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市”和“房事”，保大还是保小？_风闻

如果给国人的“房市”以及“房事”烦恼划定一个历史节点，恐怕很多人会想到，1998年。

这一年，国家结束福利分房，房地产正式进入了商品房的时代。

也是在这一年，冯巩紧跟时事，拍了一部《没事偷着乐》。

主角张大民一家六口挤在20平米的小屋子里。大民好不容易捡漏娶到女神，却没有地方放婚床，只能厚着脸皮说服一大家子挤到墙角睡上下铺，才隔出半间里屋。

后来大民的弟弟也结婚了，又只能再隔一半给弟弟弟妹放婚床，中间只隔一块木板，从此隔壁扬鞭启航，这边涌泉相报，极为尴尬。

电影里，鸡毛蒜皮与苦中作乐，治愈着中国人的精神内耗，也述说着那一年中国人对房改的憧憬与期待。

今天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房改前国家分房子，一住一辈子，这不是很好嘛？小一点就小一点呗，没有对比，也就没有压力，人人激情高涨，为什么要改？

害得现在“房市”价格那么高，连“房事”的兴趣都不敢有了……

尤其是最近还有专家上来补刀，表示老百姓要“拿出三分之一的存款去买房，中国经济就能恢复”，再度对网友的修养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住房的问题不是小而是实在太小，外加又老又破，阴暗潮湿、没有独立厨房厕所等等问题，带来全方面的压抑和煎熬。

（友情提示，本文前半部分由旧稿略做修改，记忆力强的同学，可以划到后半部分看增量内容）

电影里张大民一家是典型代表，城市里一家三代九口人住一间十几二十平米的小屋是常有的事情，不仅上个厕所要排队，连深入交流都要排队，什么隐私、伦理、尊严、脸面，在如此局促的空间里都变成了奢侈品。

建国前三十年对重工业和国防安全的不计成本投入，让中国在冷战残酷博弈的条件下，自主建立起了，从火箭卫星到原子弹再到核潜艇的的一整套国防重器，和门类基本齐全的近现代工业体系。

但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也让两三代勒紧裤腰带的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8年，全国职工人均住房只有3.9平米，比1952年还少0.9平米。

182个主要城市里，三分之一家庭缺房子，几百万人长期住在仓库、走廊、甚至地下室和厕所里。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工作单位，更没有房子，只能跟家人挤在一起，上访闹事不断，随时都可能变成不安定因素。

中央甚至把住房问题视为**“爆炸性问题”**。

现在来看，就这？房子又不是芯片，你盖不就完事了？

问题是没钱呐。

今天的房地产土地财政是社会印钞机，但当年由于统包建房、低租分配的福利政策，住房一直是国家财政纯投入的领域。

80年代，每年住房建设投资200亿，但仅仅是维修维护保证它不变危房，就吃掉了130多亿，而房租收入不到30亿。要知道，全国财政收入也才一两千亿，每年赤字近百亿，哪有钱大力建设公有住房啊。

而且大量公房是建国初期兴建的，年久失修，维护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进一步拖累新房的建设。

今天来看，没钱，找银行要呗。

然而，当时银行对于住房就一个态度——看都不看。

因为当时住宅的租金太低了，它没有收益啊，银行不傻呀，我把贷款放进去，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给财政背锅，那我图啥。

住宅问题就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在那儿滴滴滴，眼看就要爆了，捧在国家手靠财政修修补补，谁也不愿意接。

唯一的破局之道就是改革。

那既然要改革最直观能想到方案当然就是，之前的租金低得有点奇葩了，每平米不到一毛，你把它改到正常的水平，比如说每平米一块，那房屋维护就没问题啦，还能挤出钱来造新房。

可问题是低租金跟前三十年极低的工资待遇是相互关联的，你这时候大规模涨租金岂不是拔X无情？

特别是那些已经享受大房子待遇的体制内高级干部，就更不乐意了。

比如电视剧《我爱我家》主角一家超过120平米的厅局级大房子，本来一个月只要十几块钱租金，涨完可能就变成一两百块，相当于当时一个人的月收入啊。

各级阻力之下，个人住房改革迟迟难以推进，既然住老破小花不了钱，一部分人有钱也买不到、租不到新房子，那就消费呗。

1984年之后，中国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等消费，提升的速度要比同一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更快，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担心买房问题。

这也印证了今天对于房价下跌一鲸落万物生的期待。

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时中国的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产业还非常薄弱，与房地产相关的五十多个行业也才刚刚起步，如果房地产相关支出太低，比如低到占收入2%以下，就会导致大家有钱都买大量进口消费品、消耗大量外汇，国内相关产业的内循环却发动不起来。

而房地产毕竟土地这个东西你不可能进口，是有改变这一局面的潜力的。

1985年到1986年，中央相关财经会议谈了十几次房改问题，其中关于住房制度不合理引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扭曲这件事就高达十次。

总之，住房改革目的就是理顺建房、修房、管房的资金链条，让全社会乐意建房子、普通人方便买房子，国内产业结构也能实现正向的内循环。

但这个美好的愿景，在国家福利分房的大前提下，几乎寸步难行，从1978年到1998年，整整拖延了二十年。

那既然改变原有利益格局的阻力那么大，改革要如何推进呢？

有两种思路：存量改革 和 增量改革。

存量改革就是跟东欧俄罗斯一样，暴力打破原有利益格局，搞**“休克疗法”**，指望着破罐子破摔，完了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而增量改革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摸着石头过河”，不大幅度改变现有利益格局，而是按约定比例调整未来的利益分成，尽量降低制度转型对社会与政治的冲击，用时间慢慢撬动存量改变。

冷战末期，“休克疗法”风靡一时，但中国顶着国际压力，选择了后者。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典型的增量改革。

耕地继续归村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包经营权，相当于村集体利益不变，农民新获得一项重要产权，交足集体和国家的公粮，剩下的都归自己。而正好我们国家在70年代通过43方案，基本解决了农业生产当中最卡脖子的化肥问题，农业确实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也就是集体、国家和农户，在不动土地所有制度的前提下，就耕地的未来收益达成了一份分享协议。

结果是，80年代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农民也不再被沉重的粮食生产负担禁锢在土地上，大量外出进城打工，既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满足了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农村改革在全国快速普及，乡镇企业在80年代初期率先崛起。

所以说增量改革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找到新蛋糕在哪里。

如果你没有新的蛋糕，那就没有利益可以分，增量改革就是无米之炊，不能说原地踏步吧，只能说是寸步难行。

当时的房改就是这个问题，建新房租金一毛钱，相当于没有任何收益，自然就推不动。

而增量改革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双轨制。

双轨制，狭义上指的是某一领域中同时存在体制内（行政命令）和体制外（市场调节）两种不同的价格安排。

而广义上来说，是对于改革当中涉及到增量开发的方向、赛道，给予特殊的制度安排，人为增加它的收益，包括计划外自销，经济特区，科创板说白了都是双轨制。

这一方面是为了不搞休克疗法，不对原有利益结构造成太大冲击，另一方面来说，增量改革本质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就会沉底啊。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发掘一批勇士，以利诱之，让他们愿意去激流勇进，改革才能推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海南的进口车行业。

当时，国家为了让稀缺的外汇用于进口矿产、设备等等国民经济的关键物资，是严控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等消费品进口的,而国内汽车工业又主要照顾国防重工需求，民生方面，很多地方还是开的几十年车龄的老嘎斯，进口汽车需求非常饥渴。

1984年，为了把海南建成一个改革开放的示范区，中央在《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就给海南对外开放的特权，准许用地方留存外汇进口消费品，让海南迅速找到了计划与市场中间最香的“饭碗”——进口汽车。

当年，全国14.9万辆进口汽车审批额度的60%都在海南，汽车进岛后转两圈变成“旧车”，然后光明正大加价往内地卖，后来连转圈都不用，新车拿着罚款单当通行证直接外销。

中央政策背书，地方政府带头，从倒卖批文、炒买外汇、发放贷款、销往内地，工人、商人、教师、公务员，连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在倒腾汽车，连工商局罚款都盆满钵盘……每个环节都有利润空间，一道道转手一道道加价，卖向全国市场，为海南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以至于有一个屌丝张口说自己有汽车和电视机货源，就能忽悠有关单位五百多万货款，最后被判了无期。

海南财政收入一年增长了100%，新增两亿多收入。

有国家背书，所有人都认为海南的汽车进口生意还能做很久，吃不到肉也能喝口汤，按照这个趋势，海南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指日可待。

但双轨制这个操作是需要技巧的，它虽然能快速凝聚力量突破改革阻力，但也会产生大量权力寻租空间。

比如海南这波，权力寻租和市场投机，金风玉露一相逢，很快就爆炸了。

当时整个汽车进口行业炒作成风，甚至汽车在还没进岛就开始爆炒，很多香港投机商从日本低价进口高价出口海南，专卖大陆。一辆五六万港币的面包车，买到内地居然按座位算，十二座卖人民币十二万，以当时汇率价值三十多万港币，工业品在渠道环节居然能翻五六倍。

这样的泡沫，对于当时资金薄弱的中国而言，哪怕内地市场再大也受不了，真正的刚性需求迅速枯竭，坏账不断累积，花掉了国家10亿美元外汇，产生了42.1亿元的物资贷款，其中17亿元是呆坏账。

1986年，全国各地开始纷纷发文清理整顿海南非法进口车，国家也强化外汇管理，同时紧急拨付银行资金给海南填补金融坏账，这次“汽车狂潮”才算结束，最后大量进口汽车锈死在仓库和停车场里。

于是这里就涉及到增量改革的第三个关键点，就是一定要形成支柱产业，或者说经济发展的引擎，发动机。

什么叫支柱产业？

就是规模足够大、对GDP贡献足够分量、还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最好，这颗梧桐树还能把外边的金凤凰勾引过来。

支柱产业从来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概念，不用非得石油军火高科技才是支柱产业。

比如迪拜的零售业是不是支柱产业？当然是啦，那些阿拉伯富人国内禁酒、啥娱乐都没有，有钱花不出去，然后只能去迪拜花，顺便把金融地产都带起来了，当然是支柱产业。

泰国的特色服务业，是不是支柱产业？当然是。它可以吸引别人去旅游消费。

菲律宾的菲佣，甚至于索马里的海盗，美国的金融，都是支柱产业。

如果有个产业可以持续产生资产，为国家印钱提供信用保障，那它当然是支柱产业。所以，房地产当然也是。

同理，外贸出口，是支柱产业。外贸背后高科技制造业也好、低端制造业也好，都是毫无疑问的支柱产业。

增量改革如果不能形成支柱产业，也就无法起到替代旧引擎的作用。

其实，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问题，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经济引擎的迭代。

特别是在发展遇阻的年代，更要关注我们怎么通过改革启动新的支柱产业，发动经济引擎，解决旧有的烦恼。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国人“房市”和“房事”的烦恼，是如何一步步形成滔天洪流的。

80年代放开民生消费市场之后，前三十年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如潮水般喷薄而出，一时间轻工业领域不能说勃勃生机万物竞发了，简直是进入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境界，你随便干点啥都能卖出去都能挣钱，再加上前三十积累的工业潜力着实雄厚，短短几年整个商品市场就从短缺给干到了过剩。

但当时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厂长经理们，其实严重缺乏市场经验，盲目扩大产能，市场也缺乏风险出清的机制，于是埋下了天量的债务隐患。

那既然产能已经过剩，照理说没有必要再统购统销了。1988年3月，中央决定逐步放开管制、取消物价领域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物价闯关”消息一出，老百姓以为要全面放开价格，引发恐慌性抢购，供求关系全面失控，物价如脱缰野马，很多企业进一步盲目增产，结果消费力一透支，物价热潮一退，外加众所周知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产品卖不出去、企业收不回货款，积累成了三角债的死结，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当年如果你随便找一列南来北往的长途火车，问一圈车上的人，可能你会发现有一半人是出门讨债的。

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经济进入了最艰难、最危急、最衰弱的时刻，海南病急乱投医，甚至准备把开发区全盘包给外商，然后遭到全国反对，左右为难。

既没有制度红利，也没有外部资金输入，对于直接主导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而言，新的增量就是河底的石头，摸不到这些石头，就别想过河，也没人愿意过河。

需要有人站出来。

于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第一副总理朱同志先是理清三角债，重启全国资金链、供应链后，总算是把经济脉络疏通了，把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了，但还少了一个重启经济的发动机。

这时，房地产就被推了出来。

而且既然个人住房制度改不动，那就先搞商业地产呗！写字楼、酒店、别墅、公寓，这不就是新的蛋糕吗？

早在1988年，海南就有了第一次房地产热。

当时海南正式建省，还是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一夜之间成了东方耶路撒冷、美洲的狂野西部，一年间，海南的房地产公司从头年的11家飙涨到204家。

1992年，国家层面开了三次关于房地产的全国性会议，地方上，广东加快了土地批租制度、上海高举浦东开发“招商引资”、山东准备通过房地产推动外向型经济、浙江加快涉外房地产开发步伐、云南给外商投资房地产提供优惠…..

这一年，碧桂园、保利地产在广州成立，身处海南的潘石屹却看到了危机的到来。

因为全国商业性房地产的启动，海南再次冲在最前面，大批房地产资金涌入，房地产开发公司从92年初的三百多家进一步涨到年底的1000多家，1993年更是暴增到4830家，土地开发面积高达750平方公里，是1988年的25倍。

某个楼盘正在设计图纸，还没开挖，就已经被各级开发商、投机客倒手了好几次，甚至有个楼盘还没有盖起来就被炒作了16次，几张规划建设图纸都能换来金山银山。

房地产开发公司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管自己能掏出多少钱，一开发就是几十平方公里，然后发行股票、招商引资、公开举债、申请贷款，吸引岛外资金不断涌入。

随之而来是公寓楼与写字楼的价格暴涨。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竟然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三年增长超过4倍。

房价也带动了地价的翻番，海南地方以“开发区”的名义，把几十、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出让，土地出让价格从几十万一亩最高涨到600多万元一亩，一个海边渔村都能涌入几十家开发商。

如果我们从增量改革的视角去回看，那一次的地产热潮，确实释放出了增量，有新的蛋糕，也确实通过双轨制启动了发展的引擎，全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金额，从80年代的五六百亿，暴涨到90年代初的7000多亿，但问题是，它没有形成关键的支柱产业，原因是没有需求。

正如1993年，朱同志在广东某地视察时所说，“现在统统都是搞写字楼、豪华别墅，哪有那么多人买呀！”

1993年海南省的总人口仅有160万，仅有占全国0.6%的人口，积压的商品房数量却占全国的10%，还大部分都是酒店、写字楼、别墅、高档公寓，当年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旅游的需求啊？而且我旅游难道还要找个写字楼办公不成，这不是搞笑吗？

没有需求这些房产就不能形成有效的租金，就不能形成新的信用，就不能持续印钱，房子都是在炒家手里来回倒腾，支柱产业并没有形成。

海南房地产风险逐渐失控，演化成金融危机，很多银行不良率高达60%，影响蔓延到全国，以至于后来奉旨收拾烂摊子的海南发展银行在开门三年后就迅速破产关停，实在兜不住了。

到了1993年，海南楼市眼见已经失控，全国性的地产投资热却还正上头，比如卖脑白金起家的史玉柱，当时正准备用集资和卖楼花的方式建设巨人大厦，然后脑子一热，在当地政策鼓动下，一再加高楼层，直接拖到资金链断裂，后来靠做网游才翻身。

于是，朱同志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从现在起，任何开发区都停止审批，不能再搞，开而不发的，要趁早下马！随即“国16条”出台，严控货币，稳定金融形势，宣告海南房地产泡沫正式破灭，95%以上的房地产企业破产。

一时间，海南楼市炒家们坐牢的坐牢、跑路的跑路、跳楼的跳楼。

七年前的汽车泡沫悲剧，用更惨烈的方式重新上演。

海南首富的冼笃信，倒卖汽车成功后转战楼市，原本有机会逃顶，甚至有银行领导通风报信，冼总，冼总，大事不好啦，赶快逃顶吧！但他想太多居然跟政策玩对赌，结果自然是灰飞烟灭。

那要如何解决房地产的需求问题呢？

一边是商业房地产投资建设的过剩与泡沫，一边是张大民们的住房改善、有尊严的“房事”需求迟迟得不到满足，如果要真正把房地产建设成支柱产业，答案显而易见——

“继续房地产改革，释放出张大民们的需求”。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随着亚太金融危机有一次把中国经济逼到墙角，1998年下半年，中国放开住房按揭贷款，停止福利分房，把大部分公房全部私有化，分给了个人手中，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终于被启动。

房地产+土地财政的金融引擎快速运转，各地投资建设红红火火，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带动国内各行各业进入了2000年后的高速增长期。

而且我们还不能光看中国的楼市，其实2000年之后美国楼市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中国的出口，2008次贷危机之后这块熄火了，压力全到了中国楼市头上，后来就各种中西医结合治疗，万艾可类固醇虎鞭汤，到现在就明显肾透支了。

如今，因为政策出现明显转向，有些人就开始大谈特谈，这是第二次房改，再不上车永远没机会，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我们不妨先来看下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很显然，房地产这个金融引擎的失效是最大的问题之一，去年房地产的成交面积和成交量都出现断崖式下跌，传导到上游，全国土地购置面积1005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53.4%，土地成交价款9166亿元，同比减少48.4%，银行提前还房贷的都排队到一个季度以后了！

靠房地产已经印不出钱来了同学们！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出现危机，并且跟大家直观的理解不同，房地产萎靡也会压缩别的方面的投资和消费，因为资产和消费跟债务是严格对应，那个各级政府企业和民间用来举债的工具失效，债务涨不上去了，资产和消费就涨不上去了。

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出口，虽然过去两年靠国外疫情增长了一波，但我国出口占DGP的比重还是一路从2006年的36%下降到了20%左右，这不仅是中美关系不好的问题，就算关系再好，在我们一家贸易顺差占美国贸易逆差接近7成的局面下，外贸也没有增长空间了。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美国举国上下决心跟我们脱钩的时候，那个我们提供生产力美国提供消费力，我们形成资产美国形成负债，我们收获内卷美国收获享受的全球大循环，将会被打破，中美双方都无法维持原有的平衡。

所以美国在疯狂培育替代中国的制造业国家，不然它的通货膨胀会难以控制，我们也必须寻找替代的市场，不然国内必然会通货紧缩，产品卖不出去供应链就无法维持。

前路如此艰险，要如何破局呢？唯有继续推进增量改革，打造新的支柱产业，而我们也可以有潜力的方向我们是可以大概看到的。

首先，有没有可能继续把房地产打造成更大的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呢？我们不讨论什么贫富差距道不道德的问题，就说行不行吧。

真不行。

中国的城市化率都超过65%了，按欧美的标准的话都超过75%了，综合生育率都低过日本了，还哪来的增量啊？而且现在的房价都掏空六个钱包了，你是能凭空变出人口还实凭空变出亲戚？

硬把没有增量的东西往上顶，会出现跟海南进口车和商业地产一样的结局。

这一波是政策调整显然是为了尽可能维持住存量，因为之前有个比较二的问题，就是你还没启动新的金融引擎就自己把老的金融引擎点爆了，就如同你还没找到新工作就裸辞了，那过两个月找不到怎么办？回家找妈妈？不过另一方面来说，不引爆，国内那么大那么复杂的国家，可能很难凝聚力量开发新的支柱产业。是非曲直难以论述，只有历史能给出公正的评价。

那为了维持存量呢，也需要一些亮点，不然一潭死水的话，存量也是维持不住的，所以房地产市场有没有一些局部的增量空间呢？还是有的。

比如说因为现在普遍的限购措施，富人的买房需求是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的，不如开放多套房限制特别是大城市高价房产的限制，让他们有机会为国接盘。

旅游地产目前也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比方说我要去大理买房的话，买下关市中心的房子跟北京上海有什么区别吗？大家肯定是想买古城或者洱海边的房子，而那些地方都是宅基地，交易不了。这块是有空间的，只不过动的话，会影响很大。

还有一块就是马有铁们，这是一张河南杞县的卫星地图，这些深色的区域就是住宅，中间这一小片县城区域集中了超过30%的人口，而剩下**70%**分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

如果能把村民更多的集中到县城里来，基建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都能大幅提高，也能空出更多的土地用来工业开发，这就是所谓的新型城镇化。

但你想让村民掏大钱来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块的增量来自土地转变用途，以及人力集中之后带来的工商业发展，但是你能到那么多工厂形成产业集群吗？这是一个问题。

那既然说到产业集群，第二块可能的增量改革是来自我们常聊的高科技板块。

中国最近十几年对于高科技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支持，能给的政策其实已经给得差不多了，从供应链角度的话，人才、税收、融资渠道、基础设施、包括基础原材料的保障，都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举个例子来说，真正的硬科技企业基本没有需要自己付土地成本。

不过要想进一步释放高科技的增量的话，其实还是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从知识产权入手，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研发目前还是以转化国外的科研成果为主，而随着我国基础科研投入的加大，原创的科研成果正在喷薄而出。

如果能打通中国本土知识产权转化为应用产品的渠道，将会带来形成新产业链的可能，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打击侵权，更重要的是需要对大学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开发权进行确权，让它们可以交易，就需要中国版的杜拜法案。

第二个是把中国的股市真正利用起来，让它成为大量优质高成长性企业聚集的地方，成为新的金融引擎，这不仅需要注册制改革引入大量优质企业资产，还需要大大强化审计制度和退市制度，把原先那些躺在上市公司壳子上要饭的僵尸企业赶出去。听起来就是大动干戈的事儿。

另外高科技板块有个特殊的领域，是有进一步开放的潜力的，那就是军工。最近俄国不是拉了嘛，我们会不会大幅度开放军工出口接手俄国的市场，非常值得关注。

军工不仅仅是一个出口的大项，更重要它是跟相关国家的一种国防体系的绑定，一旦那一天到来，我们肯定要争取跟美国二分天下而不是被美国体系踢出去，到时候军工就是真正的支柱产业了。

不过说了那么多，高科技产业获取增量最大的阻碍其实还是市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你技术高别人就非得买你产品这样的逻辑，华为通信技术世界第一，美国买了吗？当你的产能大于需求的时候，再先进的生产线也要长蜘蛛网，这是无法挑战的规律。

所以下阶段真正最大的新蛋糕，最大的增量改革的潜力，肯定是来自于做大国内市场。

扩大内需，搞以我为主的双循环，已经是确定的路线了，目前的动作主要是放开前段时间的一些限制，比如去年年底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战胜疫情之后，国内的餐饮旅游确实得到了恢复，但这些绝对不是改革的全部。

因为中美脱钩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松下绑来解决的，而战略一旦定下来，一定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

这就好像热血动漫的主角发现打不过了，肯定是先把封印去一去，护腕背心一脱，“哈哈哈哈哈哈是时候那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了”，然后发现，纳尼，还是打不过，这时候才会进入到曝气大招的阶段。

所以有什么大招呢？首先是放开文化娱乐产业。

像原神和流浪地球这些产品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近期的《流浪地球2》，电影还在热播，电影周边众筹就已经过亿了。

事实证明，中国文化业者就如同沙漠中的仙人掌一样，即便是贫瘠的环境也不能完全压制住他们的创造力，应该让我们看到文化娱乐产业是有发展成支柱产业的潜力。

从内需角度来看，在人均消费总额不断增长之时，中国人的烟酒食品这些基础消费占比这些年持续下降，现在只有大概30%了，未来的增量来自于更高的需要层次，也就是文化内容产品，以及文化产品加持之后的旅游，周边商品等等，疫情放开之后最大的消费反弹就是来自文化产业。

如果各位春节期间有出去旅游的话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元宵节我去豫园看了个灯会差点没被挤死。现在中国这类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把大家都逼得到国外去玩了。

从出口角度来看，虽然它本身的出口额不会像手机汽车那么大，但文化娱乐产业会给全产业链加一个巨大的buff，国内外消费者会更容易接受中国产品，特别是新科技产品和高档奢侈品。如果没有美国科幻片，特斯拉不会卖的那么好，没有伦勃朗梵高们，欧洲的奢侈品也不可能立住，连个来自星星的你都能把Jimmy Choo的鞋卖脱销。

什么是普世价值啊，要足够普世，就要足够下沉。说白了，吃喝玩乐就是普世价值。（不要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了）

多说一句，所谓放开文化娱乐产业，本质上是要为我们的业者创造优于欧美日韩的营商环境，不要以为我们有一两个享誉世界的IP有一两个特效工作室就牛逼了，那是新西兰的尺寸，中国的尺寸应该是全球人民每天没法不看中国的IP，避都避不开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

就比如内容分级制度，并不能阻止小孩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它的作用主要是把锅甩给家长，本质上是一种支持内容创作者放开尺度的举措。类似于互联网产品弹出来的那个用户协议，你知道自己不会看，厂家知道你不会看，监管也知道你不会看，你打个钩，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互联网产业就是在这样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

另外更大的大招，当然就是举债发钱，建设福利国家了。

中国政府是有举债空间的，中国的制造业也是有把发的钱转化成资产的能力的，不会因为发钱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我们也有能力维护人民币的币值，所以中国是有发钱的条件的。

一方面发钱几乎是唯一可以弥补中美脱钩后购买力缺口的方法，迟早必须要发，另一方面发钱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它跟我们当下的矿物采掘业有冲突。具体来说，会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釜底抽薪。

我还是跑过挺多工厂大致熟悉那个环境的，可以想象一下，哪怕一个月发个1000块，让人可以不努力就有泡面自由，就很少人会进厂啦。三和大神们，就会彻底躺平了。

低端制造业目前依旧是我们出口的重要产业，而且我们很多高科技产业升级，实际上也是靠全产业链优势在撬动，于是这里又有那个回家找妈妈的问题。能把发钱这个事规划明白的人，大概就是21世纪上半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了。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我们赚的钱，咱还得想办法送出去。

之前我们深入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大循环，形成的经验是顺差是个好事儿，但持续的顺差意味这有人在提供持续的逆差，主要就是美国。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愿意跟着美国走，因为他纵使有千般过错，但它有一点好，跟着它能赚到钱。而跟着中国整体上来说是亏钱的，所以中国暂时还担当不了体系的中心国家。

如果我们要实现以我为主的双循环，就必须改变观念了，让别人从我们这边挣到钱，整体上达到贸易平衡。攒一堆票子是没有意义的，谁能控制更大的经济循环，谁就是更强的国家。

但这一点确实很难，这几年的进博会我也去看了，那基本上就是个农副产品博览会啊。中国的工业太强了，别人除了某些发达国家压箱底的宝贝之外，也就地里种出来的东西有点吸引力了，这怎么贸易平衡啊，光靠搞矿是平衡不了的。

唯一的方法是人民币升值，搞强势人民币，人民币国际化，那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所以梳理了一波可能的增量改革方向，相信不难看到，我们能打的牌还是非常的多的，主要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那么多年，积累的底子实在太过雄厚。

正因为中国有最强的高科技产业研发和制造能力，才有形成新经济引擎的可能。

因为强大的军工，才有卖军火收小弟的可能。

因为普遍的教育，以及无法被冲垮的文化自信，才有开放文化产业的可能。

因为强大的综合国力，才有发钱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

即便新经济引擎的构建需要时间，波折不可避免，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能把这副牌打好。

毕竟，今时不同往日，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利益格局都在快速重构，发展模式都在不断瓦解和构建，一些以前碰都不能碰的坚冰正在逐渐消融。

我一直认为这个时代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科技、军工、文化、人民币国际化，这些有趣的事情还没有真正成功，还有参与的空间。

人的一生，不仅要靠个人的努力，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我们的确需要时常抬头仰望，从历史进程中寻找希望。

而低头回到现实，我们就是新时代的张大民。

当年的张大民们，因为买不到房而发愁，无处安置“房事”和尊严，期待走进一场历史变革。

如今的我们，气喘吁吁扛着“房市”走了太久，不仅需要一场变革，更希望新的机遇大门早日洞开，时代的荷尔蒙再度垂青，每个人重燃对生活、对“房事”的激情。

青春易逝，不可辜负。对于个人，对于群体，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