

然而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贸易和制造业产值上来分析，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减税对美国制造业回流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美国制造业仍然在低位徘徊，美国贸易逆差仍然扩大。

拜登上台已经两年了。如果说拜登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把当下美国的各种问题归咎于特朗普，那么在对华贸易战和制造业回流这方面，拜登则完全继承了特朗普的衣钵。

拜登二月七日在对国会发布的国情咨文中说： “（美国）太多高薪制造业工作转移到了海外。 国内工厂倒闭。 曾经繁华的城镇一去不可复返。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失去了太多，包括我们为之自豪的自信和骄傲。” 拜登接着说: “在我上任之前，人们都在说中国如何崛起美国如何衰落，我上任后这种趋势已被扭转·····美国将在和中国的竞争中胜出“。

这些话和特朗普的腔调如出一辙。

客观地说拜登比起特朗普在压制中国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方面花样也更多。

拜登与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产业政策。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是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和政府补贴来支持美国战略产业，这集中反映在去年8月美国签署的两项法案上。

第一个法案是《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个法案涉及金额总计达2,800亿美元。其中包括527亿对美国芯片企业的补贴、对投资半导体的25%的税收优惠，还有大约2000亿美元对各种机构的科研基金拨款。于过往相比，527亿的补贴是突破性的。

在《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推动下，近来美国半导体芯片行业投资不断创出新高。

1.       美光科技（Micron）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投资 400 亿美元用于内存芯片制造；

2.       高通（Qualcomm）和格芯（GlobalFoundries）合作投资 42 亿美元用于芯片制造；

3.       英特尔投资20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兴建芯片制造的新工厂；

4.       台积电投资4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制造最先进的高端逻辑芯片。

第二个法案是《降低通胀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出资7400亿美元支持本土电动车和新能源产业，其中有3690亿美元对本土电动汽车、稀土、清洁能源生产开发项目的补贴。另外还有多项对购买在北美组装的新电动车和二手电动车的税收优惠。

在这个法案支持下，福特汽车前天宣布投资 35 亿美元在密歇根州建设一家电动车用电池厂。这个电池厂将采用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提供的技术，生产更为先进和成本更低的磷酸铁锂电池。福特公司曾考虑过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建电池厂，但最终选择了密歇根州，很大的原因是《降低通胀法案》规定在美国生产电动车和电池可以获得联邦政府补贴。福特密歇根电池工厂将创造2,500 个工作岗位，计划在2026年为福特生产的 200 万辆电动汽车提供电池。

美国产业政策的动作很大，雄心也很大。拜登在英特尔工厂的奠基仪式说，美国决心在从量子计算到生物技术的关键领域确保美国在未来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拜登政府，美国国会都明确表示这两项法案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不仅希望在关键技术上压住中国，还想在芯片等高科技产业里建立一套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产业链供应体系。美国竭力试图通过保持住战略产业的世界领先地位来巩固美元的国际储存货币地位和美国的霸权。

然而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能否成功，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能获得成功。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制约拜登政府产业政策的因素有哪些。首先，制约拜登政府产业政策的因素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加上撒切尔-里根主义在1980年代的得势，推动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

价值链微笑曲线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影响企业行为的最基础的规律之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竭力占据高附加值高利润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部分，把低利润的生产制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美国是占据微笑曲线两头的典型代表。就半导体行业而言，美国占据了利润最高的芯片设计、设计软件和关键设备的部分，囊括了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39%。美国的苹果公司，微软，英特尔、高通、惠普和戴尔，控制了全球软件、高端芯片、CPU、手机和电脑的设计和销售。手机和电脑的组装则主要在中国大陆。根据一份2018年的调查，中国厂商只能从一部苹果手机中分得8.46美元，而苹果公司利润高达286美元。今后的苹果组装正向越南和印度转移。

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基本特征是美国通过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向世界提供美元，维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美国占领微笑曲线两端和用大量美元换进口产品对美国有利有弊。最显而易见的弊端是制造业的萎缩以及保证制造业流畅运转的基础设施的老化。202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将美国基础设施评级为“C-” ，即“有重大缺陷的平庸水平”。美国有超过22万座桥梁（约占总数的33%）需要修复或更换；客运列车的平均速度仅为欧洲的一半；最近美国货运列车脱轨事故频发，俄亥俄州的列车脱轨造成氯乙烯有毒气体爆炸的严重事件。美国长达320万公里的供水管道已到使用寿命，每两分钟就有一处自来水水管破裂，每天大约有2200万公斤自来水流失。美国累积的基础设施维修工作大概需要1万亿美元。

美国的劳动力素质也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再工业化，美国教育质量较好的私立学校约包括美国学生总数的 12%。 美国 50% 的公立学校学生由低收入学生组成，其中很大一部分因为贫穷需要免费或减价午餐的资助。美国21%的成年人是文盲，54% 的成年人识字率低于六年级水平，算数可能更差。美国过度肥胖的比例为41.9%。无论是福耀还是台积电在美国建厂，最头疼的问题是当地劳动力的素质。

从宏观经济环境而言，美国长期大量依赖进口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攀升，逼迫美国政府持续大量的借债和印钞。在实体经济萎缩的前提下，美国经济越来越虚拟化和寻租化。美国政府大规模印的钞票最终进入到股市、债市和房市中。当美国资本可以在国际国内的股市，债市、房市、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做多做空，攫取巨额利润时，这些资本又何必投资于制造业？

随着美国经济的服务业化，美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制造业中承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同时又深受债务不断上升的困扰。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月15日发出警告，如果债务上限保持不变，美国联邦政府将在2023年7月至9月期间发生债务违约。拜登政府和美国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必将围绕债务上限展开一场博弈。共和党要求把债务上限和减少拜登政府的开支挂钩，这必然会限制拜登的产业政策。两党政治历来是破坏美国政府政策连续性的关键因素。

即便这次债务上限被进一步提高，美国政府仍然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降息刺激经济，可能推高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如果要提高利率的话，美国政府本身已经承受的高额债务利息将雪上加霜，经济整体也有刹车过度而下滑的风险。

美国各方面的条件决定美国不可能大规模地重建制造业，只能选一些最关键的产业，例如芯片和电动车进行补贴。即便如此美国的产业政策仍然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冲突，这是制约美国产业政策的第二个主要因素。

在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一直担任其盟友，新兴工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产品市场的角色。美国转向以政府补贴、税务优惠，关税保护为内容的产业政策必然和其盟友、新兴国家发生贸易冲突。

欧盟对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胀法案》非常不满。欧盟称该法案是对从其他国家进口货物的歧视。美国对本土电动车的补贴将直接导致欧洲汽车对美国出口的下降。欧洲企业还可能因为美国的补贴和保护政策而把生产线转移至美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公开批评美国该法律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是对欧盟的“不友好”法案。

美国产业政策的实行，对越南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并非利好。TPP的命运就是一例。当初奥巴马为了遏制中国推出TPP，准备向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南美国家开放美国市场。但特朗普上台后声称要保护美国制造业和美国工人而退出了TPP。美国退出后，日本和澳大利亚挑头又提出建立CPTTP，拜登政府现在是既想回到CPTTP的谈判，把CPTTP打造成遏制中国的贸易圈，又担心CPTTP将逼迫美国向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冲击美国本土制造业。

美国提高自产自足的比例和减少进口对美元体系也将是一个冲击。美国对沙特影响力的下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开发，美国不再是沙特石油的主顾，相反中国市场对沙特石油出口越来越重要。随着中沙经济的日益紧密，人民币在中沙石油交易中的比例必然上升。

总之，美国的宏观经济状态，美国的成本结构、美国的对外政策和美国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地位决定美国不可能大规模地推动以贸易保护主义为特色的产业政策。美国必须十分小心地拿捏产业政策和维护盟友关系之间的平衡。美国的产业政策和针对中国的国际联盟可能在若干关键领域获得有限的成功，例如在芯片和5G领域，但要和中国全面脱钩难以做到。中、美、欧、俄、日本、印度和中东拉美国家将互相竞争，互相利用和互相牵制，世界多极化将得到加强，美国在多面的竞争和牵制下不可避免地继续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