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新作：近代西方的主导是世界秩序的暂时例外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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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船坚炮利”促进了西方的崛起——这种观念曾主宰学界对东西方分流原因的认知。人们认为近代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战术策略和政治制度推动了第一个全球体系的建立，使得西方建立起全球的统治地位。这些因素让欧洲自1500年以来，在战争中相比于非西方文明有了决定性的优势。

但在 Empires of the Weak 一书中，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J. C. Sharman 挑战了这种观念。他认为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欧洲的扩张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此建立了全球性的优势地位。在当时，包括奥斯曼、莫卧儿和中国在内的东方政权都比欧洲实力更强大。西方在全球的扩张，实际上得益于欧洲对强大的亚洲和非洲政治的顺从。这些非西方政权更关注对陆地的掌控，这给欧洲通过海洋扩张以极大的空间。而在美洲，西方的扩张也并非完全由于其武力强大，而是因为席卷美洲的疾病引发的人口大幅度下降。

本书是对欧洲因军事优势而统治世界的传统观点的修正之作，也是跳出“欧洲中心论”的一大尝试。作者证明了西方的崛起是世界秩序中的一个例外，而非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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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际格局的有三个重大的转变。一是全球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文明秩序的建立；二是欧洲帝国对全球殖民地约一个世纪的统治；三是殖民统治的结束以及亚洲大国的重新崛起。Empires of the Weak 一书主要关注第一个历史转变，即第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这大约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这个阶段也与欧洲扩张的时期重合，欧洲的殖民与商业扩张也将原本离散的地方体系结合在一起。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

全球第一个世界体系（the first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的创立，其意义在许多方面不言自明：巨大、古老、曾彼此隔绝的文明之间开始与其他文明产生定期接触。人、货物、思想、乃至疾病的全球流动改变了原来的社会和生态。这个世界各地之间相互联系的全球国际体系，在近500年来通常被视为西方主导时代的同义词。

在已有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和学术研究中，欧洲的诸多战争，被视为是国际政治中的真正重大变化。这些战争塑造了欧洲当前的地缘格局，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分布。但在本书作者、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J. C. Sharman 看来，这些战争的意义或许被夸大了，它们并不是导致近现代国际政治格局转变的根本因素。

在全球国际体系存在的一半以上时间里，它并非由西方主导。在人口、财富和军事实力方面，欧洲国家与亚洲大国（如莫卧儿帝国或明清时期的中国）相比微不足道。这一历史常被人忽略。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对国际政治历史发展的认识并非全面。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不仅系统地夸大了欧洲力量的重要性，也低估了其他地区力量，还将军事制度发展的单一路径视为历史规范。

随着学者们对国际秩序的兴衰越来越感兴趣，1500年到18世纪末这一时间段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案例。这一时期遗留下许多与当今社会息息相关的历史遗产；这一历史也足够独特，它能让我们了解一个多元化的全球秩序如何运作——在当时没有任何一种单一文明建立了对世界的统治。而对现代早期的关注，也可以帮助人们看到隐藏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国际政治运作方式的狭隘理解。

作者指出，如若从传统以军事驱动的国际政治观念来看现当代的国际社会，西方人很容易对日本、以及新近的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崛起产生担忧，认为非西方势力对全球国际体系的主导史无前例。而当人们把早期现代亚洲强国放在适当的历史背景下，非西方的崛起则并不奇怪。或许，西方的全球统治只是一段短暂的失衡，世界会回归到历史常态。改变对过去的认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

对“军事革命理论”的驳斥

军事力量一直被认为是决定世界政治的根本因素。军事革命理论（the military revolution thesis）认为，欧洲扩张得益于强大的武器和先进的军事组织。大国之间反复发生的战争，推动了欧洲的军事创新和国家建设，并随后赋予这些国家竞争优势，让它们得以主宰非欧洲政治。这是许多以历史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的基石。它影响了我们对主权国家的崛起和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理解。

欧洲在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扩张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达·伽马（Vasco da Gama）等探险家们，几乎同时向西穿越大西洋到达美洲，或向南向东绕过非洲海岸，跨越印度洋到达亚洲。随后，欧洲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军事革命理论认为，欧洲的扩张主要是欧洲军队在海外击败对手的结果。欧洲人更能适应严酷的战争，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并积累了经验与教训。这种理论假设，基于理性学习（rational learning）和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竞争会产生更高效的组织，可以更好地适应环境。

本书对这种说法的假设和论证都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作者认为，新型武器、战术、大规模常备军等军事力量的增长，和主权国家崛起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从更广泛的层面而言，本书反驳了通过主动学习和优胜劣汰，可以产生更高效、适应性更强的军事组织这种军事竞争模式的解释。

欧洲扩张（European expansion）并不等同于欧洲征服（European conquest）或者帝国（empire）。在近代早期，不论是在本土还是在欧洲之外，欧洲人相对于非西方对手都不具有任何显著的军事优势。欧洲早期扩张的成功依赖的是对非西方势力的尊重（deference）乃至服从（subordination）。当他们遇到比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强大得多的东方国家时，欧洲人别无选择，只能顺从。扩张的先锋不是国家陆军或海军，而是依靠培养当地盟友的冒险家或特许公司（charted company）。

尽管欧洲人并未放弃使用军事手段——在他们认为时机合适时，就会迅速使用暴力。但在解释欧洲的扩张时，Sharman 认为，**相比军事实力，扩张成功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巧合。**欧洲人当时的目标主要是包括贸易路线和港口前哨在内的海洋，而东方强国基本对海洋没有兴趣，而是对控制陆地上的土地和领土更为关心。这种互补的偏好使得欧洲在海上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此外，欧洲在东方和大西洋世界的投资主要依赖于与当地盟友、赞助人等的关系。而在美国，各种传染病的流行摧毁了当地的帝国，欧洲人轻松地就掌握了对当地的控制。

本书论证到，现代早期最伟大的征服者和帝国建设者实际上是亚洲的帝国们：近东的奥斯曼帝国，南亚的莫卧儿帝国，以及中国的明朝和满清。给予这些大国应有的关注、挑战战争与国家能力建设的传统因果关系叙事，可以纠正缠绕在国际关系及历史研究之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并以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军事和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多样性。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

本书论点

本书1-3章提出的历史证据表明，军事革命的论点根本不符合西班牙征服新世界的史实；也不符合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与亚洲和非洲的势力交战的历史。

首先，**欧洲人在国外使用的战争方式与他们在国内使用的几乎完全不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无论是战术、军队还是组织，都不符合欧洲军事革命理论对于大国战争的描述。在西欧和中欧的战争中，由枪兵保护的大量火枪手的齐射，几乎从未在其他地方使用过。相比于部署在欧洲的庞大军队，欧洲在其他大陆的扩张是由许多规模较小的远征部队推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力量本质上是私人的，由一群临时的冒险家或特许的“公司主权者”（chartered “company sovereigns.”）组成。

更重要的是，**该时期的欧洲并没有比其他文明更强的军事优势。**由于疫病、当地盟友和冷兵器的共同作用，征服者们在美洲取得了著名的胜利。**但在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外，是欧洲人鲜为人知的失败。**在非洲统治者的容忍下，欧洲人在非洲站稳了脚跟。1800年以前，在罕见的葡萄牙人向非洲统治者发起战争挑战中，欧洲人通常都输了。从波斯到莫卧儿、中国和日本，欧洲人普遍对明显更强大的亚洲帝国采取了顺服的立场。再一次，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在与这些帝国发生冲突的特殊情况下，都遭受了惨败。最后，即便是在欧洲和地中海的本土环境里，欧洲人也吃力地抵抗着奥斯曼人。欧洲人在北非的军事冒险也并不顺利。

那么，如果不是军事革命，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欧洲最初几个世纪的扩张？

作者提醒读者，**扩张（expansion）、统治（domination）、征服（conquest）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于现代早期的非洲和亚洲而言，欧洲的存在主要表现在海洋中。欧洲侧重通过主要港口和海上航线对海上贸易进行军事化控制。相比之下，大多数强大的地方政权对海洋漠不关心，它们更为关心的是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这种互补的海洋和陆地偏好，使得欧洲和其他政权能够大致共存。

尽管欧洲总体上对更强大的地方统治者表现出尊重的姿态，但历史也不全是和平与和谐。欧洲的扩张牵涉到大量的暴力。在更具战术性的层面上，欧洲对实力较弱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胁迫依赖于当地盟友的培养，以及对不同当地环境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的适应。最后，如前所述，在美洲，疾病和人口减少是导致当地政权覆灭的额外因素，并在此后持续削弱本土抵抗力量。

而在军事实力上，中国人在公元900年至1200年间发明并改良了火药武器，这比欧洲人早了几个世纪。火药的发明是军事和行政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奥斯曼人和莫卧儿人建立的政体，比16和17世纪的欧洲国家拥有更多的人口、金钱和军事力量。在18世纪初解体之前，莫卧儿帝国持续威慑着欧洲人。奥斯曼人则摧毁了罗马帝国的最后残余，随后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北非和东南欧。

这些对于亚洲政治的理解，如何改变我们对欧洲发展的看法？这些史实首先打破了军事革命理论对欧洲统治的解释。其次，它们挑战了对传统强大西方、弱小东方的刻板印象。

当然，这些讨论可能会招致一个显而易见的反驳：欧洲人确实曾赢得了世界。本书的最后一章则是对这种反驳的回应。19世纪帝国主义下的欧洲军队似乎无往不胜。但20世纪伴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欧洲势力逐渐收缩。这表明欧洲人最终没有获胜：他们的帝国衰落，军事能力萎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即便是美国，在与非西方势力的斗争中，其失败也多于胜利。这些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军事革命理论的解释力度。在反对殖民的斗争中，技术和行政上更先进的社会和军队，反倒打了败仗。**欧洲列强赢得了大多数战斗（battle），但输掉了大多数战争（war），这种模式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的海外战争中也反复出现。**这就对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也对军事适应导致更同质的组织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而这些假设恰巧是欧洲扩张的军事优势解释的基础。

章节目录

序言与致谢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s

引言 军事革命与第一个全球体系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stem

第一章 伊比利亚的征服者与顺从者

1 Iberian Conquistadors and Supplicants

第二章 公司主权与东方帝国

2 Company Sovereigns and  the Empires of the East

第三章 历史语境中的亚洲对欧洲的侵袭

3 The Asian Invasion of Europe in Context

结论 欧洲人最终如何获胜（在他们后来失败之前）

Conclusion How the Europeans Won in the End (Before They Later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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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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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了欧洲的崛起、全球体系的建立和西方近代以来的主导地位？传统观点认为，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军事优势促成了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然而，本书作者认为，欧洲人在近代早期并不具备普遍的军事优势，欧洲的崛起和扩张实际上是源于当时大陆帝国对海上霸权的忽视，而陆地上强大的东方帝国才是现代早期的征服者。作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在世界政治中只是一个短暂的例外。

本书作者 J.C. Sharman 是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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